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两地抗病毒治疗门诊注射吸毒HIV感染者入组美沙酮维持治疗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云南省两地抗病毒治疗(ART)门诊注射吸毒HIV感染者的基本特征并分析其入组美沙酮维持治疗(MMT)的影响因素。方法 将云南省两地艾滋病疫情数据库进行关联,在ART门诊筛选出由注射吸毒感染HIV的人群作为研究对象,分成两组,一组是正在参加MMT,另一组是从未入组MMT。提取这些研究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相关疾病史、高危行为等信息。对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进行描述,运用单因素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 结果 635例研究对象中,247例(38.9%)正在参加MMT,388例(61.1%)从未入组MMT;男性536例(84.4%),女性99例(15.6%);年龄M=40.33岁;确证感染HIV时间的M=6.08年。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女性(OR=2.40,95%CI:1.00～5.74)、初中文化程度(OR=3.28,95%CI:1.75～6.14)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OR=7.10,95%CI:1.90～26.62)、确证感染时间≥6年(OR=3.84,95%CI:2.11～6.98)、患有丙型肝炎(OR=6.21,95%CI:3.06～12.58)是入组MMT的促进因素;已婚(OR=0.38,95%CI:0.20～0.72)、有职业(OR=0.01,95%CI:0.00～0.02)是入组MMT的限制因素。结论 两地ART门诊的注射吸毒人群入组MMT的比例不高,为加强这类人群转介入组MMT,需要对具有不同特征的患者采取有针对性干预措施。     

河南省2011-2015年艾滋病哨点吸毒人群HCV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河南省艾滋病哨点吸毒人群HCV感染情况及影响因素,为制定防治策略提供依据。方法 2011-2015年,在哨点监测期(4-6月)内以重复横断面调查的方法对河南省吸毒人群进行问卷调查和血清学检测,分析该人群HCV感染情况及影响因素。结果 2011-2015年,河南省吸毒人群HCV感染率从2011年的3.70%上升到2015年的6.54%(趋势χ²=25.93,P<0.0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较高(OR=1.23,95%CI:1.13~1.35,P=0.00)、外省户籍(OR=3.45,95%CI:2.59~4.60,P=0.00)、传统毒品和混合毒品使用者(OR=1.46,95%CI:1.10~1.93,P=0.01;OR=1.82,95%CI:1.18~2.81,P=0.01)、有注射毒品史(OR=2.88, 95%CI:2.45~3.39,P=0.00)、最近一年有商业性行为史(OR=1.44,95%CI:1.20~1.72,P=0.00)、来自强制戒毒所和美沙酮门诊的吸毒人员(OR=1.79,95%CI:1.28~2.50,P=0.00;OR=1.74, 95%CI:1.17~2.58,P=0.01)是感染HCV的危险因素。结论 河南省吸毒人群HCV抗体阳性率较高,且呈上升趋势,应加强对吸毒人群的监管,制定有效干预措施,控制HCV的传播。     

云南省开远市美沙酮门诊在治者HIV、HCV感染现状分析

目的 了解开远市美沙酮维持治疗(MMT)在治者HIV/HCV感染率及其危险因素。方法 以2014年6月MMT在治者为研究对象, 获得HIV/HCV感染率, 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相关危险因素。结果 2014年6月, 开远市MMT在治人数为275人, 美沙酮平均治疗时间为(4.0±2.4)年, 入组时HIV阳性者142人, 感染率为51.6%, 美沙酮治疗期间未发现HIV新发感染。入组时HCV阳性者222人, 感染率为80.7%, 美沙酮治疗期间共发现17例HCV新发感染, 新发感染率为32.1%(17/56);HIV/HCV混合感染135人, 混合感染率为49.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 未婚/离异/丧偶(调整OR=2.39, 95%CI: 1.29~4.43)、有注射毒品史(调整OR=5.52, 95%CI: 2.69~11.35)、有共用注射器史(调整OR=2.32, 95%CI: 1.04~5.18)及吸毒时间长的MMT者感染HIV的风险更高;对于HCV感染, 注射吸毒史为其独立危险因素(调整OR=11.54, 95%CI: 4.79~27.80)。结论 开远市MMT在治者的HIV、HCV、HIV/HCV混合感染率均高于云南省其他地区。应加强注射吸毒人群中清洁针具交换及HIV/HCV干预工作。     

太原市美沙酮维持治疗患者HCV感染相关因素及交互作用分析

目的 分析太原市美沙酮维持治疗（MMT）患者HCV感染状况及其感染相关因素与交互作用。方法 2019年4-6月对太原市3所MMT门诊正在接受治疗的MMT患者,采用面对面问卷调查收集其一般人口学特征、吸毒情况、MMT情况、性行为、健康状况等,通过病历资料查阅MMT患者HCV检测结果,使用EpiData 3.1软件双录入数据,使用SAS 9.4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用χ²检验进行HCV感染的单因素分析、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和交互作用分析。结果 MMT患者846例中,男女性别比7.21：1（743：103）,HCV感染率为12.53%（106/846）。控制混杂因素后,女性（OR=1.936,95%CI：1.023~3.662）、性伴有吸毒史（OR=2.073,95%CI：1.110~3.871）和注射吸毒者（OR=7.737,95%CI：4.614~12.973）的感染HCV风险较高。交互作用结果显示,女性、性伴有吸毒史者及注射吸毒者之间存在相乘交互作用。结论 太原市MMT患者中,女性、性伴有吸毒史者、注射吸毒者HCV感染的风险较高,女性与性伴有吸毒史者、女性与注射吸毒者、性伴有吸毒史者与注射吸毒者对HCV感染的发生存在相乘交互作用。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2015年新报告缅甸籍HIV感染者高危行为调查

目的 了解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宏州）缅甸籍HIV感染者相关人口统计学与高危行为特征。方法 以德宏州2015年新报告的缅甸籍感染者为研究对象,开展横断面调查,收集其入境德宏地区的目的、住宿地点、停留时间等社会人口统计学信息以及艾滋病高危行为发生情况。结果 共调查489例缅甸籍感染者,其中男性367例（75.1%）;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407例（83.2%）;371例（75.9%）来自与德宏州相邻的克钦邦和掸邦; 339例（69.3%）为务工/经商进入德宏州。23.3%（113/485）的感染者存在无保护性行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感染者发生无保护性行为的危险因素包括有配偶/固定性伴（OR=12.98,95%CI：6.53～25.83,P<0.001）,居住在打工场所（OR=2.88,95%CI：1.09～7.61,P=0.033）、出租屋（OR=5.36,95%CI：1.94～14.84,P=0.001）和自己家（OR=5.14,95%CI：1.36～19.35,P=0.016）。32.0%（156/487）的感染者有吸毒行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感染者发生吸毒行为的危险因素包括男性（OR=15.61,95%CI：6.47～37.69,P<0.001）,文盲（OR=2.89,95%CI：1.44～5.84,P=0.003）,来自克钦邦（OR=3.01,95%CI：1.50～6.04,P=0.002）、掸邦（OR=5.30,95%CI：2.66～10.58,P<0.001）,经便道/其他方式入境（OR=1.93,95%CI：1.18～3.14,P=0.009）,居住在亲友家（OR=5.78,95%CI：2.01～16.61,P=0.001）、打工场所（OR=6.67,95%CI：3.06～14.53,P<0.001）、出租屋（OR=11.84,95%CI：4.76～29.47,P<0.001）、自己家（OR=6.77,95%CI：1.84～24.85,P=0.004）。结论 德宏州内缅甸籍HIV感染者流动性大,感染状态知晓比例低而艾滋病相关高危行为发生率较高,给德宏州艾滋病防治工作带来巨大挑战,相关机构需积极探索有效的随访管理办法。     

苏州市社区建成环境与居民体力活动的关联分析

目的 了解苏州市居民体力活动水平,探索社区建成环境与居民体力活动的关联。方法 2017年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苏州市25~64岁常住人群进行面对面调查,采用国际体力活动量表长卷（IPAQ-L）评估居民体力活动水平,采用居民环境步行量表简表（NEWS-A）评价社区建成环境主观感知。结果 苏州市居民过去1周总体力活动水平M=3 610.42 MET-min/w,以工作相关体力活动水平为主,交通、家务及休闲相关体力活动水平较低。控制社会人口学因素后,公共服务可及性与社区居民的总体力活动水平呈负相关（OR=0.522,95%CI：0.329~0.830）,场所设施多样性与工作相关体力活动水平呈负相关（OR=0.701,95%CI：0.492~0.999）,步行和自行车道设施与工作相关体力活动水平呈正相关（OR=1.603,95%CI：1.004~2.559）;交通安全与交通相关体力活动水平呈负相关（OR=0.642,95%CI：0.416~0.990）;住宅密度与休闲相关体力活动水平呈正相关（OR=1.001,95%CI：1.000~1.002）;此外,社区美观与舒适的主观感知程度越高,工作、交通、家务及总体力活动水平越高（OR=1.889,95%CI：1.176~3.033;OR=1.671,95%CI：1.120~2.495;OR=1.775,95%CI：1.143~2.756;OR=1.593,95%CI：1.079~2.350）。结论 完善步行道和自行车道设施、提高社区的美观和舒适程度对于增加居民体力活动有重要作用。     

2015年我国35岁及以上高血压患者社区健康管理与高血压治疗控制情况分析

目的 了解2015年我国≥ 35岁高血压患者的社区健康管理及高血压治疗控制情况并探索其影响因素。方法 利用2015年中国成人慢性病与营养监测项目收集的问卷调查及体格测量等信息,以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以上级别医疗卫生机构医生诊断为高血压的≥ 35岁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对样本进行复杂加权后,分析其一般特征、高血压社区健康管理情况及高血压治疗控制情况。结果 共纳入高血压患者23 974名,经复杂加权后,我国≥ 35岁高血压患者的社区健康管理率为54.10%（95%CI：51.02%~57.17%）,社区规范管理率为45.72%（95%CI：42.93%~48.51%）;高血压治疗率为88.16%（95%CI：87.00%~89.31%）,控制率为22.67%（95%CI：21.25%~24.09%）,治疗控制率为27.76%（95%CI：26.09%~29.42%）。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和农村年龄≥ 65岁（OR=1.40,95%CI：1.05~1.87;OR=3.11,95%CI：2.22~4.36）、按医嘱服药（OR=2.15,95%CI：1.46~3.15;OR=1.35,95%CI：1.13~1.62）、进行血压监测（OR=2.34,95%CI：1.88~2.90;OR=3.10,95%CI：2.72~3.53）的高血压患者更愿意接受高血压社区健康管理;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OR=0.51,95%CI：0.39~0.66）、适量饮酒（OR=0.69,95%CI：0.57~0.84）或过量饮酒（OR=0.73,95%CI：0.58~0.92）的城市高血压患者接受社区高血压管理的情况不佳。城市和农村超重（OR=0.74,95%CI：0.61~0.91;OR=0.83,95%CI：0.71~0.98）、肥胖（OR=0.54,95%CI：0.45~0.65;OR=0.67,95%CI：0.54~0.83）的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情况较差,按医嘱服药（OR=4.58,95%CI：3.16~6.63;OR=2.84,95%CI：2.18~3.69）的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状况较好。地处中部（OR=0.74,95%CI：0.61~0.89）、过量饮酒（OR=0.72,95%CI：0.54~0.97）的城市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情况较差,合并其他慢性疾病（OR=1.22,95%CI：1.04~1.44）、参加高血压社区规范管理（OR=1.29,95%CI：1.06~1.58）的城市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情况较好;地处中、西部地区（OR=0.71,95%CI：0.58~0.87;OR=0.62,95%CI：0.47~0.80）、适量饮酒（OR=0.81,95%CI：0.67~0.98）、人均每日食盐摄入量>6 g （OR=0.80,95%CI：0.69~0.93）的农村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情况较差,进行血压监测（OR=1.38,95%CI：1.18~1.61）的农村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情况较好。结论 我国≥ 35岁高血压患者社区健康管理情况较之前有所改善,但是高血压控制情况距离相关政策指标还有一定差距。     

浙江省孕妇巨大儿相关知识的流行病学调查

目的 了解浙江省孕妇对巨大儿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及影响因素,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孕前、孕期保健指导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浙江省20个县(市、区)1 512名孕妇进行面对面调查,分析巨大儿知晓率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1 494份,巨大儿诊断标准的知晓率为40.7%(95%CI:38.2%~43.2%);巨大儿发生原因知晓率为55.0%(95%CI:52.4%~57.6%)、预防知识知晓率为62.4%(95%CI:59.9%~64.9%),两者均知晓的比例为49.0%(95%CI:46.4%~51.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孕晚期(OR=1.906,95%CI:1.128~3.221)、城市户籍(OR=1.335,95%CI:1.014~1.756)、教育程度为大专(OR=2.474,95%CI:1.635~3.744)和本科及以上(OR=2.072,95%CI:1.338~3.209)、参加孕期保健知识培训(OR=1.936,95%CI:1.509~2.484)和自学孕期保健知识(OR=2.065,95%CI:1.338~3.189)能够提高孕妇对巨大儿诊断标准和预防知识的知晓率。高龄孕妇(OR=2.103,95%CI:1.330~3.323)对巨大儿发生原因和预防知识知晓率高于低年龄者。结论 浙江省孕妇对巨大儿诊断标准的知晓率不到50%,应加强对育龄妇女的孕前、孕期宣传教育和保健指导,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多开展孕期保健知识培训。     

中国2014年新报告HIV感染者与配偶离异或分居情况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HIV感染者与配偶离异或分居情况及相关因素。方法 收集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2014年新报告、年满18周岁且已婚有配偶的HIV感染者的信息,根据确证阳性后1年内配偶变化情况分为“离异或分居”和“已婚有配偶”。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感染者与配偶离异或分居的相关因素。结果 共有31 708个已婚有配偶HIV感染者纳入分析,有22.5%（7 134/31 708）确证阳性后1年内离异或分居。81.6%（25 864/31 708）感染者的配偶1年内进行了HIV抗体检测,其中10.0%（2 599/25 864）离异或分居;18.4%（5 844/31 708）感染者的配偶1年内未进行HIV抗体检测,其中有77.6%（4 535/5 844）离异或分居。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配偶未检测的感染者中,≥46岁（46~岁：OR=1.28,95%CI：1.03~1.58;61~岁：OR=1.83,95%CI： 1.41~2.37）、汉族（OR=1.56,95%CI：1.34~1.83）、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OR=1.55,95%CI：1.27~1.90）、非农民或民工（OR=1.34,95%CI：1.17~1.54）、注射吸毒（OR=1.33,95%CI：1.03~1.71）和同性传播途径感染（OR=1.49,95%CI：1.20~1.86）、无子女（OR=2.35,95%CI：1.78~3.09）,离异或分居的比例较高。配偶已检测的感染者中,≥61岁（OR=1.32,95%CI：1.12~1.56）、汉族（OR=1.27,95%CI：1.13~1.44）、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OR=1.26,95%CI：1.11~1.43）、非农民或民工（OR=1.37,95%CI：1.25~1.51）、同性传播途径感染（OR=1.38,95%CI：1.25~1.54）、无子女（OR=1.48,95%CI：1.27~1.71）,离异或分居的比例较高。结论 我国已婚有配偶HIV感染者确证阳性后存在一定比例的离异或分居,不同特征的感染者确证阳性后离异或分居的比例不同,为减少已发现感染者的传播,需要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陕西省活产单胎新生儿低出生体重现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陕西省活产单胎新生儿低出生体重(LBW)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以问卷调查方式收集2010－2013年陕西省怀孕且怀孕结局明确的育龄妇女及其子女的相关信息。结果 共调查28 164名育龄妇女及其子女,活产单胎新生儿LBW发生率为3.4%。其中2010－2013年LBW发生率分别为4.1%、4.4%、3.1%和2.6%,陕南、陕北和关中地区LBW发生率分别为3.8%、3.4%和3.2%,城乡LBW发生率分别为2.5%和3.6%,早产和足月产中LBW发生率分别为32.0%和2.6%。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婴(OR=1.57,95%CI:1.36～1.81)、早产(OR=18.28,95%CI:15.23～21.96)、母亲文化程度低(OR=1.27,95%CI:1.06～1.52)、产检次数< 4次(与产检4～7次比较,OR=1.36,95%CI:1.14～1.63)、产检次数≥8次(与产检4～7次比较,OR=1.84,95%CI:1.48～2.29)、妊娠高血压综合征(OR=3.07,95%CI:2.12～4.43)、经产妇(OR=1.21,95%CI:1.03～1.41)、围孕期未服用叶酸(OR=1.30,95%CI:1.12～1.52)是发生LBW的危险因素。结论 2010－2013年陕西省活产单胎新生儿LBW发生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呈下降趋势,但农村地区高于城市。女婴、早产、母亲文化程度低、产检次数不规范、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经产妇、围孕期未服用叶酸等有可能增加LBW罹患风险。     

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景洪市吸毒人群HCV感染情况及其危险因素

 目的 分析吸毒人群丙型肝炎病毒(HCV)的感染情况及其危险因素。方法 研究人员于2021年1—7月依据纳入排除标准招募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景洪市戒毒所、美沙酮门诊及社区的吸毒人员。采用结构化问卷调查形式, 并抽取被调查者3 mL血清样本, 使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进行HCV血清学筛查测试。分析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景洪市吸毒人群HCV感染情况及其危险因素。结果 共调查404例吸毒人群, HCV抗体阳性26例, 阳性率6.44%。静脉注射吸毒(OR=4.236, 95%CI: 1.644~10.913, P=0.003)、女性(OR=0.135, 95%CI: 0.019~0.987, P=0.048)、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OR=6.745, 95%CI: 1.113~40.890, P=0.038)的吸毒人群HCV感染风险较高,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景洪市吸毒人群中采用静脉注射吸毒方式是HCV感染的高危因素, 同时吸毒者的年龄、文化程度、性别也与HCV感染有关。     

江苏省美沙酮维持治疗者新型毒品滥用影响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目的 探讨美沙酮维持治疗（MMT）者新型毒品滥用原因及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1 ∶ 1配对病例对照研究设计。研究现场为江苏省新型毒品滥用情况较为严重的5个MMT门诊（南京市2个、无锡市2个、连云港市1个）。截止2017年5月,招募接受MMT≥6个月的新型毒品滥用者为病例组,按照1 ∶ 1配对原则选择对照组。利用问卷调查收集一般人口学特征、MMT治疗情况、家庭及社会支持情况、治疗期间毒品滥用情况等信息,尿液检测新型毒品,采用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等对新型毒品滥用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研究对象共212人（病例组与对照组各106人）,研究对象年龄（45.1±7.2）岁,以男性（78.3%,166/212）、已婚或同居（48.6%,103/212）、无业（63.2%,134/212）为主。滥用的主要新型毒品中,苯二氮卓占62.3%（66/106）、甲基苯丙胺占39.6%（42/106）,同时滥用≥2种毒品占8.5%（9/106）。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最近6个月治疗过程中滥用阿片类毒品会增加新型毒品（OR=3.25,95% CI：1.35～7.79）、苯二氮卓（OR=3.25,95% CI：1.11～9.47）及甲基苯丙胺（OR=13.31,95% CI：1.12～158.01）滥用风险;家人提供MMT费用（OR=25.93,95% CI：1.81～371.15）会增加甲基苯丙胺滥用的风险;参加MMT≥9年则会使新型毒品（OR=0.03,95% CI：0.01～0.21）、苯二氮卓（OR=0.02,95% CI：0.00～0.36）及甲基苯丙胺（OR=0.02,95% CI：0.00～0.69）的滥用风险减少。结论 随着MMT时间增加,MMT者的新型毒品滥用减少。家庭及朋友的社会支持存在问题,会增加新型毒品滥用,且多集中于日常吗啡尿检阳性率较高的MMT者中。     

湖北省美沙酮维持治疗者退出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湖北省美沙酮维持治疗（MMT）者退出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2006年6月至2021年12月在湖北省MMT门诊入组接受MMT者,收集社会人口学资料、吸毒史、MMT等信息,对其MMT的生存资料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单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26 716例MMT者,男女性别比为3.34∶1（20 557∶6 159）;保持治疗时间为0.01~15.72年,中位时间为2.21（95%CI：2.16~2.26）年。截至随访终点,退出治疗比例为86.75%（23 175/26 716）。MMT者入组0~、2~、4~、9~和14~年累积保持治疗概率分别为67.61%、40.24%、30.03%、15.49%和6.56%。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退出治疗风险较高的因素包括少数民族（HR=1.66,95%CI：1.52~1.82）、有职业（HR=1.05,95%CI：1.01~1.08）、无强制隔离戒毒史者（HR=1.04,95%CI：1.01~1.09）、入组治疗年份为2016-2021年者（HR=1.46,95%CI：1.35~1.58）;退出治疗风险较低的因素包括入组时年龄≥60岁者（HR=0.56,95%CI：0.42~0.75）、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HR=0.83,95%CI：0.75~0.91）、其他城市门诊（HR=0.90,95%CI：0.87~0.93）、吸毒年限≥20年（HR=0.72,95%CI：0.66~0.80）、日服药剂量≥90 mg（HR=0.73,95%CI：0.69~0.78）和入组治疗年份为2011-2015年者（HR=0.93,95%CI：0.89~0.97）。结论 湖北省MMT者退出治疗比例较高。退出治疗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MMT者的日服药剂量是在安全情况下可加以干预的因素,应在一定程度上适当维持在较高服药剂量。     

广东省9个城市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生殖道沙眼衣原体（genital Chlamydia trachomatis,GCT）感染现状及危险因素,加强该人群GCT监测,为针对该人群开展干预工作提供依据。方法 2015年4-6月结合HIV监测哨点开展研究,选取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为调查对象,开展匿名问卷调查及检测。结果 本次共纳入就诊者1 749例,平均年龄（39.53±14.36）岁,多数为已婚（73.87%,1 292/1 749）、广东籍（92.28%,1 614/1 749）、汉族（99.49%,1 740/1 749）;GCT阳性率、HIV阳性率、梅毒阳性率、HCV阳性率、淋球菌阳性率、尿常规白细胞阳性率分别为6.06%（106/1 749）、0.46%（8/1 749）、3.43%（60/1 749）、0.45%（7/1 550）、2.74%（48/1 749）、7.89%（138/1 749）。多因素logistic分析显示,GCT感染相关危险因素包括注射吸毒（OR=13.98,95% CI：3.35～58.38）、与男性发生过肛交（OR=3.11,95% CI：1.45～6.71）、淋球菌阳性（OR=9.64,95% CI：5.09～18.24）、尿常规白细胞阳性（OR=1.96,95% CI：1.08～3.55）。结论 广东省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GCT感染率较高,该人群为性病艾滋病防控的高危人群,应针对不同地区的人群特点,实施精准干预。     

北京市2017－2019年经报告机构转介的HIV/AIDS抗病毒治疗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2017-2019年北京市经报告机构转介的HIV/AIDS抗病毒治疗（ART）情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 利用我国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中2017-2019年北京市4 917例HIV/AIDS报告卡数据及ART机构数据,无ART记录者记为ART转介失败,确证报告至启动ART的日期间隔>15 d记为ART延迟,分析ART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4 917例HIV/AIDS中,16.53%（813/4 917）未成功接受ART;接受ART的4 104例HIV/AIDS中,30.63%（1 257/4 104）发生ART延迟,启动时间中位数为27（P₂₅~P₇₅：19~42）d。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由综合性医院报告（相比于ART机构,OR=1.65,95% CI：1.30~2.08）、病程阶段为HIV（相比于AIDS,OR=1.68,95% CI：1.34~2.11）、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相比于大专及以上,OR=1.42,95% CI：1.13~1.79）、无业（相比于干部职员,OR=1.32,95% CI：1.02~1.70）、异性性传播（相比于同性性传播,OR=1.40,95% CI：1.15~1.72）、来源于专题调查和无偿献血（相比于检测咨询,OR=1.87,95% CI：1.34~2.60;OR=3.52,95% CI：1.79~6.92）者ART转介失败比例较高;由CDC（相比于ART机构,OR=1.43,95% CI：1.07~1.92）或综合性医院报告（相比于ART机构,OR=1.62,95% CI：1.32~1.98）、报告机构在郊区（相比于城区,OR=1.24,95% CI：1.01~1.52）、病程阶段为HIV（相比于AIDS,OR=1.42,95% CI：1.19~1.70）、外省户籍（相比于北京市户籍,OR=1.26,95% CI：1.07~1.48）、来源于无偿献血（相比于性病门诊,OR=2.74,95% CI：1.21~6.22）者延迟比例较高。结论 不同特征HIV/AIDS的ART转介失败及延迟比例不同,需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推进ART工作,减少ART转介失败及延迟。     

陕西省新生儿体表先天畸形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陕西省新生儿体表先天畸形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通过问卷调查2010-2013年陕西省孕满28周且结局明确的育龄妇女及其生育子女的相关信息,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新生儿体表先天畸形的影响因素。结果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OR=21.76,95%CI：4.46～106.25）、不良孕产史（OR=11.88,95%CI：9.14～15.45）、家族出生缺陷史（OR=6.15,95%CI：2.66～14.23）、双胎（OR=5.74,95%CI：3.34～9.86）、母亲为工人（与其他职业比,OR=2.47,95%CI：1.30～4.68）或农民（与其他职业比,OR=1.91,95%CI：1.14～3.20）、产检<4次（与产检>7次者比,OR=1.84,95%CI：1.28～2.64）、职业危险暴露（OR=1.74,95%CI：1.26～2.42）、母亲来自关中地区（与陕北地区者比,OR=1.65,95%CI：1.20～2.28）、母亲居住农村（OR=1.75,95%CI：1.13～2.71）、围孕期使用药物（OR=1.64,95%CI：1.26～2.13）是体表先天畸形的危险因素,而母亲围孕期服用铁剂（OR=0.46,95%CI：0.21～0.99）是体表先天畸形的保护因素。结论 母亲来自关中地区、农村、农民或工人、不良孕产史、家族出生缺陷史、双胎、产检<4次、职业危险暴露、使用药物、妊娠期患肝内胆汁淤积症可能增加新生儿体表先天畸形的罹患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