河南省2010－2018年新报告HIV/AIDS流行特征分析

目的 分析2010-2018年河南省新报告HIV/AIDS流行特征,为艾滋病防控工作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从我国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中下载2010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河南省新报告HIV/AIDS个案信息,应用Excel 2010软件整理数据、SPSS 2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2010-2018年,河南省新报告HIV/AIDS 41 223例,新报告HIV/AIDS数从2010年的3 087人逐年增加至2018年的5 910人。新报告HIV/AIDS以性传播为主,性传播构成比从2010年的50.6%(1 564/3 087)升至2018年的98.8%(5 839/5 910),异性性传播从2010年的44.9%(1 387/3 087)先升后降至2018年的65.7%(3 885/5 910),男男性行为传播从2010年的5.7%(177/3 087)升至2018年的33.1% (1 954/5 910)。异性性传播HIV/AIDS中有非婚异性性行为的比例从2010年的69.4%(962/1 387)升至2018年的91.7%(3 562/3 885)(趋势χ²=657.802,P<0.001)。15~24岁青年、≥ 60岁老年新报告HIV/AIDS数逐年增多,青年以男男性行为传播为主(52.7%,2 561/4 856),老年以异性性传播为主(86.4%,5 907/6 833),且老年异性性传播HIV/AIDS中,以男性为主,男性HIV/AIDS数从2010年的122例增加到2018年的738例,历年男性构成比在82.2%~91.0%之间,女性构成比从2010年的9.0%(12/134)增加到2018年的17.8%(160/898)。结论 2010-2018年河南省新报告HIV/AIDS数逐年增多,性传播成为主要传播途径,艾滋病防控重点应以控制非婚异性性行为传播和男男性行为传播为主,并关注青年和 ≥ 60岁老年人群的性传播。     

2008－2014年中国艾滋病经异性性途径传播的流行特征分析

目的 了解2008－2014年我国艾滋病经异性性途径传播的主要流行特征及变化趋势,揭示我国经异性性途径传播对未来艾滋病流行形势的影响。方法 收集2008－2014年新发现并报告自述为经异性性传播的≥15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HIV/AIDS)的人口学、暴露史信息,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与异性性行为表现方式。结果 2008－2014年共发现经异性性传播HIV/AIDS病例320 889例,每年新发现经异性性传播病例从2008年的23 402例增至2014年的68 671例,各年龄组HIV/AIDS病例数均逐年增加。经异性性传播途径感染的病例所占构成比,从2008年的8.7%上升到2014年的66.4%,其中男性构成比从2008年的55.3%升至2014年的68.2%。异性性行为表现方式的分析显示,通过非婚异性性接触感染病例所占构成比从2008年的78.2%升至2014年的88.2%,其中15～49岁年龄组中非婚异性性传播所占比例(85.2%)略高于≥50岁年龄组(84.2%)。男性HIV/AIDS感染方式为非婚异性性接触的病例所占比例为93.8%,女性中为69.0%,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36 000.000,P<0.001)。结论 HIV经异性性传播作为我国HIV/AIDS流行的最主要因素,病例中男性多于女性,传播方式以非婚异性性传播为主,且在地域分布、性别、年龄组间存在差异,提示须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策略,以控制艾滋病经异性性途径传播。     

河南省1995-2020年新报告50岁及以上HIV感染者流行特征分析

目的 分析河南省1995-2020年新报告≥50岁HIV感染者流行特征,为艾滋病防控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1995-2020年河南省新报告≥50岁HIV感染者个案信息,分析其社会人口学和行为学特征,并采用基于CD4⁺T淋巴细胞（CD4）计数反推法混合线性模型推算HIV感染年限、感染时间及感染年龄。结果 1995-2020年河南省新报告≥50岁HIV感染者 25 038例（25.8%,25 038/96 867）,≥50岁的构成比从1995-2000年的4.5%（18/396）上升至2016-2020年的35.5%（9 666/27 239）（趋势χ²=3 105.53,P<0.001）。≥60岁年龄组构成比呈逐年增加,男性在各年龄组的构成比随着年龄而增加,由医疗机构检测发现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传播途径以性传播为主,异性性传播和男男性行为传播的构成比分别从1995-2000年的5.5%（1/18）和0.0%上升至2016-2020年的86.2%（8 334/9 666）和13.5%（1 304/9 666）。异性性传播途径中,以非婚非商业性行为传播为主（48.1%,4 007/8 334）,呈上升趋势;男性以商业性行为传播为主（54.9%,3 169/5 775）,随着年龄而增加;女性以非婚非商业性行为传播为主（62.5%,1 600/2 559）,呈上升趋势,已婚/同居的构成比则呈下降趋势。CD4计数反推法推算结果显示,新报告≥50岁HIV感染者中,感染年龄（54.8±10.2）岁,感染年龄<50岁者占33.8%（4 263/12 621）,感染年限（5.7±6.2）年,感染年限<3年和≥5年的比例分别占34.7%（4 384/12 621）和52.6%（6 636/12 621）,感染年限的变化无明显的线性趋势。结论 1995-2020年河南省新报告≥50岁HIV感染者逐年增多,主要流行特征为性传播、男性、≥60岁、文化程度较低、医疗机构检测发现为主。艾滋病防控应重点关注非婚非商业异性性行为、商业异性性行为和男男性行为的传播途径,加强重点人群和流动人员的HIV检测及病例发现。     

河南省部分地区新报告经异性性传播HIV/AIDS病例确诊前后高危性行为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为了解河南省部分地区新近发现并报告的经异性性传播感染的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HIV/AIDS)在确诊前后的高危性行为变化情况,评估其二代传播HIV风险。方法 2015年1－5月使用自制的调查问卷,对随访到的经异性性传播的HIV/AIDS病例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结果 361名调查对象中,有商业异性性行为和临时性伴性行为的比例分别由确诊前的77.3%(279/361)和28.5%(103/361)下降至确诊后的13.6%(49/361)和2.5%(9/36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16.66,P<0.001; χ²=4.80,P=0.03);确诊感染前后,调查对象商业异性性行为发生地较多的省份均是河南、广东和浙江,寻找商业性伴的途径均以场所内等待为主;确诊感染后,与商业性伴、固定性伴和临时性伴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分别是51.0%(25/49)、88.5%(184/208)和88.9%(8/9);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商业异性性行为史、既往接受过HIV检测、35岁以上人群是发生二代传播高危性行为的危险因素。结论 非婚异性性传播成为艾滋病防制的重点和难点,强化HIV检测结果告知及干预技巧,加强对既往商业异性接触人群和35岁以上人群的行为干预和安全套使用等综合措施。     

广西壮族自治区2015－2018年新报告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传播HIV/AIDS特征分析

目的 了解2015-20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新报告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传播(非婚非商性传播)HIV/AIDS特征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数据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收集2015-2018年广西新报告 ≥ 18岁HIV/AIDS相关信息,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新报告HIV/AIDS的非婚非商性传播HIV的影响因素。结果 2015-2018年广西新报告 ≥ 18岁HIV/AIDS 35 497例,异性性传播32 648例(占92.0%),非婚非商性传播10 500例,占新报告HIV/AIDS的29.6%(10 500/35 497),占异性性传播的32.2%(10 500/32 648),男性占53.5%(5 617/10 500),男女性别比为1.2:1(5 617:4 883),已婚/有固定性伴占55.9%(5 873/10 500)。男性的商业性传播占64.4%(16 516/25 633),而女性的非婚非商性传播占49.5%(4 883/9 864)。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非婚非商性传播的HIV感染风险:女性是男性的3.98倍(95%CI:3.78~4.20),<50、50~59岁组分别是 ≥ 60岁组的1.35倍(95%CI:1.27~1.44)、1.13倍(95%CI:1.05~1.21),未婚/离异/丧偶是已婚/有固定性伴的1.53倍(95%CI:1.45~1.61),文化程度为初中、高中及以上的分别是小学及以下的1.22倍(95%CI:1.16~1.29)、1.18倍(95%CI:1.10~1.27)。结论 2015-2018年广西新报告HIV/AIDS中,非婚非商性传播的构成比接近30.0%,非婚非商性传播HIV的危险因素包括女性、<60岁、未婚/离异/丧偶和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应采取精准的防控措施。     

自报异性性传播HIV感染者中男男性行为人群特征及抑郁症状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自报异性性传播HIV感染者中MSM特征及抑郁症状相关因素,为HIV感染者实施个性化管理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2019年9-12月在山东省济南市、青岛市、潍坊市和临沂市选取≥15岁、自报异性性传播的男性HIV感染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一对一访谈核实其感染途径,对核实后实际为MSM,按照1∶1匹配在当地选择年龄范围差≤3岁、自报为男男性行为传播的HIV感染者作为对照组,开展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及行为特征、流行病学调查中心抑郁量表（CES-D）、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分析其特征和抑郁症状的相关因素。结果 自报感染途径为异性性传播的男性HIV感染者373例中,复核后实际为男男性行为传播的占39.7%（148/373）,年龄（40.3±12.0）岁,已婚/同居占41.9%（62/148）,确证HIV前做过检测占27.0%（40/148）,同性性伴数≥2人占71.6%（106/148）,有抑郁症状的占55.4%（82/148）。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自报异性性传播HIV感染者的MSM中,确证前未做过HIV检测、确证前同性性伴数≥2人、首次发生同性性行为年龄 > 30岁和有抑郁症状者,更有可能隐瞒真实的感染途径;抑郁症状与身体健康状况、社会支持情况和职业状况稳定的因素相关。结论 在自报异性性传播的男性HIV感染者中,有一定比例实际为男男性行为传播的感染途径,并存在多性伴及双性性行为的高危行为,抑郁症状的比例较高。需加强随访的感染途径复核,开展针对性的心理和行为干预。     

2018-2022年我国报告60岁及以上农民HIV感染者流行特征分析

目的 分析我国≥60岁农民HIV感染者的流行特征，为老年农民艾滋病防控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方法 数据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选取2018-2022年报告年龄≥60岁、职业为农民的HIV感染者，应用SPSS 24.0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χ²检验进行农民和非农民两组间的比较，并选取6个有代表性的指标，通过样品系统聚类方法将31个省份分为A、B和C 3个亚流行区。结果 2018-2022年共报告≥60岁农民感染者113 311例，占全国该年龄段HIV感染者报告数的71.8%（113 311/157 792）。其中，男性86 517例（76.4%），检测来源主要来自医疗机构80 176例（70.8%）、分布在西部地区80 667例（71.2%）。≥60岁农民HIV感染者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1.4%（92 191/113 311），高于非农民HIV感染者中的比例（49.8%，22 165/44 481）。≥60岁农民HIV感染者96.7%（109 562/113 311）经异性性传播感染，其中，商业异性性行为占50.4%（55 184/109 562）、固定性伴性行为占9.1%（9 958/109 562）、其他异性性行为占40.5%（44 420/109 562）。聚类分析结果显示，A区为西部6省份（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贵州省、四川省、云南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现存活HIV感染者占比（30.2/万）、≥60岁农民HIV感染者占农村人口比例（22.8/万）、报告≥60岁农民HIV感染者县（区）数比例（93.4%）、HIV检测量占人口比例（44.2%），均高于B和C区。农民人均纯收入（1万元/年）低于B和C区，男性商业异性性行为比例（41.0%），略低于B区（46.1%），高于C区（15.2%）。结论 2018-2022年我国报告≥60岁农民HIV感染者主要通过商业异性性行为等传播感染，该人群文化程度低，艾滋病自身防护意识不强，应重视老年农民艾滋病健康教育等干预措施，同时加强对农村卖淫妇女及HIV阳性配偶的预防干预工作。     

重庆市部分地区新报告异性性传播HIV/AIDS感染方式分析

目的 了解重庆市部分地区新报告异性性传播HIV/AIDS的感染方式,为有效开展艾滋病经异性性传播的防控提供依据。方法 对重庆市部分地区2019年7月1日至10月1日新报告的异性性传播HIV/AIDS展开面对面问卷调查,收集社会人口学特征、异性性行为情况等相关数据。结果 共完成312例异性性传播HIV/AIDS的问卷调查,主要以男性（207,66.3%）、≥50岁（210,67.3%）、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252,80.8%）、已婚或同居者（200,64.1%）为主。经商业性行为感染占48.7%（152/312）,经配偶/固定性伴感染占40.4%（126/312）,经非商业临时性行为感染占10.9%（34/312）。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HIV/AIDS,感染方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经配偶/固定性伴感染,男性（OR=822.34,95% CI：103.99～6 503.10）、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OR=3.02,95% CI：1.05～8.66）的商业性行为感染HIV风险更大;而家务/待业者（OR=0.23,95% CI：0.07～0.76）的商业性行为感染HIV的风险更小;男性（OR=29.20,95% CI：9.40～90.75）、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OR=4.28,95% CI：1.24～14.81）的非商业临时性行为感染HIV的风险更大。除了在线下场所结识非婚异性性伴,有一定比例（6.2%）HIV/AIDS通过线上交友发展性伴关系,且性伴交往场所以低档为主。结论 重庆市部分地区新报告异性性传播HIV/AIDS的感染方式以线下低档场所结识性伴,并经商业性行为感染为主,应深入了解异性性传播HIV/AIDS的感染方式,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     

2008-2014年红河州老年HIV/AIDS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目的 分析红河州老年人艾滋病流行病学特征,为制定老年人艾滋病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收集红河州2008-2014年≥50岁老年HIV/AIDS病例资料, 分析三间分布特点、传播途径构成、发现途径及相关信息。 结果 2008-2014年报告≥50岁老年HIV/AIDS病例3 138例（AIDS 1 623例,HIV 1 515例）,该年龄组在历年新检出报告病例中的构成比从9.8%上升至28.4%,平均为25.5%。男女比为2.6∶1,在婚的占69.7%,平均年龄（61.7±8.6）岁,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72.0%,农民占55.6%。97.2%老年HIV/AIDS病例通过异性性途径感染HIV,其感染人数和构成比呈逐年上升趋势（χ2趋势＝512.1,P＜0.001）; 92.2%老年男性和50.1%老年女性HIV/AIDS病例通过非婚异性性行为感染HIV,49.2%老年女性HIV/AIDS病例通过配偶/固定性伴性行为感染HIV。老年男性病例中通过非婚异性性行为感染HIV的人数和构成比呈逐年上升趋势（χ2趋势＝337.8,P＜0.001）。 结论 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宣教活动,帮助老年人群掌握减少高危行为的技能,提高安全套使用率。进一步扩大监测检测覆盖面及覆盖人群,建议全面推行PITC 服务,在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整合公共卫生服务开展HIV筛查,尽早发现HIV感染者。     

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50岁及以上新报告HIV/AIDS特征及首次CD4+T淋巴细胞检测情况分析

目的 了解第三轮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示范区）≥50岁新报告HIV/AIDS特征和首次CD4⁺T淋巴细胞（CD4）检测情况。方法 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收集2014-2018年≥50岁新报告HIV/AIDS的资料,用Cochran-Armitage趋势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做统计分析。结果 2014、2015、2016、2017和2018年示范区≥50岁新报告HIV/AIDS分别为8 288、9 512、11 315、13 091和14 673例,共计56 879例。以男性为主（75.7%）;传播途径以异性性传播为主（87.8%）;样本来源以医疗机构为主（68.6%）。HIV/AIDS确诊HIV感染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首次CD4检测的比例为69.6%。在29 078例确诊HIV感染后即进行首次CD4检测的HIV/AIDS中,CD4<200个/μl和≤500个/μl的比例分别为66.5%和93.8%。首次CD4检测及时的相关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相比,初中、高中或中专和大专及以上者的OR值（95%CI）分别为1.113（1.063~1.166）、1.205（1.128~1.289）和1.277（1.160~1.406）;与50~59岁相比,70~79岁和≥80岁的OR值（95%CI）分别为0.864（0.816~0.914）和0.612（0.554~0.676）;与检测咨询点样本来源相比,医疗机构样本来源的OR值（95%CI）为0.750（0.714~0.788）。结论 示范区≥50岁新报告HIV/AIDS逐年增加,以男性和既往感染为主。CD4检测及时的比例稳步提升,影响CD4检测及时的主要因素包括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年龄≥70岁和医疗机构样本来源。示范区应重点加强老年人艾滋病的早预防和早发现。     

医疗服务操作分类与编码的设计与应用简

医疗服务操作分类与编码是医学信息标准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临床数据提取、分析和应用的基础。世界卫生组织及世界多国一直致力于开发、更新和维护此分类与编码。我国此前一直沿袭美国准备在2014年停止使用的ICD-9-CM-3（卷3）,中国需要结合国际主流设计思路,根据国情开发出适宜的多轴、一体化的医疗服务操作分类与编码体系。     

环境中双酚A的污染及降解去除的研究进展

近10年来随着科学与社会的发展,环境雌激素污染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双酚A是环境雌激素的一种,用途广泛,但具有多方面的毒性。对其毒理、污染及降解去除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上的研究热点。该文拟对上述几方面的研究进展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黄体功能不健的调控机理

主要就引起卵巢黄体功能不健的因素 ,分别从激素调节、细胞因子 (VEGF、TNF α、BFGF、IFN γ、IGF)、C myc、Fas、SGP 2基因调控以及细胞连接、细胞粘附分子、NO等对卵巢功能的调节及对黄体细胞的凋亡影响进行阐述 ,认为卵泡发育不良、颗粒细胞、黄体细胞的凋亡与黄体功能不足有密切的关系。且多种细胞因子、基因表达产物参与此过程的调控。深入的研究这一调控机制 ,对于进一步了解卵巢卵泡生长发育、卵泡闭锁及黄体细胞凋亡的内在机制有重要意义     

HIS与PACS软件融合方案的设计与实现

目的：实现PACS与HIS的系统集成。方法：使用Powerbuilder设计电子申请系统，利用Oracle存储过程实现不同系统间的数据同步。结果：完成了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的PACS／HIS软件融合，经临床应用，反应良好。结论：系统集成应根据医院需求，由信息科牵头，多方论证，遵循高可用性、低耦合度的原则，在保证软件实用、流程合理的前提下，应最大限度地压缩新旧流程的共存时间。     

Intake of dietary phytoestrogen and indices of antioxidant and bone metabolism of pre- and post-menopausal Korean women

A group of 101 women, aged 40-65 years consisted of 48 premenopausal subjects and 53 postmenopausal ones living in Daegu and Gyeongbuk area in Korea were evaluated with their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lifestyle factors, nutrient and phytoestrogen intakes, blood and urinary indices concerning antioxidant status and bone metabolism. Body mass index (BMI), waist hip ratio (WHR) and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BP) of the postmenopausal wome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23.8, 0.86, and 126.9 mmHg, respectively) than those of the premenopausal women (22.6, 0.82, and 115.9 mmHg; respectively). Nutrient intakes of the postmenopausal and premenopausal groups were not different except lower fat intake and higher dietary fiber and iron intakes in the postmenopausal group. Daily total phytoestrogen intak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postmenopausal group (48.54 mg) than the premenopausal (31.41 mg) and was resulted mostly from higher intakes of daidzein and genistein from soy and soy products (45.42 mg vs 28.91 mg). Serum genistein level and excretion of enterolactone, major lignan metabolite, were not ver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erum retinal and α- tocopherol levels were higher in the postmenopausal group but TBARS levels were not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erum osteocalcin (7.18 ng/mL) and urinary deoxypyridinoline (7.15 nmol/mmol creatinine), in the postmenopaus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premenopausal group (4.80 ng/mL, 5.95 nmol/mmol creatinine). Urinary excretion of enterolacton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rum osetocalcin in premenopausal women and serum genistein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urinary DPD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Dietary phytoestrogen intak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rum level of TBARS in all subject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effect of total phytoestrogen intake is beneficial on body antioxidant status in all middle-aged women regardless of menopause but the effect on bone metabolism appears different by the type of the phytoestrogen and the menopausal stat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indices of hand-grip strength and endurance

Background/aim: Grip strength is useful in clinical practice for the assessment of disease and/or rehabilitation progression. Brief maximal gripping is seldom required in everyday occupations, with repeated or sustained gripping at sub‐maximal power more commonly involved. It has been proposed that assessment of both maximal hand‐grip force and endurance is utilised. While the suitability of maximal contraction measures has been clearly established,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other hand‐grip indices have not been investigated.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liability of various hand‐grip indices and their validity in relation to distance walked during the six‐minute walk test, a standardised exercise capacity test. Methods: Subjects undertook static sub‐maximal (50%) and maximal force contraction hand‐grip testing from which various indices were derived, and six‐minute walk testing from which distance walked was determined. Testing was repeated on three separate occasions for determination of test–retest reliability. Results: Pre‐ and post‐fatigue maximal contraction measurements demonstrated excellent test–retes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Conversely, other hand‐grip indices were shown to be unreliable and exhibited no relationship with distance walked and hence concurrent validity could not be established.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pre‐ and post‐fatigue maximal contraction may be utilised for the assessment of client ability and progression due to their established validity and test–retest reliability. However, previously proposed measures of fatigue such as endurance (duration of sustained contraction), Strength Decrement Index and work performed (function of endurance and force of contraction) are unreliable and invalid and may have limited use in clinical practice.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实验室设备资产配置及缺口研究

目的明确2002～2005年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设备资产配置变化情况。方法全国系统抽样调查省市县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各类设备配置种类和数量,计算设备资产,和标准比较得到缺口。结果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实验室设备资产配置明显增加,但缺口仍然很大,就A类设备缺口达到50·2亿。     

依布哂啉纯度、杂质检测及安全性实验

目的 检测合成的依布哂啉(Ebselen Ebs)的纯度、杂质并进行急性毒性实验。方法 Ebs测定采用自建立的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杂质(苯胺)采用比色法，急性毒性试验采用成年大鼠1次性灌胃，观察24h内死亡率。结果 Ebs纯度为99.95％～99．99％，苯胺含量为0．00017％～0．00019％，大鼠1次经口的LD50为2355．05mg／kg。结论 Ebs质量可靠，安全性高，可供开发研究。     

伤害及其定义的内涵和外延

2003年我国卫生部把伤害纳入疾病预防控制的内容,明确该项工作包括传染性疾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伤害三部分.那么,伤害的定义是什么?伤害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其预防控制工作的对象又是什么?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够知晓伤害预防与控制的目标和预防医学在伤害控制工作中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