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2013-2014年HIV/AIDS抗病毒治疗后BMI变化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HIV/AIDS）抗病毒治疗后BMI变化的动态趋势及相关因素。方法 选择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柳州市开始抗病毒治疗、年龄≥ 15岁、治疗基线、第（6±2）个月和（12±2）个月BMI值均有体重记录的HIV/AIDS作为研究对象,收集研究对象体重、身高数据计算BMI。采用PASW Statistics 18.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一般线性模型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方法,进行BMI随时间变化趋势分析和多因素分析。结果 2 871例研究对象治疗基线、第（6±2）个月和（12±2）个月BMI值分别为（20.65±3.32）、（20.87±3.22）和（21.18±3.20）,3个时段的BMI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8.86,P<0.001）。治疗后BMI随时间推移而提升（F=37.25,P<0.001）,相关因素主要为年龄、性别、婚姻状态、基线CD₄⁺T淋巴细胞计数和WHO临床分期。结论 柳州市HIV/AIDS抗病毒治疗前BMI诊断营养不良所占的比例较高,接受抗病毒治疗后BMI的变化受多种因素影响,针对不同患者采用不同的治疗措施,有利于患者身体营养状况的恢复。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后新发糖尿病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宏州）HIV感染者启动抗病毒治疗（ART）后新发糖尿病及影响因素、随访血糖变化趋势及死亡风险。方法 资料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纳入2004-2020年启动ART的HIV感染者为研究对象。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研究对象的糖尿病新发率及影响因素,采用混合线性效应模型分析其FPG变化趋势,预测基线不同糖代谢状态者随访FPG值。采用SAS 9.4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在8 763例研究对象中,基线糖尿病患者331例,未患糖尿病者占96.2%（8 432/8 763）,新发糖尿病的发病密度为2.31/1 000人年。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HIV感染者启动ART后新发糖尿病的危险因素包括30~59岁、基线BMI≥24.0 kg/m²、基线ART方案含依非韦伦（EFV）和基线空腹血糖受损（IFG）。混合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ART后HIV感染者FPG值与ART时长、年龄、基线FPG呈正相关。基线和随访均患糖尿病的HIV感染者死亡风险显著增高。结论 2004-2020年德宏州HIV感染者启动ART后,在高龄、超重、基线ART方案使用EFV和IFG的HIV感染者中,糖尿病发病风险较高,应重点监测HIV感染者FPG情况,加强随访和糖尿病的科学防治。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糖尿病累积发病率的研究

  目的  探究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简称德宏州)接受抗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的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简称HIV/AIDS) 糖尿病3年累积发病率及其危险因素。  方法  采用队列设计,于2017年7月―2018年6月招募接受ART的HIV/AIDS为研究对象,于2021年1月―2021年7月进行队列随访,采集静脉血检测糖化血红蛋白(hemoglobin A1c, HbA1c)。糖尿病判定标准为符合其中任意一项:HbA1c≥6.5%或最近1次FPG≥7.0 mmol/L。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糖尿病发病的影响因素。  结果  本次分析纳入3 647例基线未患糖尿病的HIV/AIDS,平均年龄为42(36, 49)岁,男性占比51.4%,抗HCV IgG阳性率为21.5%,HIV感染确证平均时间为12.1(9.3, 14.6)年,ART平均时间为9.3(7.6, 12.2)年。糖尿病3年累积发病率为6.0%,其中HbA1c≥6.5%发病率为2.5%,FPG≥ 7.0 mmol/L发病率为5.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显示,年龄≥50岁、男性、HCV合并感染、基线TG升高、基线HIV病毒载量≥50 copies/mL和基线ART药物含依非韦伦(efavirenz, EFV)与糖尿病发病均呈正相关(均有P＜0.05)。  结论  德宏州HIV/AIDS糖尿病累积发病率较高,应对该人群针对性采取综合防治措施,降低糖尿病累积发病风险。     

台州市2006-2019年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免疫学失败风险分析

目的 分析台州市2006-2019年HIV/AIDS抗病毒治疗免疫学失败情况、基线贫血与免疫学失败关联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设计和Cox回归分析免疫学失败的影响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HIV/AIDS基线贫血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纳入2 904例HIV/AIDS,抗病毒治疗随访时间中位数为28（P₂₅～P₇₅：12～53）个月。抗病毒治疗免疫学失败177例（占6.1%）,失败率为2.17人/100人年,第1、3、5和10年免疫学失败累积发生率分别为5.49%、6.94%、7.30%和8.8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HIV/AIDS基线贫血的影响因素中,≥66岁组是18～25岁组的4.17倍（95% CI：1.68～10.33）、男性是女性的0.67倍（95% CI：0.50～0.89）、CD₄<200个/μl是CD₄≥350个/μl的4.35倍（95% CI：2.81～6.72）、基线白细胞计数<4.0×10⁹/L是4.0×10⁹/L～9.9×10⁹/L的1.73倍（95% CI：1.31～2.29）、基线血小板计数<100×10⁹/L和>300×10⁹/L分别是100×10⁹/L～299×10⁹/L的2.02倍（95% CI：1.36～3.01）和4.45倍（95% CI：3.05～6.50）、WHO临床Ⅲ/Ⅳ期是Ⅰ/Ⅱ期的2.15倍（95% CI：1.61～2.87）、异性性传播是同性性传播的2.03倍（95% CI：1.42～2.92）。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HIV/AIDS抗病毒治疗免疫学失败的影响因素中,基线贫血是无贫血的1.77倍（95% CI：1.20～2.60）、WHO临床Ⅲ/Ⅳ期是Ⅰ/Ⅱ期的1.66倍（95% CI：1.10～2.48）、随访状态为退出和死亡分别是在治的3.18倍（95% CI：1.96～5.19）和4.61倍（95% CI：2.98～7.13）。结论 台州市HIV/AIDS抗病毒治疗免疫学效果受贫血、临床分期、随访状态等因素影响。应加强HIV/AIDS基线贫血监测,及时纠正老年贫血等危险因素,以进一步提高抗病毒治疗效果。     

江苏省2005-2020年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合并HBV感染及生存分析

目的 分析2005-2020年江苏省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合并HBV感染和生存情况，为提高抗病毒治疗效果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回顾性资料分析，研究对象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江苏省2005-2020年HIV/AIDS首次入组抗病毒治疗基线和随访数据库，随访观察截止时间为2022年12月31日。采用SPSS 16.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运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和log rank检验法比较生存曲线，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接受抗病毒治疗HIV/AIDS死亡的影响因素。结果 江苏省2005-2020年首次入组抗病毒治疗HIV/AIDS共33 322例，总体HBsAg检测率为57.3%（19 098/33 322）。在进行HBsAg检测的HIV/AIDS中，男女性别比为7.1∶1（16 745∶2 353），年龄（39.4±14.0）岁，已婚/同居占49.5%（9 446/19 098）。同性性传播占57.8%（11 048/19 098），异性性传播占36.6%（6 990/19 098）。开始接受抗病毒治疗前的CD4⁺T淋巴细胞（CD4）计数的M（Q₁，Q₃）为297（166，445）个/μl。HIV/AIDS的HBsAg阳性率为8.2%（1 566/19 098，95%CI：7.8%~8.6%）。在随访观察截止期内共1 062例HIV/AIDS死亡。经log rank检验，是否合并HBV感染在接受抗病毒治疗后生存曲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28.07，P<0.001）。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的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入组年份、年龄、婚姻状况、HIV感染途径、抗病毒治疗前基线CD4计数和是否合并HBV感染是HIV/AIDS死亡的影响因素（均P<0.05），相比于2015年及以前入组者、年龄≥45岁和未婚者，2016-2020年入组治疗者、<45岁组和已婚/同居者的死亡风险较低；相比于基线CD4计数≥201个/μl组、其他感染途径和单纯HIV感染者，基线CD4计数≤200个/μl组、注射吸毒途径和合并HBV感染者的死亡风险较高。结论 江苏省需要在HIV/AIDS抗病毒治疗工作中加强合并HBV感染的检测、管理和精准治疗，加强乙型肝炎疫苗接种对单纯HIV感染者的保护，减少HIV/AIDS死亡风险。     

中国成年人血糖水平现状及其与体质指数和腰围的关系

目的 描述我国成年人血糖水平现状,探讨BMI、腰围与血糖水平的关系。方法 数据源于2018年中国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98个监测区（县）选取≥18岁常住居民,以面对面问卷调查、身体测量和实验室检查方法收集人口学基本信息、慢性病危险因素信息、BMI、腰围和血糖水平等。对数据进行复杂加权后,分组描述不同特征人群的血糖水平,并利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不同特征人群的BMI及腰围与FPG及糖化血红蛋白的关系。结果 共纳入177 816名研究对象,我国成年人FPG和糖化血红蛋白分别为（5.73±1.46）mmol/L、（5.37±0.83）%,其中,均以≥60岁年龄组最高,男性均高于女性（P<0.001）,城市的平均糖化血红蛋白略高于农村（P<0.001）;平均FPG和平均糖化血红蛋白均随BMI和腰围的增长而增高（P<0.001）。多重线性回归校正混杂因素后,BMI每增加1 kg/m²,未诊断为糖尿病、新诊断为糖尿病和自报已诊断为糖尿病的FPG分别增加0.019 mmol/L（P<0.001）、0.021 mmol/L（P=0.163）和0.028 mmol/L（P=0.088）;糖化血红蛋白分别增加0.015%、0.050%和0.033%（均P<0.001）。腰围每增加1 cm,亚人群的FPG分别增加0.008 mmol/L（P<0.001）、0.014 mmol/L（P=0.004）、0.023 mmol/L（P<0.001）;糖化血红蛋白分别增加0.006%、0.019%、0.019%（均P<0.001）。腰围的标准化β值均高于BMI。结论 未被诊断为糖尿病且BMI或腰围高于正常值的成年人是重点防控人群。腰围预测血糖水平的能力高于BMI,应加大举措提高腰围知晓率,有助于实现各人群维持血糖正常。     

河南省HIV/AIDS社会支持与社会适应能力现况

目的 分析河南省HIV/AIDS社会支持与社会适应能力的现状及其相关关系,为提高HIV/AIDS生活质量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按照河南省18个地级市HIV/AIDS流行分布特点选择6个研究现场,包括驻马店市上蔡县和周口市沈丘县（高流行区）、驻马店市确山县和商丘市永城市（中流行区）、济源市和三门峡市（低流行区）,以我国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中截至2017年河南省6个研究现场累计报告HIV/AIDS存活者为目标人群,根据估算样本量528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抽取研究对象。采用社会支持量表和社会适应能力量表,分别收集HIV/AIDS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及支持的利用度3个维度、认知意愿、社会交往及角色适应3个维度的信息,分析其社会支持与社会适应能力的特点及相关关系。结果 共调查506例HIV/AIDS,其社会支持总分为36.30±9.34,其中客观支持得分为7.48±3.01,主观支持得分为22.35±5.79,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为6.28±2.38,HIV/AIDS的社会支持总分及3个维度得分均低于全国常模分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IV/AIDS社会适应能力总分为39.10±7.10,其中认知意愿得分为9.96±3.23,社会交往得分为18.57±3.25,角色适应得分为10.57±2.52,HIV/AIDS的社会适应平均得分不足总分的2/3,认知意愿得分不足其维度总分的1/2。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职业、传播途径、症状数的HIV/AIDS在社会支持及社会适应能力得分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HIV/AIDS社会支持与社会适应能力之间存在相关性（r=0.14,P<0.05）。结论 HIV/AIDS存在社会支持和社会适应能力偏低的现状,社会支持可能为HIV/AIDS社会适应能力的促进因素。     

中国2011－2015年跨省流动HIV/AIDS免费抗病毒治疗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我国跨省流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HIV/AIDS）免费抗病毒治疗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利用2011－2015年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工作数据,采用描述性和趋势检验分析跨省流动HIV/AIDS抗病毒治疗历年变化趋势和主要特征,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影响该人群抗病毒治疗覆盖面的主要因素。结果 跨省流动HIV/AIDS占比从2011年的7.1%（17 784/250 645）提高到2015年的10.3%（54 596/528 226）（Z=51.38,P<0.000 1）,跨省流动HIV/AIDS抗病毒治疗比例由2011年的37.3%（6 641/17 784）逐步上升到2015年的71.0%（38 783/54 596）（Z=96.23,P<0.000 1）,已与2015年非跨省流动HIV/AIDS抗病毒治疗比例接近（71.5%,338 654/473 63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跨省流动HIV/AIDS中,女性、≥50岁年龄组、汉族、已婚/有配偶、高中/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男男性行为感染、首次随访CD₄⁺T淋巴细胞计数≤500个/μl、通过医疗机构检测或重点人群检测发现HIV感染者、现住址在城市者抗病毒治疗比例较高。结论 不同特征的跨省流动HIV/AIDS抗病毒治疗比例不同,需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扩大抗病毒治疗覆盖面,尽早将跨省流动HIV/AIDS纳入抗病毒治疗规范化管理系统。     

江苏省2005-2019年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合并HBV感染情况分析

目的 分析2005-2019年江苏省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的HBV感染情况。方法 采用回顾性资料分析,研究对象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江苏省2005-2019年HIV/AIDS首次入组抗病毒治疗数据库,采用SPSS 16.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分析不同特征HIV/AIDS的HBsAg检测率和HBsAg阳性率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采用χ²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 2005-2019年江苏省首次入组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共29 288例,总体HBsAg检测率为49.8%（14 594/29 288）,2005-2019年HBsAg检测率由0.0%（0/80）增加到75.2%（3 448/4 586）,呈逐年上升趋势。进行HBsAg检测的HIV/AIDS中,江苏省籍占81.6%（11 915/14 594）,男女性别比7.34：1（12 845：1 749）,年龄（38.5±13.8）岁,汉族占96.1%（14 023/14 594）,已婚/同居占48.9%（7 131/14 594）。男男性传播和异性性传播感染途径占97.9%（14 294/14 594）。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HBsAg检测率的影响因素中,2015年及以后入组、外省户籍、已婚/同居、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注射吸毒感染途径的人群HBsAg检测率较高。HIV/AIDS的HBsAg阳性率为8.6%（95%CI：8.2%~9.1%）,HBsAg阳性率在2016年之前均>10.0%,自2016年以后稳定在6.7%~8.2%。HBsAg阳性率的影响因素中,2015年及以后入组、女性、年龄>59岁、大专及以上学历人群的HBsAg阳性率较低,而45~59岁年龄组和少数民族人群的HBsAg阳性率较高。结论 2005-2019年江苏省首次入组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中,HBsAg检测率总体不高,合并HBV感染高于一般人群,需要加强其HBsAg相关检测工作。     

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2010-2019年抗病毒治疗HIV/AIDS死亡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2010-2019年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抗病毒治疗HIV/AIDS的死亡影响因素,为今后制定可持续的抗病毒治疗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0-2019年布拖县接受抗病毒治疗HIV/AIDS与死亡者基本和随访信息,按病例数2倍抽样组成对照组,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死亡的影响因素。结果 研究对象为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 3 355例,死亡组1 179例,对照组共2 176例。其中,30~49岁占81.34%,男性占69.09%,彝族占99.55%,已婚或同居占91.12%,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95.77%,农民占88.4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研究对象的死亡风险因素中,年龄≥50岁是18~29岁的5.08倍（95%CI：3.05~8.48）、女性是男性的0.70倍（95%CI：0.52~0.94）、注射吸毒传播途径是异性性传播途径的1.43倍（95%CI：1.06~1.91）、治疗前CD4⁺T淋巴细胞计数（CD4）≥350个/μl是CD4<200个/μl的0.38倍（95%CI：0.30~0.48）、最近1次使用含洛匹那韦/利托那韦（LPV/r）抗病毒治疗方案是司他夫定（d4T）+拉米夫定（3TC）+奈韦拉平（NVP）/依非韦伦（EFV）方案的0.04倍（95%CI：0.01~0.18）、耐药是不耐药的3.40倍（95%CI：2.13~5.42）,无病毒载量结果且未做耐药检测是不耐药的12.98倍（95%CI：10.28~16.40）。结论 年龄、性别、传播途径、治疗前CD4、最近1次抗病毒治疗方案、抗病毒治疗后耐药检测情况是布拖县接受抗病毒治疗HIV/AIDS的死亡影响因素。应扩大病毒载量和耐药检测覆盖面,科学更换抗病毒治疗方案,开展依从性教育和医务人员培训,降低抗病毒治疗HIV/AIDS死亡率。     

企业职工高尿酸血症与血压、血脂、血糖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企业职工高尿酸血症（HUA）与血压、血脂、血糖的相关性,为企业进行健康管理提供依据。方法以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公司各下属企业为抽样单位,整群随机抽取2个单位,每个单位中所有的HUA者作为HUA组,共720人;同时在尿酸水平正常者中随机选取620人为正常组。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HUA与年龄、性别、血压、血脂、血糖的关系。结果HUA合并高血压、高血脂、空腹m糖受损任意一项、两项、三项的比例均远高于正常组（OR值分别为：4．036,2．562,4．174）。多因素Logistic回归发现：男性、收缩压、总胆固醇、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HUA的危险因素（OR值分别为7．736,2．309,1．721,2．761,1．411）;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为HUA的保护因素（OR值为0．211）。结论HUA存在性别差异,且与血压、血脂密切相关。企业对职工的健康管理应充分考虑多危险因素的综合作用,全面的进行健康教育及干预。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neighborhood disadvantage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anxiety

We used data from the Fragile Families and Child Wellbeing Study which includes a sample of adolescents of age 15 at the most recent wave (between 2014 and 2017) from mainly low-income urban 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eighborhood poverty entries and exits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addition, we examined whether these associations differed by gender. Adolescents who consistently lived in disadvantaged neighborhoods had the highest level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Those who entered poor neighborhoods were more depressed than those who never lived in poor neighborhoods. Those who exited poor neighborhood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compared to those never lived in poor neighborhoods. Furthermore, these associations applied to adolescent girls only and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or boy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neighborhood poverty has cumulative negative impacts on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and disproportionally affects adolescent girls. Reducing neighborhood poverty would substantially improve the health of adolescents, especially girls, which would reduce health disparities.     

Enabling positive change: Progress and setbacks in HIV and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

At a point in history when the future of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including HIV looks particularly uncertain, it is helpful to recognise that many of the challenges currently faced are neither new nor insurmountable. Reflecting on past achievements and lessons learned helps us to have confidence that positive change is feasible. This paper reflects on some of the changes observed in countries like India and Mozambique and identifies a range of factors which need to coalesce to enable these developments, along with specific contextual factors. It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influences rather than any one of them alone that brought about the change in the three instances described – fostering a positive political response to HIV in its early years in India; bringing about policy reform on abortion in Mozambique; and increasing contraceptive prevalence and age at marriage in some districts in Bihar, India. Change is always fragile and susceptible to setbacks, but change-seekers can learn in the process and gain renewed hope that progress can and often does take place if they persevere.     

初产妇与经产妇焦虑抑郁状态分析及干预

目的：分析初产妇、经产妇心理状态特点,以便采取更有效的干预措施。方法筛选2014年6月至2015年1月在咸阳市旬邑县妇幼保健院产科门诊产前检查的健康初产和经产妇各60名,孕周为28~40周。入组时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对两组孕妇进行心理评定,并给1次支持性心理干预(40~60分钟),1周后再次用SAS、SDS对两组孕妇进行评定分析。结果经产妇干预前SAS(50.73±3.45)、SDS(49.13±3.86)评分明显高于初产妇SAS(42.45±2.08)、SDS(41.77±2.2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15.921、-12.817,均P<0.01);干预后两组SAS、SDS评分均比干预前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14.999、15.413;15.724、15.832,均P<0.01);干预后经产妇 SAS(38.61±5.02)、SDS(39.10±3.03)评分明显高于初产妇SAS(34.88±3.31)、SDS(32.01±4.2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4.805、-10.489,均P<0.01)。结论初产妇和经产妇均伴有焦虑、抑郁情绪,干预前后经产妇抑郁、焦虑情绪均较初产妇明显,支持性心理干预能有效改善孕妇的不良情绪。     

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评价方法及SPSS和SAS实现

超重肥胖已成为世界各国儿童青少年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现行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标准不统一,逐条评价或自行编写程序容易出错且效率较低。本研究以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标准为例,详细介绍了国际和中国共四种评价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方法和步骤,结合具体案例详细介绍其应用方法,同时编制SPSS和SAS程序包和解...     

癌缺氧病因及预防和治疗

目的 探讨癌及安阳林州市食管癌高发原因及癌病因预防和治疗措施.方法 对林州市食管癌等疾病现场进行调查,在进行10余年统计分析基础上,综合分析了全国156篇文献成果.结果 提出癌缺氧病因学说,使用制氧机、按摩器、饮用纯净水治疗恶性肿瘤,取得良好效果,改水能够大幅降低林州市居民食管癌发病率、死亡率.结论 癌可能是由于机体长...     

Recruitment and retention challenges and successes

Objective: Addressing health disparities requires well designed, culturally adapted research. However, recruiting/retaining minority participants has often been challenging. We present strategies used to successfully recruit and retain rural Hispanic women during a breastfeeding education intervention.

Design: This study involved a two-group repeated measures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with assessments at seven intervals between enrollment and 6 months postpartum. Participants (Hispanic women?≥?15 years old) were recruited through a regional hospital.

Results: We successfully met our recruitment goals, most women contacted were enrolled (46 of 58), and 100% completed the study.

Discussion: Research staff with ties within the community helped establish trust. Using bilingual study materials, simple language, and an interpreter addressed language/literacy concerns. Phone assessments facilitated participation as transportation was an issue. Accommodating requests to deliver or mail study materials and providing incentives were important. Extra effort was needed to maintain contact when phone service was disrupted or participants moved. Keys to success were persistence, flexibility, and alleviating barriers to participation.     

骨钙素与儿童生长发育

骨钙素是成骨细胞分泌的骨蛋白 ,骨钙素水平与成骨细胞活性成正相关 ,是一项很好的反映骨形成与骨转化的生化指标。小儿骨生长发育有自身特点 ,骨钙素水平的改变类似儿童身高生长曲线 ,可以很好地应用于评价儿童生长发育及监测生长障碍患儿对治疗的反应     

Cholesterol and Egg Intakes with Cardiometabolic and All-Cause Mortality among Chinese and Low-Income Black and White Americans

We examined the associations of dietary cholesterol and egg intakes with cardiometabolic and all-cause mortality among Chinese and low-income Black and White Americans. Included were 47,789 Blacks, 20,360 Whites, and 134,280 Chinese aged 40–79 years at enrollment. Multivariable Cox models with restricted cubic splines were applied to estimate hazard ratios (HRs)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for mortality outcomes using intakes of 150 mg cholesterol/day and 1 egg/week as the references. Cholesterol intake showed a nonlinear association with increased all-cause mortality and a linear association with increased cardiometabolic mortality among Black Americans: HRs (95% CIs) associated with 300 and 600 mg/day vs. 150 mg/day were 1.07 (1.03–1.11) and 1.13 (1.05–1.21) for all-cause mortality (P-linearity = 0.04, P-nonlinearity = 0.002, and P-overall < 0.001) and 1.10 (1.03–1.16) and 1.21 (1.08–1.36) for cardiometabolic mortality (P-linearity = 0.007, P-nonlinearity = 0.07, and P-overall = 0.005). Null associations with all-cause or cardiometabolic mortality were noted for White Americans (P-linearity ≥ 0.13, P-nonlinearity ≥ 0.06, and P-overall ≥ 0.05 for both). Nonlinear inverse associations were observed among Chinese: HR (95% CI) for 300 vs. 150 mg/day was 0.94 (0.92–0.97) for all-cause mortality and 0.91 (0.87–0.95) for cardiometabolic mortality, but the inverse associations disappeared with cholesterol intake > 500 mg/day (P-linearity ≥ 0.12; P-nonlinearity ≤ 0.001; P-overall < 0.001 for both). Similarly, we observed a positive association of egg intake with all-cause mortality in Black Americans, but a null association in White Americans and a nonlinear inverse association in Chinese. In conclusion, the associations of cholesterol and egg intakes with cardiometabolic and all-cause mortality may differ across ethnicities who have different dietary patterns and cardiometabolic risk profiles. However, residual confounding remains poss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