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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分析广州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HIV/AIDS)中艾滋病相关死亡的影响因素,为采取相应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利用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1991-2013年广州市疫情资料,使用Cox风险比例模型分析艾滋病相关死亡的影响因素。结果 广州市HIV/AIDS病例中,报病时病程阶段为AIDS(HR=2.717,95%CI:2.039~3.621)、由医疗机构诊疗发现(HR=1.516,95%CI:1.159~1.981)、未接受过CD4+T淋巴细胞检测(HR=4.866,95%CI:3.674~6.444)、符合治疗标准未治疗(HR=12.213,95%CI:8.467~17.616)、报病时年龄40岁以上的病例发生艾滋病相关死亡的风险更高。另外,不符合治疗标准而未治疗的病例发生艾滋病相关死亡的风险也高于接受抗病毒治疗的病例(HR=1.936,95%CI:1.145~3.272)。结论 及早发现HIV/AIDS病例,接受CD4+T淋巴细胞检测和抗病毒治疗可降低HIV/AIDS的死亡风险,延长生存时间。  相似文献   

2.
目的 探讨取暖固体燃料暴露及其时长与呼吸系统疾病发病风险之间的关联。方法 利用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四川省彭州市项目点数据,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取暖固体燃料暴露及其时长与总呼吸系统疾病发病风险之间的关联,进一步分析其与呼吸系统疾病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肺炎发病风险之间的关联。结果 共纳入46 082名30~79岁研究对象,冬季11 634名(25.25%)进行取暖,其中8 885名(19.28%)使用清洁燃料,2 749名(5.97%)使用固体燃料;34 448名(74.75%)不取暖。控制多个混杂因素后,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显示,与清洁燃料相比,不取暖降低总呼吸系统疾病(HR=0.81,95%CI:0.77~0.86)、COPD(HR=0.86,95%CI:0.78~0.95)、肺炎(HR=0.80,95%CI:0.74~0.86)的发病风险;固体燃料暴露增加总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风险(HR=1.10,95%CI:1.01~1.20),与COPD、肺炎的发病风险无统计学关联。与没有固体燃料暴露相比,随着固体燃料暴露时长增加,总呼吸系统疾病(1~19年:HR=1.23,95%CI:1.10~1.37;20~39年:HR=1.25,95%CI:1.16~1.35;≥40年:HR=1.26,95%CI:1.15~1.39)及肺炎(1~19年:HR=1.21,95%CI:1.03~1.42;20~39年:HR=1.30,95%CI:1.16~1.46;≥40年:HR=1.35,95%CI:1.18~1.54)发病风险增加(趋势检验均P<0.001);固体燃料暴露时长1~19、20~39年使COPD的发病风险增加23%(HR=1.23,95%CI:1.02~1.49)、16%(HR=1.16,95%CI:1.00~1.35)。结论 取暖固体燃料暴露增加了总呼吸系统疾病、COPD、肺炎的发病风险。  相似文献   

3.
目的 描述中国男男性行为(MSM)人群HIV新发感染率水平。方法 采用Meta分析方法对2010年1月至2015年2月公开发表的MSM人群HIV新发感染率相关研究进行汇总和定量分析;采用Stata 12.0软件进行异质性检验及合并新发感染率、发病风险比、计算发表偏倚和敏感性分析。结果 共纳入24篇队列研究文献。中国MSM人群HIV新发感染率为5.0/100人年; 病例报告疫情重的城市相对于其他城市HIV新发感染率较高(4.9/100人年 vs. 3.4/100人年)。文化程度低(HR=1.61,95%CI:1.21~2.15)、梅毒感染(HR=3.22,95%CI:2.21~4.70)、无保护性肛交(HR=2.92,95%CI:1.51~5.63)、少数民族(HR=4.01,95%CI:1.96~8.21)、商业性行为(HR=4.11,95%CI:1.47~11.46)和多性伴(HR=2.31,95%CI:1.60~3.34)均为MSM人群HIV新发感染的危险因素。结论 中国MSM人群HIV新发感染率为5.0%,文化程度低、梅毒感染、无保护性肛交、民族、商业性行为和多性伴是MSM人群HIV新发感染的危险因素。  相似文献   

4.
目的 了解1995-2018年贵州省HIV/AIDS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从"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中下载1995-2018年贵州省报告的所有现住址为贵州省的HIV/AIDS报告卡。进行统计分析,运用寿命表法计算生存率、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时间、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HIV/AIDS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结果 纳入研究对象HIV/AIDS 53 232例,死亡率为8.53/100人年(14 210/166 679.18);生存时间中位数为10.20(95%CI:9.91~10.48)年,第1、5、10、20年的累积生存概率分别为0.85、0.68、0.51、0.36、0.19;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男性(与女性相比,aHR=0.757,95%CI:0.727~0.788)、未接受过抗病毒治疗(与接受过抗病毒治疗相比,aHR=0.173,95%CI:0.165~0.181)、首次CD4+T淋巴细胞(CD4)<200个/μl(与首次CD4 ≥ 200个/μl者相比,aHR=0.410,95%CI:0.387~0.435)、≥ 45岁 (与<45岁者相比,aHR=1.506,95%CI:1.193~1.901)、文盲(与高中及以上学历者相比,aHR=0.904,95%CI:0.832~0.982)、未婚(与离异或丧偶者相比, aHR=0.896,95%CI:0.848~0.946)、异性性传播(与同性性传播者相比,aHR=0.555,95%CI:0.487~0.632)、苗族等少数民族(与汉族相比,aHR=1.185,95%CI:1.114~1.262)、农民/民工(与家政/待业者相比, aHR=0.874,95%CI:0.834~0.916)均是影响病例生存时间的因素。结论 贵州省HIV/AIDS死亡率较高,近年来并未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男性、≥ 45岁、文化程度较低、少数民族、首次CD4检测<200个/μl等是影响HIV/AIDS生存时间的因素。应该针对具有这些特征的病例加强治疗和随访管理,以提高其生存质量。  相似文献   

5.
目的 在中国成年高血压人群中,分析达到强化收缩压(SBP)控制目标(≤ 130 mmHg)与新发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关联。方法 本研究基于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中成年高血压患者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达到强化和常规SBP控制目标的影响因素,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达到强化和常规SBP控制目标与发生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关联。结果 共纳入3 628名自报连续服药控制血压的参与者,其中5.0%达到了强化SBP控制目标。在调整性别、年龄以及城乡后,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OR=2.36,95%CI:1.32~4.04)、坚持健康膳食(OR=2.09,95%CI:1.45~2.96)、每日摄入新鲜水果(OR=1.67,95%CI:1.17~2.36)以及采用联合用药(OR=1.82,95%CI:1.03~3.09)的患者更容易达到强化SBP控制目标。随访(10.0±3.7)年后,复合心脑血管结局发生1 278名。本研究未观察到达到强化SBP控制目标与常规目标者发生复合心脑血管结局风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R=0.89,95%CI:0.63~1.25)。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脑血管疾病、脑卒中和缺血性脑卒中发生风险随SBP控制水平的增强有降低的趋势(趋势检验P<0.05)。结论 本研究观察到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和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随SBP控制水平增强而降低的趋势,但未观察到达到强化SBP控制目标相比于常规控制目标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显著保护作用。  相似文献   

6.
目的 分析湖北省美沙酮维持治疗(MMT)者退出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2006年6月至2021年12月在湖北省MMT门诊入组接受MMT者,收集社会人口学资料、吸毒史、MMT等信息,对其MMT的生存资料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单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26 716例MMT者,男女性别比为3.34∶1(20 557∶6 159);保持治疗时间为0.01~15.72年,中位时间为2.21(95%CI:2.16~2.26)年。截至随访终点,退出治疗比例为86.75%(23 175/26 716)。MMT者入组0~、2~、4~、9~和14~年累积保持治疗概率分别为67.61%、40.24%、30.03%、15.49%和6.56%。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退出治疗风险较高的因素包括少数民族(HR=1.66,95%CI:1.52~1.82)、有职业(HR=1.05,95%CI:1.01~1.08)、无强制隔离戒毒史者(HR=1.04,95%CI:1.01~1.09)、入组治疗年份为2016-2021年者(HR=1.46,95%CI:1.35~1.58);退出治疗风险较低的因素包括入组时年龄≥60岁者(HR=0.56,95%CI:0.42~0.75)、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HR=0.83,95%CI:0.75~0.91)、其他城市门诊(HR=0.90,95%CI:0.87~0.93)、吸毒年限≥20年(HR=0.72,95%CI:0.66~0.80)、日服药剂量≥90 mg(HR=0.73,95%CI:0.69~0.78)和入组治疗年份为2011-2015年者(HR=0.93,95%CI:0.89~0.97)。结论 湖北省MMT者退出治疗比例较高。退出治疗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MMT者的日服药剂量是在安全情况下可加以干预的因素,应在一定程度上适当维持在较高服药剂量。  相似文献   

7.
目的 分析荆州市HIV/AIDS病死率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的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选取现住址为荆州市、确诊时年龄≥15岁、确诊时间为1996-2021年的HIV/AIDS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乘积极限法绘制死亡曲线,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识别死亡的影响因素。结果 HIV/AIDS共3 304例,随访16 091.5人年,死亡893例,病死率为5.5/100人年。HIV/AIDS确诊后1、5和10年的累积死亡概率分别为15.4%、25.0%和34.6%,参加抗病毒治疗者1、5和10年的累积死亡概率为6.9%、14.4%和23.7%,未参加抗病毒治疗者1、5和10年的累积死亡概率为68.0%、90.1%和98.7%。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未参加抗病毒治疗者的死亡风险高于参加抗病毒治疗者(aHR=9.85,95%CI:8.19~11.85);参加抗病毒治疗者死亡的危险因素包括男性(aHR=1.64,95%CI:1.29~2.08)、确诊时年龄≥60岁(aHR=3.52,95%CI:2.38~5.20)、注射吸毒/其他途径感染(aHR=2.38,95%CI:1.30~4.34)、医疗机构发现(aHR=1.53,95%CI:1.11~2.11)和首次CD4+T淋巴细胞(CD4)计数<50个/μl(aHR=2.58,95%CI:1.87~3.58),死亡的保护因素是较高文化程度(高中/中专:aHR=0.64,95%CI:0.46~0.90;大专及以上:aHR=0.42,95%CI:0.24~0.73)。未参加抗病毒治疗者死亡的危险因素包括确诊时年龄较大(30~岁:aHR=2.32,95%CI:1.40~3.84;45~岁:aHR=2.61:95%CI:1.59~4.27;≥60岁:aHR=3.31,95%CI:2.01~5.47)、首次CD4计数较低(<50个/μl:aHR=10.47,95%CI:6.47~16.56;50~199个/μl:aHR=2.31,95%CI:1.08~4.94;200~349个/μl:aHR=2.35,95%CI:1.46~3.79)。结论 1996-2021年荆州市HIV/AIDS病死率较高,首次CD4计数、抗病毒治疗和确诊时年龄是影响HIV/AIDS死亡的主要因素,应进一步坚持扩大检测和“发现即治疗”政策,提升抗病毒治疗效果和HIV/AIDS生存率。  相似文献   

8.
目的 分析山东省HIV感染者艾滋病相关死亡的影响因素,为降低死亡风险及延长生存时间提供参考。方法 研究对象为2017-2021年山东省HIV感染者,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艾滋病相关死亡及确证1年内死亡的影响因素。结果 2017-2021年山东省报告的14 700例HIV感染者中,发生艾滋病相关死亡351例,占2.4%(351/14 700)。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HIV感染者艾滋病相关死亡的危险因素包括文化程度为初、高中/中专(aHR=1.37,95%CI:1.01~1.84)、样本来源自医疗机构(aHR=1.61,95%CI:1.22~2.12)、病程为艾滋病期(aHR=9.86,95%CI:6.86~14.19)、未检测基线CD4+T淋巴细胞(CD4)(aHR=3.93,95%CI:2.69~5.75)、抗病毒治疗(ART)时间<6个月(aHR=3.46,95%CI:2.42~4.93)和未ART(aHR=1.45,95%CI:1.02~2.07)、末次CD4<200个/μl(aHR=3.51,95%CI:2.18~5.65)和末次CD4未检测(aHR=10.58,95%CI:6.15~18.19)、末次病毒载量(VL)值为50~999拷贝数/ml、≥1 000拷贝数/ml和未检测(aHR=2.59,95%CI:1.07~6.26;aHR=9.50,95%CI:5.60~16.12;aHR=15.33,95%CI:8.91~26.36);HIV感染者确证1年内发生艾滋病相关死亡风险较高的因素包括样本来源自医疗机构(aHR=1.68,95%CI:1.19~2.36)、病程为艾滋病期(aHR=10.60,95%CI:7.13~15.75)、基线CD4未检测(aHR=3.71,95%CI:2.34~5.90)、ART时间<6个月(aHR=4.30,95%CI:2.85~6.49)和未ART(aHR=2.05,95%CI:1.35~3.13)、末次CD4<200个/μl(aHR=5.45,95%CI:2.04~14.60)和末次CD4未检测(aHR=20.95,95%CI:7.69~57.04)、末次VL值为50~999、≥1 000拷贝数/ml和未检测(aHR=15.21,95%CI:2.54~91.21;aHR=42.93,95%CI:9.64~191.20;aHR=61.35,95%CI:13.85~271.77)。结论 扩大检测覆盖面,促进早发现和早治疗,加强对HIV感染者的定期随访和检测,掌握病程进展并进行精准管理和治疗,对降低HIV感染者病死率和延长生存时间有重要作用。  相似文献   

9.
目的 分析不同肥胖状态与2型糖尿病(T2DM)患者全因死亡风险的关联。方法 研究对象来自浙江农村社区T2DM队列,该队列2016年完成基线调查,本研究使用的随访数据截至 2021年12月31日,剔除随访期间失访或资料不全者,共纳入10 310例研究对象。根据BMI和腰围将研究对象分为低体重、正常体型、单纯中心性肥胖、单纯全身肥胖、复合超重和复合肥胖6种状态,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不同肥胖状态T2DM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比(HR)值及其95%CI结果 研究对象累计随访57 049.47人年,随访(5.53±0.89)人年,随访期间共死亡971例,死亡密度为1 702.03/10万人年。以正常体型患者为对照,调整混杂因素后低体重患者全因死亡风险增加104%(HR=2.04,95%CI:1.42~2.92),单纯全身肥胖、复合超重、复合肥胖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分别下降34%(HR=0.66,95%CI:0.53~0.82)、22%(HR=0.78,95%CI:0.66~0.92)、38%(HR=0.62,95%CI:0.49~0.78),单纯中心性肥胖患者全因死亡风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亚组分析显示,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组低体重T2DM患者全因死亡风险增加,女性复合肥胖患者全因死亡风险较正常体型患者下降50%,而男性该肥胖状态患者全因死亡风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5岁老年患者中,单纯全身肥胖、复合超重、复合肥胖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均明显低于正常体型组(HR=0.61,95%CI:0.48~0.78;HR=0.76,95%CI:0.63~0.91;HR=0.56,95%CI:0.42~0.73),而<65岁的各种肥胖状态患者全因死亡风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敏感性分析结果未见明显变化。结论 T2DM患者全因死亡风险存在“肥胖悖论”现象,低体重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明显高于正常体型者,全身型或复合型超重/肥胖患者的死亡风险明显降低。  相似文献   

10.
目的 了解金昌队列人群痛风的发病状况及影响因素,为制订痛风的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以金昌队列基线资料中未患痛风的人群作为研究对象,于2013年1月24日至2015年11月24日完成随访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测。采用Cox 回归模型分析金昌队列人群中痛风发病的影响因素,并用对数线性模型分析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结果 33 153例随访人群中新发痛风病例277例,痛风发病率为0.8%,男性整体上高于女性,但在60岁以后男女性痛风发病率相当。多因素Cox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在40岁以上(40~59岁:HR=2.982, 95%CI:1.503~5.981; 60~91岁:HR=2.588, 95%CI:1.107~6.049)、大量酒精摄入(HR=2.234, 95%CI:1.128~4.427)、肥胖(HR=2.204, 95%CI:1.216~3.997)、糖尿病(HR=2.725, 95%CI:1.500~4.950)和高尿酸(HR=5.963, 95%CI:3.577~9.943)是痛风发病的危险因素,每周豆类摄入 ≥ 250 g(HR=0.528, 95%CI:0.345~0.808)和经常体育锻炼(HR=0.499, 95%CI:0.286~0.869)是痛风发病的保护性因素。对数线性模型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各影响因素之间存在二阶效应。结论 年龄、豆类、酒类、体育锻炼、肥胖、糖尿病和高尿酸是痛风发病的重要影响因素。培养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定期进行体检,有利于预防和控制该职业人群痛风病的发生。  相似文献   

11.
目的:了解我国老年人认知衰弱转移规律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认知衰弱早期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3和2015年3期数据,将个体健康状态划分为健壮-认知正常、认知障碍、躯体衰弱、认知衰弱4种,构建多状态Markov模型,探索认知衰弱转移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3 470例老...  相似文献   

12.
目的 分析我国成年人BMI和腰围与缺血性卒中发病风险的关联。方法 从2010年中国慢性病监测项目选取60个监测点人群(城市监测点25个、农村监测点35个)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共计36 632人。将2010年中国慢性病监测项目数据作为基线数据。2016-2017年对该60个监测点人群进行随访,实际完成者27 762人。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不同人群BMI和腰围与缺血性卒中发病风险比,敏感性分析将死亡者和高胆固醇血症者剔除。结果 共纳入26 907人进入分析,随访期间观察到缺血性卒中事件1 128例(男性491例,女性637例)。调整相关混杂因素后,以BMI正常/腰围正常者为参照,全人群和男性具有CVD危险因素人群,BMI正常/腹型肥胖组、超重/腹型肥胖组和肥胖/腹型肥胖组缺血性卒中发病风险分别增加50%(HR=1.50,95% CI:1.07~2.08)、51%(HR=1.51,95% CI:1.20~1.91)、46%(HR=1.46,95% CI:1.09~1.96)和63%(HR=1.63,95% CI:1.12~2.38)、56%(HR=1.56,95% CI:1.20~2.03)、45%(HR=1.45,95% CI:1.05~2.01),超重/腰围正常组未见发病风险增加;女性全人群和女性CVD危险因素人群,超重/腹型肥胖组和肥胖/腹型肥胖组发病风险分别增加40%(HR=1.40,95% CI:1.15~1.72)、46%(HR=1.46,95% CI:1.16~1.83)和35%(HR=1.35,95% CI:1.08~1.69)、30%(HR=1.30,95% CI:1.01~1.67),超重/腰围正常组和BMI正常/腹型肥胖组未见发病风险增加。敏感性分析结果未见变化。结论 在男性人群中,超重/肥胖且腹型肥胖或单纯腹型肥胖缺血性卒中发病风险增加;在女性人群中,超重/肥胖且腹型肥胖发病风险增加;提示在控制体重预防缺血性卒中,应将BMI和腰围进行结合来评价人群肥胖情况。  相似文献   

13.
目的 分析与比较出血性卒中和缺血性卒中危险因素及其暴露水平的差异。方法 2003年在上海市奉贤区某农村社区建立卒中危险因素研究队列,对常见的卒中危险因素进行基线调查,检测脑血管血流动力学指标,按照统一的积分规则计算脑血管功能积分,随访卒中的发病。用队列研究的方法分析出血性卒中和缺血性卒中的危险因素,对2种亚型卒中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和比较。结果 纳入研究的队列人群10 565例,随访(11.15±2.26)年,新发生出血性卒中103例,缺血性卒中268例。脑血管功能积分降低、饮酒史、高血压病史和年龄升高是出血性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风险比(HR)值分别为1.56(95%CI:1.23~1.98)、2.46(95%CI:1.39~4.34)、1.75(95%CI:1.00~3.07)和1.07(95%CI:1.04~1.10)。脑血管功能积分降低、吸烟史、高血压病史、卒中家族史、左心室肥厚和年龄升高是缺血性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HR值分别为1.43(95%CI:1.25~1.65)、1.52(95%CI:1.13~2.05)、1.51(95%CI:1.10~2.07)、1.89(95%CI:1.13~3.15)、1.74(95%CI:1.07~2.81)和1.07(95%CI:1.05~1.08)。结论 脑血管功能积分降低、高血压病史、年龄升高是出血性卒中和缺血性卒中共同的独立危险因素,饮酒史是出血性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吸烟史、卒中家族史和左心室肥厚是缺血性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  相似文献   

14.
目的:描述苏州队列人群胃癌发病状况,探索苏州市胃癌发病的环境危险因素,为预防胃癌提供科学依据。方法:研究对象来自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苏州队列,2004-2008年开展基线调查,随后进行长期随访至2013年12月31日,剔除自报既往诊断消化性溃疡、恶性肿瘤以及入组半年内罹患胃癌者,共纳入50 136名研究对象。采用Cox...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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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我国成年人红肉摄入水平与脑卒中发病的关联。方法 选取2010年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11个省60个监测点的数据作为基线数据,2016-2017年进行随访调查,完成随访且调查资料完整者共27 762人。采用多元营养素密度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红肉摄入水平与脑卒中发病的关联。并按照基线特征进行亚组分析,应用标准多元模型、能量分解模型和营养素残差模型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 研究对象共26 187人,平均随访6.0年,共发生脑卒中1 259人,其中缺血性脑卒中1 074人;脑卒中和缺血性脑卒中发病密度分别为815.0/10万人年和692.0/10万人年。调整相关混杂因素后,以红肉摄入水平Q1组为参照,Q2组脑卒中发病风险未增加[风险比(HR)=1.07,95%CI:0.87~1.32],Q3~Q5组脑卒中发病风险分别增加23%(HR=1.23,95%CI:1.00~1.51)、27%(HR=1.27,95%CI:1.03~1.58)和32%(HR=1.32,95%CI:1.06~1.64);Q2组缺血性脑卒中发病风险未增加(HR=1.03,95%CI:0.80~1.32),Q3~Q5组缺血性脑卒中发病风险分别增加32%(HR=1.32,95%CI:1.04~1.68)、35%(HR=1.35,95%CI:1.05~1.73)和38%(HR=1.38,95%CI:1.07~1.79)。亚组分析发现,血压对红肉摄入水平与脑卒中发病风险存在效应修饰作用(交互P=0.037)。敏感性分析结果未发生明显变化。结论 红肉摄入水平过高,脑卒中及缺血性脑卒中发病风险增加,控制红肉摄入水平可能对我国的脑卒中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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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究中国成年慢性肾脏病(CKD)患者中体力活动与全因死亡、心血管疾病(CVD)死亡和CKD死亡风险的前瞻性关联。方法 利用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基线调查的数据,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总体力活动、不同类型、不同强度体力活动水平与全因死亡、CVD死亡、CKD死亡风险的关联。结果 共纳入6 676名CKD患者,随访时间MQ1,Q3)为11.99(11.13,13.03)年,死亡698名(10.46%)。与总体力活动水平最低组相比,总体力活动水平最高组全因死亡、CVD死亡、CKD死亡风险较低,风险比(HR)值(95%CI)分别为0.61(0.47~0.80)、0.40(0.25~0.65)、0.25(0.07~0.85)。工作、交通、家务相关体力活动与全因死亡、CVD死亡风险呈不同程度的负相关。其中,与工作相关体力活动水平最低组相比,最高组全因死亡(HR=0.56,95%CI:0.38~0.82)、CVD死亡(HR=0.39,95%CI:0.20~0.74)风险较低;与交通相关体力活动水平最低组相比,最高组CVD死亡风险较低(HR=0.43,95%CI:0.22~0.84);与家务相关体力活动水平最低组相比,最高组全因死亡(HR=0.61,95%CI:0.45~0.82)、CVD死亡(HR=0.44,95%CI:0.26~0.76)、CKD死亡(HR=0.03,95%CI:0.01~0.17)风险较低;未发现休闲相关体力活动与死亡风险间的关联。低强度、中高强度体力活动均与全因死亡、CVD死亡、CKD死亡风险呈负相关,低强度体力活动水平最高组对应的HR值(95%CI)分别为0.64(0.50~0.82)、0.42(0.26~0.66)、0.29(0.10~0.83),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水平最高组对应的HR值(95%CI)分别为0.63(0.48~0.82)、0.39(0.24~0.64)、0.23(0.07~0.73)。结论 体力活动可以降低CKD患者全因死亡、CVD死亡和CKD死亡的风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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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研究自评HIV感染风险高的青年学生接受HIV检测服务的影响因素。方法 基于Andersen卫生服务利用行为模型及相关文献设计学生HIV检测服务利用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采用阶段模型分步骤对2019年3-4月使用青年学生性健康和HIV感染风险评估干预工具("熊探")自评HIV感染风险高的学生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 共526名研究对象,年龄(19.30±1.19)岁,其中96.2%(506/526)知道发生高危行为后应主动寻求HIV检测;发生过插入式性行为比例为56.7%(298/526),HIV检测率为11.0%(58/526);发生过和未发生过插入式性行为的学生HIV检测率分别为13.42%(40/298)和7.89%(18/228)。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倾向性特征模块中的性取向为其他(与异性恋相比,OR=7.88,95%CI:3.98~15.61)、艾滋病知识知晓程度较高(与知晓程度较低的相比,OR=2.05,95%CI:1.07~3.93),需要因素模块中的有危险性行为(与未发生过危险性行为的相比,OR=2.66,95%CI:1.41~5.03)、在医院确诊感染过STD (与未感染者相比,OR=6.35,95%CI:2.21~18.27),能力因素模块中的最近1年接受过艾滋病预防知识的宣传(与未接受的相比,OR=0.29,95%CI:0.11~0.76)、最近1年接受过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服务的宣传(与未接受的相比,OR=3.67,95%CI:1.71~7.90)是HIV检测行为的影响因素。结论 学生的检测行动力亟待提高,其知识得分和性取向等倾向因素,以及是否有高危性行为和感染过STD等需要因素对HIV检测服务的利用均有较大的影响。但相比之下,接受过艾滋病预防和咨询检测服务相关知识政策教育等能力因素显得更重要,提示今后要进一步加强自愿咨询检测服务知识政策的教育,尤其是重点关注女生、有危险性行为者的教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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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了解与分析青岛市MSM新型毒品滥用发生率及影响因素,为制定MSM艾滋病预防干预措施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开放式队列研究方法,从2017年3月开始,依靠MSM社会组织采用滚雪球抽样方法招募未发生新型毒品滥用的MSM,建立开放队列,并每6个月进行一次随访调查,观察终点日期为2022年7月31日。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性行为学特征和发生新型毒品滥用情况等信息。以随访过程中研究对象发生新型毒品滥用为结局因变量,以研究对象进入队列至发生新型毒品滥用的时间作为时间因变量,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MSM发生新型毒品滥用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招募MSM 509人,纳入随访队列369人,发生新型毒品滥用62人,队列随访累积观察时间911.54人年,新型毒品滥用发生率为6.80/100人年。62人首次发生新型毒品滥用均为与他人共同滥用,16.13%(10/62)存在新型毒品混合滥用现象。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显示,学生(aHR=2.17,95%CI:1.15~4.10)、最近6个月HIV检测次数0次和1次(aHR=4.57,95%CI:1.80~11.60;aHR=5.15,95%CI:2.83~9.36)、仅有固定性伴(aHR=4.75,95%CI:2.32~9.75)、同性性伴数>4个(aHR=1.70,95%CI:1.01~2.87)和性伴滥用新型毒品(aHR=12.78,95%CI:3.06~53.35)的MSM更有可能发生新型毒品滥用。结论 青岛市MSM新型毒品滥用发生率较高,存在较高HIV感染风险;发生新型毒品滥用的影响因素包括学生、HIV检测次数较少、仅有固定性伴、多性伴和性伴滥用新型毒品,应针对此部分人群加强干预力度,开展降低新型毒品危害的干预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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