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生自杀死亡接触状况及其在生活事件与自杀风险之间的调节效应

目的了解中国大学生自杀死亡接触流行现况及其与自杀风险的关系,检验自杀死亡接触史在生活事件与自杀风险之间的调节效应。方法采用自杀行为问卷-修订版(SBQ-R)、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自编自杀死亡接触及基本情况问卷对全国6个地区的8202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⑤中国大学生近亲自杀死亡史和熟人自杀死亡史的发生率分别为3.9%和11.8%;⑤有近亲自杀死亡史大学生的SBQ-R总分显著高于无近亲自杀死亡史大学生的得分(5.51±2.44 vs 4.68±2.11,P<0.01);有熟人自杀死亡史大学生的SBQ-R总分显著高于无熟人自杀死亡史大学生的得分(5.23±2.48 vs 4.64±2.07,P<0.01);具有自杀死亡接触史的大学生的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和自杀未遂行为率显著高于无相应经历者(P<0.05);⑤生活事件及其各因子与自杀风险呈显著正相关(0.11≤r≤0.26,P<0.01);⑤近亲自杀死亡史×熟人自杀死亡史交互项、生活事件×近亲自杀死亡史交互项对自杀风险的作用不显著(P>0.05),生活事件×熟人自杀死亡史交互项对自杀风险的交互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高生活事件水平且具有熟人自杀死亡史者自杀风险相对最高。结论中国大学生的自杀死亡接触史、生活事件与自杀风险关系密切,有近亲自杀死亡史、熟人自杀史、生活事件水平越高,自杀风险越大;熟人自杀死亡史在生活事件与自杀风险的关系中存在调节效应。     

分布滞后非线性模型

空气污染、气象等暴露因素的健康效应均有一定的持续性和滞后性[1-2].换言之,人群健康指标(如死亡率、发病率)不仅与当天的暴露水平有关,还可能受昨天乃至十多天前暴露的影响.评价暴露因素滞后效应的方法众多,如:滑动平均法、广义线性模型等方法,但各有其不足之处.近年来,分布滞后线性模型的提出使得该问题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国外目前普遍运用该法研究空气污染的健康效应,但该法的应用前提是暴露-反应关系呈线性.然而,现实研究中有的暴露-反应关系呈现非线性,如气温效应通常呈U型、V型或J型分布[3],并不适合使用该法.分布滞后非线性模型同时考虑暴露因素的滞后效应和暴露-反应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将详细介绍模型的基本理论,并以实例阐述其应用.     

倾向指数应用中的基线资料均衡性评价问题与研究

目的在观察性研究中某些可观测变量在各组间往往不可比,倾向指数匹配法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法,对于匹配前后均衡性的评价,目前主要使用标准化差异指标,本文针对连续型和多分类资料进行研究,探讨标准化差异指标的适用性。方法通过理论分析探讨标准化差异的合理性,再结合统计模拟比较假设检验和标准化差异在检验组间均衡性时的假阳性率和真阳性率。结果假设检验用于评价基线资料均衡性存在明显的缺陷,标准化差异相对更加合理。标准化差异对于连续性和多分类资料都显示出比假设检验更好的效果,并且在小样本资料中也能检验出差异。对于差异相同的两组,标准化差异的检出率更高。结论标准化差异适用于观察性研究,对于检验组间细微的差异和小样本情形有独特的优势。     

用于老年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辅助诊断的神经肽Y及其受体Y1-6检测方法的初步设想

神经肽Y（NPY）作为机体内一种主要的神经递质和能量调控因子，广泛参与机体各种生理功能的调节，是维持机体内环境稳态的重要物质之一。随着对其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它可通过与特定靶细胞膜上不同NPY受体Y1-6的特异性结合而启动并激活相应细胞信号传导通路，从而参与对机体生理功能和靶细胞增殖分化的调控，且NPY及其受体在体内的表达水平又可影响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细胞代谢活动、以及这种改变所诱导或促进或参与的某些老年性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并对相关药物的防治带来明显影响。因此，对NPY及其受体含量的检测项目已成为相关老年性疾病与合并症的发病机制分析、疾病进程观察、治疗效果评价、疾病痊愈判断及预后跟踪随访的重要辅助诊断指标之一。为此，本文通过对可用于老年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辅助诊断的NPY及其受体检测的酶联免疫吸附法、放射免疫测定法、荧光免疫检测法、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免疫组织化学法、压电石英晶片免疫传感器法、免疫印迹法、斑点免疫层析及胶体金法、受体放射配基结合分析法、放射自显影法、液体芯片技术、微粒子酶免分析法等进行NPY及其受体检测方法的综述，并提出前瞻性设想和设计，希望这些用于检测NPY及其受体指标的方法能为未来老年医学的研究和临床应用奠定基础。     

磁共振特征诊断中枢神经细胞瘤

目的 探讨6种特征性MRI征象对中枢神经细胞瘤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30例中枢神经细胞瘤及68例其他侧脑室肿瘤患者术前MRI,以5分法对6种MRI征象,包括扇贝征、宽基底征、皂泡征、周围泡泡征、液-液平面征及宝石征进行评分。绘制ROC曲线,评估各征象的诊断价值。结果 扇贝征曲线下面积（AUC）最大（0.82）,大于其他5个征象（P均<0.05）;宽基底征、皂泡征及周围泡泡征次之（AUC为0.73~0.75）,大于液-液平面征及宝石征（P均<0.05）。扇贝征特异度最高（84.56%）,其次为液-液平面征（77.94%）、宝石征（74.26%）及周围泡泡征（70.34%）。皂泡征敏感度最高（83.89%）,其次为宽基底征（76.11%）和周围泡泡征（75.00%）。结论 6种特征性MRI征象中,扇贝征对诊断中枢神经细胞瘤价值最高。     

深圳市宝安区2012—2014年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情况分析

目的对深圳市宝安区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VCT)情况进行分析,为调整VCT策略、控制艾滋病传播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收集2012—2014年5月深圳市宝安区VCT门诊咨询者的相关资料及实验室检测结果,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进行分析。结果 1 322名求询者中,男女性别比为5∶1,以15~44岁为主(占93.49%)。求询原因主要包括商业异性性行为史(占33.28%)、非商业非固定异性性行为史(占21.71%)和男男性行为史(12.03%)。求询者来源广泛,本地户籍人口仅占13.01%。1 322名求询者中检出HIV抗体阳性53例,阳性率为4.01%,其中男男性行为者的阳性率最高(10.69%,17/159)。不同文化程度咨询者的HIV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以小学学历者阳性率最高,为15.38%,其次为文盲10.53%;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婚姻状况求询者的阳性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VCT是及时发现感染者的有效途径,男性流动人口、男男性行为者是宝安区VCT的重点人群。做好VCT门诊工作,发挥VCT门诊优势和作用,才能逐步实现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传播的目的。     

小核糖核酸病毒感染与人兽共患病的关系北大核心CSCD

小核糖核酸病毒作为重要的感染性病原体,其在基因突变和重组的驱动下表现出高度的遗传变异性,可感染从低等脊椎动物到哺乳动物等多种宿主,包括人类、非人灵长类动物、啮齿动物、蝙蝠、鸟类等。近年来,由新发病毒引起的人兽共患病受到公共卫生领域的广泛关注。鉴于小核糖核酸病毒种类的高度多样性,许多新发现的病毒属于小核糖核酸病毒科(Picornaviridae)的家族成员。目前,与人类疾病相关的小核糖核酸病毒在人群中的流行情况及其遗传多样性特征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本文围绕小核糖核酸病毒的分子生物学特征、分类学以及可能引起人兽共患病的病毒属等进行综述,为进一步开展小核糖核酸病毒感染的预防控制和科学研究提供借鉴。     

基于线粒体COI基因分析广州市15个白纹伊蚊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目的 探讨广州市白纹伊蚊不同地理种群的遗传多样性、遗传分化和系统发育关系。方法 本实验于2020年9月至2020年11月期间,采集广州市11个行政区的共计15个白纹伊蚊种群。单只蚊虫提取基因组DNA,通过PCR法扩增COI基因序列并测序,获得的序列在GenBank上经过BLAST比对。BioEdit 7.2软件观察序列峰图。MEGA X软件对齐序列,分析碱基组成,构建系统发育树(NJ法)。DNAsp 6.12软件分析位点多态性,单倍型及其多样性,进行错配分布分析。Arlequin 3.5软件进行分子变异分析、进行中性检验。DAMBE 7.2软件分析序列的系统发育信号。 PopART 1.7软件构建单倍型网络图(Median joining法)。结果 广州市15个白纹伊蚊种群共获得642条序列,其长度为603 bp。A碱基加T碱基平均含量是67.5%,符合线粒体DNA的AT偏向性。单倍型分析共检出45种单倍型,其中单倍型1为优势单倍型。中性检验表明广州市部分种群不符合中性理论,但大部分种群都经历过种群扩张,而错配分布却表明仅有少部分种群经历过种群扩张。Mantel检验表明15个白纹伊蚊种群不存在地理隔离现象。种群遗传分化显示各种群间交流较频繁,且种群间的遗传分化很低,差异更多来自于个体间。结论 广州市的白纹伊蚊种群间基因交流较频繁,遗传分化小,遗传多样性偏低。这可能使不同地理种群的白纹伊蚊具有相似的媒介能力。     

普通患者疾病感知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国内外研究均表明,患者的疾病感知极大影响着其治疗及预后效果。因此,探讨我国普通患者的疾病感知现状及影响因素十分重要,可以为改善我国患者负性疾病感知和提升患者健康提供依据。目的　探讨普通患者疾病感知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　于2018年1-3月,通过方便取样的方式抽取广东省8家医院的500例患者进行现场调查,调查工具选用疾病感知问卷简化版（BIPQ）、维克森林医师信任量表（WFPTS）、中国版10项目大五人格量表（TIPI-C）、病人健康问卷2条目（PHQ-2）,最终获得有效数据384例（76.8%）。结果　普通患者的BIPQ总得分为（38.6±9.1）分,认知表征、情绪表征、疾病理解能力维度得分分别为（22.1±7.0）、（13.3±4.0）、（3.2±2.2）分。不同职业、医疗费用对家庭经济影响程度患者的BIPQ总得分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患者BIPQ总得分与WFPTS总得分及仁爱、技术能力维度得分,以及TIPI-C宜人性、情绪稳定性维度得分呈线性负相关（r值为-0.39~-0.14,P<0.05）;患者BIPQ总得分与PHQ-2得分呈线性正相关（r=0.41,P<0.05）。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WFPTS仁爱维度得分、TIPI-C情绪稳定性维度得分、PHQ-2得分是患者BIPQ总得分的影响因素（b值分别为-0.337、-0.781、2.308,P<0.05）。结论　我国普通患者对自身所患疾病认识不足,表现出较多消极情绪,对治疗缺乏信心;患者的抑郁情绪和医疗费用造成的经济压力是疾病感知的危险因素,情绪稳定性和医生的人文关怀是疾病感知的保护因素。     

上海市社区医务人员循证慢性病防控证据获取能力自我认知实证研究

背景　目前慢性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提升社区医务人员慢性病防控能力迫在眉睫。循证慢性病防控作为一种提升医务人员慢性病防控能力的手段在西方国家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我国却鲜有研究。目的　探讨社区医务人员慢性病防控证据的获取途径、能力及影响因素,为提升社区医务人员循证慢性病防控能力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于2019年4-7月,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以上海市75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975例医务人员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循证基本认知情况、慢性病防控证据获取途径、慢性病防控证据获取能力。慢性病防控证据获取途径和慢性病防控证据获取能力由被调查者依据Likert 7级评分自评。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社区医务人员循证慢性病防控证据获取能力的影响因素。结果　892例（91.5%）社区医务人员的问卷被有效回收。临床指南为被调查医务人员获取慢性病防控证据的最常用途径,自评得分为（4.583±1.177）分。被调查对象自评获得的循证慢性病防控证据精准有效平均得分为（4.312±0.979）分,能获取针对慢性病危险因素的证据平均得分为（4.244±1.028）分,能应用针对慢性病危险因素的证据平均得分为（4.280±0.995）分。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单位是否为大学附属是社区医务人员获得的循证慢性病防控证据精准有效、能获取针对慢性病危险因素的证据、能应用针对慢性病危险因素的证据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所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否为大学附属是社区医务人员循证慢性病防控证据获取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社区应重视慢性病防控证据获取途径的提供,并加强对医务人员慢性病防控证据获取及利用能力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