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吸复合麻醉对特重度烧伤患者凝血功能障碍的影响

目的收集特重度烧伤(总TBSA50%以上或三度TBSA20%以上或伴有严重并发症者)患者围术期凝血指标(APTT、PT、FIB、DD和PLT)，分析静吸复合麻醉对患者凝血功能的影响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选取近3年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烧伤外科收治的特重度烧伤患者148例，根据入院14 d内的预后分为死亡组和生存组，生存组男性129例，女性9例；年龄24~59岁，平均(43.30±12.90)岁。死亡组男性8例，女性2例；年龄26~63岁，平均(46.19±15.41)岁。收集入院时(T0)，术前(早晨入手术室前，T1)，术毕(送至PACU未拔除气管导管前，T2)及术后2 d(T3)4个时间点的凝血指标，比较两组凝血指标动态差异。 结果死亡组休克期输液量、累计血浆、红细胞输入量显著高于生存组(P<0.01)。T0时，生存组的FIB(1.78±0.32)显著高于死亡组(1.26±0.07)(P<0.05)；T2时，两组APTT、PT均显著缩短(P<0.05)，生存组的FIB(3.86±0.40)显著高于死亡组(2.45±1.02)(P<0.05)；T3时，死亡组PLT显著低于生存组(P<0.01)。 结论特重度烧伤患者在围手术期易出现高凝状态，并且这可能导致患者死亡。静吸复合麻醉和围术期大量液体复苏会促进患者的高凝状态。     

精神疾病患者家庭功能及家庭教养方式研究

目的 分析精神疾病患者家庭功能及家庭教养方式。方法 以2021年1—10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接诊的精神疾病门诊患者作为病例组,选择同时间段内在相同医院体检中心进行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要求与病例组家庭人口数大致相当、性别相同、年龄±0.5岁、婚姻状态相同且无无精神疾病病史或严重躯体疾病,符合条件的病例组和对照组进行家庭功能和家庭教养方式情况的问卷调查。采用描述性分析方法对结果进行分析,并采用单、多因素分析方法对家庭功能和家庭教养方式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 本次研究病例组和对照组均为785名。病例年龄18~71岁,以60~71岁所占比例最高,占42.17%,居住地以城市为主,占79.11%。婚姻状态以未婚所占比例最高,56.31%。病例组和对照组的性别、年龄、居住地、父亲受教育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人群的受教育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功能之中的沟通（β'=-0.103）、角色（β'=-0.032）、情感反应（β'=-0.111）、家庭教养中的母亲情感温暖和理解（β'=-0.203）、母亲偏爱被试（β'=0.081）、父亲情感温暖和理解（β'=-0.237）、父亲过分干涉（β'=0.181）为精神疾病患者的影响因素。结论 精神疾病患者家庭功能及家庭教养方式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精神卫生工作者可从家庭功能和家庭教养方式等方面着手,以提高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效果。     

痛情绪相关神经递质及神经环路研究进展＊

痛情绪是指因疼痛引发的情绪和情感体验，是疾病过程中最常见的一种情绪。痛情绪相关神经机制非常复杂，但主要与单胺类神经递质、神经肽和某些神经环路有关，笔者将结合目前研究现状分别从以上两方面展开，就痛情绪相关单胺类神经递质和神经肽在受体分类、脑区通路、共疾病以及各神经递质之间的联系和痛情绪相关神经环路中各个蛋白的作用机制等方面进行探讨。     

血栓弹力图常用参数与凝血因子及凝血象间的相关性

目的 研究血栓弹力图(TEG)常用参数与凝血因子及凝血象间的相关性。方法 选择2018年2月-2020年2月在我院收治的需输血治疗的患者共123例。所有患者均采用TEG和常规凝血功能试验进行检查。pearman相关性分析TEG常用参数分别于与凝血因子及凝血象间的相关性；多元回归方程分析TEG常用参数与凝血因子及凝血象间的相关性。结果 Pearman相关性分析凝血因子中凝血因子Ⅰ(FIB)与TEG常用参数R时间无相关性(P>0.01),与K时间、Angle夹角、Ma、G值、综合凝血指数(Cl)具有较高的相关性(P<0.01);凝血因子Ⅷ与凝血因子Ⅸ与TEG常用所有参数均具有较高的相关性(P<0.01);其余凝血因子与TEG常用参数无相关性(P>0.01)。凝血象中APTT与R时间、K时间、Angle夹角、Cl具有较高的相关性(r=0.553,r=0.259,r=-0.258,r=-0.398,P<0.01);TT与Ma、G值具有较高的相关性，(r=-0.341,r=-0.321,P<0.01);PT与TEG常用参数均无相关性(P>0.01)。多元...     

床头柜不同摆放位置结合认知功能训练对脑卒中后单侧忽略患者运动功能的影响

目的 比较床头柜不同摆放位置结合认知功能训练对脑卒中后单侧忽略患者运动功能的影响。方法 将120例脑卒中后单侧忽略患者随机分为A组、B组、C组，每组40例，A组接受常规康复训练，将摆放日常生活用品的床头柜置于健侧肢体所在侧的床头，B组在A组治疗训练的基础上给予认知功能训练，并将摆放日常生活用品的床头柜置于健侧肢体所在侧的床头，C组在B组治疗训练的基础上，将摆放日常生活用品的床头柜置于患侧肢体所在侧的床头。干预后比较3组患者单侧忽略程度、肢体运动功能、认知功能及生活质量评分情况。结果 治疗后，3组患者单侧忽略程度均较治疗前减轻，且C组轻于A、B两组，3组上肢运动功能评分、下肢运动功能评分、简易精神状态评估量表评分、生活质量评分均较治疗前提高，且C组高于A、B两组(均P<0.05);B组患者的肢体运动功能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A组(P<0.05)。结论 在常规康复训练、认知功能训练的基础上，将摆放日常生活用品的床头柜置于患侧肢体所在侧的床头，可以减轻脑卒中后单侧忽略程度，促进患者认知功能、运动功能及生活质量的提高。     

寰枢椎后路柔性固定的生物力学研究

目的分析细棒、PEEK棒固定对寰枢关节稳定性的影响。方法采用6具新鲜成人枕骨(occipital bone,Oc)~颈椎C4节段进行测试,模拟以下手术及固定状态:①完整状态;②损伤状态:枢椎齿状突II型骨折;③坚强固定:寰枢椎均采用普通椎弓根螺钉固定,直径3.5 mm钛棒连接;④PEEK棒:直径3.5 mm的PEEK棒连接;⑤细棒:直径2.0 mm钛棒连接。采用重复测量实验设计,在完整、损伤和不同的固定状态下,通过脊柱试验机对标本分别施加1.5 N·m的前屈/后伸、左/右侧弯和左/右轴向旋转的纯力偶矩。采用Optotrak三维运动测量系统连续采集标本运动,分析寰枢椎之间角度运动范围和中性区。结果采用直径3.5 mm的钛棒,2.0 mm的细棒以及3.5 mm的PEEK棒固定后,在前屈、后伸、侧弯和旋转方向上均显著减小了固定节段的运动范围(P<0.05)。直径3.5 mm和2.0 mm的棒固定后的运动范围,在各个方向上无显著性差异。PEEK棒固定的运动范围仅在侧弯方向上大于坚强固定(P=0.005),其他方向无显著性差异。3种固定方式在屈伸、侧弯和旋转方向上均显著减小了固定节段的中性区(P<0.05)。各种固定方式之间相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在寰枢关节采用直径2.0 mm的细棒固定,与坚强固定的稳定性相当。采用直径3.5 mm的PEEK棒固定,在前屈、后伸、旋转方向上与坚强固定的稳定性相当,在侧弯方向上弱于坚强固定。     

右美托咪定联合综合体温保护对腔镜手术治疗老年恶性肿瘤患者苏醒期质量及免疫功能的影响

目的 探讨右美托咪定联合综合体温保护对腔镜手术治疗老年恶性肿瘤患者苏醒期质量及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择择期行腔镜手术治疗的老年恶性肿瘤患者90例，随机均分为3组：对照组（C组）、体温保护组（T组）和体温保护联合右美托咪定组（T-D组），每组30例。C组常规体温保护，T组和T-D组综合体温保护；T-D组麻醉诱导前10 min泵注右美托咪定0.5 μg/kg。记录3组患者麻醉诱导开始时（T₀）、手术开始30 min（T₁）、60 min（T₂）、90 min（T₃）、120 min（T₄）以及手术结束时（T₅）的鼻咽温度；于T₀、术后2 h（T₆）、24 h（T₇）和48 h（T₈）时抽取静脉血标本，测定T淋巴细胞亚群（CD3⁺、CD4⁺和CD8⁺）和自然杀伤细胞（NK cell）水平；记录患者术中麻醉药物用量及苏醒期质量指标。结果 与T₀比较，C组T₂～T₅时点鼻咽温度均明显降低（P < 0.05）；与C组比较，T组和T-D组T₂～T₅时点鼻咽温度明显升高（P < 0.05）。与T₀时点比较，C组、T组和T-D组T₆、T₇和T₈时点CD3⁺和NK cell活性均明显降低（P < 0.05）；C组在T₆、T₇和T₈时点，T组和T-D组在T₆和T₇时点，CD4⁺活性均明显降低（P < 0.05）。与C组比较，T组和T-D组T₆和T₇时点CD3⁺细胞活性均明显升高（P < 0.05）；T组在T₇时点，T-D组在T₆和T₇时点，CD4⁺细胞活性均明显升高（P < 0.05）；T组在T₇时点，T-D组在T₆、T₇和T₈时点，NK cell活性均明显升高（P < 0.05）。结论 采用体温保护措施联合右美托咪定能够维持老年恶性肿瘤患者的体温稳定，减少围手术期意外低体温（IPH）的发生，并有效提高患者苏醒期质量，减轻免疫抑制程度，加速患者早期恢复。     

疑病神经症的心理案例咨询报告一例

疑病神经症是神经症的一级亚型[1],是指对自身感觉或征象做出患有不切实际的病态解释,致使整个心身被由此产生疑虑、烦恼和恐惧所占据的一种神经症,以对自身健康的过分关心和持难以消除的成见为特点。患者具有对健康过分担心、胆小、固执、刻板等个性特点[2],怀疑自己患有某种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疾病,医生的解释和客观检查均不足以消除其看法。临床最初往往表现为过分关心自身健康和身体任何轻微变化,作出与实际健康状况不相符的疑病性解释[3],伴有相应的疑病性不适,甚至出现日趋系统化的疑病症状。疑病症状可以是全身不适、某一部位的疼痛或功能障碍,甚至是具体的疾病。症状以骨骼肌肉和胃肠系统多见,就部位而言以头、颈、腹部居多,常伴有焦虑、忧虑、恐惧和植物神经功能障碍。这种疑病性烦恼是对身体健康或所怀疑疾病本身的纠缠,而不是指对疾病的后果或继发性社会效应的苦恼。患者也知道烦恼对健康不利,苦于无法摆脱、不能自拔,四处求医、陈述病情始末,不相信检查结果和医生的解释和保证,对患者社会功能影响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