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障碍与早年慢性应激的研究进展

抑郁障碍是一种以显著而持久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活动减少为主要临床特征,同时伴有多种躯体不适的一类常见的情感障碍.具有高患病率、高复发率、高自杀率等特点,严重损害患者的学习、生活、工作,并给患者本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沉重负担.截至目前,抑郁障碍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明确,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研究发现早年慢性应激是诱发抑郁障碍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而且各类环境、社会、心理应激对抑郁的发生、发展及预后均起着重要作用[1].同时,越来越多的临床前研究证据显示神经可塑性异常可能是抑郁障碍病理生理改变的主要特征.故笔者对抑郁障碍与早年慢性应激及其神经可塑性机制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都江堰地震灾后安置点人群心理健康状态分析

目的通过对5.12地震灾后都江堰安置点人群进行问卷调查,了解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探讨在地震灾害发生半年后,影响地震灾区人群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贝克抑郁量表（BDI）、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在震后半年对都江堰灾区勤俭人家安置点内的人群进行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相应的统计分析。结果共调查560名安置点居民。PTSD发生率为18.3％,抑郁发生率为21.6％;焦虑发生率19.7％;13.7％的人有自杀的念头,0.6％的人表示如果有机会就会自杀;PTSD中合并抑郁的占56.1％,PTSD中合并焦虑的占18.7％,抑郁中合并焦虑的有58.2％;抑郁量表总分、噩梦、焦虑量表总分可以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结论地震灾区群众抑郁、焦虑及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明显高于正常人群,三者之间共病率高,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预测因素是多方面的,并且各因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系。对PTSD预测因素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应及时采取有针对性、切实可行的干预措施,促进灾区人民的心理健康。     

汶川地震丧亲与非丧亲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对比研究

目的 探讨在地震灾害发生半年后丧亲者与非丧亲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和抑郁的关系及对比情况.方法 采用一般情况凋查表、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检查表、贝克抑郁量表(BDI)、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在地震半年后对都汀堰灾区安置点的人群560人进行调查.结果 10.9%的被调查者在地震中丧失亲人.丧亲组符合PTSD症状诊断的比例(44.4%)显著高于非丧亲组(15.1%)(t=4.737,P<0.05).丧亲组中重度抑郁、焦虑和自杀观念的发生率分别为55.5%、44.4%和44.5%显著高于非丧亲组17.4%、16.7%和14.2%(χ~2=46.522,P<0.01).丧亲组符合PTSD症状诊断者中合并中重度抑郁的占79.2%,合并焦虑或明显焦虑的占75%;中重度抑郁中合并焦虑或明显焦虑的占83.4%.抑郁总分、焦虑总分、既往焦虑、噩梦、丧亲后感到寂寞为丧亲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预测因素.结论 地震灾区丧亲者的抑郁、焦虑、自杀观念及符合PTSD症状诊断的均较非丧亲者高.丧亲人群的抑郁、焦虑及PTSD症状三者共病率高.丧亲者PTSD症状的预测因素足多方面的.     

汉密顿抑郁量表的因素结构研究

目的探索和检验汉密顿抑郁量表在中国抑郁障碍人群中的因素结构.方法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方法评价汉密顿抑郁量表在抑郁障碍人群中的因素结构.结果探索性主成分分析显示,汉密顿抑郁量表由8个因子组成,因素负荷为0.428～0.912,与原7因子模型不一致;验证性因素分析也不支持汉密顿抑郁量表的7因子结构模型.结论汉密顿抑郁量表在中国抑郁障碍人群中可能呈现多因子结构,不同人群体可能因子结构不同.     

抑郁障碍患者疗效的影响因素分析与护理对策

目的分析影响抑郁障碍患者疗效的相关因素，提供针对性的护理措施。方法对2009年1月至2011年12月收治的375例抑郁障碍患者，整理符合抑郁障碍诊断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找出显著影响疗效的因素。结果有明显心理应激因素的患者治愈率高于无明显心理应激因素的患者（x2=8．524，P〈0．01）；初中及以下学历人群治愈率高于高中及以上学历人（x2=13．988，P〈0．01）。结论提示抑郁障碍患者的疗效与有无明显心理应激因素以及学历层次有一定的相关性，虽然这些不能视为决定性因素，但在临床治疗与护理中可以作为参考因素予以重视。     

抑郁障碍的诊断转换

抑郁障碍可以首发或存在于多种疾病的病程中.不少初诊抑郁障碍的患者在后期随访中诊断发生了修改.本文就抑郁障碍诊断转换方向、发生时间、修改原因、预测因素等方面做一综述.     

基层官兵焦虑、抑郁障碍的抽样调查

目的调查驻湘某部基层官兵焦虑、抑郁症的发生率及影响因素。方法随机分层抽样调查669人,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抑郁量表评分,对有焦虑、抑郁障碍的官兵发病相关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本组中官兵焦虑、抑郁症的发生率：①空军多于炮兵,炮兵多于步兵,野战部队高于后勤部队。②职务：军官低于士兵,士兵低于士官,士官焦虑抑郁发病率最高。③发病率与文化程度成反比,即文化程度越高,焦虑、抑郁障碍发生率越低。结论焦虑、抑郁障碍的发生率与兵种、职务、文化程度有明显相关性。     

心理干预应用于癫痫伴发抑郁患者的研究新进展

大量研究显示,抑郁障碍在癫痫患者中普遍存在,并且是导致癫痫患者产生自杀观念、自杀企图和行为的严重危险因素。故癫痫中抑郁障碍的诊断及有效治疗对于改进癫痫患者长期的健康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就癫痫伴发抑郁障碍在心理干预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作一综述。1癫痫伴发抑郁的心理干预癫痫伴发抑郁的心理威胁因素包括一般的心理应激模式框架(素质应激模式)即由被诊断为"癫痫"所造成的长期心理压力     

初诊Graves病患者抑郁状态的分布特点及危险因素的研究

目的研究初诊Graves病(GD)患者并发抑郁的分布特点及危险因素.方法收集我院住院及门诊2000.7～2003.4新诊断的GD患者1054名,采用流行病学调查一般方法对患者的一般资料、家庭功能、生活应激事件及抑郁等情况进行评定.以SPSS10.0建立数据库,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对分布特点进行统计;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与抑郁状态有关的危险因素.结果 GD患者抑郁患病率为61.9%,男女分别为70.0%、59.2%,多集中在35～55岁;低文化、低经济收入的GD人群是并发抑郁的高发人群.GD患者抑郁患病与心率(HR,OR=11.268)、眼病(GO,OR=2.367)、游离T3(FT3,OR= 1.562)、TSH(OR=0.980)、家庭功能(OR=0.590)及生活应激事件(OR=2.159)有明显相关性.结论 GD抑郁患病率高且性别存在差异,高年龄、低收入、低文化GD人群是GD并抑郁的高发人群,心率、眼病、FT3及生活应激事件是GD患者并发抑郁状态的独立危险因素;家庭功能和TSH是GD患者并发抑郁的保护因素.     

哮喘与焦虑、抑郁关系的研究进展

哮喘与焦虑、抑郁等精神疾病的相关性普遍存在,哮喘患者比普通人群更容易发生焦虑、抑郁;而这些情绪障碍也会导致哮喘控制不佳,两者间呈双向恶化的关系.相关机制的研究提示可能存在神经-炎症系统的特殊通路.针对合并焦虑、抑郁障碍的哮喘患者的治疗方案的研究仍需开展更多大型的随机临床试验来证实.     

南京市白下区中学生人群中抑郁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

目的了解南京市白下区中学生人群中抑郁障碍（CDI）的现患率及其主要危险因素.方法横断面研究,研究对象来自南京白下区9个学校的27个班级1 102名在校的初一至高三的中学生,其中初中生占63.6%,高中生占36.4%;男生占45.0%,女生占55.0%.调查的有效应答率为93.0%.结果该样本人群中抑郁障碍（CDI）罹患率为12.3%,男性人群中的现患率（14.3%）显著高于女性人群（10.4%）,但初中学生与高中生之间无显著差异（12.7%vs11.5%）.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学生的学习兴趣缺乏、学习成绩较差、同学之间的关系不好、与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不和、缺乏知心朋友均可增加学生罹患抑郁障碍的风险.结论在样本人群中,抑郁障碍（CDI）的现患率达到12.3%,中学生抑郁障碍的罹患情况与自身心理特质、家庭、教育、成长及社会环境有关,社会、家庭与学校均应加强针对学生/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     

汉密顿抑郁量表的因素结构研究

目的探索和检验汉密顿抑郁量表在中国抑郁障碍人群中的因素结构。方法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方法评价汉密顿抑郁量表在抑郁障碍人群中的因素结构。结果探索性主成分分析显示，汉密顿抑郁量表由8个因子组成，因素负荷为0．428—0．912，与原7因子模型不一致；验证性因素分析也不支持汉密顿抑郁量表的7因子结构模型。结论汉密顿抑郁量表在中国抑郁障碍人群中可能呈现多因子结构，不同人群体可能因子结构不同。     

社会支持对脑卒中后抑郁障碍的影响

卒中后抑郁障碍(poststroke depression disorder,PSD)的发生率在脑卒中后情绪障碍中列首位,不仅给患者带来躯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而且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社会支持是应激与健康或疾病之间重要的中介因素,不但对应激起缓冲作用保护个体的健康;而且在一般情况下维持个体的良好情绪体验,有利于健康[1].本研究旨在从社会因素的角度探讨社会支持对脑卒中及脑卒中后抑郁障碍的影响.     

抑郁障碍的防御机制及归因方式探讨

抑郁障碍是一种常见的情绪障碍。众多研究表明，抑郁的发生是由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适应障碍中的各类抑郁反应，认为生活事件（外因）是它们的病因性因素。抑郁障碍的发生还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所谓内因主要是遗传、个性特征和认知评价这样一些因素。在这些因素中，自我防御机制、归因方式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就探讨这些因素在抑郁发病过程中的作用，以期为抑郁的治疗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     

空军某部官兵焦虑、抑郁障碍的抽样调查报告

目的调查空军某部基层官兵焦虑、抑郁症的发生率及影响因素。方法随机分层抽样调查162人,采用汉密尔顿焦虑、抑郁量表评分,对有焦虑、抑郁障碍的官兵发病相关因素进行调查。结果焦虑、抑郁的发生率飞行人员多于地勤人员,军官低于战士,战士低于士官,士官焦虑、抑郁发病率最高;文化程度越高,焦虑、抑郁障碍发生率越低。结论焦虑、抑郁障碍的发生与兵种、职务、文化程度有明显相关性。     

个人评价在大学生生活事件与抑郁情绪中的中介作用

目的 探讨个人评价在应激事件与大学生抑郁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问卷(ASLEC)、个人评价问卷(PEI)及抑郁问卷(CES-D)对526名大学生进行测查.结果 (1)大学生抑郁情绪检出率为12.36%.(2)抑郁情绪与应激性生活事件呈显著正相关(r=0.34,P＜0.01),与个人评价呈显著负相关(r=-0.47,P＜0.01).(3)生活事件和个人评价是抑郁的有效预测因素,总预测率为26.2%;在多元逐步回归中,当个人评价进入回归方程后,应激事件对抑郁的预测率由11.2%降至4%,Beta值由0.34降至0.21.结论 个人评价在生活事件与大学生抑郁情绪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单、双相抑郁障碍患者配偶的生活质量对比分析

目的:比较单相抑郁障碍患者和双相抑郁障碍患者配偶生活质量水平的异同,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分别纳入单相抑郁障碍患者配偶(单相组)和双相抑郁障碍患者配偶(双相组)各80例,采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量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及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进行评估,对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双相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低于单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双相组患者焦虑、抑郁水平均高于单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双相抑郁障碍对患者配偶造成的心理应激高于单相抑郁障碍,有必要对双相抑郁障碍患者配偶进行一定的临床干预。     

抑郁障碍的生活事件、防御机制与其发病关系的分析

目的:研究抑郁障碍患者的事件及防御机制与其疾病发生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自评抑郁量表(SDS)、生活事件量表(LES)和防御方式问卷(DSQ)对70例诊断为抑郁障碍的患者进行测试,同时按照抑郁组被试的年龄、性别构成选取80例健康被试者进行对照分析。结果:①抑郁组患者在LES中的得分及频次显著高于对照组;②DSQ的结果显示在"不成熟防御机制"的维度上,抑郁组的平均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③"中间型防御机制"抑郁组的平均得分也明显高于对照组;④在"成熟防御机制"的维度上,抑郁的平均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结论:抑郁障碍患者所经历过的生活事件(应激)及他们对这些生活事件所采取的不适当的心理防御机制在其抑郁障碍的发病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失眠症患者抑郁障碍及相关因素的研究

目的 评估失眠症患者抑郁障碍的共病率及其相关因素.方法 对失眠专病门诊就诊的失眠患者进行前瞻性登记,连续收集专病门诊中符合ICD-10非器质性失眠症诊断标准、并能配合问卷及量表调查的患者,通过自编问卷进行详细的人口学资料及失眠临床特征调查,应用汉密顿抑郁量表(HDRS17)进行抑郁障碍的筛选,同时应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失眠症患者存在抑郁障碍的相关因素.结果 52.8%失眠症患者存在抑郁障碍,14.0%为重度抑郁.总睡眠时间少(OR 1.618,95%CI 1.239～2.114)、经济状况较差(OR 1.755,95%CI 1.210～2.544)、生活不规律(OR 2.395,95%CI 1.321～4.343)、女性(OR1.899,95%CI 1.139～3.166)为失眠症患者合并抑郁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失眠症患者有较高的抑郁障碍共病率,对总睡眠时间少、经济状况较差、生活不规律、女性的失眠人群要特别重视与抑郁障碍共病的可能.     

抑郁障碍青少年患者病前家庭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抑郁障碍青少年患者病前家庭因素.方法 对61名门诊抑郁障碍青少年家庭采用定性家庭访谈问卷,与57名正常青少年家庭对照.结果 患者组80.3%病前有人际关系困难、47.5%有早年负性生活事件(分离、虐待等)(P＜0.05);患者组父母44.3%有心理障碍(P＜0.05),在教养孩子方式上比对照组缺乏或过度关心、控制(P＜0.01),63.9%患者家庭存在情感表达困难(P＜0.01),54.1%患者父母教育态度不一致(P＜0.05),后者与婚姻不良有关.结论 家庭在抑郁障碍青少年发病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制定预防及早期治疗策略时需考虑家庭危险因素与高危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