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台县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的KAP现状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进行免费宫颈癌筛查的预调查,了解高台县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的认知、态度和行为(KAP)现状及相关因素,为该县开展免费宫颈癌筛查工作打好基础,并提供相关防控干预、健康教育的依据和决策。方法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对任意抽取的当地521名妇女进行预调查,回收有效问卷501份,进行分析。结果受调查妇女年龄在38~46岁的对宫颈癌筛查所持态度明显积极,与其他年龄妇女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未婚女性对宫颈癌筛查KAP中的认知和行为两方面的得分明显低于已婚者(P0.05);有更好文化素养、生活水平、居住环境及稳定工作的妇女在宫颈癌筛查KAP中的认知和态度两方面得分最高(P0.05)。宫颈癌筛查的认知、态度、行为三者之间互为正相关(P0.05)。结论受调查妇女对宫颈癌筛查的KAP调查总体得分不理想,应在加强该县经济建设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免费宫颈癌筛查的推广。妇女对宫颈癌筛查的认知、态度、行为三者之间存在相互联系。     

烟台市已婚妇女宫颈癌主动筛查的知识、态度及行为现状分析

目的了解烟台市已婚妇女宫颈癌主动筛查的知识、态度和行为(KAP)现状及影响因素,为提高宫颈癌筛查率,采取精准干预提供依据。方法采取方便抽样法选取548名已婚妇女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问卷调查宫颈癌KAP现状,并分析影响因素。结果调查对象宫颈癌筛查认知、态度、行为得分分别为48～93(66.34±7.62)、40～100(74.57±13.30)、38～95(67.96±11.60)分;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文化程度者的认知和态度、不同宗教信仰者和再婚情况的行为、是否有流产史者的态度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显示,是否患有妇科肿瘤对认知影响最大(P0.001),再婚情况对宫颈癌筛查态度影响最大(P0.001),宫颈癌的认知对行为影响最大(P0.001)。结论该地区妇女宫颈癌认知水平偏低,主动筛查积极性欠缺。应重视宫颈癌病因、早期筛查益处等知识的普及,明确重点干预人群,争取家庭支持。     

湖北省五峰地区汉族和土家族农村妇女宫颈癌认知及筛查态度分析

目的调查五峰地区农村妇女宫颈癌认知情况及其筛查态度,为促进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提供参考。方法利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在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10个村庄招募3064例无宫颈癌史的女性,对其宫颈癌认知和筛查态度进行问卷调查。结果2408名调查对象中汉族590人,土家族1818人,不同民族的妇女在文化程度、职业和家庭年收入的分布具有统计学差异,且汉族妇女在宫颈癌认知得分(7.45±2.74 vs.7.19±2.57,P0.05)和收益感知维度得分(15.83±1.84vs.15.56±1.95,P0.01)高于土家族妇女,差异有统计意义。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年龄(β=-0.256,95%CI:-0.464～-0.049,P=0.016 vs.β=-0.346,95%CI:-0.459～-0.232,P0.001)和宫颈癌认知水平(β=0.128,95%CI:0.074～0.183,P0.001 vs.β=0.160,95%CI:0.129～0.191,P0.001)是汉族和土家族妇女严重性感知的影响因素;宫颈癌认知水平(β=0.222,95%CI:0.169～0.274,P0.001 vs.β=0.213,95%CI:0.179～0.247,P0.001)是两族妇女收益感知的影响因素;家庭年收入(β=0.748,95%CI:0.050～1.446,P=0.036vs.β=0.643,95%CI:0.240～1.046,P=0.002)是两族妇女自我效能的影响因素。结论五峰农村妇女宫颈癌认知情况不容乐观,尤其少数民族妇女,需要从多方面对该地区开展健康教育,并根据民族差异制定针对性策略,强化宫颈癌筛查意识,从而构建一个良好的宫颈癌筛查环境。     

2000例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知信行现况调查及影响因素

目的调查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知信行现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17年6月-2019年6月本地区2 000例农村妇女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其宫颈癌防治知识、防治态度、筛查行为,分析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知信行的影响因素。结果统计调查结果显示:此次调查2 000例农村妇女中,仅271例了解宫颈癌防治知识,占13.55%;1 735例对宫颈癌防治持积极态度,占86.75%,但仅有89例有过宫颈癌筛查行为,占4.45%;不同年龄农村妇女对宫颈癌防治知识、防治态度、筛查行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0.262、105.808、9.130,P均0.05);不同学历农村妇女对宫颈癌防治知识、防治态度、筛查行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89.182、119.158、6.039,P0.05);不同职业农村妇女对宫颈癌防治知识、防治态度、筛查行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9.942、108.280、10.847,P均0.05);经Logistic分析发现,年龄、职业、学历是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知信行的重要影响因素(OR=6.067、3.795、5.391,P0.05)。结论农村妇女对宫颈癌筛查的防治的态度良好,但防治知识掌握情况较差,且宫颈癌筛查行为不佳,年龄、学历、职业均为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知信行的重要影响因素。     

城乡妇女宫颈癌知信行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我国6个城市和农村地区妇女的宫颈癌防治知识知晓情况、防治态度及筛查行为现状的差异,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在我国东中西部各选取3个省份,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599名妇女,开展宫颈癌防治知识、态度和筛查行为问卷调查。结果城市妇女宫颈癌防治知识总知晓率为16.4%,高于农村妇女(8.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城市妇女宫颈癌防治态度积极率(72.5%)高于农村妇女(70.1%),城市妇女宫颈癌筛查参与率(62.8%)低于农村妇女(67.4%),但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影响城市妇女参加宫颈癌筛查的因素为学历、省份和态度,而农村为民族、职业、省份和态度。结论被调查城市和农村妇女宫颈癌防治知识水平都较低,但防治态度较为积极,参与筛查的行为仍需提高。城乡妇女宫颈癌筛查行为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在今后的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议应根据城乡差异制定不同的策略,让城市和农村妇女都能及时获取信息、树立积极的防治态度,更多地参与宫颈癌筛查。     

基于健康信念模式的上海市社区妇女宫颈癌筛查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基于健康信念模式,初步探索社区妇女宫颈癌筛查行为的影响因素,以期提出针对筛查需方角度的建议,为优化宫颈癌筛查工作提供参考。方法 对上海市2个区自愿参加宫颈癌筛查的社区女性487例进行问卷调查。应用x²检验与t检验进行不同筛查行为影响因素的比较,采用logistic回归评估各因素对筛查行为的影响。结果 41.7%（203例）的调查对象从未参加过宫颈癌筛查,不同年龄(t=2.332,P=0.020）、户籍（x²=41.120,P<0.001）、文化程度（x²=11.169,P=0.004）、居住状况（x²=27.529,P<0.001）及职业（x²=7.905,P=0.019）的女性筛查率有差异。曾参与筛查者对宫颈癌筛查的益处认知得分高于从未筛查者（t=2.358,P=0.019）,障碍认知得分低于从未筛查者(t=-7.443,P<0.001）,有行为线索的比例也高于从未筛查者（x²=80.181,P<0.001）。障碍认知（OR=1.884,95%CI:1.311~2.709）与行为线索（OR=2.606,95%CI:1.245~5.453）是宫颈癌筛查行为的影响因素。结论 障碍认知与行为线索对社区女性的宫颈癌筛查行为有影响,帮助改善障碍认知与行为线索是促进个体参与筛查的有效措施,并对不同特征人群开展针对性的宣教。     

成都市608名社区妇女宫颈癌认知、态度、行为调查

目的了解成都市部分社区妇女对于宫颈癌知识的认知、态度、行为(KAP)及相关影响因素,为成都市社区妇女宫颈癌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抽取成都市6个社区妇女共计654例,采用自制问卷进行调查,有效问卷608例,应用SPSS13.0软件统计处理。结果 608例调查对象中仅有27.3%知晓HPV(人类乳头瘤病毒)感染是宫颈癌的高危因素,87.3%认为宫颈癌可以预防;85.2%认为有性生活的妇女应该每年做妇科检查;66.6%曾主动了解过宫颈癌相关知识;22.2%参加过宫颈癌筛查。调查对象宫颈癌知识得分偏低,为(13.82±3.401)(-8～10)分;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经济状况、文化程度、年龄、职业、单位体检是否包括宫颈癌筛查以及是否参加过宫颈癌筛查等组间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线性回归显示,对得分影响最大的变量从大到小依次为:单位体检中是否包括妇科检查、务农、经济状况、是否参加过宫颈癌筛查、文化程度、企事业单位员工及年龄。结论调查对象对宫颈癌的认知程度偏低,特别是对宫颈癌筛查相关知识、HPV与宫颈癌的关系了解不全面;有预防宫颈癌的意识,但缺乏实际行动。     

上海市虹口区离退休及低保妇女参与宫颈癌筛查相关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影响社区妇女参与宫颈癌筛查的主要相关因素,为有效的干预提供基础。方法:采用自我效能量表和自行设计的知识态度及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对上海市虹口区502例离退休及低保妇女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根据社会认知理论模型设计。结果:83.9%的调查对象曾经参与宫颈癌筛查,其中46.5%(所有调查对象中的39.0%)在3年内参加过宫颈癌筛查,多因素分析显示影响妇女曾经参与宫颈癌筛查的因素有:单位组织筛查、婚姻状况、医生推荐、周围人影响,且均为正向影响因素;而影响妇女3年内参与宫颈癌筛查的因素有:文化程度、社区组织筛查、离退休年数、医生推荐、宫颈癌及筛查相关知识、自我效能,这些影响除离退休年数为负向,其他均为正向相关因素。结论:上海市虹口区妇女3年内参与宫颈癌筛查率较低,应采取健康教育、提高妇女自我效能、提高医生对宫颈癌筛查的认识、提供免费筛查服务等多方面措施。在健康教育时应特别关注绝经后妇女,鼓励妇女家人同时参加。     

中国3省妇女宫颈癌防治知信行现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我国多地区城市和农村妇女宫颈癌防治知识知晓情况、参与宫颈癌检查项目意愿及行为,获得知信行现状、影响因素及相关性。方法在我国东中西部分别选取3个省6个地区,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599名妇女,问卷调查了解妇女对宫颈癌防治的知识、态度、行为,分析影响知信行的因素及三者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我国6个地区妇女宫颈癌防治知识总知晓率为12.2%,文化程度(中等教育OR=5.608、大专及以上OR=22.256),地域(东部OR=2.431、西部OR=2.219)是影响因素;71.3%的妇女对待宫颈癌防治持积极态度,影响因素包括文化程度(中等教育OR=2.371、大专及以上OR=3.940)、民族(OR=1.763)、职业(经商OR=2.208)和地区(OR=0.575);65.6%的妇女做过宫颈癌筛查,地域、家族史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国家宫颈癌免费检查项目的参与率为35.9%。宫颈癌防治的知识与态度、态度与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P0.05),知识与行为无相关性。结论中国妇女宫颈癌防治知识较为匮乏,妇女宫颈癌防治态度整体比较积极,但参与筛查的行为仍显不足。     

广州市妇女参加宫颈癌筛查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目的 探讨影响城市社区妇女参加宫颈癌筛查的因素,为有效开展宫颈癌筛查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自行设计宫颈癌认知、参与筛查的态度和行为调查问卷对广州市基层社区的813名妇女进行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被调查的813名妇女近3年宫颈癌筛查率为48.3％.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客观因素”、“危险因素认知”、“防治知识”及“筛查支持感知”等4个外生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筛查积极态度”有正向影响作用,其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21、0.13、0.21、0.22,均有统计学意义(均有P＜0.05);“筛查积极态度”进而影响妇女参加宫颈癌筛查的时间间隔,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6(P=0.001),即态度积极者参加筛查的时间间隔较短.外生潜变量“筛查支持感知”还直接影响筛查的时间间隔,是妇女参加宫颈癌筛查的重要促进因素.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其卡方自由度比(x2/df)为2.99、拟合优度指数(GFI)为0.914、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057.结论 提高妇女参加宫颈癌筛查的积极性,除了要加强对妇女自身的健康教育外,还要提高其对筛查支持的感知度,比如同时也对其家庭、所在社区或工作单位普及宫颈癌防治知识.     

城市社区妇女参加宫颈癌筛查行为意向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目的建构具有态度、主观行为准则等概念的"城市社区妇女接受宫颈癌筛查行为意向整合模型",探讨影响城市社区妇女接受宫颈癌筛查(宫颈涂片检查)行为的因素。方法用结构式问卷调查1591名上海某社区妇女参加宫颈癌筛查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意向。验证性因子分析建立测量模型,再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最大似然法(ML)估计参数,通过评价修正来确定最佳结构模型。结果社区妇女既往参加过宫颈癌筛查的占42.1%,其中三年内参加过宫颈癌筛查的占56.7%。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较好,正向影响参加筛查行为意向的因素包括对象个体主观行为准则、对家庭社会责任的感知、对筛查促进因素的感知、参与筛查的自我效能和对宫颈涂片的态度。宫颈癌相关知识对行为意向无影响。对象对行为改变障碍的感知对参与筛查行为意向的作用是负向的。结论要提高社区妇女宫颈癌筛查项目的覆盖率,不能仅提供免费筛查服务和健康知识的培训,还需要构建筛查环境,包括家属的动员,社区妇女较易接受的女性筛查医师的配备、医师检查技能的提高等,同时筛查对象本身信念层面对筛查必要性的感知和改变也是重要的。     

初诊宫颈癌妇女对宫颈癌认知和筛查现况分析

目的:调查海南省万宁市初诊宫颈癌妇女宫颈癌认知及筛查现状及可能影响原因。方法:选择2015年3月—2018年3月在本院初次确诊为宫颈癌患者400例作为调查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宫颈癌知识问卷对其认知水平和筛查情况进行现况调查,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被调查妇女宫颈癌防治知识认知程度低者占21.0%,一般占57.0%,程度高占22.0%。从未进行过宫颈癌筛查占70.8%,1~3年进行过筛查的占26.0%,筛查已3年占3.2%。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31~45岁)、婚姻(已婚)、学历(高中/大专)、居住地(农村)是影响妇女认知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初诊宫颈癌妇女宫颈癌防治知识认知程度和筛查情况整体较低,特别居住在农村,学历为高中或大专,31~45岁的已婚妇女,亟待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提高其认识水平和筛查力度,以提高妇女健康水平。     

农村适龄妇女宫颈癌筛查服务利用行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目的　调查农村适龄妇女宫颈癌筛查服务利用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完善农村宫颈癌筛查服务实施策略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选取1 013名农村适龄妇女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问卷进行入户调查获取宫颈癌筛查服务利用相关情况 结果　宫颈癌筛查服务利用率为28.8%;年龄、经济收入、医疗保障状况及宫颈癌筛查意识对宫颈癌筛查服务利用率有明显影响（P＜0.05）结论　农村宫颈癌筛查服务利用率较低;人口学因素及宫颈癌筛查意识是农村适龄妇女利用宫颈癌筛查服务的重要影响因素。     

新疆某市低保人群宫颈疾病筛查KAP调查

目的:了解新疆某市低保人群的宫颈癌筛查的相关知识、态度、行为情况。方法:以某市的低保女性人群为调查对象,应用自行设计的KAP调查问卷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由研究对象自主填写问卷,并用EpiDate 3.1建立数据库,应用SPSS 17.0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新疆某市低保人群女性宫颈癌的HPV阳性检出率为24.8%,HPV阳性组人群有关宫颈癌防治的KAP得分为(8.2±2.4)分,高于HPV阴性组人群得分(7.9±2.5)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1.467,P=0.027)。研究对象的受教育程度对宫颈癌的筛查结果有一定的影响。结论:加强宫颈癌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宣传疾病筛查的必要性,是宫颈癌防治工作的重要环节。     

基于健康信念模型的济南市妇女宫颈癌筛查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以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HBM）为理论基础,探索济南市妇女宫颈癌筛查行为的影响因素。 方法 基于济南市“两癌筛查”项目,对济南市9个区进行方便抽样,使用基于HBM理论的宫颈癌筛查问卷进行调查,对曾做过宫颈癌筛查和从未做过此筛查的人群进行对比,分析济南市妇女宫颈癌筛查行为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共收回有效问卷1441份,有效率为79.0 %,其中942（65.5%）份为曾筛查组问卷,499（34.5 %）份为未筛查组问卷。曾筛查组在筛查自我效能、筛查益处、筛查障碍等维度的平均得分均高于未筛查组但在宫颈癌易感性和严重性的平均得分低于未筛查组（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居住地（OR=1.327, 95%CI:1.007~1.749）、文化程度（OR=1.414, 95%CI:1.079~1.853）、筛查益处认知（OR=2.061, 95%CI:1.56 ~2.72）和筛查障碍认知（OR=1.466, 95%CI:1.22~1.763）是济南市妇女宫颈筛查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 济南市女性宫颈癌筛查信念较好。优化农村贫困人群筛查策略、加强宫颈癌筛查科普、减少筛查障碍是提高济南妇女筛查率的可行措施。     

部分地区农村妇女宫颈癌防治认知及行为状况调查

目的了解我国东中西部不同地区农村妇女对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及最终参与检查的情况。方法在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分别选取4个省7个农村妇女宫颈癌检查项目县(区),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358名35～64岁的农村妇女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2.2%的妇女未听说过宫颈癌,30. 1%不了解宫颈癌可能出现性交后阴道出血,有14. 0%的调查对象表示不知道宫颈癌发病危险因素,35. 5%不了解高危型HPV感染是宫颈癌发病原因。认为宫颈癌是不可预防的占7. 8%,仅有16.1%的妇女了解首次性行为前注射HPV疫苗可以预防宫颈癌。调查对象知识获取途径≤3种、4～6种、≥7种的分别为47.2%、32.1%及20. 7%。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宫颈癌防治知识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职业(OR=1.519, 95%CI:1.083～2. 129)、文化程度(OR=1.407, 95%CI:1.011～1.957)、获取知识的途径(OR=2.056, 95%CI:1.453～2.909)和得到专业人士讲解(OR=1.967, 95%CI:1.136～3.405)。有91.1%的调查对象曾经接受过宫颈癌筛查,8. 9%未进行。主动寻求筛查的妇女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得分高于被动筛查的妇女(P 0.001)。结论农村妇女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缺乏,宫颈癌防治相关知识水平与最终筛查行为密切相关,应采取各种有效的手段对农村妇女及社会公众进行更广泛的健康教育。     

保定市进城务工女性宫颈癌筛查参与意愿分析

目的调查保定市进城务工女性宫颈癌筛查参与意愿状况,了解其影响因素,为制定精准干预措施,提高进城务工女性筛查率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保定市竞秀区、莲池区384名流动妇女进行调查,分析其宫颈癌筛查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384名调查对象中,80.47%的女性表示参与宫颈癌筛查,19.53%的女性没有参与意愿。单因素分析表明,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户籍所在地、进城打工时间、每天工作时间及宫颈癌筛查相关知识7个因素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流动妇女年龄越大(OR=1.408,95%CI:1.018~1.948)、文化程度越高(OR=1.565,95%CI:1.144~2.142)、进城打工时间越长(OR=1.472,95%CI:1.093~1.982)、宫颈癌筛查知识知晓越多(OR=4.378,95%CI:1.939~9.886),筛查意愿越强,每天工作时间越长(OR=0.598,95%CI:0.409~0.874),筛查意愿越低。结论应以年轻女性、低文化程度、户籍为外地、进城打工时间短、每天工作时间长的流动妇女为健康教育的重点人群。     

北京地区6339例25～54岁已婚妇女宫颈癌认知度调查研究

目的了解北京地区已婚妇女宫颈癌认知程度及相关影响因素,为宫颈癌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北京市区、近郊8个区、远郊4个区县6339例已婚妇女,对其宫颈癌的认知程度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问卷式调查。结果知道宫颈癌能够早期筛查诊断的为52.5%;认知度与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户籍及经济条件有关,并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知道宫颈癌能够早期筛查诊断的妇女中,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了解的最多,占69.7%,通过医生咨询了解的占12.0%;宫颈癌发生的高危因素中,认为是宫颈糜烂引起的最多,为59.1%,认为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仅为26.9%;知道和不知道宫颈癌能够早期筛查诊断的妇女宫颈病变的发病率间无统计学差异（χ^2=3.97,P=0.41）,认知度不同妇女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发生率也无统计学差异（χ^2=1.66,P=0.20）。结论北京地区已婚妇女对宫颈癌的认知程度偏低,其中对人乳头瘤病毒感染与宫颈癌的关系认识尤为不足。文化程度、经济条件影响妇女对宫颈癌的认知程度,应根据人员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形式与渠道进行宫颈癌健康教育。     

海南省农村妇女宫颈癌认知和筛查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海南省35~64岁农村妇女宫颈癌防治知识认知和检查行为状况及相关影响因素,为开展宫颈癌健康教育及筛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取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对海南省18个市县的10800名农村妇女进行宫颈癌防治知识问卷调查,采用描述性分析、多因素Logistic回归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调查对象普遍对宫颈癌的危险因素和预防措施了解不足,49.3%的调查对象主动做过临床宫颈癌检查,53.4%的妇女参加过国家宫颈癌筛查服务。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越高(OR=0.818)、收入越高(OR=0.694)、未患慢性病(OR=2.053)、参加过宫颈癌筛查项目(OR=2.054)、职业为个体户(OR=0.714)和教师(OR=0.872)的调查对象防治知识得分较高;年龄越大(OR=0.817)、少数民族(OR=0.577)、已婚(OR=0.452)、文化程度越高(OR=0.913)、职业为教师(OR=0.602)、收入越高(OR=0.744)、具备宫颈癌防治知识(OR=0.1.951)的调查对象越会主动进行宫颈癌检查。结论海南省农村妇女宫颈癌防治知识掌握程度不高,应进一步采取有效方式开展广泛深入的健康教育,提高宫颈癌防治知识水平,促使农村妇女主动进行宫颈癌检查。     

海南省农村妇女宫颈癌认知和筛查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海南省35~64岁农村妇女宫颈癌防治知识认知和检查行为状况及相关影响因素,为开展宫颈癌健康教育及筛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取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对海南省18个市县的10800名农村妇女进行宫颈癌防治知识问卷调查,采用描述性分析、多因素Logistic回归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调查对象普遍对宫颈癌的危险因素和预防措施了解不足,49.3%的调查对象主动做过临床宫颈癌检查,53.4%的妇女参加过国家宫颈癌筛查服务。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越高(OR=0.818)、收入越高(OR=0.694)、未患慢性病(OR=2.053)、参加过宫颈癌筛查项目(OR=2.054)、职业为个体户(OR=0.714)和教师(OR=0.872)的调查对象防治知识得分较高;年龄越大(OR=0.817)、少数民族(OR=0.577)、已婚(OR=0.452)、文化程度越高(OR=0.913)、职业为教师(OR=0.602)、收入越高(OR=0.744)、具备宫颈癌防治知识(OR=0.1.951)的调查对象越会主动进行宫颈癌检查。结论海南省农村妇女宫颈癌防治知识掌握程度不高,应进一步采取有效方式开展广泛深入的健康教育,提高宫颈癌防治知识水平,促使农村妇女主动进行宫颈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