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患儿静脉留置导管感染风险预测体系的构建及应用

目的:探讨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患儿静脉留置导管感染风险因素,据此构建风险预测体系,并检验其实际应用效果,以期为临床预防护理提供依据。方法:选取医院2018年4月—2020年4月收治的400例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患儿,按两组基础资料具有匹配性原则将其分为构建组300例、验证组100例,统计构建组中静脉留置导管感染患儿例数,通过单因素分析、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静脉留置导管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据此构建风险预测体系,并检验其在验证组中的应用效果。结果:经统计得到,构建组中静脉留置导管感染患儿共66例,感染发生率为22.00%;单因素分析得到,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患儿静脉留置导管感染风险因素有穿刺部位、导管留置时间、插管次数、血流速度、血红蛋白、遵医依从性、抗生素使用时间、操作人员手卫生(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患儿静脉留置导管感染独立风险因素有股静脉置管、导管留置时间>7 d、血流速度>180 mL/min、血红蛋白<100 g/L、遵医依从性差、抗生素使用时间>7 d(P<0.05);构建得到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患儿静脉留置导管感染风险预测体系为P=1/[1+e^(-(-1.935+1.635×股静脉置管+1.740×导管留置时间>7 d+1.725×血流速度>180 mL/min+2.241×血红蛋白<100 g/L+2.089×遵医依从性差+1.331×抗生素使用时间>7 d))],ROC曲线分析显示,曲线下面积AUC=0.881,灵敏度为86.67%,特异性为97.14%,准确率为94.00%。结论: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患儿静脉留置导管感染风险大,且风险因素复杂,研究构建的静脉留置导管感染风险预测体系灵敏度高、特异性强,评估准确率高。     

地方医学院校课程质量监控体系的构建探索

基于国家深化高等院校课程建设的新时代视域，提升课程质量成为高校教育教学发展的重要任务。地方医学院校作为基层卫生人才的培养摇篮，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质量监控体系愈发迫切。本文分析了我国高等院校课程质量监控体系存在的问题，结合地方医学院校办学特点和广州医科大学工作实践，探索构建了集“多样化监控方法、全维度监控指标、闭环式反馈机制、多层级文化建设”为一体的课程质量监控体系，为同类院校提供实际参考。     

健康管理中儿童主体性意蕴的批判性探讨*

对儿童主体性意蕴的探讨，不仅是对健康管理现阶段儿童主体性缺失的回应，更能为儿童医学科普提供参考。立足社会批判理论视角，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梦想医学院”项目进行回顾。对1 520名参与“梦想医学院”项目的儿童的健康管理经历进行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研究显示，1 316例研究对象中96.35%有专科医院诊疗经历，负面情绪表现整体处于低水平（0～12分）。其中诊疗及有创经历与儿童情绪表现有相关性（P＜0.05）。研究揭示了，诊疗场域是儿童健康管理的主要实践场所；而不同诊疗及有创经历的儿童主体性表现差异显著；4岁以上儿童在接受诊疗时的语言焦虑胜于躯体焦虑。医学科普虽然是儿童健康管理的重要实践形式，但缺乏有创诊疗及情绪管理的科普内容，而创意科普形式或更适用于具有长期且频繁诊疗经历儿童。     

英语学界对“母乳不足”现象的认知进化

“母乳最好”的宣传话语在目前育龄人群中几乎耳熟能详,但很多信奉科学育儿、希望母乳喂养的都市女性却发现母乳喂养困难重重,其中遭遇“母乳不足”的案例较为多见。回顾历史发现,“母乳不足”的现象全球普遍存在,这个话题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语学术圈曾引起热议。经过十余年讨论后,学者们基本认同大部分遭遇母乳不足的女性并不是真正的“母乳不足”,而是由于种种社会文化因素干扰造成母乳喂养失败的这一结论,其中产后初期的奶瓶介入是重要原因。术语也由insufficient milk syndrome变为perceived insufficient milk,以此来强调“母乳不足”不是一种病理现象,而更多是一种文化感知。     

社会力量参与公立互联网医院建设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

社会力量具备相应的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对于公立互联网医院体系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实践中仍然存在商业模式不完善、监管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基于经济学契约理论要义,提出在坚持激励与约束机制并举、平衡公私益关系的前提下,通过完善医保政策、构建互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分类管理机制来促进社会力量向医疗服务公益性目标回归,并通过构建完善的监督体制来约束部分社会力量的盲目逐利性行为。     

疑病神经症的心理案例咨询报告一例

疑病神经症是神经症的一级亚型[1],是指对自身感觉或征象做出患有不切实际的病态解释,致使整个心身被由此产生疑虑、烦恼和恐惧所占据的一种神经症,以对自身健康的过分关心和持难以消除的成见为特点。患者具有对健康过分担心、胆小、固执、刻板等个性特点[2],怀疑自己患有某种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疾病,医生的解释和客观检查均不足以消除其看法。临床最初往往表现为过分关心自身健康和身体任何轻微变化,作出与实际健康状况不相符的疑病性解释[3],伴有相应的疑病性不适,甚至出现日趋系统化的疑病症状。疑病症状可以是全身不适、某一部位的疼痛或功能障碍,甚至是具体的疾病。症状以骨骼肌肉和胃肠系统多见,就部位而言以头、颈、腹部居多,常伴有焦虑、忧虑、恐惧和植物神经功能障碍。这种疑病性烦恼是对身体健康或所怀疑疾病本身的纠缠,而不是指对疾病的后果或继发性社会效应的苦恼。患者也知道烦恼对健康不利,苦于无法摆脱、不能自拔,四处求医、陈述病情始末,不相信检查结果和医生的解释和保证,对患者社会功能影响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