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肾零点活检病理结果与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的相关研究

目的探讨供肾零点活检病理结果与肾移植术后并发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的关系。 方法回顾性分析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科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实施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肾移植供、受者临床资料。采用零点活检病理结果评估供肾质量，并按照Banff 2013标准、Remuzzi评分及马里兰病理指数(MAPI)对供肾进行病理分级和评分。肾小球数量≥7个，小动脉数量≥2支为合格标本。根据受者肾移植术后是否发生DGF，将其分为DGF组和非DGF组。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供肾肾小球硬化率、小动脉玻璃样变率、Banff 2013标准评分、Remuzzi评分和MAPI评分。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两组供肾肾间质纤维化、肾小管萎缩、小动脉内膜纤维化增厚、小动脉管壁透明样变、肾小管损伤/坏死及肾小球内微血栓发生情况。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供肾零点活检病理结果与DCD肾移植术后并发DGF的关系。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最终纳入133例受者，其中DGF组26例，DGF发生率为19.5%，非DGF组107例。133例合格肾穿刺标本中，平均获得肾小球数量(13±5)个，中位肾小球硬化率5.8%(0～13.3%)，中位小动脉数量5支(3～6支)，中位小动脉玻璃样变率0(0～11%)，肾间质纤维化占47.4%(63/133)，肾小管萎缩占48.1%(64/133)，小动脉内膜纤维化增厚占58.6%(78/133)，小动脉管壁透明样变占36.8%(49/133)，未见肾小球内微血栓，所有供肾均合并不同程度肾小管损伤/坏死。两组受者供肾肾间质纤维化、肾小管萎缩、肾小管损伤/坏死以及Remuzzi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7.65、7.92和16.81，Z＝-2.02，P均<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肾小管损伤/坏死是肾移植术后并发DGF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供肾零点活检病理学评估对于预测肾移植短期预后具有一定价值，在供者维护和器官保存过程中应尽可能避免造成肾小管缺血/坏死，以降低DGF发生风险。     

再次肾移植受者和移植肾长期预后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究再次肾移植受者和移植肾存活情况及长期预后影响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1991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肾脏病中心接受肾移植受者临床资料。共纳入再次肾移植受者37例,首次肾移植受者5 374例。根据再次肾移植受者移植肾存活时间长短,将其分为长期存活组(19例,>5年)和短期存活组(18例,≤5年)。采用成组t检验比较长期和短期存活组供受者年龄、首次与再次肾移植间隔时间、HLA错配数和再次移植供肾冷/热缺血时间。采用卡方检验比较长期和短期存活组受者性别、再次移植供肾类型、再次移植前后群体反应性抗体阳性比例、首次移植失功移植肾切除比例、再次移植前免疫诱导比例及再次移植后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和急性排斥反应发生比例。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再次和首次肾移植受者/移植肾1、5和10年存活率。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影响再次肾移植术后移植肾长期存活影响因素。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截至2018年3月1日,37例再次肾移植受者中位随访时间为152个月(11～323个月),2例死亡,18例发生移植肾失功,17例移植肾功能稳定。5 374例首次肾移植受者中位随访时间为108.9个月(0.1～350.0个月),459例死亡,1 343例发生移植肾失功。再次移植组受者/移植肾1、5和10年存活率分别为86%/81%、86%/62%和82%/36%,首次移植组受者/移植肾1、5和10年存活率分别为99%/98%、93%/89%和88%/80%。再次移植组移植肾1、5和10年存活率均低于首次移植组(χ²＝60.816、25.110和43.900,P均<0.05);再次移植组受者1年存活率低于首次移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0.409,P<0.05)。长期和短期存活组受者再次移植后移植肾DGF和急性排斥反应发生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4.039和4.748,P均<0.05)。Cox回归分析结果示DGF和急性排斥反应是影响再次肾移植受者移植肾长期存活的独立危险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R＝4.317和4.571,P均<0.05)。 结论再次肾移植受者移植肾存活率低于首次肾移植受者,DGF和急性排斥反应是影响再次移植受者移植肾存活的独立危险因素。     

急性肾损伤供肾对肾移植受者预后影响分析

目的分析发生急性肾损伤(AKI)供肾对肾移植受者及移植肾预后的影响。 方法选取2015年1月至2021年9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71例供肾捐献前发生AKI供者(AKI 1、2和3期分别为31、16和18例)及78例非AKI供者,AKI组对应受者136例(AKI 1、2和3期供者对应受者分别为70、32和34例),非AKI组对应受者154例。采用成组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正态分布计量资料。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受者/移植肾生存曲线并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AKI组供者入院时血清肌酐以及供肾获取时血清肌酐、尿素氮、血红蛋白和尿蛋白阳性比例分别为(91±51)μmol/L、(206±126)μmol/L、(17±16)mmol/L、(121±28)g/L、53.5%(38/71),非AKI组分别为(66±33)μmol/L、(53±24)μmol/L、(9±4)mmol/L、(108±22)g/L和21.8%(17/7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488、－10.096、－0.432和－3.066,χ²＝16.065,P均<0.05)。AKI 1期、AKI 2期和AKI 3期供者入院时血清肌酐以及供肾获取时血清肌酐和白蛋白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8.275、15.012和3.840,P均<0.05)。非AKI组对应受者术后1个月血清肌酐、术后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发生及移植肾存活比例分别为(106±47)μmol/L、9.1%(14/154)和98.1%(151/158),AKI组对应受者分别为(126±82)μmol/L、25.0%(34/136)和86.8%(118/13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561,χ²＝13.234和9.445,P均<0.05)。AKI与非AKI组供者对应受者移植肾存活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9.445,P<0.05);AKI与非AKI组供者对应受者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3.107,P>0.05)。不同AKI分期供者对应受者移植肾及受者存活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1.643和1.257,P均>0.05)。 结论高分期AKI供者供肾经过积极维护能达到与低分期AKI供者供肾相似的移植效果,高分期AKI供者供肾经专业评估筛选后可作为扩大供肾来源的途径。     

加速康复外科在肾移植围手术期管理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加速康复外科(ERAS)应用于肾移植围手术期管理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肾脏病中心2016年7月至2017年8月474例同种异体肾移植受者临床资料,2016年7月至2017年4月实施传统围手术期管理的315例受者为传统组,2017年5月至2017年8月实施ERAS方案的159例受者为ERAS组。EARS组受者围手术期管理主要内容包括取消肠道准备、术前饮用碳水化合物、早期进食、早期活动及多模式镇痛等。观察并比较两组受者术后平均住院时间、血清肌酐水平,以及胃肠道反应、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术后90 d内急性排斥反应、移植后新发糖尿病发生率和术后90 d内非计划再入院率。两组受者年龄、体质量、术前透析时间等计量资料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两组受者DGF、术后90 d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等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²检验。 结果ERAS组和传统组受者性别、年龄、身高、体质量、术前透析时间、供肾类型、HLA错配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ERAS组活体和尸体肾移植受者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7.7±2.0) d和(12.8±8.3)d,均短于传统组[(9.0±3.8)d和(16.7±12.6) d],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594和－2.692,P均<0.05)。两组术后7、30和90 d血清肌酐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ERAS组腹泻发生率为5.7%(9/159),明显低于传统组(20.7%,65/31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8.092,P<0.05)。两组尸体肾移植受者DGF、术后90 d内急性排斥反应、移植后新发糖尿病、其他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术后90 d内非计划再入院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将ERAS应用于肾移植围手术期管理是有效、安全的,能够降低受者术后平均住院时间和腹泻发生率,同时未增加其他并发症的发生。     

肾移植术后早期移植肾动脉狭窄的诊断与治疗

目的总结肾移植术后早期发生移植肾动脉狭窄(TRAS)受者诊疗经验。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肾移植术后并发TRAS的16例受者(TRAS组)临床资料,并选取同期16例未发生TRAS的肾移植受者作为对照组。采用配对t检验比较两组受者介入治疗前年龄、等待移植时间、血清肌酐、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收缩压/舒张压、移植肾动脉峰值流速(PSV)和段间动脉阻力指数(RI),以及TRAS组治疗后与TRAS组治疗前、对照组治疗后血清肌酐、eGFR、收缩压/舒张压、移植肾动脉PSV、段间动脉RI的差异。采用χ²检验比较两组受者性别、供肾来源、透析方式、供肾侧别、供肾动脉吻合方式及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发生情况;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两组受者移植前糖尿病、高血压和急性排斥反应发生情况。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TRAS组受者中13例行球囊扩张,2例置入球扩支架。随访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除1例受者因慢性排斥反应行移植肾切除术外,余15例受者移植肾功能均稳定。两组受者年龄、性别、移植前糖尿病、移植前高血压、等待移植时间、供肾来源、透析方式、供肾侧别、供肾动脉吻合方式、移植前血清肌酐、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及急性排斥反应发生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介入治疗前,TRAS组受者平均血清肌酐、收缩压及移植肾动脉PSV分别为(5.6±3.5)mg/dL、(144±9)mmHg(1 mmHg＝0.133 kPa,下同)和(3.4±1.6)m/s,均高于对照组[(1.9±0.8)mg/dL、(130±19)mmHg和(1.3±0.5)m/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94、2.35和4.73,P均<0.05);TRAS组受者平均eGFR和段间动脉RI分别为(18±15)mL/min和0.5±0.1,均低于对照组[(49±20)mL/min和0.6±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4.84和－3.88,P均<0.05)。介入治疗后,TRAS组受者平均血清肌酐、收缩压、舒张压和移植肾动脉PSV分别为(3.2±1.5)mg/dL、(128±16)mmHg、(76±8)mmHg和(2.0±1.0)m/s,较治疗前均有所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63、4.40、3.72和3.03,P均<0.05),但平均血清肌酐高于仍高于对照组[(1.5±0.5)mg/d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93,P<0.05)。TRAS组受者平均eGFR和段间动脉RI分别为(26±13)mL/min和0.6±0.1,均高于治疗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4.65和－3.25,P均<0.05);但平均eGFR仍低于对照组[(58±17)mL/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75,P<0.05)。 结论对于肾移植术后怀疑发生TRAS的受者应先进行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检查,然后再根据血管动脉造影进行确诊。介入治疗可有效改善TRAS受者移植肾功能。     

不同免疫诱导方案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肾移植中的应用研究

目的探讨不同免疫诱导方案应用于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肾移植受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回顾性分析解放军第三〇九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2014年1月至2016年1月完成的121例DCD肾移植受者临床资料。根据免疫诱导方案的不同分为3组：巴利昔单抗组(61例)、兔抗人胸腺细胞球蛋白组(rATG组,18例)和抗人T淋巴细胞兔免疫球蛋白组(ATG-F组,42例)。观察3组受者急性排斥反应、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感染发生情况,以及受者和移植肾1年存活率。 结果121例DCD肾移植受者中,17例发生急性排斥反应,巴利昔单抗组10例(16.4%),rATG组2例(11.1%),ATG-F 5例(11.9%),3组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57,P>0.05)。共32例受者术后出现DGF,巴利昔单抗组16例(26.2%),ATG组6例(33.3%),ATG-F组10例(23.8%),3组DGF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57,P>0.05)。3组肺部感染发生率分别为14.8%,22.2%,26.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2.12,P>0.05)。共7例出现CMV感染,rATG组3例,ATG-F组4例,3组受者CMV感染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0.85,P<0.05),ATG组和ATG-F组高于巴利昔单抗组。3组受者和移植肾1年存活率分别为96.7%和95.1%、100.0%和100.0%,95.2%和95.2%,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0.89和0.91,P均>0.05)。 结论对于低免疫风险的DCD肾移植受者,ATG、ATG-F及巴利昔单抗3种免疫诱导方案有效性无明显差异,但与巴利昔单抗相比,ATG、ATG-F可能增加CMV感染风险。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热缺血因素对移植肾功能的影响

目的结合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肾移植受者术后随访情况,探讨供肾热缺血因素对移植肾功能的影响。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5月至2015年6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肾脏病中心施行的肾移植术供、受者临床资料。移植术后1年根据受者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60 mL·min^－1·(1.73 m²)^－1和<60 mL·min^－1·(1.73 m²)^－1将受者分为高肾功能组与低肾功能组,最终纳入340例受者,其中高肾功能组259例,低肾功能组81例。根据DCD供者手术记录表,整理分析两组供者不同收缩压(SBP)及血氧饱和度(SpO₂)热缺血时间段。符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表示,采用t检验比较高、低肾功能组供、受者一般资料、供者不同SBP和SpO₂热缺血时间段差异;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比较两组受者供肾获取时肾小球和肾小管病理评分。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两组供、受者性别和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发生率。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截至2016年6月,所有受者随访(28.4±2.8)个月(13.1～62.5个月)。术后1年内高、低肾功能组DGF发生率分别为14.7%(38/259)、22.2%(18/8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2.557,P>0.05)。高肾功能组平均年龄和BMI均低于低肾功能组,男性比例和捐献时eGFR高于低肾功能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6.363、－2.049、4.190, χ²＝4.863,P均<0.05);高肾功能组供肾获取时肾小球病理评分低于低肾功能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606,P<0.05)。高肾功能组受者年龄小于低肾功能组,而男性比例高于低肾功能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790, χ²＝9.658,P均<0.05)。高、低肾功能组初始SpO₂降低40%、撤除生命支持至SpO₂测不出以及90%、80%、70%、60%初始SpO₂至SpO₂测不出的平均时间分别为(5.9±4.3)和(4.8±3.3)、(8.0±5.2)和(6.1±4.4)、(4.5±3.6)和(3.5±2.8)、(4.0±3.7)和(2.9±2.4)、(4.0±3.6)和(2.8±2.7)、(3.6±3.5)和(2.4±2.5) min,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088、2.983、2.328、2.622、2.557、2.759,P均<0.05)。高、低肾功能组初始SpO₂降低10%、40%、撤除生命支持至SpO₂测不出、60%初始SpO₂至SpO₂测不出平均变化速率分别为(2.40±1.78)和(2.90±1.70)、(8.71±6.96)和(15.01±12.97)、(19.60±17.49)和(25.80±22.85)、(22.41±15.94)和(29.93±19.36) %/min,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230、－5.647、－2.577、－3.514,P均<0.05)。 结论DCD肾移植预后受供、受者年龄、BMI等一般因素影响。供者高、低SpO₂时间段长短及变化速率与移植肾功能相关,DCD供肾移植过程中可通过优化手术流程等方法缩短低SpO₂时期时间,以减少供肾热缺血损伤,改善受者预后。     

扩大标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肾移植术后一年内临床效果分析

目的观察并比较扩大标准供者(ECD)和标准供者(SCD)供肾移植受者术后1年内临床效果。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3月至2017年3月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接受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90例肾移植受者临床资料,按供肾来源分为ECD组(31例)和SCD组(59例)。所有受者均应用免疫诱导及三联免疫抑制方案治疗(吗替麦考酚酯或麦考酚钠肠溶片＋他克莫司或环孢素＋甲泼尼龙)。采用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受者肾移植术后1年内血清肌酐(Scr)水平,采用χ²检验和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两组受者性别比例、受者/移植肾存活率及急性排斥反应(AR)、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和肺部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率。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ECD组和SCD组肾移植受者术后Scr水平逐步下降。术后1个月内(术后1、3、7、14和21 d)两组受者Scr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0.076、0.905、0.670、0.893和0.048,P均>0.05);术后1～12个月,除术后9个月两组受者Scr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727,P>0.05),其余各时间点ECD组受者Scr水平均高于SCD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两组受者术后1年受者/移植肾存活率分别为93.1%/80.6%和91.5/84.7%,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734; χ²＝0.246,P>0.05)。ECD组和SCD组AR发生率分别为12.9%(4/31)和18.6%(11/59),DGF发生率分别为22.6%(7/31)和22.0%(13/59),肺部感染发生率分别为25.8%(8/31)和11.9%(7/59),其他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41.9%(13/31)和28.8%(17/59),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与SCD相比,ECD供肾移植仍可获得相当的临床效果。在目前供器官来源严重缺乏的情况下,ECD的合理选择可以扩大供肾来源。     

加速康复外科在肾移植术后静脉补液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加速康复外科(ERAS)在肾移植术后静脉补液中的应用。 方法回顾性分析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24例肾移植受者临床资料。根据肾移植术后多尿期每24小时静脉补液量分为3组，A组每24小时静脉补液量2 500～<4 000 mL，术后6 h进食流质；B组每24小时补液量4 000～6 000 mL，肛门排气后进食；C组每24小时补液量>6 000 mL，肛门排气后进食。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3组受者术后1周中心静脉压(CVP)、心率、血压、尿量和血糖以及平均特护时间、平均住院日和术后1个月血清肌酐。采用χ²检验比较3组受者性别、供肾类型以及术后高血糖、伤口延迟愈合和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发生率。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A、B和C组受者术后1个月血清肌酐分别为(110±23)、(114±22)和(118±22)μmol/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19，P>0.05)。A组受者术后1周CVP、收缩压、尿量和血糖均低于B、C组(P均<0.05)，平均特护时间和平均住院日均短于B、C组(P均<0.05)。3组受者术后高血糖和DGF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4.581和0.404，P均>0.05)，A组受者伤口愈合延迟发生率低于C组(χ²＝7.303，P<0.017)。仅C组1例受者因心力衰竭和肺水肿死亡。 结论ERAS适用于肾移植受者术后静脉补液策略，鼓励受者尽早饮水进食，在保证血压正常或偏高的情况下，适当减少静脉补液量，有利于减少并发症，促进受者恢复。     

肾移植术后妊娠受者34周前分娩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肾移植术后妊娠受者34周前分娩危险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成功分娩的肾移植受者临床资料。共计有57例受者被纳入研究，按照分娩时妊娠时间是否超过34周将受者分为≤34周分娩组和>34周分娩组，分别为21例和36例。观察肾移植受者原发病、移植妊娠间隔时间、妊娠年龄、孕期免疫抑制剂血药浓度、分娩方式、新生儿出生体重百分位数及Apgar评分等。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成组t检验进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χ²检验进行比较，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分娩34周前早产危险因素。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57例受者妊娠时平均年龄(31±4)岁(24~42岁)，平均移植妊娠间隔时间为(44±23)个月(14~104个月)。均为剖宫产，平均孕周为(34.2±2.2)周(27.7~37.7周)，新生儿出生时平均1分钟Apgar评分为(8.4±1.9)分(1.0~10.0分)。>34周分娩组新生儿Apgar评分高于≤34周分娩组，分别为(8.9±1.0)、(7.4±2.6)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17，P<0.05)。两组受者妊娠年龄、移植妊娠间隔时间和新生儿出生体重百分位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1.28、0.25和-0.68，P均>0.05)。>34周分娩组肾移植受者妊娠年龄<32岁的比例(77.8%)、移植妊娠间隔时间<48个月的比例(66.7%)与≤34周分娩组(81.0%、71.4%)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0.08、0.14，P均>0.05)；妊娠期血清肌酐<1.5 mg/dL的比例(94.4%)低于≤34周分娩组(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7.70，P<0.05)。两组受者妊娠前蛋白尿、妊娠前高血压发生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0.15、1.13，P均>0.05)，妊娠期高血压和妊娠期糖尿病发生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4.51、7.54，P均<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和妊娠期血清肌酐≥1.5 mg/dL是肾移植受者分娩34周前早产儿的危险因素(OR＝8.661、12.684和21.562，P均<0.05)。 结论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和妊娠期血清肌酐升高与肾移植术后妊娠受者34周前分娩有关。     

Risk factors that can influence kidney transplant outcome

The survival and function of a kidney transplant are influenced by numerous immunological and nonimmunological factor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role of a number of cadaveric donor parameters on transplanted kidney function, and in particular on the occurrence of delayed graft function (DGF) since DGF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 long-term organ survival. This study looked at 143 patients who underwent kidney transplant of whom 32 displayed DGF. The creatinine levels in organ recipients, which were evaluated during a follow-up that ranged between 6 months and 4 year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mong recipients who developed DGF after transplant (1.8 +/- 0.7 vs 1.4 +/- 0.4; P = .02). The following donor parameters we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history of diabetes and hypertension; creatinine levels; inotropie therapy; problems relating to hemodynamics (hypotension and/or cardiac arrest); and cold ischemia time. We observed that a donor history of hypertension (46.8% DGF vs 23.27% no DGF; P = .01) and high levels of donor creatinine prior to organ removal (1.9 +/- 1.2 mg/dL DGF vs 1.2 +/- 0.9 mg/dL no DGF; P = .007) were significant risk factors for DGF among kidney recipien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for others factors between recipients with versus without DGF.     

不同补液方案对活体肾移植受者术后多尿期临床疗效和护理工作量的影响分析

目的比较不同补液方案对活体肾移植受者术后多尿期临床疗效和护理工作量的影响。 方法回顾性分析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科84例活体肾移植受者临床资料，根据受者术后不同补液方案将其分为循环补液方案组(40例)和单一连续补液方案组(44例)。观察两组受者性别、年龄、体质指数、透析和高血压等一般资料，术后尿量，治疗效果(如血糖、电解质及血清肌酐等)和护理工作量(如医嘱转抄处理时间、配备液体时间、更换液体频次和总步数等)。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进行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循环补液方案组受者接受供者左、右侧供肾分别为27、13例，单一连续补液方案组分别为17、27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998，P<0.05)，两组其余一般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两组受者术后1、3、5、7、24及72 h尿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循环补液方案组受者术后第1天血糖为(13.9±5.6)mmol/L，高于单一连续补液方案组[(8.7±2.2)mmol/L]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584，P<0.05)。循环补液方案组护师医嘱转抄处理时间、配备液体时间、更换液体频次和总步数分别为(72±6)s、(408±12)s、(18.2±3.4)次和(566±104)步，单一连续补液方案组分别为(39±3)s、(108±8)s、(9.1±1.6)次和(289±52)步，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1.710、133.601、15.409和15.240，P均<0.05)。 结论肾移植术后多尿期采用单一连续补液方案效果平稳、方案简便，可有效降低护理工作量。     

吲哚菁绿试验联合二维剪切波弹性成像技术评估供肝质量价值初探

目的探讨吲哚菁绿(ICG)试验联合二维剪切波弹性成像(2D SWE)技术评估供肝质量的临床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5月至2018年11月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完成脑死亡器官捐献的21例供受者临床资料。供肝获取前均于本院ICU完成ICG试验和2D SWE检查。根据受者移植术后早期肝功能恢复情况，将6例发生早期移植物功能不全受者列为观察组，将15例早期肝功能正常受者列为对照组。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观察组与对照组受者年龄和移植前末次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以及供肝冷缺血时间、吲哚菁绿15 min滞留率(ICG-R15)、吲哚菁绿血浆清除率(ICG-PDR)和杨氏模量值。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比较两组受者移植前末次Child-Pugh评分和无肝期时间。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ICG试验、2D SWE及2D SWE联合ICG试验对肝移植受者术后发生早期移植物功能不全的预测效果。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观察组和对照组受者平均年龄分别为(38±13)岁和(54±6)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840，P<0.05)。观察组与对照组供者供肝ICG-R15分别为(5.5±3.0)%和(3.2±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86，P<0.05)；ICG-PDR分别为(21±5)%/min和(24±4)%/min，杨氏模量值分别为(5.0±1.3)kPa和(3.9±2.6)kPa，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1.655和－0.930，P均>0.05)。ICG-R15预测肝移植术后发生早期移植物功能不全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767(95%CI：0.490～1.000，P>0.05)，ICG-PDR为0.789(95%CI：0.513～1.000，P<0.05)，2D SWE为0.756(95%CI：0.5392～0.9719，P>0.05)，ICG-R15联合ICG-PDR为0.767(95%CI：0.490～1.000，P>0.05)。ICG-R15及ICG-PDR联合2D SWE预测肝移植术后发生早期移植物功能不全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22(95%CI：0.608～1.000，P<0.05)，最佳阈值为ICG-R15＝4.15%，ICG-PDR＝21.7 %/min，杨氏模量值＝3.00 kPa，敏感度为83.3%，特异度为86.7%。 结论ICG试验联合2D SWE技术对肝移植术后早期移植物功能不全的预测优于2D SWE或ICG试验，且具有无创、简便和可定量评估等优势。     

Predictors and outcomes of delayed graft function after living‐dono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Delayed graft function (DGF) following deceased dono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inferior outcomes. Delayed graft function following living‐dono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is less common, but its impact on graft survival unknown. We therefore sought to determine risk factors for DGF following living‐dono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and DGF's effect on living‐donor kidney graft survival. We analyzed living‐donor kidney transplants performed between 2000 and 2014 in the UNOS dataset. A total of 64 024 living‐donor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were identified, 3.6% developed DGF. Cold ischemic time, human leukocyte antigen mismatch, donor age, panel reactive antibody, recipient diabetes, donor and recipient body mass index, recipient race and gender, right nephrectomy, open nephrectomy, dialysis status, ABO incompatibility, and previous transplants were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DGF in living‐donor kidney transplants. Five‐year graft survival among living‐donor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with DGF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compared with graft survival in those without DGF (65% and 85%, respectively, P < 0.001). DGF more than doubled the risk of subsequent graft failure (hazard ratio = 2.3, 95% confidence interval: 2.1–2.6; P < 0.001). DGF after living‐dono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inferior allograft outcomes. Minimizing modifiable risk factors may improve outcomes in living‐dono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Influence of CIT-induced DGF on kidney transplant outcomes

Increased cold ischemia time (CIT) predisposes to delayed graft function (DGF). DGF is considered a risk factor for graft failure afte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but DGF has multiple etiologies. To analyze the risk of CIT-induced DGF on graft survival, we evaluated paired deceased-donor kidneys (derived from the same donor transplanted to different recipients) in which one donor resulted in DGF and the other did not, using national Scientific Registry of Transplant Recipients data between 2000 and 2009. Of 54 565 kidney donors, 15 833 were excluded for mate kidney non-transplantation, 27 340 because both or neither kidney developed DGF and 2310 for same/unknown CIT. The remaining 9082 donors (18 164 recipients) were analyzed. The adjusted odds (aOR) of DGF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when CIT was longer by ≥ 1 h (aOR 1.81, 95% CI 1.7-2.0), ≥ 5 h (aOR 2.5, 95% CI 2.3-2.9), ≥ 10 h (aOR 3.3, 95% CI 2.7-2.9) and ≥ 15 h (aOR 4.4, 95% CI 3.4-5.8) compared to shorter CIT transplants. In the multivariable models adjusted for recipient characteristics, graft survival between paired donor transplants, with and without DGF, were similar.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DGF, specifically induced by prolonged CIT, has limited bearing on long-term outcomes, which may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kidney utilization.     

多囊肾尿毒症患者肾移植时同期切除多囊肾的临床分析

目的 探讨多囊肾尿毒症患者在接受肾移植时是否同期切除多囊肾以及切肾对肾移植手术、术后并发症及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对63例接受肾移植治疗的多囊肾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63例中,合并多囊肝者43例,胰腺囊肿者2例.对多囊肾体积较大影响手术操作、术前曾有血尿或泌尿系感染的31例患者,在肾移植的同时切除患者的多囊肾(切肾组),另32例保留多囊肾,仅行肾移植(保留组).术后采用环孢素A(或他克莫司)、霉酚酸酯和泼尼松预防排斥反应,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DGF)发生率、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手术并发症发生率、术后感染情况、患者和移植肾存活率等指标.结果 切肾组的手术耗时为(300±31)min,肾周引流管持续时间为(4.6±1.4)d,明显长于保留组(P＜0.01,P＜0.01),红细胞输注量为(4.31±1.05)U,明显多于保留组(P＜0.01).切肾组手术并发症发生率为29.0%(9/31),明显高于保留组的6.2%(2/3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保留组泌尿系感染发生率为31.2%(10/32),而切肾组只有6.5%(2/31),二者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保留组因术后多囊肾感染而须再次手术切除多囊肾者占12.5%(4/32).切肾组和保留组术前各有24例血压偏高,切肾组术后8例(33.3%)血压恢复正常,而保留组只有2例(8.3%)血压恢复正常,两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在DGF发生率和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人/肾1年和5年存活率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只要操作细致,多囊肾患者接受肾移植时同期切除多囊肾是安全的,但切肾与否与人/肾存活率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