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消融治疗原发性和转移性肺部肿瘤专家共识(2017年版)

1 前言 在世界范围内肺癌居癌症发病率和死因之首,全球每年发病约250万人,每年有超过160万人死于肺癌[1].在我国肺癌的发病形势更加严峻,2010年新发肺癌 605,900人,死亡486,600人[2].估计2015年我国将新发肺癌733,300人,死亡610,200人[3],绝对数均排在世界第一.对于早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外科切除是治愈的主要手段[4],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大约80%的肺癌无法通过手术切除治疗.对于无法手术切除的多数肺癌患者在传统的放化疗中获益有限,因此许多新的局部治疗方法应运而生,包括局部消融治疗等.     

超声引导射频消融治疗肝脏恶性肿瘤302例肿瘤残留危险因素分析

背景与目的：射频消融(radiofrequencey ablation,RFA)是治疗原发性肝癌和部分转移性肝癌的有效的方法,本研究探讨肝脏恶性肿瘤RFA治疗后肿瘤残留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2013年3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302例原发性肝癌和转移性肝癌患者共691个肝内病灶接受RFA治疗的临床资料,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分析与RFA治疗后肿瘤残留有关的危险因素。结果：RFA治疗后272例(90.07%)患者的632个(91.46%)病灶完全消融,肿瘤残留率为8.54%。直径≤3 cm的肿瘤残留率为6.30%,3~5 cm为9.57%,>5 cm为28.57%;靠近肝内大血管和胆囊肿瘤残留率分别为17.14%和18.52%;联合其他局部治疗和未联合其他局部治疗的肿瘤残留率分别为7.02%和13.41%。多因素分析显示,肿瘤最大直径>5 cm(P=0.044)、靠近肝内大血管(P=0.039)和未联合其他局部治疗(P=0.001)是RFA治疗后肿瘤残留的独立危险因素。112例患者282个病灶最大直径3~5 cm,RFA治疗后肿瘤残留多因素分析显示,肿瘤靠近肝内大血管(P=0.014)、单针射频(P=0.047)和未联合其他局部治疗(P=0.023)是RFA治疗后肿瘤残留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超声引导的RFA治疗可以获得满意的消融效果,其中肿瘤靠近肝内大血管、肿瘤最大直径>5 cm和未联合其他局部治疗是肿瘤残留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直径为3~5 cm的肿瘤,除靠近肝内大血管和未联合其他局部治疗外,单针射频也是肿瘤残留的独立危险因素,采用双针或多针治疗可以提高消融效率,降低肿瘤残留。     

医疗机构阿片类药物使用剂量两种分析方法比较

目的 比较两种剂量分析方法在分析综合三级甲等医疗机构阿片类药物使用情况中的异同，为医疗机构阿片类药物管理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限定日剂量（DDD）与口服吗啡等效当量（OME）两种方法统计山西省5家综合三级甲等医疗机构（编号H1～H5）2020年阿片类药物的处方数据，计算阿片类药物用量、年人均用量、患者费用负担排序、不同品种药物用量占比等指标，比较两种剂量分析方法呈现的指标结果，探索两种评估方法各自的优势应用场景。结果 使用两种方法计算5家样本医疗机构阿片类药物用量和患者费用负担的排序相同，人均用量的排序不同。以5家医疗机构为总体，两种方法比较各品种阿片类药物用量占比前4位排序相同，从大到小依次为瑞芬太尼>舒芬太尼>羟考酮>吗啡；瑞芬太尼的占比接近50%。比较各医疗机构内药物用量占比排序时，除H1医疗机构外，其余医疗机构用两种方法计算的结果排序不同。使用DDD法所得芬太尼的用量占比明显高于OME法；而使用OME法所得瑞芬太尼的用量占比明显高于DDD法。围术期患者的用量占比均为最高，约50%。使用DDD法所得H3医疗机构急重症患者和H5医疗机构的住院癌痛患者及其他患者的用量...     

从“玄府-肺络”分期辨治儿童闭塞性细支气管炎探析

闭塞性细支气管炎是一种少见的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其发病机制复杂，预后较差，属儿科临床疑难杂病之一。笔者立足实践，并结合理论探析，认为该病的病机演变与“玄府-肺络”理论联系密切，在治疗上以开玄通络为主线，提出分期辨治的方法，急性发作期首当泄肺开玄，涤痰平喘，祛除有形实邪以攻其急；慢性持续期须豁痰祛瘀，疏通肺络，以畅通气机为主；迁延恢复期应当养肺通络，扶正固本，恢复周身正气以善其后，旨在使玄府开，络脉通，及早顿挫病势，减少远期形成肺纤维化的风险，为中医药防治儿童闭塞性细支气管炎提供新思路。另附验案1则，以兹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