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1996－2015年注射吸毒人群HIV/AIDS死亡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贵州省注射吸毒人群中HIV/AIDS死亡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降低HIV/AIDS死亡率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以我国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中1996－2015年贵州省注射吸毒人群HIV/AIDS为研究对象,应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其死亡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有3 958例注射吸毒HIV/AIDS纳入分析,全死因的死亡比例为44.01%（1 742/3 958）,总死亡率为7.80/100人年,生存时间M=8.08年;抗病毒治疗（ART）组死亡率为3.57/100人年,美沙酮维持治疗（MMT）组死亡率为4.08/100人年。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研究对象的死亡与性别、民族、确认HIV阳性时年龄、确认HIV阳性后首次CD₄⁺T淋巴细胞计数（CD₄）、ART和MMT有关;女性的死亡风险是男性的0.82倍（95% CI：0.69～0.98）;少数民族的死亡风险是汉族的1.39倍（95% CI：1.21～1.60）;确认HIV阳性时年龄≥50岁的死亡风险是<20岁的2.44倍（95% CI：1.07～5.56）;确认HIV阳性后首次CD₄≥500个/μl组的死亡风险是CD₄<200个/μl组的0.27倍（95% CI：0.22～0.32）;未参加ART的死亡风险是参加者的2.83倍（95% CI：2.45～3.26）;未参加MMT的死亡风险是参加者的1.35倍（95% CI：1.15～1.59）。结论 1996－2015年贵州省注射吸毒人群HIV/AIDS中,男性、确认HIV阳性时年龄较大者、确认HIV阳性后首次CD₄较低、未参加ART和MMT的病例,死亡风险较高。     

河南省2008-2015年15岁及以上HIV/AIDS生存状况回顾性队列研究

目的 了解河南省HIV感染者/AIDS患者（HIV/AIDS）确诊AIDS后生存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从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下载河南省相关数据库，筛选出2008-2015年间确诊为AIDS且≥15岁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结果 纳入25 525例研究对象，观察期内病死率为24.9%，其中接受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HAART）为14.4%。治疗比例从2008年的72.1%上升到2015年的92.8%，同期病死率从21.2%下降到4.1%，其中接受HAART者从9.2%下降到2.6%。多因素分析显示，确诊AIDS时CD₄⁺T淋巴细胞（CD₄）计数<50个/μl的患者死亡风险大（aHR=2.45）；接受HAART的患者死亡风险低（aHR=0.13）。在接受HAART患者中，有复方磺胺甲恶唑（TMP-SMZ）服用史的患者死亡风险低（aHR=0.76）；确诊AIDS时CD₄计数50~个/μl组和<50个/μl组死亡风险高（aHR值分别为1.26和1.97）；基线CD₄计数50~个/μl、<50个/μl组死亡风险高（aHR值分别为1.44和1.84）。结论 抗病毒治疗是影响HIV/AIDS生存时间的重要因素，加强HIV/AIDS的CD₄检测，尽早纳入HAART，同时及时开展TMP-SMZ预防治疗，是减少患者AIDS相关疾病死亡的有效途径。     

广州市1991－2013年艾滋病相关死亡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广州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HIV/AIDS)中艾滋病相关死亡的影响因素,为采取相应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利用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1991－2013年广州市疫情资料,使用Cox风险比例模型分析艾滋病相关死亡的影响因素。结果 广州市HIV/AIDS病例中,报病时病程阶段为AIDS(HR=2.717,95%CI:2.039～3.621)、由医疗机构诊疗发现(HR=1.516,95%CI:1.159～1.981)、未接受过CD₄⁺T淋巴细胞检测(HR=4.866,95%CI:3.674～6.444)、符合治疗标准未治疗(HR=12.213,95%CI:8.467～17.616)、报病时年龄40岁以上的病例发生艾滋病相关死亡的风险更高。另外,不符合治疗标准而未治疗的病例发生艾滋病相关死亡的风险也高于接受抗病毒治疗的病例(HR=1.936,95%CI:1.145～3.272)。结论 及早发现HIV/AIDS病例,接受CD₄⁺T淋巴细胞检测和抗病毒治疗可降低HIV/AIDS的死亡风险,延长生存时间。     

2008－2014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随访管理进展

目的 了解2008－2014年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HIV/AIDS)随访管理工作进展。方法 采用随访干预、CD₄⁺T淋巴细胞(CD₄)检测和配偶/固定性伴HIV抗体检测3个指标分析随访管理工作进展,利用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系统中2008－2014年数据库,分析指标变化情况。结果 全国HIV/AIDS的随访干预率由2008年的55.7%上升到2014年的94.7%,CD₄检测率由2008年的48.4%上升到2014年的88.3%,配偶/固定性伴HIV抗体检测率由2008年的48.3%上升到2014年的91.1%。3项指标均逐年增长,经趋势χ²检验均有统计学意义(随访干预:χ²=180 466.733,P<0.01;CD₄:χ²=35 982.374,P<0.01;配偶检测:χ²=43 108.270,P<0.01)。注射吸毒途径HIV/AIDS随访干预率和配偶检测率较低,监管场所HIV/AIDS的3项指标均较低,感染途径不详者3项指标最低。结论 我国HIV/AIDS随访管理指标显著提高,HIV/AIDS得到有效随访管理服务。今后要加强注射吸毒途径感染以及监管场所HIV/AIDS的随访管理工作,首诊时加强个人信息的收集。     

天津市2004-2014年HIV/AIDS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天津市HIV/AIDS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方法 统计2004-2014年全国艾滋病防治信息系统中天津市报告的全部HIV/AIDS,运用寿命表法和Kaplan-Meier方法计算生存时间及各年生存率,运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方法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结果 2 775例HIV/AIDS病例1年、3年、5年、10年、11年累计生存率分别为91%、88%、86%、79%和79%;AIDS患者的死亡风险高于HIV感染者（χ²=107.622,P<0.001）;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发现,感染途径、病例来源、抗病毒治疗和首次CD₄⁺T淋巴细胞（CD₄）计数均是影响AIDS患者生存时间的因素。结论 早发现和早治疗能够明显降低HIV/AIDS的死亡风险,提高生存时间,应加强HIV/AIDS早发现和早治疗工作。     

柳州市2008－2018年HIV/AIDS生存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柳州市HIV感染者和AIDS患者的生存时间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2008－2018年柳州市报告的≥15岁HIV/AIDS,用寿命表法计算各年生存率,用Kaplan-Meier方法计算平均生存时间,对影响艾滋病生存时间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 14 856例HIV/AIDS,平均生存时间为98.74（95% CI：97.73~99.75）个月,第1、3、5、10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77.0%,72.0%,68.0%、61.0%。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发现,性别、文化程度、确证感染时年龄、职业、感染途径、样本来源、首次CD₄⁺T淋巴细胞（CD₄）检测结果和抗病毒治疗均是HIV/AIDS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结论 男性、≥41岁中老年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农民及民工的HIV/AIDS的死亡风险较高,早发现、提高首次CD₄检测率、尽早进行抗病毒治疗能降低HIV/AIDS死亡风险。     

中国2011-2015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随访检测及其流动情况分析

目的 分析2011-2015年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HIV/AIDS）流动、接受随访和CD₄⁺T淋巴细胞（CD₄）检测的情况,为减少流动HIV/AIDS的失访,加强流动HIV/AIDS的规范化管理,预防二代传播提供依据。方法 利用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系统,下载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病例报告历史卡片和随访管理定时数据库,对2011-2015年新报告及存活的HIV/AIDS现住址变化情况进行分析。采用SPSS 24.0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结果 新报告跨省流动HIV/AIDS的人数和比例逐年上升,从2011年的5 576人（10.0%,5 576/55 805）上升到2015年的15 348人（13.3%,15 348/115 321）。在调整了可能的相关因素后发现,上一年接受随访及CD₄检测的HIV/AIDS中,当年发生跨省流动和跨市流动的HIV/AIDS接受随访及CD₄检测的比例均低于无跨省跨市流动的HIV/AIDS。结论 HIV/AIDS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接受规范化的随访及CD₄检测,在对HIV/AIDS的随访管理过程中,应加强各地随访管理单位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及时获取其工作和居住地发生变化的信息,在HIV/AIDS发生跨省或者跨市流动时,做好异地流动的转介工作,减少因HIV/AIDS流动而导致的失访、CD₄检测的脱失。     

河南省2003-2015年抗病毒治疗后死亡的HIV/AIDS病例生存时间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抗病毒治疗（ART）后死亡的HIV/AIDS病例（死亡病例）生存时间及其相关因素。方法 利用中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收集2003年1月至2015年12月接受ART后死亡病例相关信息,采用SPSS 23.0软件和Cox比例风险模型方法,分析死亡病例的生存时间及其相关因素。结果 经ART后共6 267例HIV/AIDS死亡,生存时间M=23.85（Q_R：6.87~50.46）个月。ART<6个月、7~12个月和13~24个月死亡病例分别为1 441例（23.00%）、652例（10.40%）和1 052例（16.79%）,>24个月死亡病例数减少;死亡病例中艾滋病相关死亡5 085例（81.1%）,非艾滋病相关死亡799例（12.7%）,意外死亡179例（2.9%）,自杀死亡109例（1.7%）,2003-2015年历年死因构成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²=864.27,P<0.01）。ART后12、36、60和120个月时,病例的生存率分别是66.59%、36.62%、19.24%和0.64%。相比于单采血浆感染途径,性途径感染的病例HR值（95% CI）为1.602（1.483~1.732）,相比于基线CD₄⁺T淋巴细胞计数（CD₄）≥ 350个/μl,CD₄<50个/μl的病例HR值（95% CI）为2.320（2.119~2.539）,相比于更换二线ART方案,未更换者HR值（95% CI）为3.312（3.083~3.558）。结论 病例的死亡时间主要集中在ART前6个月,随着ART时间的延长,生存率提高,死亡病例数减少。而性途径感染、基线CD₄水平低、未更换二线ART方案可能是HIV/AIDS死亡的相关危险因素。     

四川省凉山州2008－2013年艾滋病患者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四川省凉山州2008－2013年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情况,探讨其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为制订艾滋病综合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从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管理系统选取凉山州2008－2013年期间诊断的艾滋病患者,收集其基本人口学及感染、发病、治疗、死亡等相关信息,利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可能影响因素.结果 8 321例艾滋病患者确诊艾滋病年龄范围18～87.5岁,平均(34.2±9.8)岁,死亡3 021例,接受抗病毒治疗(ART)患者3 721例.研究对象总病死率由2008年的43.9/100人年下降到2013年的20.7/100人年,治疗组病死率由2008年的27.3/100人年下降到2013年的5.1/100人年,未治疗组病死率维持在45.0/100人年至50.8/100人年;治疗比例逐年上升,由2008年的5.8%上升到2013年的54.5%.所有艾滋病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为35.1个月,其中未治疗组为18.4个月;所有艾滋病患者生存时间与治疗、确诊艾滋病年龄以及感染HIV途径有关(P< 0.05),未接受治疗患者的死亡风险是接受治疗者的5.78倍,但与性别、民族无关(P> 0.05);治疗组艾滋病患者生存时间与性别、确诊艾滋病时年龄、民族、感染HIV途径、确诊艾滋病时CD₄⁺T细胞计数、治疗基线CD₄⁺T细胞计数和基线贫血有关(P< 0.05);未治疗组艾滋病患者生存时间主要与确诊艾滋病年龄有关(P< 0.05),与其余因素无关(P> 0.05).结论 抗病毒治疗是影响艾滋病患者生存时间的重要因素,治疗时机对于治疗效果至关重要,治疗基线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是影响治疗效果的关键指标,提示加强CD₄⁺T淋巴细胞计数的检测与监测、及早发现和确证艾滋病患者、扩大抗病毒治疗覆盖面、选择合适的治疗时机是提高抗病毒治疗效果、降低病死率、延长艾滋病患者生存时间的重要途径.     

HIV/AIDS手术切口愈合与CD4+T淋巴细胞计数的关系

目的 探讨HIV/AIDS手术预后及切口愈合与CD₄⁺T淋巴细胞计数的关系.方法 以北京地坛医院2008年1月至2012年12月手术治疗的234例HIV/AIDS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患者的年龄、性别、发现抗HIV(+)时间、手术时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是否为急诊手术、手术部位、切口分类、术后切口愈合级别、切口感染情况、术后并发症及预后进行分析.统计学采用Wilcoxon 秩和检验、χ²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和Spearman相关分析,比较不同的切口愈合级别的患者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的差异、不同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的甲级愈合率和HIV/AIDS相关因素与手术切口愈合率的关系.结果 (1)共有234例患者,男性125例,女性109例,性别比为1.15:1,平均年龄(36.17±11.56)岁.发现抗HIV(+)时间为0～204个月.CD₄⁺T淋巴细胞计数M为388.5 cell/μl.其中23.93%患者CD₄⁺T 淋巴细胞计数<200 cell/μl.(2)急诊手术占7.26%.发病部位涉及23个器官,48种疾病.Ⅰ类切口占21.37%,Ⅱ类切口49.57%,Ⅲ类切口29.06%.86.32%切口为甲级愈合,11.97%为乙级愈合,1.71%为丙级愈合.4.27%患者出现术后并发症.术后出现并发症与未出现并发症患者的CD₄⁺T淋巴细胞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感染HIV的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甲级愈合与乙、丙级愈合的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的甲级愈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手术切口愈合情况与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抗病毒治疗时间长短、HIV感染时间无明显相关性(P>0.05).结论 严格把握手术适应症和禁忌症,对需要手术的HIV/AIDS进行手术治疗,总体预后良好.低CD₄⁺T淋巴细胞计数并不是手术的绝对禁忌.切口愈合情况与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抗病毒治疗时间长短及HIV感染时间无明显相关性.     

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对注射吸毒HIV/AIDS死亡率的影响

目的 开展吸毒人群死亡率研究,为多年来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工作的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价.方法 对玉溪市1995-2011年参加HAART的注射吸毒HIV/AIDS治疗病例和死亡病例进行分析.结果 治疗病例死亡率维持在较低水平,注射吸毒HIV/AIDS死亡率维持在1.02～5.56/100人年之间;注射吸毒HIV/AIDS死亡速度趋势的比较在HAART前后两个阶段有统计学意义（P＜0.01）.讨论 影响注射吸毒HIV/AIDS死亡的因素众多,HAART有效降低了吸毒人群HIV/AIDS的死亡率和死亡速度,延长了病人的生存年限.     

云南省德宏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阴性配偶HIV新发感染研究

目的 了解云南省德宏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HIV/AIDS)阴性配偶HIV新发感染率及其危险因素。方法 2009年2月至2014年12月,在HIV/AIDS的阴性配偶中建立前瞻性队列,每年随访一次,进行问卷调查及HIV检测。结果 至2014年12月,共纳入研究对象2091例,其中1692例研究对象至少随访一次,34例研究对象新发感染HIV,累计观察时间为5494.52人年, HIV新发感染率为0.62/100人年。2009-2010、2011-2012、2013-2014年HIV新发感染率分别为0.79/100人年、0.62/100人年、0.47/100人年。Cox回归分析显示,HIV新发感染的危险因素为不坚持使用安全套(HR=4.64,95%CI:1.89~11.40,P=0.001);与阴性配偶入组时间相比,HIV/AIDS开始抗病毒治疗时间晚一年以上(HR=3.70,95%CI:1.44~9.49,P=0.007),HIV/AIDS未进行抗病毒治疗(HR=3.62,95%CI:1.14~11.51,P=0.029)。结论 德宏州HIV/AIDS阴性配偶中HIV新发感染率相对较低。仍需在阴性配偶人群中进一步宣传坚持使用安全套的重要性,并尽早对HIV/AIDS进行抗病毒治疗。     

南京市HIV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依从性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南京市接受抗病毒治疗(ART)的HIV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HIV/AIDS)的ART依从性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HIV/AIDS人群的ART依从性提供参考。方法 2014年5－6月在南京市第二医院接受免费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HAART)的HIV/AIDS作为研究对象,收集一般人口学、ART情况及社会支持与歧视等信息,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HAART依从性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调查HIV/AIDS 276例,以依从性支持评价中心的依从性指数为评价标准,调查发现总体依从性良好252例,占91.3%。经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显示,提醒服药(OR=0.13,95%CI:0.04~0.37)、年龄较大者(OR=0.52,95%CI:0.31~0.89)服药依从性较好;而存在ART副作用(OR=4.11,95%CI:1.35~12.56)、WHO分期较诊断时降低(OR=3.56,95%CI:1.37~9.21)和吸烟(OR=5.38,95%CI:2.00~14.45)是影响依从性的危险因素。结论 南京市HIV/AIDS人群ART依从性整体情况较好,为进一步巩固提高,对存在ART副作用、无提醒服药、吸烟、年龄较小、病情减轻的患者加强服药依从性教育。     

Association of 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reatment with incident tuberculosis in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PurposeTo determine th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effects of 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HAART) on incident tuberculosis (TB) in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PLWHA).MethodsFrom 2000 to 2012, we identified adult PLWHA from Taiwan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HIV Surveillance System. All PLWHA were followed up until December 31, 2012, and observed for TB occurrence. Time-dependent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effects of HAART on incident TB.ResultsOf 20,072 PLWHA, 628 (3.13%) had incident TB, corresponding to an incident rate of 701/100,000 person-years. After adjusting for potential confounders, PLWHA receiving HAART were more likely to develop TB than those not receiving the drugs (adjusted hazard ratio [AHR] 1.56;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18–2.05). While th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effects of HAART on incident TB were considered, HAART was a risk factor for TB development within the first 90 days (AHR 6.06; 95% CI 4.58–8.01) and between 90 and 180 days of treatment (AHR 1.80; 95% CI 1.11–2.94) but was a protective factor after 180 days of HAART use (AHR 0.51; 95% CI 0.39–0.66).ConclusionsHAART is a risk facto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B in the short term but a protective factor in the long term.     

浙江省台州市1998-2022年HIV/AIDS死因分析

目的 了解台州市1998-2022年HIV/AIDS的死亡情况和死因。方法 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的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和台州市慢性病信息管理系统,以1998-2022年现住址为台州市的5 126例HIV/AIDS为研究对象,用SAS 9.4软件进行秩和检验、χ²检验及趋势分析。结果 1998-2022年HIV/AIDS死亡796例,病死率为15.53%（796/5 126）,病例在确证后1年内死亡占52.26%（416/796）。年初尚存活病例在年内死亡的构成比呈下降趋势（趋势χ²=5.60,P<0.001）。在死因构成上,艾滋病140例（17.59%）、恶性肿瘤237例（29.77%）、心血管病99例（12.44%）、伤害58例（7.29%）、其他160例（20.10%）和不详102例（12.81%）。恶性肿瘤、心血管病和其他死因的死亡病例构成比随时间变化均呈上升趋势（趋势χ²=1.92,P=0.028;趋势χ²=2.81,P=0.003;趋势χ²=2.07,P=0.020）。在HIV/AIDS不同死因中,确证年龄、职业、婚姻状况、民族、文化程度和感染途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死因为心血管病者死亡年龄最大,死因为艾滋病的死亡距确证间隔时间最短且首次检测CD4⁺T淋巴细胞计数最低,死因不详者的确证至抗病毒治疗的时间间隔最长（均P<0.05）。结论 1998-2022年台州市HIV/AIDS的非艾滋病相关死亡的构成比较高,随时间变化呈上升趋势,要进一步加强HIV/AIDS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干预和治疗。     

江苏省2005-2019年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合并HBV感染情况分析

目的 分析2005-2019年江苏省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的HBV感染情况。方法 采用回顾性资料分析,研究对象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江苏省2005-2019年HIV/AIDS首次入组抗病毒治疗数据库,采用SPSS 16.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分析不同特征HIV/AIDS的HBsAg检测率和HBsAg阳性率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采用χ²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 2005-2019年江苏省首次入组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共29 288例,总体HBsAg检测率为49.8%（14 594/29 288）,2005-2019年HBsAg检测率由0.0%（0/80）增加到75.2%（3 448/4 586）,呈逐年上升趋势。进行HBsAg检测的HIV/AIDS中,江苏省籍占81.6%（11 915/14 594）,男女性别比7.34：1（12 845：1 749）,年龄（38.5±13.8）岁,汉族占96.1%（14 023/14 594）,已婚/同居占48.9%（7 131/14 594）。男男性传播和异性性传播感染途径占97.9%（14 294/14 594）。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HBsAg检测率的影响因素中,2015年及以后入组、外省户籍、已婚/同居、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注射吸毒感染途径的人群HBsAg检测率较高。HIV/AIDS的HBsAg阳性率为8.6%（95%CI：8.2%~9.1%）,HBsAg阳性率在2016年之前均>10.0%,自2016年以后稳定在6.7%~8.2%。HBsAg阳性率的影响因素中,2015年及以后入组、女性、年龄>59岁、大专及以上学历人群的HBsAg阳性率较低,而45~59岁年龄组和少数民族人群的HBsAg阳性率较高。结论 2005-2019年江苏省首次入组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中,HBsAg检测率总体不高,合并HBV感染高于一般人群,需要加强其HBsAg相关检测工作。     

HIV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就医告知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HIV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HIV/AIDS)在就医过程中,向医生告知其感染HIV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依托HIV/AIDS随访方式,在7个省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社会组织活动场所以及抗病毒定点治疗医院对目标人群进行调查,采用SAS 9.2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率的比较采用χ²检验,应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 共调查HIV/AIDS 2 432例,就医时未主动告知率为49.7%(716/1 442),其中男性、18~30岁年龄组、小学以上文化程度、民营/三资/个体职业、居住地为小型城市的调查对象不主动告知率分别为51.9%(559/1 077)、62.9%(212/337)、58.1%(555/955)、65.7%(241/367)和62.5%(197/315),传播途径中性传播未主动告知率最高,达66.3%(275/41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既往非法采供血传播途径的调查对象在就医时更愿意主动告知(OR=0.083,95%CI:0.049~0.141);民营/三资/个体职业患者在就医时更不愿意主动告知(OR=1.531,95%CI:1.017~2.304)。结论 HIV/AIDS就医时未主动告知率高,应对HIV/AIDS、医务工作者和社会公众进行针对性宣传教育,以提高HIV/AIDS就医时主动告知率。     

Trends and Differences Among Three New Indicators of HIV Infection Progression

Objective

This study proposes three indicators of, and assesses the disparities and trends in, the risk of HIV infection progression among people living with diagnosed HIV inf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ethods

Using data reported to national HIV surveillance through June 2012, we calculated the AIDS diagnosis hazard, HIV (including AIDS) death hazard, and AIDS death hazard for people living with diagnosed HIV infection for each calendar year from 1997 to 2010. We also calculated a stratified hazard in 2010 by age, race/ethnicity, mode of transmission, region of residence at diagnosis, and year of diagnosis.

Results

The risk of HIV infection progression among people living with diagnosed HIV infection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1997 to 2010. The risks of progression to AIDS and death in 2010 were higher among African Americans and people of multiple races, males exposed through injection drug use (IDU) or heterosexual contact, females exposed through IDU, people residing in the South at diagnosis, and people diagnosed in 2009 compared with white individuals,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females with infection attributed to heterosexual contact, those residing in the Northeast, and those diagnosed in previous years, respectively. People aged 15–29 years had the highest AIDS diagnosis hazard in 2010.

Conclusion

Continued efforts are needed to ensure early HIV diagnosis as well as initial linkage to and continued engagement in HIV medical care among all people living with HIV. Targeted interventions are needed to improve health-care and supportive services for those with worse health outcomes.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number of people aged 13 years and older living with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infection was estimated to be more than 1.1 million as of December 2010, a 9% increase from 2006.¹ For people living with HIV, increasing their access to care and eliminating disparities are primary goals of the National HIV/AIDS Strategy (NHAS) and the Healthy People 2020 objectives.^2,3 Assuring that all people with HIV are diagnosed early, promptly linked to care, retained in care, and offered antiretroviral treatment is essential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continuum of care,⁴ leading to viral suppression, improved health, survival, and prevention of HIV transmission.Several studies have used national HIV surveillance data to examine the disparities and determinants of progression to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i.e., stage 3 HIV infection⁵) and death after HIV diagnosis. These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individuals diagnosed in a certain time period and have examined the differences in time from HIV diagnoses to AIDS and death (i.e., the number of months/years from HIV diagnosis to AIDS or death) using survival analyses, including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s, th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 or the standardized relative risk.^6–8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have not assessed the risks of progression to AIDS and death among all people living with HIV, and have not reported the trends in these outcomes.To fill this gap, we propose in this study three cross-sectional indicators to estimate the risks of progression to AIDS and death in a calendar year after HIV diagnoses among people living with diagnosed HIV infection, regardless of their time of diagnosis (i.e., the year when an HIV infection was first diagnosed). The results allow for an annual assessment of the risks of HIV infection progression and can be used to monitor the trends in these outcomes among people living with HIV.Specifically, this study (1) examined the disparities in the risk of progression to AIDS in 2010 among people living with diagnosed HIV (not AIDS) infection at year-end 2009 (AIDS diagnosis hazard), the risk of death in 2010 among those living with diagnosed HIV (including AIDS) infection at year-end 2009 (HIV death hazard), and the risk of death in 2010 among individuals living with AIDS at year-end 2009 (AIDS death hazard); and (2) assessed the trends in the risks of HIV infection progression among people living with diagnosed HIV infection from 1997 to 2010 using the three indicators.     

The social meanings of death from HIV/AIDS: An African interpretative view

Death from HIV/AIDS is increasingly common in Kenya. However, the ways in which people diagnosed with HIV/AIDS and society more generally make sense of this kind of death has been little investigated. By analysing accounts from a sample of fourteen heterosexual people diagnosed HIV positive and presented for treatment in four specialized clinics in Nairobi, and other accounts elicited from members of the clergy and lay persons,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people make sense of death from HIV/AIDS. To be infected by HIV equates to death, and because AIDS acts as a metaphor for moral and physical contamination, HIV infection confers on the individual a spoilt image and identity. This image and identity is projected into life beyond physical death, and is reinforced, popularized and legitimized by Christian and African religious schema in such a way that death from HIV/AIDS is now constructed and experienced as 'permanent'. This kind of death has implications for the way in which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seek treatment and manage an HIV seropositive status. It is also relevant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ways in which funerals and burials for people dying of HIV/AIDS are now being organized in Kenya.     

Exposing misclassified HIV/AIDS deaths in South Africa

Objective

To quantify the deaths from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infection or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that are misattributed to other causes in South Africa’s death registration data and to adjust for this bias.

Methods

Deaths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mortality database were distributed among 48 mutually exclusive causes. For each cause, age- and sex-specific global death rate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average rate among people aged 65–69, 70–74 and 75–79 years to generate “relative” global death rates. Relative rates were also computed for South Africa alone. Differences between global and South African relative death rates were used to identify the causes to which deaths from HIV/AIDS were misattributed in South Africa and quantify the HIV/AIDS deaths misattributed to each. These deaths were then reattributed to HIV/AIDS.

Findings

In South Africa, deaths from HIV/AIDS are often misclassified as being caused by 14 other conditions. Whereas in 1996–2006 deaths attributed to HIV/AIDS accounted for 2.0–2.5% of all registered deaths in South Africa,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true cause-specific mortality fraction rose from 19% (uncertainty range: 7–28%) to 48% (uncertainty range: 38–50%) over that period. More than 90% of HIV/AIDS deaths were found to have been misattributed to other causes during 1996–2006.

Conclusion

Adjusting for cause of death misclassification, a simple procedure that can be carried out in any country, can improve death registration data and provide empirical estimates of HIV/AIDS deaths that may be useful in assessing estimates from demographic mod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