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注射吸毒人群前瞻性队列5年HIV和HCV新发感染研究

目的 探索社区注射吸毒人群HIV和HCV发病率。方法 自2014年6月至2019年6月，在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以当地的清洁针具交换点为平台，开展前瞻性队列研究，招募社区注射吸毒者200人作为研究对象。队列每6个月进行1次随访评估，调查高危吸毒行为和性行为情况，并采集血样进行HIV和HCV血清抗体检测。采用开放队列，每12个月队列开放1次，补充研究对象至200人。结果 社区吸毒人群队列随访5年，共招募社区注射吸毒者231人，5年随访率为82.0%（164/200）。研究对象在研究期间第5年尚未发现HIV阳转。研究队列共有89名HCV阴性注射吸毒者，观察总人时为384.6人年，HCV发病率为0.26/100人年。结论 该地区社区注射吸毒人群HIV和HCV发病率处于较低水平，需继续在吸毒人群中采取有效的综合性干预措施以控制该人群HIV传播。     

哈尔滨市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新发感染及失访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黑龙江省哈尔滨市MSM人群中HIV新发感染率及失访影响因素。方法 2013年4－6月在哈尔滨市MSM人群中招募661人进行前瞻性调查,分别于6、12、18个月进行随访,入组及随访时均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并采集静脉血进行HIV抗体检测,计算发病密度。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MSM人群队列研究中失访的影响因素。结果 随访至18个月,调查对象HIV发病密度为4.23/100人年(95%CI:2.91/100人年～5.93/100人年),队列失访率为15.4%。未接受过干预、高年龄组、低学历者及非男男同志社区组织的研究对象易失访。结论 MSM人群HIV新发感染率较高,积极依托社区组织能提高该人群随访率。     

贵州省1996－2015年注射吸毒人群HIV/AIDS死亡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贵州省注射吸毒人群中HIV/AIDS死亡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降低HIV/AIDS死亡率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以我国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中1996－2015年贵州省注射吸毒人群HIV/AIDS为研究对象,应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其死亡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有3 958例注射吸毒HIV/AIDS纳入分析,全死因的死亡比例为44.01%（1 742/3 958）,总死亡率为7.80/100人年,生存时间M=8.08年;抗病毒治疗（ART）组死亡率为3.57/100人年,美沙酮维持治疗（MMT）组死亡率为4.08/100人年。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研究对象的死亡与性别、民族、确认HIV阳性时年龄、确认HIV阳性后首次CD₄⁺T淋巴细胞计数（CD₄）、ART和MMT有关;女性的死亡风险是男性的0.82倍（95% CI：0.69～0.98）;少数民族的死亡风险是汉族的1.39倍（95% CI：1.21～1.60）;确认HIV阳性时年龄≥50岁的死亡风险是<20岁的2.44倍（95% CI：1.07～5.56）;确认HIV阳性后首次CD₄≥500个/μl组的死亡风险是CD₄<200个/μl组的0.27倍（95% CI：0.22～0.32）;未参加ART的死亡风险是参加者的2.83倍（95% CI：2.45～3.26）;未参加MMT的死亡风险是参加者的1.35倍（95% CI：1.15～1.59）。结论 1996－2015年贵州省注射吸毒人群HIV/AIDS中,男性、确认HIV阳性时年龄较大者、确认HIV阳性后首次CD₄较低、未参加ART和MMT的病例,死亡风险较高。     

西藏自治区2015年暗娼等7类艾滋病重点人群HIV、梅毒和HCV横断面调查

目的 了解2015年西藏自治区暗娼等7类艾滋病重点人群HIV、梅毒和HCV的流行现状及其相关行为因素。方法 2015年6-12月对西藏自治区的拉萨市、昌都市、林芝市、日喀则市、山南市、阿里地区、那曲地区共7个市（地区）及25个县（区）的暗娼等7类艾滋病重点人群开展横断面调查。样本量分别为暗娼人群2 000人、MSM人群200人、注射吸毒者200人、男性流动人群1 200人、青年学生5 600人、医院就诊人群为2015年6-12月在综合医院就诊者、孕产妇为2015年6-12月在综合医院和妇幼保健机构首次接受孕期和围产期检查的门诊或住院孕产妇。收集人口学和行为学信息,进行HIV、梅毒和HCV血清学检测。计数资料采用率或构成比进行统计描述。结果 7类艾滋病重点人群共调查20 597人。暗娼人群HIV和梅毒抗体阳性率分别为0.05%（1/2 133）和5.81%（124/2 133）;MSM的HIV和梅毒抗体阳性率均为9.80%（10/102）;吸毒人群、男性流动人群及青年学生中未检出HIV抗体阳性,梅毒阳性率分别为4.00%（4/100）、0.33%（4/1 297）和0.08%（4/5 095）;医院就诊人群HIV和梅毒抗体阳性率分别为0.04%（2/5 565）和1.64%（91/5 565）;孕产妇中HIV和梅毒抗体阳性率分别为0.11%（7/6 305）和1.19%（75/6 305）。HCV抗体阳性率,吸毒人群为1.00%（1/100）,其他6类人群均低于0.50%。各类人群坚持使用安全套率均较低。结论 西藏自治区的HIV感染主要集中在MSM人群,梅毒感染主要集中在MSM人群和暗娼人群中,HCV感染主要集中在吸毒人群中,各人群对艾滋病和性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接受干预服务比例均低。     

青岛市男性新型毒品滥用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及危险行为调查

目的 了解山东省青岛市新型毒品滥用者使用新型毒品的情况、性行为特征及HIV感染状况。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2015-2016年在青岛市依托MSM社会组织和社区中男性新型毒品滥用者志愿者,滚雪球法招募男性新型毒品滥用者,样本量估计为933人。收集其吸毒、性行为,检测HIV、梅毒、HCV抗体,检测新型毒品滥用情况。采用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SAS 9.4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共招募1 034人,MSM组431人（占41.7%）和非MSM组603人（占58.3%）。与非MSM组相比,MSM组年龄较低,未婚比例较高,文化程度较高。最近6个月用过冰毒的比例MSM组和非MSM组分别为49.7%（214/431）和100.0%（603/603）,用过零号胶囊的比例分别为66.8%（288/431）和0.0%。最近6个月与多人共用毒品者的比例MSM组和非MSM组分别为87.9%（379/431）和97.7%（588/602）（χ²=39.84,P<0.01）。最近6个月使用毒品后发生性行为从未使用安全套的比例,非MSM组（47.5%,285/600）高于MSM组（7.4%,32/430）（χ²=190.10,P<0.01）。最近6个月使用新型毒品后发生多人性行为的比例,MSM组和非MSM组分别为78.1%（335/429）和5.5%（33/600）（χ²=573.73,P<0.01）。MSM组的和非MSM组的HIV抗体阳性率、梅毒抗体阳性率、HCV抗体阳性率分别为2.1%和0.2%、3.3%和6.3%、0.0%和0.3%。结论 青岛市男性新型毒品滥用人群中有较高比例的多人共同吸毒,在有男男性行为的新型毒品滥用人群中,使用毒品后的群体性行为发生率高,HIV抗体阳性率较高,安全套使用率低,应重点加强对这部分亚人群的干预。     

成都市知晓自身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男男性行为人群无保护肛交行为研究

目的 了解成都市知晓自身HIV阳性的MSM人群无保护肛交行为（UAI）的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2015年采用方便抽样在成都招募已接受随访服务且知晓自身HIV阳性≥6个月的MSM,采用问卷调查收集MSM最近6个月性行为情况及相关信息。采用logistic回归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 共招募知晓自身HIV阳性的MSM 330人,实际调查201人,最近6个月的UAI发生率为18.41%（37/2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最近1个月肛交次数≥3次（OR=6.22,95% CI：1.88～20.56）、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OR=7.29,95% CI：1.36～39.16）、已婚/离异/丧偶（OR=4.65,95% CI：1.13～19.17）、与同性同居（OR=3.32,95% CI：1.01～10.95）是可能发生UAI的相关因素。结论 频繁同性肛交、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已婚/离异/丧偶、与同性同居是知晓自身HIV阳性的MSM人群发生UAI的相关因素。     

天津市男男性行为人群随访干预的效果评价

目的 评价天津市MSM人群随访干预效果,为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2013年4月至2017年9月,在天津市通过MSM活动场所和移动互联网招募MSM,建立前瞻性开放队列,并每6个月施加随访干预,评价随访干预效果。结果 基线共招募MSM 1 822人,符合纳入标准1 007人,累积随访干预时间为2 216.96人年,HIV共阳转39例,HIV阳转密度为1.76/100人年。梅毒阴性934人,累计随访观察时间为1 959.94人年,梅毒阳转100例,梅毒阳转密度为5.10/100人年。艾滋病知识知晓率随着宣传和干预活动很快发生改善;与同性性伴、同性固定性伴、同性临时性伴发生肛交的比例在干预后增加,但肛交安全套的使用率也有所增加;随访干预超过3次后安全套使用率有所下降。广义估计方程（GEE）分析结果显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aOR=0.81,95% CI：0.68～0.98）,艾滋病知识知晓（aOR=0.52,95% CI：0.36～0.75）,最近6个月曾接受过安全套宣传（aOR=0.60,95% CI：0.49～0.74）,样本来源为移动互联网（aOR=0.85,95% CI：0.73～1.00）,累计干预1次（aOR=0.55,95% CI：0.45～0.66）、2次（aOR=0.38,95% CI：0.30～0.49）、3次（aOR=0.26,95% CI：0.20～0.35）、≥4次（aOR=0.24,95% CI：0.17～0.33）是无保护肛交的保护因素;最近6个月曾被诊断为性病（aOR=1.43,95% CI：1.06～1.96）,最近6个月使用过助性剂（aOR=1.22,95% CI：1.02～1.47）是无保护肛交的危险因素。结论 经过随访干预后,天津市MSM队列HIV和梅毒感染处于低水平;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发生改善,肛交安全套使用率有所提升;但MSM人群发生无保护肛交的影响因素很多,建议专门开展MSM人群无保护肛交的持续干预。     

静脉吸毒人群3年随访的HIV新发感染率和保持率研究

[目的]了解静脉吸毒人群前瞻性研究队列3年随访的HIV血清抗体阳转率和队列保持率情况。[方法]于2002年11月，在四川省西昌市从社区招募了HIV血清抗体阴性的静脉吸毒人群前瞻性研究队列333人，队列每6个月随访1次并采集血样进行HIV抗体检测，以及分析队列本底的社会人口学和HIV高危行为特征与队列保持率的关系。[结果]静脉吸毒人群研究队列3年随访的HIV新发感染率为2．26／100人年（95％CI：1．08～3．45）和保持率为68.8％（229／333）。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中，与队列保持率的关系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为：彝族（OR：0．35；95％CI：0．21-0．59；P〈0．0001）、6个月回访（OR：3．10；95％CI：1．81-5．31；P〈0．0001）和近3个月静脉吸毒频率高（OR：1．79；95％CI：1．00-3．19；P=0．0485）。[结论]本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静脉吸毒人群HIV新发感染率较高，彝族和6个月未随访到的静脉吸毒人群队列保持率低。     

广州市2008-2017年注射吸毒人群HIV-1分子网络特征分析

目的 分析2008-2017年广州市注射吸毒人群HIV-1分子网络的分布特征,为该人群艾滋病防控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选取2008-2017年广州市新确证的注射吸毒HIV-1感染者血清样本,进行pol区基因扩增及测序后,利用Cluster Picker 1.2.3软件识别系统进化树中的分子簇,使用HyPhy 2.2.4中TN93模型计算成簇序列间的基因距离,通过可视化软件Cytoscape 3.8.2构建分子网络,采用χ²检验或确切概率法进行成簇分析和中心性分析。结果 成功扩增获得pol区基因片段586条（73.9%,586/793）,共产生80个分子簇,成簇率为46.6%（273/586）。成簇样本与未成簇样本比较,汉族（48.4%,260/537）、广东籍（52.7%,146/277）和CRF55_01B（93.3%,14/15）的成簇比例更高。分子网络度值范围为1~7,度值≥ 3的节点占12.8%（24/187）,其与网络中另外81个节点相关联（43.3%,81/187）。中心性分析结果显示,HIV-1感染者职业为家务/待业者在高程度中心性（19.0%,19/100）、高中介中心性（22.0%,22/100）和高亲近中心性（32.0%,32/100）的比例更高。结论 广州市注射吸毒人群HIV-1分子成簇风险较高,应将具有本地及广西籍、家务/待业特征的注射吸毒人群作为重点干预目标,并实施精准干预,降低该人群HIV-1感染率。     

青岛市男男性行为人群新型毒品滥用发生率队列研究

目的 了解与分析青岛市MSM新型毒品滥用发生率及影响因素,为制定MSM艾滋病预防干预措施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开放式队列研究方法,从2017年3月开始,依靠MSM社会组织采用滚雪球抽样方法招募未发生新型毒品滥用的MSM,建立开放队列,并每6个月进行一次随访调查,观察终点日期为2022年7月31日。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性行为学特征和发生新型毒品滥用情况等信息。以随访过程中研究对象发生新型毒品滥用为结局因变量,以研究对象进入队列至发生新型毒品滥用的时间作为时间因变量,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MSM发生新型毒品滥用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招募MSM 509人,纳入随访队列369人,发生新型毒品滥用62人,队列随访累积观察时间911.54人年,新型毒品滥用发生率为6.80/100人年。62人首次发生新型毒品滥用均为与他人共同滥用,16.13%（10/62）存在新型毒品混合滥用现象。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显示,学生（aHR=2.17,95%CI：1.15~4.10）、最近6个月HIV检测次数0次和1次（aHR=4.57,95%CI：1.80~11.60;aHR=5.15,95%CI：2.83~9.36）、仅有固定性伴（aHR=4.75,95%CI：2.32~9.75）、同性性伴数>4个（aHR=1.70,95%CI：1.01~2.87）和性伴滥用新型毒品（aHR=12.78,95%CI：3.06~53.35）的MSM更有可能发生新型毒品滥用。结论 青岛市MSM新型毒品滥用发生率较高,存在较高HIV感染风险;发生新型毒品滥用的影响因素包括学生、HIV检测次数较少、仅有固定性伴、多性伴和性伴滥用新型毒品,应针对此部分人群加强干预力度,开展降低新型毒品危害的干预工作。     

暗娼人群艾滋病队列研究中失访对HIV新发感染估计的影响

目的 分析在云南省开远市暗娼(female sex worker,FSW)队列中的失访率、HIV新发感染率及其影响因素,探讨失访对HIV新发感染率估计的影响。方法 云南省开远市FSW人群开放式队列研究,始于2006年3月,每6个月进行1次调查,截止2013年6月,共进行了7年的随访调查。本研究选取2006年3月基线调查的661名HIV阴性FSW人群,分析其7年随访调查的失访率,采用Cox回归模型探讨HIV新发感染的危险因素及影响失访的因素。同时于2013年6月通过联系本人或知情人士对失访的FSW人群进行失访原因调查,分析失访对HIV新发感染估计的影响。结果 661例HIV阴性FSW人群共随访1 238.5人年,HIV新发感染率为1.29(95%CI:0.74～2.10)/100人年,失访的发生率为48.68(95%CI:44.88～52.73)/100人年。Cox多因素分析显示,对于HIV新发感染,吸毒是FSW感染HIV的独立危险因素(aRR=4.15,95%CI:1.43～12.02);对于失访,年龄>25岁(aRR=0.68,95%CI:0.57～0.81)、吸毒(aRR=0.52,95%CI:0.35～0.79)的FSW有着较低的失访率,更易保持在队列中。结论 开远市FSW队列在长期随访中存在较高的失访率,而失访人群发生HIV感染的风险低于HIV随访的人群,可能高估了该市FSW的新发感染率,今后有必要进一步研究FSW人群失访的原因,同时研究提高FSW人群队列随访保持率的策略。     

云南省德宏州静脉注射毒品者HIV新发感染率及其危险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云南省德宏州静脉注射毒品者(IDU)中HIV新发感染率及其危险因素.方法 2004年10月招募HIV检测阴性的245名IDU进入队列,启动IDU人群艾滋病流行病学队列研究,于2006年底进行第一次随访检测确定HIV发病率.自2007年1月起,不断纳入新发现的HIV阴性的IDU,扩大流行病学研究队列,并每半年进行一次有关毒品使用和性行为等暴露因素的随访调查,同时血清学检测确定HIV新发感染率.结果 截止2008年底,共招募入组760名IDU,至少随访1次者有540人,累积观察1153.6人年,新发现HIV感染者47人,HIV新发感染率为4.07/100人年,其中2004-2006年为4.45/100人年,2007年为4.50/100人年,2008年为2.54/100人年.随访期间,研究对象中IDU比例和HIV新发感染率均有显著下降.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显示,景颇族[风险比(HR)=2.56,95%CI:1.06～6.19]和除傣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HR=3.26,95%CI:0.89～11.96)的HIV感染风险高于汉族;随访期间注射毒品但未共针者(HR=2.27,95%CI:0.98～5.25)以及有共针注射毒品行为者(HR=5.27,95%CI:2.25～12.34)的HIV感染风险高于随访期间没有注射毒品者.结论 云南省德宏州既往IDU人群中注射吸毒的比例和HIV新发感染率近4年来均呈现下降趋势.共用注射器吸毒仍是IDU人群HIV感染的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不同民族IDU的HIV感染风险不同.     

天津市浴池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新发感染队列研究

目的 通过队列研究分析天津市浴池MSM人群HIV新发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为在MSM人群中开展HIV感染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以经常光顾天津市某同性恋浴池、曾发生过男男性行为的MSM为研究对象,于2011年4月至2013年9月采用同伴推动法招募研究对象,建立MSM人群开放性队列,完成HIV检测和基线调查,并进行跟踪随访检测。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艾滋病相关行为情况等信息。以随访过程中"HIV阳转"为结局因变量,同时,将从研究对象进入队列到出现HIV阳转的时间为时间因变量,应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浴池型MSM人群HIV新发感染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 调查期间符合条件的研究对象733例,共新发HIV感染59例,队列随访累积观察时间为7 384.9人月,HIV新发感染率为9.59/100人年(95%CI:7.3/100人年~11.92/100人年)。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显示,天津市浴池型MSM人群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较低者相比较年长者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低者(HR=1.82,95%CI:1.03~2.66)相比较知晓率高者,多性伴者(HR=1.74,95%CI:1.26~2.58)相比较固定性伴者,正在感染梅毒者(HR=2.36,95%CI:1.31~3.27),均易发生HIV的新发感染。结论 同性恋浴池MSM人群中年龄较低、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低、多性伴、梅毒感染为该人群HIV新发感染的危险因素,应针对危险因素加强浴池型MSM人群HIV新发感染的监测和干预。     

Comprehensive medical care among HIV-positive incarcerated women: the Rhode Island experience

Our objective was to characterize the clinical presentation of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infection among incarcerated women in a program that provides HIV testing and primary care to all state prisoners in Rhode Island. A retrospective medical chart review on all HIV-seropositive women who were incarcerated between 1989 and 1994 and had at least two medical visits with an HIV medical care provider was used. At the Rhode Island Adult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ACI), under mandatory testing laws between 1989 and 1994, 28% (172 of 623) of all women were identified with HIV infection. Of the 172 women who tested seropositive in prison, 110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Of the 110 women followed, 84% reported injection drug use (IDU) as their primary risk factor, and 30% reported both IDU and sex work. The median CD4 count was 596/mm3, with 60% having a CD4 count >500 cells/mm3. The most common medical conditions were vaginal candidiasis, oral candidiasis, and bronchitis. Antiretroviral therapy was well accepted and followed community standards. Continuity of medical care after release was facilitated by the same physician caring for the patient in the community setting, with 83% of women following up for HIV care after release. The medical conditions noted reflect that these women are early in the course of their HIV disease when they are initially diagnosed. This comprehensive program in Rhode Island's state prison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the diagnosis of HIV-seropositive women and provides counseling, primary medical and gynecological care, and linkage to community resources after release.     

BMI与恶性肿瘤发病风险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目的利用大规模人群队列研究,探讨BMI与恶性肿瘤发病的关联性及其强度。方法采用2006年开滦集团体检人群队列(收集基线调查时人口学、生活方式和身高、体重等测量指标信息).通过主动和被动随访相结合方式,收集肿瘤发病、死亡等结局信息。排除随访时问<1年的新发病例后,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低体重、超重和肥胖与肿瘤发病的风险比(HR)和95%CI,调整变量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吸烟、饮酒和HBsAg(仅在肝癌中调整)：对男性肺癌、肝癌和女性乳腺癌分别按吸烟、HBsAg和绝经状态分层后纳入模型重新分析。结果至2011年12月31 Et,随访人群纳入队列133 273人,其中男性106 630人(80.0l%)、女性26 643人(19.99%),共随访570 531.02人年,平均随访时间为4.28年。男性低体重(BMI<18.5kg／m2)2 387人(2.24%),正常体重(BMI 18.5～23.9 kg／m2)45 090人(42.29%),超重(BMI 24.0-27.9 kg／m2)43 774人(41.05%),肥胖(BMI≥28.0 kg／m2)15 379人(14.42%);女性低体重858人(3.22%),正常体重14 037人(52.69%),超重8 507人(31.93%),肥胖3 241人(12.16%)。共收集肿瘤新发病例1 647例,其中男性1 348例,女性299例。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表明,与正常体重者相比,男性低体重者胃癌(a／／R=3.82,95%CI：1.97。7.38)和肝癌(棚月=3.00,95%C1：1.36～6.65)的发病风险增加;男性肥胖(aHR=2.75,95%C1：1.25.6.06)和超重(a／／R=1.98,95%CI：1.03,3.82)者结肠癌发病风险增加;男性膀胱癌病例中,超重为保护性因素(aHR=0.44,95%CI：0.23-0,84);男性肺癌病例中,超重和肥胖均为保护性因素(超重：aHR=0.59,95%Cl：O.46一O.76;肥胖：aHR=0.64,95%CI：O.44。O.92)。而较之体重正常女性,女性肥胖者乳腺癌(aHR=1.86,95%C1：1.05～3.31)的发病风险增加：分层分析显示：刘‘于男性肺癌,超重对不吸烟者和吸烟者均起保护作用(小吸烟者：aHR=0.50,95%C1：O.35-0.72;吸烟者：aHR=0.70,95%CI：0.50一O.98),肥胖仅对男性不吸烟者起保护作用(a／／R=0 57,95%CI：O.33～O.97),而男性吸烟者与肺癌发病风险不存在相关性(aHR=0.72,95%C1：0.43～1.21)。按女性绝经状态分层后,肥胖增加了绝经后乳腺癌的发病风险(aHR=1.97,95%CI：1.01～3.82),而与绝经前乳腺癌的发病风险之间的关联无统计学意义：结论BMI与恶性肿瘤发病风险的相关性因肿瘤不同而存在差异。低体重与男性胃癌和肝癌的发病风险存在相关性,肥胖与男性结肠癌、女性绝经后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发病风险存在相关性,而超重可能刘‘于男性肺癌和膀胱癌发病起到保护作用,肥胖可能对于非吸烟男性肺癌发病起到保护作用。     

云南省德宏州美沙酮维持治疗者丙型肝炎病毒新发感染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云南省德宏州美沙酮维持治疗(MMT)就诊者中丙型肝炎病毒(HCV)新发感染率及其危险因素.方法将2005年6月至2012年3月德宏州所有入组MMT且HCV检测阴性的海洛因成瘾者作为研究对象,观察其HCV阳转情况,计算HCV新发感染率并运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共2390名对象符合队列纳入标准.其中731人(30.6%)入组MMT后未接受随访检测;1659人(69.4%)接受过至少一次随访检测,累计随访观察3509.13人年,期间99人发生HCV抗体阳转,HCV新发感染率为2.82/100人年.2006-2011年HCV新发感染率依次为3.62/100人年、5.36/100人年、6.71/100人年、2.56/100人年、1.90/100人年和0.44/100人年.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多因素分析显示,在控制混杂因素的影响后,待业/无业、入组前曾注射毒品、入组时HIV检测确认阳性者在MMT治疗期间新发HCV感染风险显著高于农民、入组前未注射毒品和入组时HIV检测阴性者(HR =2.02,95%CI:1.18 ～ 3.48;HR=9.05,95%CI:5.49 ～ 14.93;HR=2.12,95%CI:1.37 ～ 3.56).结论德宏州MMT就诊者中HCV新发感染率自2009年起逐年下降,但职业为待业/无业、入组前曾注射毒品和HIV感染者其HCV新发感染的风险较高.     

Comparison of HIV incidence estimated in clinical trial and observational cohort settings in a high risk fishing population in Uganda: Implications for sample size estimates

BackgroundClinical trial participants may differ from the source population due to the demands of trial participation and self-selection, inadvertent selection of a lower-risk group, or both. We investigated the HIV risk status of volunteers in a Simulated Vaccine Efficacy Trial (SiVET) nested within a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cohort of fisher folks in South Western Uganda.MethodsVolunteers aged 18–49 years, at high risk for HIV from fishing communities in Masaka district were recruited into an observational cohort and followed quarterly. High risk was defined as a self-report, of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in the past three months;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unprotected sex with >1 partner or a new sexual partner, use of recreational drugs, weekly alcohol use, and/or frequent travel. Volunteers who had at least three months of follow-up in the observational cohort were consecutively enrolled in SiVET, administered Hepatitis B vaccine at months (0, 1, 6) and followed-up three days post vaccinations to mimic a vaccine trial schedule. HIV incidence over the next 12 months was compared between SiVET and the observational cohort studies.ResultsBetween January 2012 and February 2013, 575 individuals were enrolled in the observational cohort, of whom 282 were enrolled in SiVET between July 2012 and February 2013. Despite similar pattern of reported risk behaviour in both studies, HIV incidence was higher in observational cohort, 11.4 cases/100 PYO [95% CI: 7.4–17.7] compared to 3.8 [95% CI: 2.0–7.0] in SiVET (p < 0.01). SiVET volunteers tended to be men, having some education and longer-term residents, all factors that are also associated with lower HIV risk.ConclusionWe observed a lower HIV incidence in SiVET than in the observational cohort. The two population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in demographics but not in reported risk. HIV incidence estimates from observational cohorts must be used with caution to estimate the trial study 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