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市3～5岁城区儿童忽视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哈尔滨市城区儿童忽视状况及其相关因素,为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和政策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哈尔滨市城区8所幼儿园1 048名3～5岁儿童的家长用"中国3～6岁城区儿童忽视状况评价问卷"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哈尔滨市3～5岁城区儿童总忽视率为34.9%,各年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724,P<0.05);忽视总分和忽视度分别为92.1,33.7,各年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7.818,P<0.05);男、女忽视率分别为33.7%和36.3%(χ2=0.637,P>0.05),忽视总分和忽视度男童分别为93.8,34.4,女童分别为90.4,33.1,性别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单因素分析显示,影响儿童忽视的危险因素有家庭气氛、养育者的气质类型及近1 a孩子主要与谁一起生活。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影响儿童受到忽视的因素有家庭氛围、近1 a孩子主要与谁一起生活。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影响儿童忽视度的因素有家庭氛围、养育者的气质类型。结论哈尔滨市城区3～5岁儿童忽视率较高,应重视家庭气氛、养育者气质等方面对儿童忽视的影响。     

信阳市3～6岁儿童忽视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河南省信阳市3～6岁儿童忽视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中国3～6岁城区儿童忽视常模”中制定的量表和评价方法,调查1 005名3～6岁儿童忽视状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忽视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 调查对象总忽视率为31.7％,男童总忽视率和身体忽视率高于女童(均P＜0.05);不同年龄组总忽视率和安全忽视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三代同堂、核心家庭儿童在总忽视率、情感忽视率、医疗忽视率层面低于单亲家庭和再婚家庭儿童(均P＜0.05);调查儿童忽视度为(45.7±6.8),男女童总忽视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u=1.35,P=0.172),但男童身体忽视度高于女童(u =2.95,P=0.002);不同年龄组总忽视度、身体、教育及安全忽视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00),三代同堂、核心家庭儿童总忽视度、情感、教育、安全和医疗忽视度低于单亲家庭和再婚家庭儿童(均P =0.000);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类型(OR=4.689,P=0.009)、父母亲职业(OR =0.064;P =0.001)、父母亲文化程度(OR=0.130,P=0.000)、父母的关系(OR =4.578,P=0.000)4个因素是儿童受忽视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 信阳市3～6岁儿童受忽视程度比较严重,影响儿童受忽视的主要因素为家庭类型、父母亲文化程度、父母亲职业、父母的关系.     

广东省广州从化市城区3～6岁儿童忽视现况调查

目的:了解广东省广州从化市城区学龄前儿童忽视现状,为相关部门采取防治儿童忽视措施提供数据。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用《中国3～6岁城区儿童忽视状况评价问卷》调查广东省广州从化市4所幼儿园3～6岁的536名儿童家长或照顾该儿童的其他家庭成员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广东省广州从化市学龄前儿童总忽视率为48.32%,总忽视度为45.51,儿童忽视现况严重。男女童的总忽视率分别为48.45%和48.11%,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男女童的总忽视度分别为45.58和45.41,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组间儿童的总忽视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总忽视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组的情感、教育、医疗层面忽视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3岁组情感、教育、医疗层面忽视率最大,6岁组相对各层面忽视率较低,随着年龄增大,忽视率逐渐减小。不同年龄组的教育、医疗忽视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中3岁组的教育、医疗忽视度最大,6岁组的最小,随着年龄增大,忽视度逐渐减小。不同家庭类型儿童总忽视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总忽视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不同家庭类型儿童的身体忽视率、身体和医疗忽视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亲家庭儿童各层面忽视率和忽视度均较高。结论:广东省广州从化市学龄前儿童忽视现况严重,应引起重视。     

中国西部两省(市)农村0～6岁儿童忽视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中国西部陕西省、重庆市农村0～6岁儿童受忽视的程度及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分层多级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两省(市)部分地区0～6岁农村儿童受忽视状况进行调查.结果 两省(市)共调查农村0～6岁儿童1488名,儿童总忽视率和总忽视度分别为31.59％、48.32.男女童忽视率和忽视度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0.86,U=1.51,P＞0.05).高年龄组儿童受忽视程度显著高于低年龄组儿童(x2=13.36,F=33.45,P＜0.05).三代同堂、核心家庭儿童受忽视程度显著低于单亲家庭和再婚家庭儿童(H=10.03,F=2.83,P＜0.05);留守儿童受忽视程度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x2=30.30,U=6.76,P＜0.05);而陕西省儿童忽视程度低于重庆市儿童(x2=9.42,U=8.40,P＜0.05).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是否留守(OR=1.54;95％CI:1.20 ～ 1.97)、家庭类型(OR=1.38;95％CI:1.16 ～ 1.65)、父亲职业(OR=0.87;95％CI:0.78～ 0.97)、母亲的文化程度(OR=1.27; 95％CI:1.07～1.52)、父子间关系(OR=1.43;95％ CI:1.07～ 1.91)5个因素是儿童受忽视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 陕西省和重庆市农村0～6岁儿童受忽视程度比较严重,应重视儿童忽视问题.     

中国西部两省(市)农村0?6岁儿童忽视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中国西部陕西省、重庆市农村0~6岁儿童受忽视的程度及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分层多级整群随机抽样方法, 对两省(市)部分地区0~6岁农村儿童受忽视状况进行调查。结果 两省(市)共调查农村0~6岁儿童1488名, 儿童总忽视率和总忽视度分别为31.59%、48.32。男女童忽视率和忽视度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2=0.86, t/=1.51, P>0.05)。高年龄组儿童受忽视程度显著高于低年龄组儿童(f=13.36, F=33.45, P<0.05)。三代同堂、核心家庭儿童受忽视程度显著低于单亲家庭和再婚家庭儿童(7/=10.03, F=2.83, P<0.05);留守儿童受忽视程度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Z2=30.30, f/=6.76, P<0.05);而陕西省儿童忽视程度低于重庆市儿童(%2=9.42, U=8.40, P<0.05)。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是否留守(0R=1.54;95%C/：1.20~1.97)、家庭类型(Ofl=1.38;95%C/:1.16~1.65)、父亲职业(0ft=0.87;95%c/:0.78~0.97)、母亲的文化程度(0尺=1.27;95%C/:1.07~1.52)、父子间关系(Ofl=1.43;95%C/:1.07~1.91)5个因素是儿童受忽视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 陕西省和重庆市农村0~6岁儿童受忽视程度比较严重, 应重视儿童忽视问题。     

中国城乡3?6岁儿童忽视状况的比较研究

目的 调查分析中国城乡3~6岁儿童的忽视状况, 为分析比较相关影响因素奠定基础。方法 按照“中国农村3~6岁儿童忽视评价常模”和“中国3~6岁城区儿童忽视常模”规定的量表及评价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 分别在2002年1月对14个省25个市1163名城市3~6岁儿童(其中男童占49.6%, 少数民族占4.5%)和2010年11月对10个省26个市4096名农村儿童(其中男童占50.6%, 少数民族占6.2%)进行调查。结果 城乡3~6岁儿童总忽视率分别为28.0%和53.7%, 总忽视度分别为42.2和44.4,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城乡儿童各年龄组间忽视率和忽视度差异也均有统计学意义(PC0.05);城乡男童的忽视率分别为32.6%和55.9%, 女童的忽视率分别为23.7%和51.6%;男童的忽视度分别为42.7和44.6, 女童的忽视度分别为41.8和44.3,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C0.05)。城乡儿童在6个不同忽视类型的总体发生率分别为5.1%~12.9%和13.1%~26.6%, 其中除安全忽视外, 城乡儿童其他层面忽视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城乡儿童不同忽视类型的忽视度分别为39.4~43.4和36.5~48.2, 城乡儿童各忽视类型忽视度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城市儿童以教育、情感、身体忽视为重, 农村儿童以身体、社会和教育忽视为重;而在安全方面受忽视均较轻。城乡均以单亲家庭的儿童忽视率最高(分别为42.9%和60.0%),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无论年龄或性别, 城乡儿童均以单项(各忽视中任一类型)受忽视为主(发生率分别为16.5%和22.7%, 构成比分别为58.9%和45.1%)。结论 中国城乡3~6岁儿童忽视状况差别较大, 农村儿童受忽视的频度和强度均高于城市儿童;城乡男童受忽视的频度均高于女童;除安全忽视外, 农村儿童在其他层面受到更多和更严重的忽视;城乡儿童均以单亲家庭受忽视的频度最高, 且以单项受忽视为主。     

中国城市小学生忽视状况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我国城市小学生的忽视现状,为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制定科学的干预措施奠定基础。方法应用中国城市小学生忽视评价常模,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 ,从全国12个省中抽取24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共调查4057名小学生,其中男、女构成比为51.3%和48.7%;少数民族占8.3%。所得资料采用SPSS13.0软件,对各忽视类型的忽视分值、忽视率及忽视度等进行统计描述、卡方检验、方差分析(ANOVA),以判断其差别。结果 6～8岁组学生平均忽视度和忽视率分别为42.8和28.8%,各年龄间存在统计学显著性差异(P0.01);9～11岁组学生平均忽视度和忽视率分别为42.1和27.2%,各年龄间无统计学显著性差异(P0.05);6～8岁组男、女学生忽视度分别为43.3和42.3(P0.05),忽视率分别为31.5%和26.2%(P0.05);9～11岁组男、女学生忽视度分别为43.6和40.5(P0.01),忽视率分别为34.8%和22.7%(P0.01)。在儿童忽视的6个类型上,6～8岁忽视率为2.0%～12.7%,除情感忽视外,其他5个忽视类型的发生率性别上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9～11岁忽视率为10.1%～15.1%,各个忽视类型的发生率在性别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无论以年龄或性别分组,小学生均以受到单项忽视为主(6～8岁发生率平均为12.4%,构成比占总忽视学生的51.2%;9～11岁发生率平均为17.9%,构成比为55.2%)。在不同家庭类型中,6～8岁组以单亲家庭中的学生受忽视率最高(33.3%);而9～11岁组以再婚家庭中的学生受忽视率最高(47.1%);6～8岁组和9～11岁组均以3代同堂家庭中儿童受忽视率最低(分别为22.3%和22.7%)。结论中国城市小学生受忽视的频度和强度较大,其中刚上小学一年级和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小学生受到的忽视率和忽视度相对较低,而其他年龄(年级)的学生更容易受到忽视;各个年龄组男生的忽视度和忽视率均高于女生,提示男生均比女生受到更多和更严重的忽视;所有儿童均以单项受忽视为主;在不同的家庭类型中,6～8岁组以单亲家庭、而9～11岁组则以再婚家庭中的学生受忽视率最高。     

南通市城区学龄前儿童忽视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南通市城区学龄前儿童忽视现状,探究其影响因素,为本地区儿童忽视防治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2021年1月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南通市城区9所幼儿园,采用“中国城市3～6岁儿童忽视评价常模”量表对1 141名儿童家长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南通市城区学龄前忽视率为28.6%,忽视度为40.21±6.67。其中男生与女生的忽视率分别为28.0%和29.2%,忽视度分别为40.29±6.54和40.13±6.8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组别儿童忽视率和忽视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非独生子女忽视率和忽视度均高于独生子女(χ²=6.209,t=3.947,P＜0.05)。家庭月收入越高的儿童忽视率和忽视度均越低(χ²=28.487,F=25.453),Green评分为中等水平的儿童忽视率和忽视度均最低(χ²=11.595,F=17.215),主要照顾人为父母的儿童忽视率和忽视度均低于祖父母/外祖父母(χ²=19.269,F=5.402),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非独生子女受忽视的风险是独生子女的1.338倍;家庭月收入为＜8 000元、8 000～12 000元的儿童忽视风险分别是家庭月收入>12 000元儿童2.183倍、2.016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作为主要照顾人的儿童忽视风险是父母作为主要照顾人的1.979倍(P<0.05)。结论 南通市城区学龄前儿童忽视现象较为普遍,影响因素较多,需引起重视,亟待采取措施加以改善。     

唐山市城区学龄前儿童忽视状况调查分析

目的 了解唐山市城区学龄前儿童的忽视状况, 为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 应用“中国3～6岁城区儿童忽视状况评价问卷”, 对唐山市城区8所幼儿园的1 642名3～6岁儿童家长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唐山市城区3～6岁儿童的总忽视率为36.4%, 总忽视度为43.3, 其中医疗忽视率最高, 为17.4%, 教育忽视度最重, 为46.8。男、女童的总忽视率分别为36.7%和36.1%, 总忽视度分别为43.4和43.3,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男童的教育忽视率高于女童,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574, P<0.05)。不同年龄儿童的总忽视率和总忽视度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3岁儿童的总忽视率和总忽视度均最大。儿童以受单项忽视为主, 发生率为17.0%, 构成比为46.7%。结论 唐山市城区学龄前儿童被忽视现象较为严重, 应引起相关部门和家长的足够重视。     

2014年武陵山区土家族与苗族12～17岁农村儿童忽视状况及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武陵山区土家族与苗族12~17岁农村儿童忽视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按照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原则,于2014年11—12月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抽取4个县8所农村中学1974名学生,其中土家族1020人,苗族954人。采用"中国农村12~17岁中学生忽视评价常模"中的量表和方法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忽视率和忽视度反映儿童受忽视的频度和强度,采用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影响忽视的相关因素。结果土家族与苗族12~17岁农村儿童总忽视率为67.83%(1339/1974),男生70.42%(631/896)高于女生65.68%(708/1078)(χ~2=5.053,P<0.05)。总忽视度为(54.96±10.31),12~14岁组儿童(55.45±9.51)高于15~17岁组(54.54±10.95)(t=1.980,P<0.05)。医疗层面忽视率、忽视度女生均高于男生(χ~2=10.233,P<0.01;t=2.139,P<0.05),教育层面忽视率、忽视度及安全层面忽视度男生均高于女生(χ~2=3.969,t=1.989,t=2.014,P<0.05);除教育忽视层面外,土家族与苗族农村儿童其余层面的忽视率、忽视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身体、医疗层面忽视率留守儿童均高于非留守儿童(χ~2=6.267,χ~2=4.040,P<0.05)。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生(OR=1.292,95%CI 1.062~1.573)、孩子与父母关系一般(OR=1.344和1.475,95%CI 1.009~1.791和1.063~2.046)、父母之间关系一般(OR=1.396,95%CI1.042~1.870)、在家无单独房间(OR=0.577,95%CI 0.464~0.719)的儿童更容易受到忽视。结论武陵山区土家族与苗族农村儿童忽视状况严重,影响儿童受忽视的主要因素为在家是否有单独房间、孩子与父母及父母之间关系。     

Parental attachment for at-risk children's antisocial behaviour: A case of Malaysia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wofold: to explore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parents’ attachment for at-risk children's antisocial behaviour, and to know the types of children's antisocial behaviour caused by being a single-parent family. The sample comprised 1,434 secondary school children from the state of Johore, Malaysia. Results from the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showed that the children were at risk of involvement in antisocial behaviour when their parental controls were either absent or ineffective owing to three risk factors: the absence of parents at home,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n the family, and single-parent family households. The finding of the study has signific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improvement of parental care to develop child care services in Malaysia.     

中国农村0～6岁儿童忽视现状

目的 了解我国农村0～6岁儿童的忽视状况.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于2010年11月在全国共抽取10个省(直辖市)中84个乡镇的7411名0～6岁儿童,其中0 ～2岁儿童3315名,3～6岁组4096名.应用“中国农村0～2岁儿童忽视评价常模”、“中国农村3～6岁儿童忽视评价常模”进行问卷调查.采用SPSS 13.0软件对不同年龄、性别、忽视层面(身体、情感、教育、安全、医疗及社会忽视6个层面)的忽视率与忽视度等进行统计学描述、x2检验及方差分析等.结果 中国农村0～2岁组儿童忽视度为45.01±7.56,忽视率为54.9％(1819/3315);3～6岁组儿童忽视度为44.42 ±7.57,忽视率为53.8％(2203/4096).0、1、2岁儿童忽视率分别为58.5％(654/1117)、52.2％(597/1144)、53.9％ (568/1054) (P ＜0.05).3～6岁组中,男性情感、安全忽视层面忽视度(44.60±7.86,36.82±9.03)高于女性(44.03±7.72,36.25±9.05)(P值均＜0.05),情感、社会层面忽视率[16.8％(349/2072),28.3％ (586/2072)]也高于女性[14.1％ (286/2024),24.8％(503/2024)](P值均＜0.05).0～2和3～6岁组儿童均以受到单项忽视为主,发生率分别为20.6％(683/3315)和22.7％(931/4096).0～2岁组以单亲家庭和再婚家庭中儿童忽视率较高[62.5％(15/24)和63.2％ (12/19)],3～6岁组以单亲家庭中儿童忽视率最高(60.0％,27/45).结论 中国农村0～6岁儿童忽视状况严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其影响因素,从而采取有效干预措施.     

安徽省长丰县农村留守儿童伤害分布及危险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安徽省农村地区留守儿童伤害的分布及危险因素.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安徽省长丰县农村3617名中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留守儿童最近1年伤害的发生情况,并对其伤害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调查留守儿童1614名,占学生总数的45.83%.主要监护类型为单亲监护(55.82%).中小学生伤害发生率为32.25%,男生伤害发生率为45.22%,女生为35.2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6.245,P=0.000);其中留守儿童伤害发生率为40.90%,高于非留守儿童(24.9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1.730,P=0.000).留守儿童在跌伤、交通伤、动物咬伤等7种伤害类型上发生率高于非留守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显示:非独生子女(OR=1.445)、性格外向(OR=1.062)、矛盾性(OR=1.150)、独立性(OR=1.110)、娱乐性(OR=1.096)可能是留守儿童伤害的危险因素,而女生(OR=0.598)、亲密度(OR=0.933)、控制性(OR=0.917)可能是留守儿童的保护性因素.结论 该地区留守儿童伤害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家庭环境和个人性格起主要作用,应针对危险因素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减少留守儿童伤害的发生.     

“全面两孩”政策下“80后”父母的再生育动机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目的:调查"全面两孩"政策下,1980年以后出生(简称"80后")父母的再生育动机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于重庆市抽取626名"80后"父母,以自编《"80后"父母再生育动机及影响因素问卷》为工具进行调查。结果:(1)城市与农村人口的再生育动机得分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一胎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上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1);(2)"打算再生育"组在传宗接代、养儿防老、促进家庭和睦、利于孩子成长与教育、提高家庭地位、寄托理想这6类再生育动机得分上高于"不打算再生育"组(P0.001);(3)经逐步多元回归分析得出,儿时孤独感、赡养老人压力感、长辈催促程度、对教育资源的乐观度均正向影响再生育动机得分(β=0.313、0.261、0.158、0.093,均P0.001),儿时父母精力分散程度负向影响再生育动机得分(β=-0.250,P0.001)。结论:"80后"父母再生育决策动机包括传宗接代、养儿防老、促进家庭和睦、利于孩子成长与教育、提高家庭地位以及寄托理想;再生育动机主要受儿时孤独感、赡养老人压力感、儿时父母精力分散程度、长辈催促程度、对教育资源的乐观度等因素的影响。     

陕西省部分地区3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陕西省部分地区3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的相关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实施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2012年7至12月随机整群抽取陕西省西安市和宝鸡市的2 479名3岁以下儿童,对其体格发育情况进行调查,按照人体标准测量方法测量其身高、体重,采用调查问卷了解儿童情况、家庭情况及父母情况,并对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影响3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的因素主要有:儿童性别(t=-6.017～-2.136,均P＜0.05)、出生体重(t=2.216～5.724,均P＜0.05)、出生身长(t=2.291 ～5.045,均P＜0.05)、分娩方式(t=2.270 ～3.323,均P＜0.05)、家庭人口数(t=-2.684 ～-6.680,均P＜0.05)、居住地(t=-5.512 ～-2.452,均P＜0.05)以及父母亲文化程度(t=2.228 ～3.830,均P＜0.05;t =2.120 ～3.681,均P＜0.05).出生体重及出生身长较高,居住在城市,父母亲文化程度较高,分娩方式为顺产的儿童,其体格发育较好,且男童的体格发育均高于女童;而家庭人口数较多会对儿童的体格发育产生不利影响.结论 家庭和父母情况对3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的影响作用比较突出,是影响3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不可忽视的因素,文化程度较低的儿童父母是儿童保健健康教育的重点人群.     

家庭因素对学龄前儿童社会适应行为的影响

目的:了解家庭因素对学龄前儿童社会适应行为的影响,以促进和提高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方法: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应用儿童适应行为评定量表(CABS)和自制的家庭因素问卷对武汉市1067名学龄前儿童家长进行现场调查;结果:学龄前儿童社会适应能力(ADQ)平均商数为100.03,边界及缺损占13.4%,儿童适应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父母及照顾者文化程度,家庭类型,父母身体状况,教育态度,教育方式,父母责备、打骂孩子频率,父母培养孩子独立做事的能力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结论:家庭因素对儿童社会适应行为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宽松的家庭环境有利于儿童良好适应行为的形成。     

北京市儿童监护人因素对预防接种影响的研究

摘要:目的 了解北京市儿童监护人文化程度、收入水平、预防接种知识、态度和行为方面的现状,探索监护人对预防接种的影响因素,为有针对性开展免疫宣传提供有用的信息。方法 本研究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方法,对儿童监护人进行现场问卷调查。疫苗接种记录按北京市接种标准进行统计。分析方法采用描述性分析、单因素χ2检验和多因素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共调查监护人400名。61.0%的监护人文化程度以大专及以上。监护人上年家庭人均收入6万元,收入在1~5万之间的占53.3%。绝大多数监护人未外出务工陪在孩子身边,父母均外出的仅占2.5%。单因素分析显示父母亲均外出的儿童接种率与双亲不外出的儿童有显著性差异(χ2=9.365,P=0.025)。对“疫苗是安全的”和“接种疫苗没有不良反应”观点赞同与否的监护人,其子女接种有显著差异(χ2=10.795,P=0.005;χ2=24.983,P<0.001)。“免费疫苗接种时犹豫”和“国产与进口疫苗的选择”对儿童预防接种有影响(χ2=5.611,P=0.018;χ2=8.43,P=0.038)。监护人接种知识的知晓情况对儿童预防接种影响无统计学差异(P均>0.05)。多因素分析发现父母外出、监护人文化程度、疫苗接种不良反应的态度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儿童监护人文化程度因素对预防接种有明显的影响;在北京市“留守儿童”同样也是不应忽视的群体;儿童监护人更关注预防接种管理要求,并且非常重视疫苗的安全性,但对于疫苗的不良反应认识不足。     

重庆市农村0～6岁儿童忽视现状及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重庆市农村0～6岁儿童忽视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中国农村儿童忽视评价常模”中制定的量表和评价方法及分层多级整群抽样方法,于2010年12月在重庆市3个区抽取822名0～6岁农村儿童作为调查对象,用忽视率和忽视度描述其受忽视状况,采用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影响忽视的相关因素.结果 调查对象忽视率和忽视度分别为35.64％(293/822)、49.69±6.45.男童忽视度(50.23±6.40)高于女童(49.09±6.47)(P＜0.05);留守儿童忽视率[40.48％(202/499)]与忽视度(50.64±6.29)均高于非留守儿童[28.17％(91/323),48.23±6.44](P ＜0.05).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留守儿童(OR=1.61,95％ CI:1.17 ～2.21)、单亲和再婚家庭(OR=1.39,95％CI:1.10～1.76)、在家务农和外出务工的母亲职业(OR=0.81,95％CI:0.73 ～0.90)、冷淡疏远的母子关系(OR=1.42,95％ CI:1.02～ 1.97)等情况的儿童更容易受到忽视.结论 重庆市农村0～6岁儿童受忽视程度比较严重,影响儿童受忽视的主要因素为留守儿童、单亲和再婚家庭、在家务农和外出务工的母亲职业、冷淡疏远的母子关系.     

我国贫困地区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状况及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我国贫困地区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状况和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因素。方法：　总结分析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作项目“儿童营养改善”基线调查结果。该基线调查于１９９６ 年１０ 月在全国１９ 个省２９ 个较贫困县开展，共调查０ ～５ 岁儿童１２ ３４４ 名、儿童家长２９３９ 名，调查内容包括：儿童健康调查及家长营养知识、态度和行为调查。结果：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贫困地区儿童的生长发育状况也明显好转。学龄前儿童发育迟缓率和体重不足率明显下降，１９９６ 年为１６ ．２ ％ 和１４ ．１ ％ 。在影响儿童生长发育的因素中，母乳喂养、辅食添加和家庭经济状况是影响儿童生长发育的重要因素     

蚌埠市中学生父母文化程度与家庭类型对父母控制的影响

  目的  识别大学生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的潜在类别,并进一步分析其不同类别与线上社交焦虑和抑郁症状的关联,为制定促进大学生合理使用社交网络的预防措施提供参考。  方法  于2021年5—6月,采用方便整群抽样方法选取辽宁省沈阳市3所高校1 082名在校大学生,采用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问卷(PMSMUAQ)、线上社交焦虑量表(SAS-SMU)和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进行问卷调查,并采用潜在剖面分析及稳健三步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大学生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分为适度使用组(31.98%,346名)、轻度依赖组(49.26%,533名)和深度沉迷组(18.76%,203名)3个潜在类别。多项式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城市学生在深度沉迷组所占比例更大(OR=1.62,P < 0.05);随着每天上网时间的增加,轻度依赖组和深度沉迷组的发生比例上升(OR值分别为1.11,1.20,P值均 < 0.01)。不同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类型大学生线上社交焦虑和抑郁症状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188.70,62.60,P值均 < 0.01),深度沉迷组在线上社交焦虑和抑郁症状上得分更高。  结论  大学生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存在异质性。为减少线上社交焦虑和抑郁症状的出现,高校教育者和家长应多关注问题性社交网络使用水平较高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