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序方式: 共有42条查询结果,搜索用时 15 毫秒
1.
目的:通过多维度评估特发性脊柱侧凸(idiopathic scoliosis,IS)患儿侧凸进展高峰期(peak angle velocity,PAV)的相应成熟度指标,探讨其对PAV的预测价值。方法:选取初诊时月经未至、Risser征0级,Y三角软骨未闭、以半年为周期随访至少5次且进展超过5°的女性IS患儿30例,初诊年龄为10.8±1.5岁(7.8~12.1岁)。随访时收集及测量的指标包括实足年龄、Y三角软骨闭合状态、Risser征、身高、主弯Cobb角和骨龄(digital skeletal age,DSA)评分。计算每个随访周期内的身高增长速度(height velocity,HV)和Cobb角增长速度(angle velocity,AV)。采用逻辑回归分析各维度指标对PAV的预测价值。结果:30例患儿的PAV年龄为11.8±1.3岁(10~15岁),PAV时的身高为150.7±4.8cm,DSA评分为479.4±56.5,主弯Cobb角为26.5°±7.2°,HV为8.3±3.7cm/年,AV为7.8°±5.2°/年。PAV主要发生于Risser征0级(80.0%)和1级(20.0%)。逻辑回归分析结果显示PAV的发生与实足年龄介于11~13岁之间(OR=3.166,P=0.032)、Y软骨闭合(OR=6.365,P0.01)、Risser征0级(OR=12.963,P0.01)、DSA评分介于400~500之间(OR=10.758,P=0.011)、HV6cm/年(OR=4.346,P=0.025)、Cobb角30°(OR=9.535,P=0.013)呈显著相关。结论:年龄介于11~13岁之间、Risser征0级伴Y软骨闭合、DSA评分介于400~500之间、HV6cm/年和Cobb角30°为女性IS患儿侧凸PAV的高危因素,可用于预测PAV的发生,评估侧凸进展风险。 相似文献
2.
目的 :探讨核因子κB受体活化子(receptor activator of nuclear factor-κB,RANK)基因多态性与女性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AIS)之间的相关性。方法:2009年2月~2013年7月在我院行支具或手术治疗的450例主弯Cobb角大于20°的女性AIS患儿为观察组(AIS组),年龄14.8±2.9岁(10~18岁)。对照组为例行健康体检的我院周围地区无血缘关系的健康青少年女性400名,年龄15.1±2.3岁(10~17岁)。所有AIS患儿均有身高、体重及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等资料。AIS组和对照组每例取肘静脉血2ml,提取外周血白细胞基因组DNA。rs1805034和rs35211496作为RANK的目标位点,应用Taqman探针技术行荧光定量PCR,全部反应结束后在荧光定量PCR仪上读取终点荧光,确定各样本的基因分型结果。采用R×C表χ~2检验比较AIS组和对照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位点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分布的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AIS组患儿主弯Cobb角及BMI在不同基因型之间的差异。结果:rs1805034和rs35211496的基因型在AIS组和对照组中的分布均符合Hardy-Weinberg遗传平衡定律。rs1805034和rs35211496的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单因素方差分析示AIS组内rs1805034和rs35211496的不同基因型患儿间的主弯Cobb角及BMI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RANK基因可能不是女性AIS的易感基因,女性AIS组内rs1805034和rs35211496的不同基因型患儿间的主弯Cobb角及BMI均无统计学差异。 相似文献
3.
目的 探讨仰卧位MRI与站立位X线全脊柱片在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IS)患者侧凸Cobb角、胸椎后凸角(TK)及腰椎前凸角(LL)测量上的差异性和相关性。方法 选取2008年1月—2016年1月行外科支具治疗或手术治疗且密切随访的120例AIS患者的站立位X线全脊柱片和仰卧位MRI全脊柱重建片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于站立位X线全脊柱正侧位片上分别测量主弯侧凸Cobb角、TK及LL。于患者仰卧位MRI全脊柱冠状面和矢状面重建片上的相同节段测量侧凸Cobb角、TK和LL。应用配对t检验及线性回归分析两组之间测量值的差异性及相关性。结果 120例站立位X线片上和仰卧位MRI上主弯侧凸Cobb角分别为33.8°±20.1°和24.9°±18.3°,TK分别为15.2°±9.7°和10.5°±7.7°,LL分别为43.6°±13.8°和37.1°±13.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线性相关分析显示,站立位X线片上和仰卧位MRI上主弯侧凸Cobb角、TK和LL均有相关性,r分别为0.920、0.706和0.565(P值均<0.01)。线性回归分析得回归方程为:^Y站立位X线侧凸Cobb角=0.901×X仰卧位MRI侧凸Cobb角 +12.517、^Y站立位X线TK=1.055×X仰卧位MRI TK+3.865、^Y站立位X线LL=0.718×X仰卧位MRI LL+17.135。结论 仰卧位MRI与站立位X线片在AIS患者主弯侧凸Cobb角、TK及LL的测量具有差异且呈线性相关,利用仰卧位MRI可计算出站立位X线片上患者的侧凸Cobb角、TK和LL。 相似文献
4.
目的:探讨先天性脊柱侧凸(congenital scoliosis,CS)合并高肩胛征患者的影像学特征,并分析高肩胛征与双肩平衡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00年1月~2015年10月在我科以脊柱畸形首诊且影像学资料完整的24例CS合并高肩胛征患者,其中男11例,女13例,平均年龄11.8±6.0岁(2~31岁)。通过站立位全脊柱正侧位X线,测量并记录患者侧凸类型、Cobb角、顶椎位置、上下端椎位置、双肩高度差、高肩胛的位置及半椎体位置等。并对双肩高度差和弯型参数进行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24例患者均表现为颈胸椎或胸椎侧凸畸形,平均侧凸Cobb角49.5°±23.3°。侧凸顶椎位于T1~T11,其中16例患者表现为单节段或多节段半椎体畸形,半椎体发生于T4及以上节段10例;合并肋骨畸形15例,其中9例发生于脊柱侧凸的凹侧,3例发生于侧凸凸侧,3例发生于侧凸两侧。高肩胛发生于脊柱侧凸凸侧15例(62.5%)、凹侧7例(29.2%)、双侧2例(8.3%)。高肩胛位于侧凸凸侧的15例患者均为凸侧肩高于凹侧;高肩胛位于侧凸凹侧的7例患者中,5例凹侧肩高于凸侧,2例凸侧肩高于凹侧。双肩高度差平均为15.7±21.0mm。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双肩高度差与Cobb角、顶椎位置、上下端椎位置等无明显相关性(P0.05)。结论 :CS合并高肩胛征患者多表现为颈胸段和胸段侧凸畸形,以T4以上节段半椎体多见,高肩胛征及合并的肋骨畸形均多见于脊柱侧凸的凸侧,而双肩高度差与弯型特征无明显相关性。 相似文献
5.
目的 :对比分析先天性脊柱侧凸(congenital scoliosis,CS)和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dolescence idiopathic scoliosis,AIS)患者脊柱后路矫形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intraoperative neurophysiological monitoring,IONM)的结果,并评估术前合并椎管内异常对CS患者矫形术中IONM异常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6月~2019年10月于我院行脊柱矫形手术的67例CS患者的临床资料,对照组为同时期内于我院行脊柱矫形手术的134例AIS患者,两组患者年龄(P=0.065)及术前侧凸Cobb角(P=0.077)均无统计学差异。比较两组凹凸侧体感诱发电位(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s,SSEPs)的潜伏期和波幅、经颅电刺激运动诱发电位(transcranial electric motor evoked potentials,TCeMEPs)的波幅及异常SSEPs的发生率。将CS患者按术前是否合并椎管内异常分为两组,比较两组间出现异常SSEPs的发生率。结果:CS患者中67例(100%)术中均成功获得SSEPs监测结果,66例(98.5%)成功获得TCeMEPs监测结果;AIS患者均成功获得SSEPs基线及TCeMEPs基线。术后CS组3例、AIS组1例出现神经功能损害,两组SSEP和TCeMEPs监测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患者凹凸侧SSEPs-P37的潜伏期、N45的潜伏期和波幅、TCeMEPs波幅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异常SSEPs的发生率亦无显著性差异(55.2%vs 42.5%, P=0.094)。伴椎管内异常的CS患者凸侧SSEPs-N45的潜伏期与无椎管无异常的CS患者比较显著性延长(47.1±5.8ms vs 44.5±3.0ms,P=0.018),且异常SSEPs发生率明显升高(80.0%vs 44.7%,P=0.017)。结论:术前无明显神经损害的CS患者与AIS患者IONM的监测效果基本一致,但术前合并椎管内异常的CS患者凸侧SSEPs-N45的潜伏期明显延长,异常SSEPs的发生率明显升高。 相似文献
6.
目的:评估体感诱发电位(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s,SSEPs)联合经颅电刺激运动诱发电位(transcranial electric motor evoked potentials,TCe MEPs)在Chiari畸形伴脊柱侧凸患者脊柱后路矫形手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13年10月~2015年7月在鼓楼医院行脊柱后路矫形手术的63例Chiari畸形伴脊柱侧凸患者,均行术中SSEPs监测,其中50例患者行TCe MEPs监测。回顾性分析患者的术中SSEPs和TCe MEPs等神经电生理监测资料。分别计算单模式SSEPs、单模式TCe MEPs和联合应用SSEPs与TCe MEPs的成功率、报警率、真假阳性率、真假阴性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监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三种监测模式的监测结果。结果:单模式SSEPs监测成功率为95%,单模式TCe MEPs监测成功率为96%,联合应用SSEPs和TCe MEPs监测成功率为100%;单模式SSEPs监测敏感性为100%,特异性为95%;单模式TCe MEPs监测敏感性为100%,特异性为98%;联合应用SSEPs和TCe MEPs监测敏感性和特异性均为100%;三种监测模式的阴性预测值均为100%;三种模式之间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单模式SSEPs监测阳性预测值为25%,单模式TCe MEPs监测阳性预测值为50%,联合应用SSEPs和TCe MEPs监测阳性预测值为100%;三种模式之间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SSEPs和TCe MEPs监测不同的神经传导通路,联合应用两种监测方法可提高Chiari畸形伴脊柱侧凸患者脊柱后路矫形手术中监护的预警价值,获得满意的监护成功率、敏感性及特异性。 相似文献
7.
【摘要】 目的:评估GAP(global alignment and proportion)评分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并探究其在成人脊柱畸形(adult spinal deformity,ASD)矫形术后力学并发症预测中的可靠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2月~2016年12月在我院行脊柱后路矫形内固定术且随访超过2年的ASD患者98例,其中男性31例,女性67例,年龄38.8±8.6(20~71)岁,随访时间34.4±9.3个月。其中退变性脊柱侧后凸29例、先天性脊柱侧后凸28例、特发性脊柱侧凸19例、创伤后脊柱后凸9例、神经源性脊柱侧凸9例、休门氏病后凸畸形2例,综合征型脊柱侧凸2例(马凡综合征和类马凡综合征各1例)。通过患者术后全脊柱侧位X线片测量骨盆入射角(pelvic incidence,PI)、骶骨倾斜角(sacral slope,SS)、腰椎前凸角(lumbar lordosis,LL)、下腰椎前凸角(lower lumbar lordosis,LLL)和躯干整体倾斜(global tilt,GT)等影像学参数,并计算得出GAP评分,比较GAP评分的观察者间可信度和观察者内可重复性。根据GAP评分结果将患者分为3组:协调组(GAP评分0~2分);中等不协调组(GAP评分3~6分);严重不协调组(GAP评分7~13分),记录所有患者随访中出现的力学并发症,包括内固定失败、近端交界性后凸/失败(proximal junctional kyphosis/failure,PJK/PJF)、远端交界性后凸/失败(distal junctional kyphosis/failure,DJK/DJF),比较各组间力学并发症的发生率。收集患者术前及末次随访时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ODI)问卷表和健康调查简表(the MOS item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SF-36)评估结果,比较三组间生活质量评分。结果:3名观察者共进行了588次(98×3×2)次评分,纳入协调组共192(32.7%)次、中等不协调组共250(42.5%)次、严重不协调组共146(24.8%)次。观察者间GAP评分可信度Kappa值为0.765(基本可信),观察者内可重复性Kappa值为0.822(完全可信)。随访中发现力学并发症15例,包括内固定断裂5例(8.2%)、PJK 9例(9.2%)、螺钉松动1例(1.0%)。协调组、中等不协调组和严重不协调组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9.1%(3/33)、14.6%(6/41)和25.0%(6/24),三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74,P=0.254)。三组患者术前生活质量评分未见明显差异(ODI:P=0.167;VAS:P=0.668;SF-36生理功能评分:P=0.896;SF-36心理功能评分:P=0.211)。末次随访时发现ODI(P=0.038)和SF-36生理功能评分(P=0.020)在三组间存在差异,而VAS(P=0.729)和SF-36心理功能评分(P=0.277)无组间差异。结论:GAP评分具有良好的观察者内和观察者间一致性,但评分结果与术后力学并发症发生风险无明显相关性。 相似文献
8.
早发性脊柱侧凸(early onset scoliosis,EOS)泛指发生于5岁以前低龄儿童且有较大进展风险的脊柱侧凸,其病因学包括特发性、先天性、神经肌源性等[1,2].最近,SRS(scoliosis research society)又将EOS的发病年龄重新定义为10岁以前.EOS发病年龄早,进展迅速,不但影响患儿的纵向生长,而且会严重阻碍患儿的肺部发育[3、4].支具治疗往往不能控制EOS患儿侧凸的进展,且患儿对支具治疗的依从性差,长时间佩戴支具容易引起皮肤并发症.因此,严重的EOS患儿常常需要手术治疗. 相似文献
9.
目的:探讨Lenke 3型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AIS)患儿脊柱后路矫形术后身高增长(ΔSH)的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14年1月~2016年6月于我院行脊柱后路矫形手术的女性Lenke 3型AIS患儿90例,年龄15.0±2.6岁。于站立位全脊柱正侧位X线片上测量术前、术后的主弯侧凸Cobb角1(最大侧凸Cobb角)、侧凸Cobb角2(次之侧凸Cobb角)、脊柱高度(spinal height,SH)、胸椎后凸角(thoracic kyphosis,TK)及腰椎前凸角(lumbar lordosis,LL)。应用Pearson相关分析ΔSH与其他参数之间的相关性,应用线性回归探讨ΔSH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ΔSH为2.9±1.0cm。Pearson相关性分析示ΔSH与术前的侧凸Cobb角1(P=0.000)、侧凸Cobb角2(P=0.000)及TK(P=0.023)均呈显著相关性,与术后的侧凸Cobb角1(P=0.000)、侧凸Cobb角2(P=0.000)、LL(P=0.025)、侧凸Cobb角1变化(P=0.000)、侧凸Cobb角2变化(P=0.000)及TK变化(P=0.032)均呈显著相关性。线性回归分析示ΔSH与侧凸Cobb角1变化(P=0.017)、侧凸Cobb角2变化(P=0.001)均呈显著线性相关(R~2=0.333);另外,ΔSH与术前侧凸Cobb角1(P=0.006)、侧凸Cobb角2(P=0.007)、术前TK(P=0.038)亦呈显著线性相关(R~2=0.595)。结论:Lenke 3型AIS患儿脊柱后路矫形术后身高增长的相关影响因素包括术前、术后的主弯侧凸Cobb角、术前TK及其术后变化值。主弯Cobb角矫正是Lenke 3型AIS术后身高增加的最主要影响因素。Lenke 3型AIS患儿的术前侧凸Cobb角及术前TK可以较好地预测患儿术后身高恢复情况。 相似文献
10.
目的:观察星状神经节形状、大小、位置及其与周围组织结构的毗邻关系,为临床进行星状神经节阻滞术提供确切的数据支持。方法:用新鲜成人尸体17具,逐层解剖星状神经节周围结构,暴露星状神经节,测量其大小及与周围结构的距离。结果:星状神经节长为(12.3±3.3)mm,宽为(3.9±1.1)mm,厚为(2.1±0.5)mm,神经节下缘距胸膜顶垂直距离为(55.1±1.5)mm,内侧缘距离颈正中线直线距离为(27.1±5.6)mm,星状神经节和椎动脉在冠状面上的最近距离为(7.6±4.8)mm,星状神经节和椎动脉在矢状面上的最近距离为(1.8±2.0)mm。结论:星状神经节周围组织结构复杂,星状神经节阻滞术易误伤周围结构产生并发症。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