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81例HCV/HIV共感染者接受艾滋病二线抗病毒治疗效果及HIV耐药性分析

目的 了解HCV/HIV共感染者在艾滋病一线抗病毒治疗病毒学失败后更换二线治疗方案一年内的效果和耐药情况.方法 招募2012年5－10月间河南省新蔡、确山和尉氏3县中HIV/HCV抗体阳性且使用一线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方案一年后病毒载量未得到抑制的患者.患者更换艾滋病二线治疗方案后6个月和12个月时进行随访和CD₄⁺T淋巴细胞计数、HIV病毒载量和HIV耐药性检测.结果 符合条件的81例HIV/HCV共感染者的CD₄⁺T淋巴细胞中位数在更换二线药物6个月、12个月后出现回升;基线、6个月和12个月的CD₄⁺T淋巴细胞中位数分别为266 cells/μl、275 cells/μl和299 cells/μl(χ²=8.214,P=0.009);HIV病毒载量得到抑制的患者比例分别上升到6个月、12个月的46.84%、50.00%.HIV耐药发生率显著下降,基线、6个月和12个月的耐药发生率分别为66.67%、26.58%和27.63%(χ²=29.362,P=0.000);同时NRTI和NNRTI耐药的发生率均下降,基线、6个月和12个月的发生率分别为51.85%、18.99%和17.11%(χ²=14.230,P=0.005).81例患者在基线时对NRTI中3TC、ABC和FTC的耐药发生率都在50%以上,对AZT、D4T和DDI的耐药发生率在41%～44%之间,对TDF的耐药发生率为33.33%,6个月和12个月后下降到12%～18%.患者基线时对NNRTI中NVP和EFV的耐药率都达到65.43%,而在更换二线药物6个月和12个月后都下降到24%～27%.结论 发生一线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病毒学失败的HIV/HCV共感染者在更换二线治疗方案6个月后状况得到了改善,但是在12个月后治疗效果改善有限.     

云南省德宏州成年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脱失情况及其原因分析

目的 了解云南省德宏州成年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ART)脱失比例及其原因。方法 对德宏州截至2014年9月30日的参加ART的8 367名成年艾滋病患者脱失情况进行调查。结果 德宏州累计接受ART的成年艾滋病患者中脱失比例为14.4%(1 202/8 367)。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ART脱失与患者所在县(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感染途径、基线CD₄⁺T淋巴细胞计数和初始治疗方案有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ART脱失与患者所在县(市)、婚姻状况、感染途径、基线CD₄ T淋巴细胞计数和初始治疗方案有关。芒市、梁河县、盈江县、已婚或同居、性传播、基线CD₄ T淋巴细胞计数≤200 cells/mm³、初始治疗方案含齐多夫定(AZT)者脱失比例低;瑞丽市、未婚、注射吸毒、基线CD₄ T淋巴细胞计数>200 cells/mm³、初始治疗方案不含AZT者脱失比例高。ART患者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其脱失比例下降。调查发现1 202例脱失治疗的患者中,失访704例(58.6%)、依从性困难303例(25.2%)、外出74例(6.2%)、缅甸籍回国64例(5.3%)、医嘱停药29例(2.4%)、羁押18例(1.5%)、其他原因10例(0.8%)。不同特征患者其脱失原因不同。结论 德宏州不同特征的艾滋病患者ART脱失比例不同,需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以减少脱失,重点是减少失访和提高治疗依从性。     

浙江省2009-2014年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效果分析

目的 分析浙江省2009-2014年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效果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对浙江省2009-2014年接受国家免费抗病毒治疗,且年满15周岁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进行分析。采用描述流行病学的方法,描述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基本情况、治疗效果。绘制不同基线信息免疫学恢复的Kaplan-Meier曲线。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病毒抑制的影响因素。结果 浙江省2009-2014年累计治疗9594例艾滋病患者,平均年龄(38.7±13.0)岁。男女性别比为4.11:1,传播途径以异性性传播(55.9%)和同性性传播(40.0%)为主,参加抗病毒治疗时CD₄⁺T淋巴细胞计数(CD₄)以200~349个/μl为主(45.4%),基线CD₄的中位数为221(IQR:123~298)个/μl。基线CD₄<200个/μl组的CD₄恢复成功的中位时间分别为CD4200~349个/μl组和CD₄≥350个/μl组的3.48倍和11.58倍。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显示:婚姻状况、抗病毒治疗方案、最近一周漏服药和CD₄恢复情况,是抗病毒治疗患者病毒抑制成功的影响因素。结论 浙江省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影响抗病毒治疗效果的因素较多。建议采取扩大HIV筛查检测、扩大抗病毒治疗覆盖面、抗病毒治疗依从性教育、对抗病毒治疗的高危人群进行特别随访关怀等措施,进一步提高浙江省抗病毒治疗效果。     

河南省2002-2014年艾滋病患者不同时期开始抗病毒治疗生存效果分析

目的 了解不同时期开始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患者生存状况的影响,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利用国家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信息系统,收集河南省2002-2014年加入抗病毒治疗的艾滋病患者基本和随访信息,并按照基线免疫学水平,将所有研究对象分为早期治疗组[基线CD₄⁺T淋巴细胞计数(CD₄)在350~500个/μl]和常规治疗组(基线CD₄≤350个/μl),采用生存分析的方法进行回顾研究。结果 共纳入37169例艾滋病患者,其中常规治疗组32129例,早期治疗组5040例,常规治疗组和早期治疗组的病死率分别为4.3/100人年和1.8/100人年,治疗11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67.9%和82.3%。多因素调整后分析发现,患者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感染途径、基线症状数、近7 d是否漏服药物和教育程度为常规治疗组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P<0.05)。患者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近7 d是否漏服药物为早期治疗组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对符合治疗条件的艾滋病患者尽早开展抗病毒治疗,加大对艾滋病患者服药依从性的教育及随访管理力度,可以延长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后的生存时间。     

宁波市2004-2015年抗病毒治疗HIV/AIDS患者生存分析

目的 了解2004-2015年宁波市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患者流行病学特征及生存情况。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的流行病学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利用寿命表法计算生存率、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死亡的危险因素。结果 2 347例研究对象中,接受抗病毒初始治疗的年龄中位数为35（IQR：27～45）岁,以男性、本地、已婚或同居、异性性传播、基线CD₄⁺T淋巴细胞计数（CD₄）≤200个/μl、WHO分期Ⅰ期为主。第1、5、7、10年的累计生存率分别为96.75%、92.36%、91.87%、90.02%。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显示,年龄越大死亡危险度越高,接受抗病毒治疗的>60岁HIV/AIDS患者是≤20岁组的17.34倍（95% CI：2.11～142.71）;基线WHO临床分期Ⅳ期患者死亡危险是Ⅰ期的2.83倍（95% CI：1.67～4.80）;耐药患者死亡风险是不耐药患者死亡风险的3.26倍（95% CI：1.77～6.01）;相较于同性性传播途径,血液传播是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CD₄值越低,死亡风险越大;BMI<18.5 kg/m²、未婚是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宁波市HIV/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效果显著,生存率较高。关爱老年人群,针对流行病学特征加强宣传教育,扩大监测范围,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提高抗病毒治疗者的依从性是降低病死率的有效措施。     

凉山彝族自治州2005－2015年成年人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死亡病例流行病学分析

目的 分析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凉山州）2005－2015年成年人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死亡病例死亡情况，了解并提高凉山州艾滋病抗病毒质量，进一步降低凉山州艾滋病病死率。方法 从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抗病毒治疗管理数据库收集凉山州艾滋病死亡病例相关信息进行分析。结果 凉山州2005－2015年累计接受抗病毒治疗成年人患者14 219例，其中死亡1 425例，病死率为10.02%。死亡原因以艾滋病相关疾病为主（58.9%）。病死率与性别、年龄、感染途径、抗病毒治疗时长、开始抗病毒治疗时患者所处临床分期及CD₄⁺T淋巴细胞水平有关（P<0.001），且随着患者年龄的增加病死率增加、治疗时临床分期越高、基线CD₄⁺T淋巴细胞水平低，病死率越高；死亡病例中男性占82.6%，已婚或同居1 182例（82.9%），死亡年龄集中在30～39岁组（48.6%），开始抗病毒治疗时CD₄⁺T淋巴细胞<200个/μl的占49.7%；61.2%的治疗死亡病例在最后一次检测中病毒载量>1 000拷贝/ml，16.2%的治疗死亡病例在最后一次检测中CD₄⁺T淋巴细胞≥500个/μl；44.5%的死亡病例在接受抗病毒治疗一年内死亡。结论 感染者开始接受治疗时间晚，死亡病例的治疗成功率低。应早期、及时开展抗病毒治疗，加强对抗病毒治疗患者的宣传教育，提高抗病毒治疗病例档案随访信息质量管理，有效提高服药依从性。     

云南省德宏州HIV感染者拒绝抗病毒治疗的比例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云南省德宏州HIV感染者拒绝抗病毒治疗的比例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对德宏州截止2013年12月31日拒绝抗病毒治疗、年龄≥16岁的所有存活HIV感染者进行调查.结果 德宏州存活的HIV感染者中拒绝抗病毒治疗的比例为7.4%(605/8 136).拒绝治疗的605例患者以男性、年龄31～45岁、农民、已婚、少数民族、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性传播、CD₄⁺T淋巴细胞计数>350 cell/mm³为主,构成比分别为72.9%、57.2%、75.4%、52.2%、41.3%、58.7%、61.2%、66.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在控制了潜在混杂因素影响后,感染者所在县(市)、性别、年龄、民族、CD₄⁺T淋巴细胞计数等特征与其拒绝抗病毒治疗有显著关联,盈江县、女性、年龄31～45岁的HIV感染者拒绝抗病毒治疗的比例显著低于瑞丽市、男性、年龄≤30岁感染者;而傣族、无CD₄⁺T淋巴细胞计数的HIV感染者拒绝抗病毒治疗比例则显著高于汉族、CD₄⁺T淋巴细胞计数≤350 cell/mm³的感染者.605例HIV感染者拒绝抗病毒治疗的原因:怕暴露84例(13.9%)、对抗病毒治疗认识有误区111例(18.3%)、自觉健康状况良好340例(56.2%)、其他70例(11.6%).其中181例CD₄⁺T淋巴细胞计数≤350 cell/mm³的患者拒绝治疗的原因:怕暴露40例(22.1%)、对治疗认识有误区36例(19.9%)、自觉健康状况良好84例(46.4%)、其他21例(11.6%);不同县(市)、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婚姻状态、不同感染途径者其拒绝抗病毒治疗的原因显著不同.结论 德宏州有一定比例的HIV感染者拒绝抗病毒治疗,应针对不同特征及不同原因拒绝治疗的HIV感染者进行针对性的健康教育,进一步提高抗病毒治疗覆盖率.     

18岁及以上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后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比较

目的 观察并比较≥18岁HIV感染者（感染者）接受国家免费艾滋病抗病毒治疗（ART）36个月内,不同年龄组CD₄⁺T淋巴细胞（CD₄）计数水平,探讨年龄因素对参加ART的感染者CD₄计数水平的影响。方法 研究对象为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在广州市、柳州市和昆明市3家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初次接受ART年龄≥18岁感染者,观察时间为初次接受ART之日（基线）起满36个月。研究对象基线和随访数据通过国家ART信息系统收集。按照基线年龄分组为18～49岁组、50～59岁组和≥60岁组。CD₄计数按照基线水平分为<200个/μl和200～350个/μl两层。以基线和治疗36个月内不同时间CD₄计数水平为因变量,应用混合效应线性模型分析基线年龄、病毒抑制情况、性别、基线CD₄/CD₈比值以及开始ART方案等因素对CD₄计数水平的影响。结果 共收集5 331例感染者数据。基线CD₄<200个/μl和200～350个/μl两层的年龄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13, P=0.938）。在基线CD₄<200个/μl层,50～59岁组和≥60岁组在ART 36个月内的CD₄计数水平均低于18～49岁组;在基线CD₄为200～350个/μl层,50～59岁组与18～49岁组的CD₄计数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0岁组的CD₄计数水平低于18～49岁组。结论 年龄是ART后CD₄计数水平的相关影响因素,针对≥50岁感染者应该更早启动ART,有助于其免疫功能恢复。     

四川省凉山州2008－2013年艾滋病患者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四川省凉山州2008－2013年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情况,探讨其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为制订艾滋病综合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从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管理系统选取凉山州2008－2013年期间诊断的艾滋病患者,收集其基本人口学及感染、发病、治疗、死亡等相关信息,利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可能影响因素.结果 8 321例艾滋病患者确诊艾滋病年龄范围18～87.5岁,平均(34.2±9.8)岁,死亡3 021例,接受抗病毒治疗(ART)患者3 721例.研究对象总病死率由2008年的43.9/100人年下降到2013年的20.7/100人年,治疗组病死率由2008年的27.3/100人年下降到2013年的5.1/100人年,未治疗组病死率维持在45.0/100人年至50.8/100人年;治疗比例逐年上升,由2008年的5.8%上升到2013年的54.5%.所有艾滋病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为35.1个月,其中未治疗组为18.4个月;所有艾滋病患者生存时间与治疗、确诊艾滋病年龄以及感染HIV途径有关(P< 0.05),未接受治疗患者的死亡风险是接受治疗者的5.78倍,但与性别、民族无关(P> 0.05);治疗组艾滋病患者生存时间与性别、确诊艾滋病时年龄、民族、感染HIV途径、确诊艾滋病时CD₄⁺T细胞计数、治疗基线CD₄⁺T细胞计数和基线贫血有关(P< 0.05);未治疗组艾滋病患者生存时间主要与确诊艾滋病年龄有关(P< 0.05),与其余因素无关(P> 0.05).结论 抗病毒治疗是影响艾滋病患者生存时间的重要因素,治疗时机对于治疗效果至关重要,治疗基线CD₄⁺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是影响治疗效果的关键指标,提示加强CD₄⁺T淋巴细胞计数的检测与监测、及早发现和确证艾滋病患者、扩大抗病毒治疗覆盖面、选择合适的治疗时机是提高抗病毒治疗效果、降低病死率、延长艾滋病患者生存时间的重要途径.     

山东省抗病毒治疗HIV/AIDS生存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山东省抗病毒治疗HIV/AIDS的生存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运用Kaplan-Meier（K-M）法及累积发生函数（CIF）估算2003-2015年山东省抗病毒治疗HIV/AIDS的艾滋病相关死亡发生率、部分分布比例风险回归模型（F-G模型）分析生存状况及影响因素。结果 竞争风险存在时,K-M法计算艾滋病相关死亡累积发生率高于CIF。CIF估算5 593例治疗HIV/AIDS随访1、3、5、10年艾滋病相关死亡累积发生率分别为3.08%、4.21%、5.37%和7.5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HR=0.40,95% CI：0.24~0.65）HIV/AIDS的艾滋病相关死亡发生危险较低,现住址在鲁西地区（HR=1.33,95% CI：1.01~1.89）、医疗机构检测发现（HR=1.39,95% CI：1.06~1.80）、治疗基线方案含NVP（HR=1.36,95% CI：1.03~1.88）、治疗基线临床症状Ⅲ/Ⅳ期（HR=2.61,95% CI：1.94~3.53）、诊断1年后接受随访（HR=2.02,95% CI：1.30~3.15）、诊断基线CD₄⁺T淋巴细胞计数（CD₄）≤ 200个/μl（HR=3.41,95% CI：2.59~4.59）、治疗基线CD₄ ≤ 350个/μl（HR=5.48,95% CI：2.32~12.72）的HIV/AIDS发生艾滋病相关死亡风险高。结论 竞争风险存在时,K-M法高估艾滋病相关死亡累积发生率,优选竞争风险模型进行生存分析;早诊断、及时随访、早治疗可降低HIV/AIDS艾滋病相关死亡。     

2012年绵阳市蔬菜中农药残留状况

目的 了解绵阳市2012年市售蔬菜中农药残留情况,为食用蔬菜监管提供依据.方法 全部样品均按照GB/T 5009-2003的方法进行农药的残留检测.依据GB 2763-2005《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进行判定.结果 2012年共检测蔬菜165份,农药检出率和超标率分别为72.12％和23.64％.豆类、根茎类、叶菜类、瓜果菜类和食用菌类蔬菜检测农药残留超标率分别为8.00％、23.53％、36.00％、5.26％和27.0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1.41,P＜0.01).不同种类农药超标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 =62.42,P＜0.01).夏季和冬季蔬菜农药超标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3.44,P＞0.05).结论 绵阳市叶菜类蔬菜中农药残留情况较为严重,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蔬菜的监督管理,从源头禁止高毒农药的使用,加大蔬菜种植、销售环节的监测,确保市民食用蔬菜的安全.     

Benzene in blood and phenol in urine in monitoring benzene exposure in industry

Determinations of benzene concentration in blood and of phenol in urine were made by head-space gas chromatography techniques on samples taken near the end of the work day from two groups of workers potentially exposed to low levels of benzene in the work-place atmosphere. Preliminary results suggest that benzene in blood is more reliable than phenol tests for assessing both exposure and uptake of benzene. Normal values of phenol in urine (10 mg/liter or less) were found in nearly all those cases in which benzene was detected in the blood.     

2019年中国肿瘤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恶性肿瘤已成为中国居民的主要死因之一。近些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进肿瘤预防和控制领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本文简要汇总中国在肿瘤流行病学领域的研究进展,具体包括2019年的肿瘤负担、癌症危险因素及其干预、筛查和早期发现、癌症防治专项行动(2019-2022年)方案等方面,以期为我国肿瘤防治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技术支撑和理论依据。     

芜湖地区儿童隐孢子虫病调查

1989年5月~9月,对安徽省芜湖市五所医院儿科就诊的腹泻患儿进行隐孢子虫病调查。粪检腹泻患儿3 498人,卵囊检出率1.9%。男女检出率无差异;6个月内的患儿中未检出卵囊阳性者;86.2%的卵囊阳性者分布于7个月~4岁年龄段;乡村患儿的卵囊检出率2倍于城市患儿;病例呈高度散发状态;卵囊检出率从6月下旬开始上升,在本调查中,92.5%的病例分布于6月下旬~9月。所见病例,从临床表现到大便性状均无特殊,且均呈自限性,病程似较文献报道者为短。     

谈神经内科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及护理对策

目的：了解引起神经内科住院患者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以降低医院感染的发生率和死亡率。方法：结合多年临床经验，对医院感染不同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及提出护理对策。结论：神经内科医院感染发病率较高，获得途径以外源为主，针对主要危险因素的发生原因，我们应加强病房管理，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合理应用抗生素，加强基础护理和健康教育，缩短住院天数，以降低神经内科医院感染的发病率。     

张家港市从业人员肠道沙门菌检测

目的了解张家港市区从业人员沙门菌属的带菌情况及流行趋势,以有效控制相关传染病的发生。方法对张家港市2005-2009年121 370名进行健康体检的从业人员肛拭样品沙门菌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共检出沙门菌菌株373株,总检出率为0.31%,2005-2009年沙门菌检出率分别为0.52%、0.37%、0.24%、0.22%和0.23%,夏秋季沙门菌的检出率明显高于冬春季（χ2=140.503,P〈0.01）,从检出的373株沙门菌的血清型分布情况看,该地区主要以B、C、E群为多见,血清型以德尔卑占优势,其次为山夫登堡、罗米他。结论 2005-2009年张家港市从业人员沙门菌检出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且有明显季节区别。     

Correlation among cadmium levels in river sediment, in rice, in daily foods and in urine of residents in 11 prefectures in Japan

Objectiv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if overall correlation exists among cadmium levels (Cd) in the general environment, dietary Cd intake, and Cd body burden of local residents. Methods: Eleven prefectures in Japan were selected as the areas where large-scale data on Cd levels in urine of adult women (40–49 and 50–59 years of age, respectively) were available to calculate geometric mean (GM) values for each of the prefecture. Other data were cited from published or previously established databases on Cd in the sediments of river bottoms (as a representative of Cd in the environment), Cd in rice for local consumption, and Cd in daily food duplicate samples collected from local women populations, and calculated for GM values for the prefectures. The GM values were subjected to correlation matrix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Marginally significant (P<0.10) correlation was detected between Cd in sediment and Cd in rice. Furthermore, correlation of Cd in sediment was significant with Cd in total foods (P<0.05) and possibly with Cd in urine (P<0.05–0.10). Importance of data on Cd in rice paddy soil as a missing link is discussed. Conclusions: Correlation was demonstrated in the flow of Cd transport from the environment (expressed as Cd contents in river sediments) to humans (in terms of Cd in urine) among general populations in Japan.     

2003年汕头市住院婴儿住院情况分析

目的调查住院婴儿疾病分布情况。方法利用SAS8．0对汕头市2003年住院婴儿2923例病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婴儿住院的病因包括：早产、新生儿窒息、呼吸道及消化道感染、新生儿黄疸以及先天性疾病等；造成婴儿死亡的前5位病因主要是出生窒息、窘迫、先天性肺炎、新生儿吸人性肺炎以及先天性心脏畸形；婴儿的住院时间越长，入院情况越危急，受到医院感染的机会越大；入院婴儿平均住院日为7．089天，平均住院费用3717．834元。结论婴儿发病入院主要由于先天性疾病以及后天感染，这是家庭及社会进行婴儿健康干预与促进的重点。     

Changes in social inequalities in health in the Basque Country

STUDY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extent of the inequalities in self reported health between socioeconomic groups and its changes over time in the Basque Country (Spain). DESIGN: Cross sectional data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occupation, education and income and three health indicators was obtained from the Basque Health Surveys of 1986 and 1992. Representative population samples were analysed. In 1986 the number of respondents was 24 657 and in 1992, 13 277. SETTING: Basque Country, Spain. MAIN OUTCOME MEASURES: The effect of socioeconomic position on health and the magnitude of social inequalities in health were quantified using the odds ratios based on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the Relative Index of Inequality. RESULTS: As was expected,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elf reported health existed in both surveys, but the social gradient was greater in 1992. Social differences varied according to gender and health indicator. According to education an increase in social inequalities was observed consistently in all the health indicators except long term conditions in women. A consistent increase in inequalities in limiting longstanding illness was also observed according to all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agree to a large extent with those of previous studies in other countries. In this context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material circumstance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between socioeconomic groups seem to play a major part in health inequalities. The worsening of the labour market during this period and the onset of a new economic recession may explain the increase in social inequalities over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