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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了解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HAART)治疗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患者时,不同CD4+基线值艾滋病患者经过治疗后免疫重建效果的差异,为艾滋病患者临床治疗措施的改进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2016 年1月—2017年3月期间,随机选取符合研究要求的艾滋病患者174例,根据CD4+T淋巴细胞基线值的不同分为两组,低值组(CD4+T淋巴细胞<200/mm3)和高值组(CD4+T淋巴细胞≥200/mm3),每组均为87例患者,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1个月、3个月、6个月、12个月)外周血T淋巴细胞各项指标(包括Treg、Th2、Th17、CD4+T、CD8+T)检测结果的统计学差异。结果 两组患者基本情况和治疗方式构成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3个月(Th17、CD4+T、Th17/Treg、CD4+T/CD8+T) 、治疗6个月(Treg、Th17、CD4+T、CD8+T、Th2/Treg、Th17/Treg、CD4+T/CD8+T)、治疗12个月(Treg、Th2、Th17、CD4+T、CD8+T、Th2/Treg、Th17/Treg、CD4+T/CD8+T)指标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患者不同时点指标(Treg、Th2、Th17、CD4+T、CD8+T、Th2/Treg、Th17/Treg、CD4+T/CD8+T)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T淋巴细胞具体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CD4+T淋巴细胞基线值低患者,经高效抗病毒治疗后免疫重建效果较差,因此艾滋病患者进行高效抗病毒治疗应尽早进行。  相似文献   

2.
目的 了解2006—2016年玉溪市新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HIV/AIDS)基线CD4+ T 淋巴细胞计数及其及时检测情况,了解不同人群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差异。方法 使用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系统中的病例报告卡数据库,以及历年CD4+T淋巴细胞检测原始记录,截止日期为2016年12月底,收集其相关人口学信息,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3 504例HIV/AIDS中,2 718例(77.57%)患者在报告半年内获得CD4+T淋巴细胞检测,由2006年的20.38%上升到2011年的94.36%后保持稳定(P<0.001),25.16% (611/2 428)的新报告感染者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 cells/μL表现为晚发现,且历年表现为上升趋势(P<0.001)。历年通过异性性传播感染HIV者,>50岁者,样本来源于医疗机构者和男性基线CD4+T淋巴细胞中位数均较同性性传播感染HIV者和注射吸毒者;<50岁者,样本来源于VCT、哨点、婚检孕检者,女性为高。结论 玉溪市获得及时的CD4+T淋巴细胞检测的比例逐年上升且基线免疫状况较好,医院发现人群、异性性传播人群、老年人群和男性持续发现较晚,必须不断的提高HIV检测的敏感性,以便早发现感染者。  相似文献   

3.
目的 了解安徽省来安县艾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者/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患者(简称HIV/AIDS)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免疫学效果和影响因素,为成人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提供依据。方法 收集2007—2021年来安县的HIV/AIDS数据,用卡片编号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随访库和抗病毒治疗库进行链接,采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结果 来安县HIV/AIDS治疗后第1年的CD4+ T淋巴细胞数较基线增长最多,增长值中位数为94.50(14.00~206.75)个/μl(Z=-6.146,P<0.05);启动ART后1年内免疫学治疗有效率为62.9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基线CD4+ T淋巴细胞数是免疫学治疗有效的影响因素。结论 2007—2021年来安县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免疫学效果较好,治疗后第1年CD...  相似文献   

4.
5.
目的了解2013—2015年秦皇岛市新报告的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艾滋病(AIDS)病例的首次CD4+T淋巴细胞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开展抗病毒治疗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流式细胞仪对新报告的HIV/AIDS病例进行首次CD4T淋巴细胞绝对值计数检测,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12例患者中,CD4+T淋巴细胞计数最小值为4 个/μL,最大值为972 个/μL,均数为(365.4±196.0) 个/μL。其中≤200 个/μL 21例(18.75%);201~350个/μL 40例(35.71%);351~500 个/μL 27例(24.11%);>500 个/μL 24例(21.43%)。不同性别、年龄患者的CD4+T淋巴细胞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份、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感染途径患者的CD4+T细胞计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秦皇岛市HIV/AIDS病例首次CD4+T淋巴细胞水平相对偏低,18.8%新发现病例已进入艾滋病期,应加强HIV检测相关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提高患者生命质量。  相似文献   

6.
《中国现代医生》2021,59(19):10-13
目的 了解佳木斯市艾滋病病毒感染和艾滋病患者(HIV/AIDS)抗病毒治疗(HAART)生存率,并分析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采集佳木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9年6月至2019年7月收治的HIV/AIDS HAART患者的一般资料,采用寿命表法计算生存率,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纳入1986例HIV/AIDS HAART患者,其中死于HIV/AIDS相关疾病48例(占2.42%),HIV/AIDS HAART的1、3、5、10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8.44%、97.84%、97.47%、96.29%;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经血感染HIV(HR=3.125)、开始治疗时年龄30~(HR=4.518)、开始治疗时年龄50~(HR=15.897)、有漏服药(HR=5.647)的HIV/AIDS HAART患者死亡的危险较大,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HR=0.264)、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个/μL(HR=0.183)的HIV/AIDS HAART患者死亡的危险较小。结论2009年6月至2019年7月佳木斯市HIV/AIDS HAART患者生存率较高,经血感染、HAART时年龄较大、有漏服药是HIV/AIDS HAART患者生存的危险因素,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个/μL是HIV/AIDS HAART患者生存的保护因素。  相似文献   

7.
目的 了解江苏省丹阳市初始抗病毒治疗HIV感染者死亡和脱失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本研究选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中江苏省丹阳市2005—2020年首次开始抗病毒治疗的HIV感染者,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最终共纳入413例HIV感染者进行研究,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初始抗病毒治疗HIV感染者的死亡和脱失情况,探索影响抗病毒治疗HIV感染者病死率和脱失率的相关因素。结果 本研究最终结局为正在治疗314例,转出28例,死亡58例,失访1例和停药12例。413例HIV感染者,平均年龄为45岁(18~84岁),男女比例为3.8∶1,共随访1 516.75人年,总体病死率为3.82/100人年,总体脱失率为0.86/100人年。主要流行病学特征为已婚或同居占64.6%,异性性传播占63.0%,治疗前CD4+ T淋巴细胞计数≥ 200 cells/μL占52.3%,抗病毒治疗初始方案为EFV+3TC+TDF占50.9%。Cox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使抗病毒治疗患者死亡风险增加的因素有:年龄≥40岁(AHR=4.21, 95%CI:1.58~11.17)、治疗前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 cells/μL(AHR=2.63,95%CI:1.37~5.08)和未检测CD4+T淋巴细胞(AHR=3.66, 95%CI:1.13~11.84);而女性的风险降低(AHR=0.37, 95%CI:0.15~0.92)。治疗前CD4+T淋巴细胞计数 <200 cells/μL(AHR=0.21, 95%CI:0.04~0.99)和已婚或同居(AHR=0.20, 95%CI:0.04~0.93)脱失率风险较低。结论 江苏省丹阳市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后死亡率较高和脱失率较低,仍需提高治疗前CD4+淋巴细胞检测和抗病毒治疗及时性以及治疗管理服务质量来进一步减少死亡。  相似文献   

8.
目的 通过分析老年HIV/AIDS患者基本资料及临床随访资料,了解老年HIV/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后的预后影响因素及CD4恢复情况。方法 收集2005—2015年在柳州市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点接受抗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且年龄≥50岁的HIV/AIDS患者3 618例,对患者的资料包括基本信息、CD4+T细胞计数、WHO临床分期、感染途径及随访情况等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比较患者生存差异,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影响患者死亡风险的独立影响因素,比较不同性别患者随访期间CD4+T细胞计数的恢复情况。结果 随访期间,截止观察终点5年女性累计生存率为0.82,男性累计生存率为0.66。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影响抗病毒治疗效果的独立影响因素为年龄(OR=1.909,95%CI:1.479~2.464,P<0.001)、BMI(OR=0.744,95%CI:0.574~0.965,P=0.026)、性别(OR=0.692,95%CI:0.503~0.952,P=0.023)、除结...  相似文献   

9.
目的 分析住院及门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感染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患者(简称HIV感染者/AIDS患者)不同免疫状态下合并巨细胞病毒(human cytomegalovirus, HCMV)感染率情况,进一步了解HIV/AIDS合并HCMV感染的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用流式细胞术进行HIV/AIDS体内CD4+T淋巴细胞亚群的计数,采用聚合酶链-荧光法进行HIV/AIDS尿液中HCMV-DNA检测,采用χ2检验分析HIV/AIDS不同来源、不同免疫状态下合并HCMV感染率差异。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HIV/AIDS患者合并HCMV感染的相关因素。结果 817例HIV/AIDS患者合并HCMV感染阳性率21.5%(147/817)。HIV/AIDS患者的年龄、性别在是否合并HCMV感染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D4+T细胞≤50个/μL、合并梅毒感染为HIV/AIDS患者合并HCMV感染危险因素(P<0.001,OR=6.410,95%CI=4.141~9.922;P<0.05,OR=1.790,95%CI=1.206~2.657),门诊和住院HIV/AIDS患者合并HCMV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6.042,P<0.001)。以患者来源为分层因素进行CD4+T淋巴细胞计数与HCMV感染率分析,住院HIV/AIDS患者CD4+T细胞≤50个/μL时为合并HCMV危险因素(P<0.001,OR=4.796,95%CI=2.998~7.668);门诊HIV/AIDS患者,CD4+T细胞≤50个/μL时为HIV/AIDS患者合并HCMV危险因素(P<0.001,OR=18.468,95%CI=6.668~51.154)。结论 AIDS期患者应及时筛查有无巨细胞病毒合并感染, AIDS CD4+T细胞数≤50个/μL、合并梅毒感染为HIV/AIDS患者合并HCMV感染的危险因素,门诊AIDS患者CD4+T细胞≤50个/μL其合并HCMV感染可能性为CD4+T细胞>50个/μL的18.468倍,应予以重视,尽早治疗,获得更好预后。  相似文献   

10.
目的: 分析南京地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HIV/AIDS)患者一线抗病毒治疗失败的危险因素,提前预警以降低一线治疗的失败率。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9年9月在南京市第二医院感染科门诊启动一线抗病毒治疗并随访至2020年3月的HIV/AIDS患者基线人口学和随访资料,在此期间有耐药基因检测证实一线抗HIV治疗失败、更换含有洛匹那韦/利托那韦(LPV/r)的免费二线方案患者为治疗失败组,以同期病毒持续抑制患者作为对照,通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治疗失败的相关危险因素。结果:纳入的1 739例HIV/AIDS患者中有44例(2.5%)因病毒学失败更换含LPV/r的二线治疗方案。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200个/μL (OR=13.105,95% CI:5.025~34.176)和基线病毒载量≥1×105 拷贝/mL (OR=2.491,95% CI:1.210~5.128)是一线治疗失败的危险因素;一线治疗失败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体重指数、传播途径、从确诊到治疗间隔时长、是否有基本医疗保险无关。结论:一线治疗失败的发生与低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和高基线病毒载量有关,具有危险因素的患者需重点关注。  相似文献   

11.
目的 了解阜新市2011—2019 年接受艾滋病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ART)的HIV/AIDS患者状况,分析患者治疗后免疫学失败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利用“全国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进行筛选,检测患者CD4+T淋巴细胞、基因型耐药等情况,通过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免疫学失败的影响因素。结果 243例HIV/AIDS患者纳入研究,总计随访2 680次,66例(占27.16%)患者发生免疫学失败,其中57例(86.36%)患者CD4细胞计数降低至或低于开始治疗前水平,甚至CD4细胞数<200个/μL;9例(占13.64 %)患者连续接受治疗≥ 1年CD4细胞计数< 100个/μL。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从确诊至启动治疗时间≥12个月(OR=1.73,95%CI:1.24~3.55)、离异或丧偶(OR=1.61,95%CI:1.10~3.21)、以CCR5为辅助受体(OR=1.67,95%CI:1.01~3.43)、以NVP为基础的治疗方案(OR=2.73,95%CI:1.84~3.55)、发生基因型耐药(OR=9.90,95%CI:1.35~23.68)与发生免疫学失败呈正相关,而CD4+T淋巴细胞数≥600个/μL(OR=0.03,95%CI:0.01~0.08)和服药依从性≥95%(OR=0.23,95%CI:0.11~0.48)与发生免疫学失败呈负相关。结论 HIV/AIDS患者应及早开展HARRT治疗,治疗过程中增加患者CD4+T 淋巴细胞数监测次数,及时掌握患者免疫系统恢复动态情况和耐药情况,同时加强服药依从性教育,树立患者治疗信心,巩固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相似文献   

12.
目的 分析黄石市2000—2019年艾滋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HIV /AIDS)病人死亡情况及死亡相关影响因素,探讨减少死亡的方法。方法 从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管理系统”中下载相关卡片,运用Excel 2007和SPSS 21.0软件对数据库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结果 2 361例HIV /AIDS患者累计死亡760例,累计病死率32.19%。死亡时50岁以上患者600例(占78.95%),73.15%(556/760)的患者接受过CD4+T淋巴细胞检测,其中65.11%(362/556)的患者检测值<200 个/μL;50.79%(386/760)的死亡病例接受过抗病毒治疗;54.61%(415/760)的死亡病例确诊后1年内死亡,多因素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其他就诊者(OR=5.081,95%CI=2.776~9.302)、未接受抗病毒治疗(OR=4.716,95%CI=3.002~7.407)、最近1次CD4+T淋巴细胞值<200个/μL(OR=8.550,95%CI=4.289~17.046)和未检测的患者(OR=29.392,95%CI=13.466~64.155)更容易在1年内死亡。艾滋病相关死因占比逐年下降,至2017年为39.13%。死亡时患者平均年龄从2001年的37.39岁增长到2019年的66.86岁。结论 黄石市HIV /AIDS累计病死率较高,死亡时平均年龄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呈逐年升高趋势,晚发病例更容易在确诊后1年内死亡,抗病毒治疗覆盖率不断提高,艾滋病无关死亡占比和患者生存时间不断增长。应继续开展早发现、早治疗工作,提升抗病毒治疗效果,延长患者生存时间,降低病死率。  相似文献   

13.
目的调查HIV/AIDS患者巨细胞病毒(CMV)感染情况,比较不同标本(血液、尿液)在HIV合并CMV感染早期筛查的应用价值,分析HIV合并CMV感染的影响因素。方法收集2018年1月—2020年12月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诊治的848例HIV/AIDS患者的性别、年龄、CD4^(^(+))T细胞计数、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等资料信息,采用荧光PCR(FQ-PCR)检测血液/尿液CMV-DNA载量。采用卡方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分析感染的差异,以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HIV合并CMV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848例HIV/AIDS患者中,有205例(24.17%)CMV-DNA阳性。尿液CMV-DNA检出率20.03%(142/709)高于血液CMV-DNA检出率12.04%(102/847)。多因素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性合并CMV感染的危险是女性2.30倍(95%CI:1.43~3.71),年龄30~<50岁和≥50岁合并CMV感染危险是年龄<30岁的2.43和2.32倍(95%CI分别为:1.20~4.91,1.15~4.65)、CD4^(+)T<50个/μL合并CMV感染的危险是CD4^(+)T≥100个/μL的3.88倍(95%CI:2.50~6.03),ART治疗患者合并CMV感染的危险比非ART治疗下降89%(OR=0.11,95%CI:0.05~0.24)。结论尿液在CMV感染的早期筛查比血液准确度更高,应重视CD4^(+)T计数较低、中年以上男性,加强其CMV感染的早期筛查和抗病毒治疗。  相似文献   

14.
欧慧  高赛珍  王曼  黄宗杰 《海南医学》2016,(22):3654-3655
目的:探讨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感染者CD4+T淋巴细胞计数的影响。方法选择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期间中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诊的92例艾滋病患者,均接受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AART)治疗,记录治疗前及治疗3个月、6个月时患者血CD4+T淋巴细胞计数的变化,分析影响CD4+T淋巴细胞计数增加量的相关因素。结果 HAART治疗3个月后,患者血CD4+T淋巴细胞计数出现上升者占88.04%;治疗6个月后,所有患者CD4+T淋巴细胞计数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CD4+T淋巴细胞计数增加量在年龄<40岁、治疗前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BMI≥23及无药物漏服的患者中明显高于年龄≥40岁、治疗前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BMI<23及有药物漏服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可显著增加艾滋病患者外周血CD4+T淋巴细胞计数,其疗效与年龄、治疗时机、BMI及用药依从性有关。  相似文献   

15.
目的 探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患者以不同高效联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HAART)方案疗效及对CD4+T细胞和病毒载量的影响。方法 将2015年6月—2020年6月广安市人民医院收治150例HIV/AIDS为研究对象,依据HAART方案分为替诺福韦(TDF)组和齐多夫定(AZT)组各75例。比较两组患者疗效、治疗后不同时间血浆病毒载量和CD4+T细胞变化,采用WHO生存质量艾滋病专用量表简表(WHOQOL-HIV BREF)测试治疗前及治疗12个月的生存质量,比较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TDF组总有效率为93.33%(70/75),AZT组总有效率为89.33%(67/75),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DF和AZT组治疗前HIV病毒载量<40 copies/mL分别为4例(占5.33%)和5例(占6.67%),经治疗12个月 HAART,患者 HIV病毒载量明显下降,<40 copies/mL分别为65例(占86.67%)和60例(占80.00%),两组治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1.681,99.866,P<0.05)。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3、12个月HIV病毒载量在<40、40~<200和≥200 copies/mL的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DF和AZT组治疗前、治疗12个月CD4+T细胞分别为(250.22±88.12)个/μL和(244.89±83.97)个/μL、(394.44±155.28)个/μL和(373.17±146.61)个/μL,TDF和AZT组治疗12个月CD4+T细胞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263,9.636, P<0.05),两组治疗前、治疗3、6和12个月CD4+T细胞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DF和AZT组分别治疗12个月,WHOQOL-HIV BREF 8个维度评分均明显高于治疗前(P<0.05)。两组白细胞下降、肝功能异常、疲倦乏力、恶心呕吐、头晕头痛、腹泻发生率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替诺福韦(TDF)+拉米夫定(3TC)+依非韦伦(EFV)、齐多夫定(AZT)+拉米夫定(3TC)+依非韦伦(EFV)两种不同HAART方案治疗HIV/AIDS均具有良好疗效,能够降低血浆HIV病毒载量,提升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相似文献   

16.
目的 了解HIV/AIDS患者骨髓抑制与CD4+T细胞计数及病毒载量的关系。方法 入组53例北京佑安医院2015年1月—2017年12月收治住院的HIV/AIDS患者,观察外周血象特征、骨髓造血情况、CD4+T淋巴细胞计数及HIV病毒载量情况,比较不同骨髓抑制程度与CD4+T细胞计数、病毒载量的差异。结果 按CD4+T细胞计数,将53例患者分为CD4+T细胞>200个/μL组和CD4+T细胞≤200个/μL组,CD4+T细胞>200个/μL组16例,CD4+T细胞≤200个/μL组37例。CD4+T细胞≤200个/μL组患者外周血中红细胞计数、白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均明显低于CD4+T细胞>200个/μL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D4+T细胞≤200个/μL组中,三系减少8例,两系减少12例,一系减少9例;但在CD4+T细胞>200个/μL组,三系减少1例,两系减少2例,一系减少5例,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按骨髓分级分0、I~Ⅱ、Ⅲ~Ⅳ级三组,HIV病毒载量中位数分别为1.60 、4.08、4.67 Log(copies/mL),三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的CD4+T细胞分别为156、131、28个/μL,三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HIV/AIDS 患者病毒载量越高,骨髓抑制现象越明显,导致血细胞减少为主的外周血血象异常。  相似文献   

17.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latent infection in HIV/AIDS patients, and to provide basis for preventive intervention of latent infection of tuberculosis. Methods The patients confirmed to be HIV infected and not suffering from tuberculosis in the Fourth People′s Hospital of Nanning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for the IFN-γ release test from January 2020 to March 2021, tuberculosis latent infection (LTBI)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HIV/AIDS patients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atent infection were investigated and 12 factors, including gender, age, ethnicity, place of residence, BMI, per capita monthly income of family, underlying diseases, history of close contact with tuberculosis, history of BCG vaccination, CD4+ T lymphocytes, HIV infection course, and opportunistic infections, were screened by single factor at α =0.10. The results of univariate analysi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B latent infection in HIV/AIDS patients. Results LTBI was found in 112 of 650 HIV/AIDS patients, with a detection rate of 17.23%. Six factors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univariate analysis were included in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the factors that were finally entered into the regression model were CD4+ T lymphocytes, close contact history of tuberculosis, duration of HIV infection, and combination of other opportunistic infections. The adjusted OR value and OR95%CI were respectively 4.143 (1.784-9.637), 2.826 (1.359-6.063), 1.825 (1.159-2.874), 1.714 (1.128-2.606). Conclusions The closely related factors of TB latent infection were CD4+ T lymphocyte<200 cells/μL, close contact history of tuberculosis, HIV infection course≥4 years, and other opportunistic infections in HIV/AIDS patients.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B in this group, and timely preventive treatment should be given, to avoid the co-aggravation of HIV and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dual infection. © 2022 China Tropical Medicine. All rights reserved.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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