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医生职业认同状况及社会弹性对其影响研究

背景　近年来,医生离职事件屡见不鲜,而家庭医生作为社区的健康管家,若产生离职意愿不仅影响其职业发展,更不利于实施全民健康规划。目前,国内的家庭医生主要由基层全科医生担任,在自身工作外还需提供上门服务,更容易使家庭医生产生职业倦怠。如何避免家庭医生离职,增强其职业认同是关键所在。目的　探讨社会弹性对家庭医生职业认同的影响,以期提高家庭医生的职业认同,促使家庭医生制度可持续推进,为基层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方法　2018年10月-2019年6月,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以浙江省行政区分类作为分层的依据,根据经济发展程度,选取杭州、宁波、温州、金华、湖州、舟山、台州、丽水8个城市,再根据基层卫生院的发展状况抽取321个卫生院,选取其中的2 500名家庭医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一般资料及《家庭医生职业认同调查表》。通过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社会弹性与家庭医生职业认同各维度间的关系。结果　共发放问卷2 500份,收回2 319份,有效问卷2 261份,有效回收率为90.44%。家庭医生职业认同总分（3.6±0.7）分,职业期望维度得分（3.0±1.0）分,职业归属维度得分（3.4±1.3）分,职业价值观维度得分（4.1±1.2）分,职业认知维度得分（3.5±1.0）分,职业行为维度得分（4.1±1.1）分。多元逐步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创新能力、心理弹性、社区包容、机会平等、社会支持是家庭医生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P<0.05）,创新能力、机会平等是家庭医生职业期望的影响因素（P<0.05）,创新能力、心理弹性、社区包容、机会平等、社会支持是家庭医生职业归属的影响因素（P<0.05）,心理弹性、社区包容、机会平等、社会支持是家庭医生职业价值观的影响因素（P<0.05）,创新能力、社区包容、社会支持是家庭医生职业认知的影响因素（P<0.05）,创新能力、心理弹性、社区包容是家庭医生职业行为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浙江省家庭医生的职业认同感总体水平处于中等偏上,仍有提升空间。社会弹性中的创新能力、心理弹性、社区包容、机会平等、社会支持均能影响家庭医生的职业认同感,其中机会平等是影响家庭医生职业认同的首要因素。     

家庭医生团队职业倦怠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家庭医生制度是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任务之一,家庭医生团队是家庭医生服务的第一责任人,其身心健康与服务质量是影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发展的关键因素,但目前国内以服务供方角度探讨家庭医生制度的研究相对较少。目的　了解家庭医生团队的职业倦怠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科学干预职业倦怠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于2017年5—10月,采用典型抽样法在徐州市选取已开展家庭医生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8家,以其所有家庭医生团队成员为研究对象,共600例。采用马斯勒职业倦怠调查普适量表（MBI-GS）调查纳入成员的职业倦怠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其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568份（包括全科医生165例、护士272例、公共卫生医生131例）,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4.7%。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职业倦怠阳性检出率为75.4%（428/568）,其中情感衰竭、去个性化、个人成就感降低维度的中重度倦怠占比分别为51.8%（294/568）、34.7%（197/568）、66.0%（375/568）,个人成就感降低维度高于情感衰竭维度、情感衰竭维度高于去个性化维度（P<0.05）。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月收入、用工形式、职业喜爱程度、自评工作意义、工作压力是家庭医生团队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家庭医生团队的职业倦怠阳性检出率较高,尤其体现在情感衰竭和个人成就感降低两方面,建议通过健全家庭医生绩效考核制度、给予团队社会支持、引导家庭医生团队转变医疗观念等方式降低其职业倦怠检出率,以保障家庭医生队伍的稳定与发展。     

基层医务人员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响应度及工作满意度研究

背景　基层医务人员是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主要执行者,其政策响应度和工作满意度是稳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关键。目的　探讨基层医务人员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响应度及工作满意度,为促进签约服务的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建议。方法　于2018年2—5月,采用多阶段抽样法在湖北省宜昌市抽取基层医务人员500例进行问卷调查,主要内容包括基本情况、对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评价、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政策响应度及工作满意度。采用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基层医务人员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46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2.4%。30.5%（141/462）的医务人员非常/比较积极参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25.9%（120/462）的医务人员认为现有激励机制完全/比较能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医务人员对工资薪酬、工作环境、同事关系、发展前景、个人成就感的满意度得分分别为（2.7±0.7）、（3.4±0.7）、（4.1±0.8）、（3.3±0.9）、（3.5±0.8）分（“很不满意”~“非常满意”分别计为1~5分）,总体工作满意度得分为（17.4±3.5）分。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平均月收入、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后工作时间的变化、家庭医生岗位的工作风险、家庭医生岗位的重要性、现有激励机制能否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是基层医务人员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基层医务人员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响应度与工作满意度均有待提高。建议创新基层医务人员的激励措施,完善签约服务工作价值的绩效考核;加强培养优秀的家庭医生队伍,建立长期家庭医生人才培养机制,提高家庭医生职业稳定性。     

上海市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需求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急性期症状缓解或改善后回归社区康复。我国社区精神卫生资源服务利用率不高,患者满意度低,无法满足患者日益增长的康复需求。目的　了解上海市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需求状况,分析其影响因素,为精神康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于2016年12月—2017年7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上海市18个区249个居（村）委2 285例社区在册管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工具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疾病特征与治疗情况调查表、无锡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需求调查问卷。比较不同特征患者康复需求总评分,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服务需求总得分的影响因素。结果　2 285例患者总需求评分为（2.93±1.07）分,需求评分较高的6个因子从高到低依次为：社会保障（3.57±1.42）分、情绪管理（3.50±1.42）分、治疗依从（3.47±1.43）分、症状管理（3.39±1.39）分、精神卫生知识（3.33±1.34）分、心理社会关怀（3.12±1.49）分。性别、城郊类型、文化程度、居住状况、主要照料者、就业状态、由家人经济供养情况、疾病支出费用、残疾证持有情况、家族史、服药情况、门诊随访情况、精神症状缓解程度不同的患者康复需求总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康复总需求得分与年龄、病程呈线性负相关（r值分别为-0.230、-0.139,P<0.05）;康复总需求得分与疾病复发次数、接受过康复服务的项数、服务满意度评分呈线性正相关（r值分别为0.113、0.469、0.330,P<0.05）。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城郊类型、就业状态、家人经济供养情况、疾病支出费用、门诊随访情况、年龄、疾病复发次数、接受过康复服务的项数、康复服务满意度评分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服务需求总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上海市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多个领域均存在康复需求,城郊类型、就业状态、家人经济供养情况、疾病支出费用、门诊随访情况、年龄、疾病复发次数、接受过康复服务的项数、康复服务满意度评分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服务需求总得分的影响因素,社会和政府应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根据患者情况提供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服务。     

不同岗位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激励因素研究

背景　要提高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工作的主观能动性,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不同激励因素对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影响不同。目的　比较不同岗位家庭医生团队成员激励因素现状、满意度及激励因素偏好,为进一步细化完善家庭医生团队激励机制提供依据。方法　于2019年7-9月在厦门市、杭州市余杭区、上海市长宁区、北京市西城区和房山区共选择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用课题组自行设计的问卷对所有在岗的家庭医生团队人员676人（包括临床医生、护理人员和公共卫生人员）进行普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家庭医生团队人员的个人基本情况和工作环境基本特征、激励机制及激励因素偏好情况。对不同岗位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基本情况及激励因素差异进行分析。结果　共收回有效问卷676份,有效回收率为96.6%。不同岗位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月收入、总收入中家庭医生专项资金占比和签约服务费占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从事临床医疗工作者高于从事护理和公共卫生工作者（P<0.016 7）。不同岗位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对收入与家庭医生工作价值匹配程度的评价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从事公共卫生工作者认为收入与工作价值匹配的比例高于从事护理工作者（P<0.016 7）。不同岗位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对福利待遇的满意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04）。不同岗位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参加阶段性进修培训、相关专业课程培训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从事临床医疗工作者参与阶段性进修培训者占比高于从事护理与公共卫生工作者（P<0.016 7）;从事临床医疗工作者过去1年参加相关专业课程培训者占比高于从事护理工作者（P<0.016 7）。不同岗位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过去3年职务提升与职称提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种岗位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绝大多数都认为个人收入和福利是最重要的激励因素,这一比例在家庭医生、护士和公共卫生成员中分别是95.6%（387/405）、95.7%（180/188）和98.8%（82/83）;培训机会、社会认可和尊重、职称晋升机会排在第2位、第3位和第4位;但对家庭医生来说单位管理制度是排名第5的激励因素,对护士来说工作量是排名第5的激励因素,对公共卫生人员来说排名第5的则是工作条件。结论　不同岗位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激励机制现状存在较大差异,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收入、福利待遇与培训学习情况优于从事护理和公共卫生工作的人员,且不同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对激励因素的偏好有所不同。应当继续优化家庭医生团队成员薪酬结构,提升家庭医生团队的收入及签约服务费,完善经济激励措施;加强基层培训学习力度,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保障医疗卫生人员权益,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社会认可度。     

基于PLS-SEM的家庭医生工作生活质量、职业认同与隐性缺勤的关系研究

目的　探讨家庭医生工作生活质量、职业认同与隐性缺勤的关系,为提高家庭医生的在岗工作效率提供参考。方法　首先,采用典型抽样法,于徐州市云龙区、泉山区、鼓楼区、铜山区、邳州、沛县、丰县各选取4~6个已开展家庭医生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33家;然后整群纳入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部家庭医生,共400例。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于2017年11月—2018年3月进行调查。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家庭医生一般情况调查表以及工作生活质量量表、职业认同问卷、斯坦福隐性缺勤问卷（SPS-6）中文版。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24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81.0%。采用多元线性回归与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分析家庭医生工作生活质量、职业认同与隐性缺勤之间的关系并建构模型。结果　工作生活质量量表各维度得分、职业认同问卷各维度得分与斯坦福隐性缺勤问卷（中文版）得分呈直线负相关（P<0.01）。除工作压力维度得分外,工作生活质量量表各维度得分与职业认同问卷得分呈直线正相关（P<0.01）。工作满意度得分、家庭工作关系得分、工作压力得分、工作控制得分、职业行为倾向得分、职业价值观得分、职业归属感得分是斯坦福隐性缺勤问卷（中文版）得分的影响因素。家庭医生工作生活质量对职业认同具有正向作用,路径系数为0.629;对隐性缺勤具有负向作用,路径系数为-0.343;职业认同对隐性缺勤具有负向作用,路径系数为-0.431;工作生活质量通过职业认同的中介作用对隐性缺勤产生影响,总效应为-0.614。结论　家庭医生拥有较高的工作生活质量评价对提高其职业认同具有积极影响,进而可降低他们因隐性缺勤所导致的生产力损失。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内部考核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背景　成都市武侯区自2014年开始“基层医疗转型”,开展以人为中心主动化健康管理服务模式（PCAC）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家庭医生团队为单位进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考核,同时团队长在团队内部进行二次考核,但是目前缺乏科学、合理、有效、易于操作的团队内部使用的考核指标体系。目的　构建一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内部工作评价指标体系,为家庭医生团队合理、科学地评价团队内部工作提供指导。方法　采用文献回顾、德尔菲法等研究方法,初步建立家庭医生团队内部签约服务评估指标体系并编制专家咨询问卷。于2019年12月-2020年3月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经两轮专家咨询,确定了家庭医生团队内部签约服务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结果　两轮专家咨询表的回收率分别为100.0%（35/35）和100.0%（25/25）。两轮专家咨询的熟悉程度分别为（0.71±0.05）和（0.74±0.13）,判断依据分别为（0.79±0.12）和（0.88±0.10）,权威系数分别为（0.87±0.09）和（0.81±0.10）。两轮专家咨询的肯德尔协调系数分别为0.177（χ2=322.054,P<0.001）和0.215（χ2=242.762,P<0.001）。最终构建了一套包含3个一级指标〔面对面服务（0.400 0）、非面对面服务（0.100 0）、面对面/非面对面服务（0.500 0）〕、10个二级指标、23个三级指标及其权重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内部考核指标体系。结论　本研究构建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内部考核指标体系,可客观、科学地评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内部服务。     

上海市社区药学服务需求现状

背景 随着患者就诊下沉明显，联合家庭医生团队开展社区药学服务日益重要，但如何发挥家庭医生团队作用以满足患者社区药学服务需求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目的 了解上海市社区药学服务需求现状，为改进社区药学人员参与家庭医生团队开展服务的方式提供参考建议。 方法 于2020年9—12月，采用多阶段抽样法抽取349例老年慢性病患者和855例家庭医生团队主要成员〔全科医生（n=481）、护士（n=234）、公共卫生医生（n=140）〕进行问卷调查。针对老年慢性病患者的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包括基本情况、患病情况、用药情况、社区药学服务需求情况和社区药学服务利用情况。针对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包括基本情况、社区药学服务认知情况和社区药学服务需求情况。 结果 349例老年慢性病患者中，125例（35.8%）同时患有≥3种慢性病，305例（87.4%）每日需多次用药。用药管理类药学服务方面，"用药重整及随访"需求人数最多，为52例（14.9%），"用药随访"利用人数最多，为49例（14.0%）。用药教育类药学服务方面，"慢性病用药特殊性的普及教育"需求人数最多，为247例（70.8%），"宣传健康生活方式"利用人数最多，为33例（9.4%）。家庭医生团队成员中，全科医生、护士、公共卫生医生对药学服务的了解程度方面，分别有440例（91.5%）、202例（86.3%）、112例（80.0%）表示了解；对药师的信任程度方面，分别有302例（62.8%）、183例（78.2%）、103例（73.6%）表示非常信任；"协同医师做好药物使用遴选"服务项目的需求人数分别有359例（74.6%）、112例（47.9%）、81例（57.8%）；"指导护士使用与管理药品"服务项目的需求人数分别有190例（39.5%）、153例（65.4%）、57例（40.7%）。 结论 一方面患者实际迫切需要用药管理类药学服务，另一方面患者的用药教育类药学服务需求远未得到满足。鉴于社区药学人员队伍薄弱及家庭医生团队对社区药学服务认知局限的现状，社区药学人员应通过培训团队成员，提升团队的社区药学服务认知水平及服务能力，借助团队力量及成员特性，更广泛高效地开展社区药学服务。     

农村社区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效果评价与对策探讨

目的 了解农村社区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的效果评价,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取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内20个村/居委的1 100例签约居民为本调查对象。于2015年2-3月,采用自行设计的《大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评价调查表》对签约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家庭医生解决社区基本医疗服务问题的能力;签约居民对社区诊疗、预约门诊、健康教育、慢性病管理、热线咨询、电话随访、上门服务、社区走访、家庭病床、舒缓疗护、双向转诊11项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项目的效果评价;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的满意度。共发放问卷1 100份,回收1 046份,回收有效问卷1 033份,有效回收率为93.9%。结果 1 033例签约居民中,有350例（占33.9%）表示"社区基本医疗固定到签约医生处就诊",388例（占37.6%）表示"签约家庭医生能够解决社区基本医疗服务问题"。签约居民对社区诊疗、预约门诊、健康教育、慢性病管理、热线咨询、电话随访、上门服务、社区走访、家庭病床、舒缓疗护、双向转诊11项服务项目的评分分别为（7.68±2.25）、（7.67±1.97）、（7.64±1.97）、（8.03±1.95）、（7.55±2.03）、（7.45±2.17）、（7.22±2.53）、（7.16±2.39）、（7.09±2.40）、（7.18±2.39）、（8.13±1.95）分;满意度评分为（7.89±1.89）分。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有无慢性病是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项目效果和满意度评价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项目的评价较高且影响因素较多,但也存在着签约居民对服务有效利用率偏低的问题。建议在政府指导下加强政策支持,充分考虑居民个体因素,多举措提高全科医生综合服务技能,最终与签约居民建立固定、连续、综合的诊疗关系,建立"守健康、守费用"目标的服务模式。     

不同等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职业倦怠比较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随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团队的工作负担不断加重,职业倦怠凸显。当前,尚缺乏对不同等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职业倦怠的差异性研究。 目的 比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职业倦怠情况,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改善家庭医生心理健康状况、促进基层人才队伍稳定性及提高基层卫生服务质量提供依据。 方法 于2020年8月1—21日,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法在山东省泰安市6个县（市、区）抽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760例,其中201例（26.4%）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工作,559例（73.6%）在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工作。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和职业倦怠量表（MBI-GS）对纳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 760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职业倦怠发生率为68.9%（524/760）,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职业倦怠发生率分别为63.7%（128/201）、70.8%（396/559）。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职业倦怠程度高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MBI-GS总得分及个人成就感降低维度得分高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年龄41~50岁者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高于≤30岁者〔OR（95%CI）=7.119（1.770,28.638）〕,月收入>4 000元者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低于<2 000元者〔OR（95%CI）=0.194（0.040,0.941）〕,自评工作压力较大/非常大者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高于自评工作压力无/较小者〔OR（95%CI）=3.629（1.475,8.929）〕,自评激励机制一般、比较有效/非常有效者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低于自评激励机制极不有效/不太有效者〔OR（95%CI）分别为0.196（0.052,0.739）、0.235（0.066,0.834）〕;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女性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低于男性〔OR（95%CI）=0.603（0.396,0.920）〕,自评居民认可度一般、比较高/非常高者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低于自评居民认可度非常低/比较低者〔OR（95%CI）分别为0.258（0.113,0.590）、0.428（0.199,0.918）〕,自评工作压力比较大/非常大者的职业倦怠发生风险高于自评工作压力无/较小者〔OR（95%CI）=2.320（1.368,3.935）〕。 结论 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家庭医生的职业倦怠情况相对较重,个人成就感相对较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层面应加强对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培训,提高其薪资待遇,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层面应增加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机构编制设置和晋升机会,加强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宣传。此外,两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均应简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流程。 该文的微信推文请扫描下方二维码查看！     

基于双因素理论的家庭医生激励机制研究

背景　完善家庭医生团队建设的关键在于提高其工作积极性,而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是提高其工作积极性的关键。目的　分析影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积极性的因素,为完善家庭医生激励机制提供建议。方法　于2017年7-9月对南京市浦口区1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的所有成员287例进行问卷调查,对8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8例家庭医生团队负责人及4例政府卫生行政管理人员进行结构性访谈。以双因素理论为指导,从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两方面分析家庭医生团队工作积极性的影响因素。结果　研究共回收有效问卷276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2%。在保健因素方面,政策与管理制度和薪酬水平是影响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工作积极性的主要因素;在激励因素方面,工作成就感和个人发展是影响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工作积极性的主要因素。结论　应建立健全合理规范的管理制度和薪酬制度、增加工作成就感、建立职业发展平台,完善激励机制,从而提升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工作的积极性。     

重庆市家庭医生团队职业倦怠与隐性缺勤关联性研究

背景　近年来,随着生活和工作压力的不断增加,家庭医生团队“过劳”现象屡屡出现,易产生职业倦怠感。家庭医生团队的职业倦怠感可能会提高隐性缺勤水平,对患者的健康安全造成不良影响,不利于家庭医生服务的开展。如何避免其高隐性缺勤的发生,预防和控制职业倦怠是关键所在。目的　探讨重庆市家庭医生团队职业倦怠与隐性缺勤之间的关系。方法　2020年5-7月,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从重庆市8 171支家庭医生团队中随机选取593支团队的全部成员作为调查对象。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马斯勒职业倦怠调查量表（MBI-GS）和斯坦福隐性缺勤中文版（SPS-6）量表对其进行调查,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共发放调查问卷14 000份,回收有效问卷13 433份,回收率为95.95%。家庭医生团队职业倦怠各条目均分为（2.55±1.17）分,情感衰竭维度为（2.48±1.49）分,去人性化维度为（1.89±1.53）分,个人成就感降低维度为（2.47±1.64）分。职业倦怠阳性检出率为78.93%（10 603/13 433）,高隐性缺勤发生率为46.30%（6 219/13 433）。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月收入、最高学历、所在机构、平均上下班路上的时间、择业主要原因、情感衰竭、去人性化、个人成就感降低和职业倦怠的团队成员隐性缺勤高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情感衰竭、去人性化和个人成就感降低维度是隐性缺勤的影响因素 （P<0.01）。在控制了人口学特征和职业等因素后,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职业倦怠与隐性缺勤的关联关系依然存在,且OR值相对稳定。结论　家庭医生团队的职业倦怠和隐性缺勤存在密切关联,即职业倦怠对隐性缺勤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职业倦怠程度越高,隐性缺勤发生率越高,且这种关联不会因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因素及职业因素的改变而不同或消失。     

普通患者疾病感知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国内外研究均表明,患者的疾病感知极大影响着其治疗及预后效果。因此,探讨我国普通患者的疾病感知现状及影响因素十分重要,可以为改善我国患者负性疾病感知和提升患者健康提供依据。目的　探讨普通患者疾病感知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　于2018年1-3月,通过方便取样的方式抽取广东省8家医院的500例患者进行现场调查,调查工具选用疾病感知问卷简化版（BIPQ）、维克森林医师信任量表（WFPTS）、中国版10项目大五人格量表（TIPI-C）、病人健康问卷2条目（PHQ-2）,最终获得有效数据384例（76.8%）。结果　普通患者的BIPQ总得分为（38.6±9.1）分,认知表征、情绪表征、疾病理解能力维度得分分别为（22.1±7.0）、（13.3±4.0）、（3.2±2.2）分。不同职业、医疗费用对家庭经济影响程度患者的BIPQ总得分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患者BIPQ总得分与WFPTS总得分及仁爱、技术能力维度得分,以及TIPI-C宜人性、情绪稳定性维度得分呈线性负相关（r值为-0.39~-0.14,P<0.05）;患者BIPQ总得分与PHQ-2得分呈线性正相关（r=0.41,P<0.05）。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WFPTS仁爱维度得分、TIPI-C情绪稳定性维度得分、PHQ-2得分是患者BIPQ总得分的影响因素（b值分别为-0.337、-0.781、2.308,P<0.05）。结论　我国普通患者对自身所患疾病认识不足,表现出较多消极情绪,对治疗缺乏信心;患者的抑郁情绪和医疗费用造成的经济压力是疾病感知的危险因素,情绪稳定性和医生的人文关怀是疾病感知的保护因素。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背景下深圳市社区多病共存患者社区健康服务评价研究

背景　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主体的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是多病共存防治的主战场，高质量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是获得更好的健康结果的重要保障。然而，鲜有文献研究多病共存患者的社区健康服务评价。目的　探讨深圳市社区多病共存患者的社区健康服务评价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2017年6月，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多病共存患者进行基线调查，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背景下，分别于第6、12个月进行随访调查。采用初级卫生保健评估工具（PCAT）进行评估，运用广义估计方程对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基线调查时社区健康服务评价总分平均为（84.57±19.72）分，第1次随访时总分平均为（93.74±15.34）分，第2次随访时总分平均为（98.39±15.15）分，各次调查多病共存患者的社区健康服务评价总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医疗保险类型、有无签约家庭医生、近3年有无住院、自我健康状况评价和治疗负担是社区健康服务评价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深圳市社区多病共存患者的社区健康服务评价呈逐渐升高趋势，签约家庭医生的患者有更高的社区健康服务评价，多病共存患者的健康管理应以签约家庭医生为抓手进行全面、连续、整体、综合管理。     

基于供方视角的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工作感知及其相关因素研究

背景　随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逐步推广,作为居民“全方位、全过程健康服务”的提供主体,家庭医生团队成员也将实现从“守门人”到“健康管理者”再到“健康代理人”的角色转变,其工作感知对签约服务质量起着关键作用。目的　了解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签约后的工作感知情况,为进一步提高签约服务质量,完善签约服务政策提供依据。方法　2019年4-10月,结合典型抽样和分层抽样法对贵州省、青海省、安徽省、广东省、福建省和江苏省共1 042例家庭医生团队成员进行问卷调查。问卷主要内容为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对签约服务的感知情况,包括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态度、个人收入、工作负担等。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工作感知情况进行分析,采用χ2检验对不同地区、岗位和职称的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工作感知差异进行分析,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个人收入与工作负担的相关性。结果　1 042例调查对象中,85.93%（873/1 016）的成员感知签约后服务内容有所增加;86.86%（879/1 012）的成员感知签约后服务方式有所区别,其中,71.44%（628/879）的成员表示签约后增加了上门服务,32.99%（290/879）的成员表示签约后单次诊疗服务时间更长,93.97%（826/879）的成员表示签约后增加了随访服务;40.77%（413/1 013）的成员感知签约后自身服务态度更好;58.61%（599/1 022）的成员感知签约后个人收入增加;81.94%（835/1 019）的成员感知签约后工作负担加重;91.09%（930/1 021）的成员表示愿意为辖区老年人提供签约服务,94.62%（967/1 022）的成员感知所在团队工作能够协调有序开展,94.72%（968/1 022）的成员感知团队模式能够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个人收入与工作负担呈正相关（rs=0.121,P<0.01）。不同地区团队成员对服务内容、服务方式、个人收入和工作负担变化的感知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岗位团队成员对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态度、个人收入变化的感知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职称成员对个人收入和工作负担变化的感知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家庭医生团队成员感知相比传统诊疗服务,签约服务的服务内容更加综合化,服务方式更加个性化;家庭医生团队成员对签约服务的组织状态及服务价值的感知较好,为辖区老年人提供签约服务的意愿程度普遍较高;家庭医生团队成员感知签约后个人收入与工作负担相匹配,不同地区、岗位、职称的成员对个人收入变化的感知差异较大。     

湖北省基于家庭医生视角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目的　了解湖北省家庭医生团队成员的基本情况、工作情况及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认知、工作满意度,从家庭医生视角提出制度实施过程中的影响因素。方法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同时对30例家庭医生团队成员进行个人深入访谈,了解当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障碍。自行设计问卷,对武汉、襄阳、宜昌3个城市的14家社区卫生中心的558例参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医务人员进行调查。结果　558位家庭医生团队成员中,学历以大专为主（46.1%）;宜昌市和武汉市家庭医生团队成员月均工资在4 000元左右,而襄阳市人员月均工资2 355.8元;宜昌市家庭医生团队成员1年内每人接受业务培训次数的中位数为6.50次,武汉市、襄阳市均为2.00次。满意度方面,调查对象对工作兴趣满意度为61.3%,而对于工作的社会认可度和工作量的满意度仅有39.8%、35.5%;对团队人员配备、办公条件和医疗设备配备的满意度低于41.0%。超70%的被调查者赞同宣传力度、居民流动性、人员数量、居民认知以及人员工作量为阻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的较大制约因素。结论　为促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更好实施,应加大社区医务人员培养培训和引进力度,提高社区卫生服务能力;健全家庭医生考核激励机制;加强签约服务政策宣传。     

上海市社区医务人员循证慢性病防控证据获取能力自我认知实证研究

背景　目前慢性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提升社区医务人员慢性病防控能力迫在眉睫。循证慢性病防控作为一种提升医务人员慢性病防控能力的手段在西方国家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我国却鲜有研究。目的　探讨社区医务人员慢性病防控证据的获取途径、能力及影响因素,为提升社区医务人员循证慢性病防控能力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于2019年4-7月,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以上海市75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975例医务人员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循证基本认知情况、慢性病防控证据获取途径、慢性病防控证据获取能力。慢性病防控证据获取途径和慢性病防控证据获取能力由被调查者依据Likert 7级评分自评。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社区医务人员循证慢性病防控证据获取能力的影响因素。结果　892例（91.5%）社区医务人员的问卷被有效回收。临床指南为被调查医务人员获取慢性病防控证据的最常用途径,自评得分为（4.583±1.177）分。被调查对象自评获得的循证慢性病防控证据精准有效平均得分为（4.312±0.979）分,能获取针对慢性病危险因素的证据平均得分为（4.244±1.028）分,能应用针对慢性病危险因素的证据平均得分为（4.280±0.995）分。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单位是否为大学附属是社区医务人员获得的循证慢性病防控证据精准有效、能获取针对慢性病危险因素的证据、能应用针对慢性病危险因素的证据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所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否为大学附属是社区医务人员循证慢性病防控证据获取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社区应重视慢性病防控证据获取途径的提供,并加强对医务人员慢性病防控证据获取及利用能力的培养。     

温江区“家庭医生制度”实施现状与对策分析

目的以家庭医生为主体了解温江区家庭医生团队的建设情况,家庭医生的工作自我评价和所持态度,提供的社区卫生服务,家庭医生个人感知,所获社区或政府机构支持,从而了解温江区家庭医生制度实施现状,分析该区家庭医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家庭医生服务模式的进一步优化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结果调查显示温江区有65个家庭医生团队,23.81%的家庭医生团队签约居民数量为3 000人以上,69.84%的家庭医生表示目前承担的工作量有点大,87.3%的家庭医生表示报酬偏低,19.05%的家庭医生对工作表示满意,存在着家庭医生数量匮乏和工作量大,社区居民认可度不高,激励和补偿机制不完善,缺乏成熟的考核机制,家庭医生满意度低等问题;Logistic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地位、信息平台、政策倾斜是影响家庭医生总体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建议加快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合理划分团队工作量;提升社区卫生服务水平、提高居民认可度;提高家庭医生待遇;制定一套规范的考核指标体系;提高家庭医生满意度。     

医联体全科团队对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意愿的影响研究

目的　建立三级综合医院全科团队参与下的家庭医生服务模式,探讨其对社区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意愿的影响。方法　选取2017-05-01至2017-06-30温州市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梧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南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内的居民为调查对象,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方法共抽取社区居民560人。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成社区家庭医生组（单纯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与医联体全科团队组（三级综合医院全科团队参与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对两组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意愿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对家庭医生签约知晓度、签约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共发放问卷560份,回收有效问卷540份,有效回收率为96.4%。两组居民性别、年龄、平均月收入、文化程度、医保类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知晓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医联体全科团队组居民的签约意愿高于社区家庭医生组（P<0.05）。社区家庭医生组居民就医可接受距离、就医行程时间短于医联体全科团队组（P<0.05）;社区家庭医生组居民担心误诊漏诊、延误病情、用药不规范、转诊不方便发生率高于医联体全科团队组（P<0.05）;两组居民担心服务态度不好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三级综合医院全科团队参与下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有助于提高居民对基层卫生服务能力的认可度,提高其签约意愿,可有效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引导居民分层就医、优化医疗资源利用。     

以人为中心的主动健康管理服务模式下签约服务核心团队配置研究

背景 以人为中心的主动健康管理服务（PCAC）模式以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患者体验和服务效率为目标,在PCAC模式下,如何进行团队成员配置、职责分工、团队运行管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目的 探讨PCAC模式下家庭医生核心团队的人员配置和职责分工。方法 于2018年1-2月选取成都市武侯区已开展PCAC模式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家庭医生团队24个,向206例团队成员发放问卷,调查其对团队各岗位职责分工的认知;于2017年11月记录并梳理各岗位的实际工作任务。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根据问卷调查结果,结合目前各岗位的实际工作内容,确定各岗位的职责分工。结果 分别有62.1%（128/206）、30.6%（63/206）的成员了解医生助理、健康促进师的角色定位和任务分工,92.2%（190/206）、79.1%（163/206）的成员认为团队配置医生助理、健康促进师重要。以签约1 000名居民为基数,核心团队的人员配置为家庭医生∶医生助理∶健康促进师=1∶1∶1。家庭医生的职责包括：领导团队,管理团队,促进团队协作,解决问题;负责解决居民疾病问题;居民转诊的决策;为居民制定医疗计划,分析诊断结果;团队内部人员培训。医生助理的职责包括：协助团队长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完成团队长安排的工作;协助团队长监督团队工作完成质量,督促团队长,防止差错事故发生;协助团队长做好报表统计工作。健康促进师的职责包括：协助签约工作的进行;协助管理团队内部各项事务;协调团队与外部的沟通;以数据驱动进行人群管理;负责健康教育的推进工作。结论 家庭医生团队对PCAC模式内涵的认知有待提高。本研究构建的核心团队任务条和各岗位职责分工可以为各社区重塑服务团队、梳理岗位职责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