躯体形式障碍患者述情障碍的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躯体形式障碍（SD）患者述情障碍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自编的躯体症状报告单、贝克抑郁问卷（BDI）、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C）、多伦多述情量表（TASk0）、儿童期受虐经历问卷（CTQ-SF）对115例SD患者（研究组）进行评定,使用TASk0量表对101名健康志愿者（对照组）进行评定.结果 纳入研究的109例研究组患者TAS-20总分及各因子分均高于对照组（P＜0.01）.躯体症状报告单、CERQ-C、CTQ-SF及BDI多个因素中与TAS-20总分及TAS-20因子Ⅰ、Ⅱ、Ⅲ有相关性（P＜0.05,P＜0.01）.躯体症状报告单总分、躯体忽视、呼吸系统症状和睡眠障碍依次进入TAS-20总分的回归方程;BDI总分、泌尿生殖系统症状、积极重新关注依次进入TAS-20因子Ⅰ的回归方程;躯体症状报告单总分与情感虐待依次进入TAS-20因子Ⅱ的回归方程.结论 SD有明显的述情障碍.SD述情障碍的不同纬度影响因素不同,躯体化症状、抑郁情绪等为SD患者述情障碍的重要影响因素.     

躯体形式障碍伴发抑郁的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躯体形式障碍（SFD）伴发抑郁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自编的躯体症状报告单、Beck抑郁自评问卷（BDI）、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c）、多伦多述情量表（TAS）对115例SFD患者进行评定。结果纳入研究的109例SFD中,69例（SFD抑郁组）BDI总分≥14分,40例（SFD非抑郁组）BDI总分≤13分。SFD抑郁组CERQ—C不适应性策略总分[（46．83±7．58）比（41．35±9．32）]、TAS总分[（61．55±7．05）比（55．20±9．84）]均高于非抑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SFD抑郁组的认知功能、运动系统、疼痛、泌尿生殖系统症状及症状清单总分[（26．38±6．80）比（22．35±6．30）]显著高于非抑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以是否抑郁为因变量,对有关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CERQ—C不适应性策略总分、性别、受教育年限依次进入方程。结论SFD伴发抑郁较为常见,SFD抑郁组较非抑郁组存在更为严重的述情障碍与躯体化症状。SFD抑郁的发生与不适应性策略、性别及受教育年限等密切相关。     

大学生儿童期创伤与抑郁之间的关系:述情障碍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究述情障碍在大学生儿童期创伤与抑郁症状间的作用。方法:采用儿童期虐待问卷(CTQ)、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以及贝克抑郁量表(BDI)对湖南省某高校4 374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伴儿童期创伤组述情障碍与抑郁得分显著高于不伴儿童期创伤组(t=15.48,P0.001;t=12.82,P0.001)。儿童期创伤总分及各维度与述情障碍总分及各维度、抑郁之间显著正相关(P均0.05)。述情障碍在儿童期创伤与抑郁间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8.06%。儿童期创伤中的情感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可以直接预测抑郁(β=0.229,0.123,0.082;P0.001),也可以通过述情障碍间接预测抑郁(β=0.178,0.094,0.035;P0.001)。结论:大学生述情障碍在儿童期创伤与抑郁症状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海洛因依赖者述情障碍研究

目的:了解海洛因依赖者(PHD)述情障碍特征及与负性情绪的关系. 方法:对194例男性PHD(PHD组),采用自编一般情况问卷、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抑郁自评量表(SDS)及焦虑自评量表(SAS)进行心理评估;107名健康男性作为对照,采用TAS进行述情障碍测评. 结果:PHD组TAS总分及各因子分、SDS及SAS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或P<0.01);TAS总分及因子Ⅰ、因子Ⅱ、因子Ⅳ与SDS、SAS总分均呈显著正相关(r=0.178～0.294,P均<0.05或P<0.01);TAS因子Ⅲ与SAS总分均呈显著负相关(r=-0.147,P<0.05). 结论:男性PHD存在明显述情障碍,并与负性情绪密切相关.     

发作期抑郁症患者述情障碍影响因素的多元分析

目的探讨发作期抑郁症患者述情障碍的相关因素。方法采用多伦多述情量表（TAS）中文版、Beck抑郁自评量表（BDI）对80例发作期抑郁症患者进行评定,并与95名健康志愿者（对照组）比较。结果（1）抑郁症组TAS因子Ⅰ、Ⅱ、Ⅲ、总分及BDI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2）患者住院与他人交流、抑郁总分依次进入TAS因子Ⅰ的回归方程;抑郁总分、工作学习应激、性别依次进入TAS因子Ⅱ的回归方程;受教育年限、住院与他人交流依次进入TAS因子Ⅲ的回归方程;抑郁总分、治疗信心依次进入TAS总分的回归方程。结论抑郁发作患者存在明显的述情障碍。性别、受教育年限、抑郁的严重程度等为发作期抑郁症患者述情障碍的重要影响因素。述情障碍不同因子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     

精神分裂症患者述情障碍与执行功能及情绪障碍的关系

目的 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述情障碍与执行功能和焦虑、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方法 用多伦多述情障碍20个条目量表(TAS-20)、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试(WCST)、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对15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分别进行述情障碍、执行功能及焦虑和抑郁症状的评定,抽取TAS总分≥62为高分组(38例)和TAS总分≤53为低分组(42例),比较两组的WCST成绩并与TAS-20总分及各因子分进行相关分析.同时将SAS、SDS标准分与TAS-20进行相关分析.结果 述情障碍高分组的错误应答数、非持续性错误数、完成第一次分类应答数均高于低分组(P＜0.05);而高分组的完成分类数、正确应答数、正确应答百分数、概念化水平应答率则明显低于低分组(P＜0.01);相关分析显示,TAS-20的总分及因子分与WCST成绩呈负相关(P＜0.05),TAS-20的总分及因子分与SAS、SDS标准分呈正相关(P＜0.05).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述情障碍与执行功能损害、负性情绪密切相关.     

单相与双相抑郁症患者童年虐待、认知偏差及认知情绪调节的比较

目的:探讨单相与双相抑郁症患者在童年虐待经历、认知偏差、认知情绪调节方面的差别。方法:采用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Beck抑郁自评量表(BDI)、功能失调性认知态度问卷(DAS)、儿童期受虐经历问卷(CTQ-SF)对83例发作期双相抑郁障碍患者、76例发作期单相抑郁患者进行评定。结果:双相抑郁组CTQ-SF总分[(41. 34±5. 92) vs.(38. 28±7. 90)]及躯体虐待[(6. 81±1. 93) vs.(6. 08±1. 80)]、性虐待因子[(6. 35±1. 49) vs.(5. 42±0. 94)]分均显著高于单相抑郁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值依次为2. 78、2. 45、4. 66; P 0. 05或P 0. 01)。双相抑郁组DAS强制性因子[(22. 12±3. 55) vs.(20. 82±4. 51)]、依赖性因子[(22. 43±5. 20) vs.(19. 87±5. 18)]、自主性态度因子分[(24. 63±7. 24) vs.(22. 41±5. 95)]及CERQ-C自我责难[(14. 24±2. 47) vs(13. 43±2. 42)]、接受因子分[(13. 98±3. 66) vs (12. 82±2. 94)]显著高于单相抑郁组,而认知哲学因子分[(16. 47±5. 42)vs.(18. 45±4. 00)]低于单相抑郁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值依次为2. 04、3. 11、2. 10、-2. 60,P 0. 05或P 0. 01)。结论:双相抑郁较单相抑郁症患者可能具有更多的童年虐待经历,更为严重的功能失调性认知态度与认知情绪调节问题。     

抑郁症治疗前后认知应对策略的变化及其与抑郁关系的初步研究

目的探讨抑郁症患者治疗前后认知应对策略的变化及其与抑郁情绪的关系。方法入组的130例患者给予抗抑郁剂辅以认知行为为主的心理干预治疗4周以上,采用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Chinese version,CERQ-C)、Beck抑郁自评量表(Beckdepressioninventory,BDI)评定治疗前后的认知应对策略及抑郁情绪,分析二者的变化及可能的关系。结果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患者组的BDI总分、CERQ-C不适应性策略总分、CERQ-C的责难自己、沉思、积极重新关注、灾难化、责难他人因子分降低(t值依次为28.23、9.89、4.65、8.75、2.90、8.17、8.54,P均小于0.05),积极重新评价因子分升高(t=-3.95,P0.01)。治疗前BDI总分与CERQ-C的沉思、灾难化因子分呈正相关(r=0.35,P0.01;r=0.25,P0.01);治疗后BDI总分与CERQ-C责难自己、沉思、灾难化因子分呈正相关(r值依次为0.18、0.44、0.30,P均小于0.05),BDI减分与沉思、灾难化及责难他人因子治疗后的减分呈正相关(r值依次为0.25、0.23、0.26,P均小于0.01)。结论抗抑郁剂结合认知行为干预治疗后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应对策略得到改善,不良的认知应对策略与抑郁的严重程度正相关。     

躯体化症状为主抑郁症患者的述情障碍

目的:探讨以躯体化症状为主抑郁症患者和以情绪症状为主抑郁症患者述情障碍的差异。方法:50例以躯体化症状为主抑郁症患者(躯体症状组)、50例以情绪症状为主抑郁症患者(情绪症状组)和50名正常健康者(正常对照组)参加研究,采用90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和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进行评定。结果:躯体症状组SCL-90总分、躯体化、焦虑、人际敏感、恐怖、偏执因子分及HAMD的焦虑/躯体化因子评分均高于情绪症状组(P<0.01或P<0.05),情绪症状组在强迫、抑郁因子评分及HAMD的认知障碍、阻滞、日夜变化、睡眠障碍及绝望因子分高于躯体症状组(P<0.05或P<0.01)。躯体症状组与情绪症状组仅在述情障碍因子II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述情障碍总分及因子分上均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或P<0.001)。结论:以躯体化症状为主和以情绪症状为主抑郁症患者均存在述情障碍,以前者更缺乏识别情绪和躯体感受能力。     

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述情障碍

目的：探讨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以及与述情障碍的关系.方法：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及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对60例躯体形式障碍患者（患者组）和60名健康自愿者（对照组）进行测评,并对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与述情障碍作相关分析.结果：患者组SCL-90总分及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偏执、精神病性6个因子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或P＜0.01）;其TAS总分及因子Ⅰ、Ⅱ、Ⅳ评分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或P＜0.01）,而因子Ⅲ评分两组间比较,差别则无统计学意义.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SCL-90总分与TAS总分及因子Ⅰ、Ⅱ、Ⅳ评分均呈显著性正相关;而与因子Ⅲ评分则无显著性相关.结论：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并与述情障碍有关.     

氯氮平和氯丙嗪维持治疗期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与述情障碍比较

目的比较以氯氮平和氯丙嗪维持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与述情障碍。方法分别纳入以氯氮平、氯丙嗪维持治疗且病情稳定的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各24例,以及男性正常对照24名。采用数字划消测验、言语流畅性测验、连线测验A和B、动物命名测验、Stroop色—词测验、韦氏智力测验中国版木块图、空间广度测验等神经心理测验评估三组被试的认知功能,并采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he twenty-item 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TAS-20)评估被试述情障碍。结果两患者组所有神经心理测验得分均低于对照组(P=0.02),两患者组TAS-20各因子分及总分均高于对照组(P0.01),两患者组之间认知功能及述情障碍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氯氮平组注意功能与TAS总分(β=-0.20,P=0.02)相关联,执行功能与TAS情感辨别能力因子(β=-0.26,P=0.03)相关联,空间功能与TAS情感描述能力因子(β=-0.24,P0.01)相关联;氯丙嗪组注意功能与TAS情感描述能力因子(β=-1.24,P0.01)相关联,执行功能与TAS情感描述能力因子(β=-0.33,P=0.02)相关联。结论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药物维持治疗期仍存在广泛的认知功能损害及述情障碍,且认知损害与述情障碍间具有一定关联。     

神经症和抑郁障碍患者的述情障碍及相关因素研究

目的探讨神经症和抑郁障碍患者的述情障碍及影响因素。方法对57例神经症和抑郁障碍患者运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进行评定，并与常模进行比较。结果神经症和抑郁障碍患者存在明显的述情障碍，TAS总分及各因子分明显高于常模，男女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多元回归分析进入方程的是SCL-90躯体化因子和焦虑因子。结论正确评定神经症和郁郁障碍患者的述情障碍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临床现实意义，对采用适当的心理治疗提供依据。     

抑郁症述情障碍与认知应对策略的关系

目的：探讨发作期抑郁症述情障碍与认知应对策略的特征。方法：采用多伦多述情量表（TAS-20）中文版、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对143例发作期抑郁症患者进行评定,并与95名健康志愿者（对照组）比较。结果：抑郁症组TAS-20总分及各因子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均〈0.01）。CERQ-C中责难自己、接受、沉思、灾难化、责怪他人因子分高于对照组,理性分析因子分低于对照组（P〈0.05或P〈0.01）。患者住院与他人交流、与家人的感情等依次进入TAS-20因子I的回归方程;父母的文化程度、经济状况等依次进入TAS-20因子II的回归方程;受教育年限、CERQ接受因子等依次进入TAS-20因子III的回归方程;与他人的交流、与家人的感情等依次进入TAS-20总分的回归方程。结论：抑郁发作患者存在明显的述情障碍与不良的认知应对策略。认知应对策略、性别、受教育年限等为发作期抑郁症患者述情障碍的重要影响因素。     

有无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抑郁情绪、认知应对策略及应激的比较研究

目的:探讨有无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抑郁情绪、认知应对策略及应激性生活事件的差异。方法:对143例抑郁症患者进行自编一般情况问卷、Beck抑郁自评量表(BDI)、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评定。结果:有自杀意念抑郁症发作患者BDI总分、婚姻家庭应激及社会生活应激分及CERQ-C适应性策略与不适应性策略总分显著高于无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P<0.05或P<0.01)。有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抑郁总分与工作学习应激、婚姻家庭应激、社会生活应激及CERQ-C不适应性策略分呈显著正相关(r=0.569,0.470,0.341,0.303,P<0.05或P<0.01);无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抑郁总分仅与婚姻家庭应激呈显著正相关(r=0.361,P<0.01)。结论:有自杀意念较无自杀意念抑郁症患者经历更多的负性生活事件,存在更严重的抑郁情绪,较多地采用认知应对策略。     

消化性溃疡患者的情绪障碍和述情障碍

用汉密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和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对57例住院的消化性溃疡患进行评定，并与57例正常健康自愿为对照，结果发现消化性溃疡患HAMA、HAMD总分和TAS总分及四个因子分均显高于对照组，说明消化性溃疡患中存在情绪障碍和述情障碍。     

惊恐障碍患者患病行为与述情障碍的相关性

目的探讨惊恐障碍患者的患病行为与述情障碍的相关关系。方法采用患病行为问卷（IBQ）和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对47名惊恐障碍患者评估．结果惊恐患者患病行为因子中一般疑病、情感压抑、情绪状态与TAS因子I、Ⅱ呈正相关,而与TAS因子Ⅲ呈负相关关系;情绪紊乱与TAS因子Ⅰ呈正相关,与因子Ⅲ呈负相关关系;易激惹与因子Ⅰ呈正相关（P〈0．05）。疾病信念因子与TAS因子Ⅰ、Ⅱ呈正相关,疾病确信和疑病指数与因子Ⅰ呈正相关,否认心因与因子Ⅰ、Ⅱ呈负相关（P〈0．05）;心理取向与TAS各因子无相关关系（P〉0．05）。结论惊恐障碍患者患病行为中不良情绪、病感、否认心因与其描述情感、认识和区别情绪和躯体感受的能力相关．提示在心理治疗时要注意针对性地改善其述情障碍。     

Ⅰ型、Ⅱ型精神分裂症自知力及述情障碍研究

目的比较Ⅰ型、Ⅱ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知力及述情障碍,并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方法依SANS、SAPS评分和Aedreason精神分裂症的分型标准进行Ⅰ型、Ⅱ型精神分裂症的分型诊断,用ITAQ和TAS分别评定患者的自知力和述情障碍.结果评定时Ⅰ型和Ⅱ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CGI评分分别为5.19±1.95和5.65±1.34(t=0.82,P＞0.05),ITAQ总分分别为12.01±4.63和9.15±4.70(t=2.06,P＜0.05),述情障碍评分分别为64.50±13.10和74.00±10.20(t=2.49,P＜0.05).Ⅰ型和Ⅱ型精神分裂症TAS总分与ITAQ总分均无明显的相关性,但Ⅰ型精神分裂症TAS总分及描述情感的能力、认识和区别情感与躯体感受的能力、外向性思维3因子分与ITAQ的对疾病和治疗的认识这一因子分具有显著相关.结论在总体疗效评定没有显著差异的情况下,Ⅱ型精神分裂症的自知力缺乏和述情障碍均较Ⅰ型精神分裂症明显.Ⅰ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述情障碍和自知力之间有一定相关性,Ⅱ型精神分裂症二者之间相关性不明显.     

童年期虐待、应对方式、自尊与青少年社交恐惧症的相关研究

目的 探讨童年期虐待、应对方式、自尊与青少年社交恐惧症的相关性,并探讨其与青少年社交恐惧症的起病年龄、病程及严重程度的关系.方法 对符合CCMD-3诊断标准的110例青少年社交恐惧症患者(病例组)以及142例健康对照(对照组)进行童年期虐待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28 item Short Form,CTQ-SF)、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SES)评估,并对青少年社交恐惧症患者进行临床资料、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Scale,SAD)的评定.结果 相对于对照组,病例组CTQ-SF总分及其各维度分、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分更高(P＜0.05),SES 评分更低(P＜0.05).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青少年SAD分与CTQ-SF总分及其各维度分、消极应对分存在显著正相关(P＜0.01),与积极应对分、SES分呈显著负相关(P＜0.01).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童年期虐待水平、情感虐待(EA)、情感忽视(EN)、消极应对、自尊为影响青少年社交恐惧症发病的因素,且CTQ-SF总分、EA分、EN分与青少年社交恐惧症患者的起病年龄成显著负相关(P＜0.01),EA、EN的严重程度与病程呈显著正相关(P＜0.05).结论 青少年社交恐惧症患者有更多的童年期虐待经历.童年期虐待水平、情感虐待、情感忽视、消极应对、自尊为影响青少年社交恐惧症发病的危险因素,积极应对是青少年社交恐惧症发病的保护因素,且童年期虐待经历越多,其起病年龄越早,经历的情感虐待、情感忽视越多,其病情越严重、病程越长.     

缓解期抑郁症患者述情障碍与认知应对策略关系的初步研究

目的 探讨缓解期抑郁症患者述情障碍与认知应对策略的特征及二者的关系.方法 采用多伦多述情量表（TAS-20）中文版、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对130例缓解期抑郁症患者进行评定,并与95例健康志愿者（对照组）比较.结果 （1）抑郁症组TAS-20总分及因子I、III分仍显著高于对照组,依次为（51.00±9.25）分vs（48.04±8.79）分、（16.97±5.46）分vs（15.90±4.26）分、（21.31±4.11）分vs（19.09±3.03）分,P＜0.05或P＜0.01.CERQ-C中责难自己、沉思、积极重新关注、理性分析、责难他人因子分低于对照组,接受、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因子分高于对照组,依次为（10.63±3.21）分vs（12.56±2.26）分、（9.72±3.13）分vs（12.01±2.44）分、（11.08±2.94）分vs（12.11±2.65）分、（8.88±3.07）分vs（11.66±2.41）分、（8.88±3.69）分vs（10.19±2.35）分、（13.26±3.67）分vs（12.56±2.26）分、（13.56±3.56）分vs（12.51±3.65）分、（13.81±4.06）分vs（12.47±3.70）分,P＜0.01;（2）CERQ-C沉思、接受、责难他人等因子依次进入TAS-20总分的回归方程;自杀行为、医疗费用、抑郁总分等因子依次进入TAS-20因子I的回归方程;沉思因子、父母文化程度进入TAS-20因子II的回归方程; 接受、责难他人与积极评价因子等依次进入TAS-20因子III的回归方程.结论 缓解期抑郁症仍存在明显的述情障碍与不良的认知应对策略.述情障碍的不同纬度影响因素不同,不适应性的应对策略可能仍为缓解期抑郁症患者述情障碍重要的影响因素.     

首次抑郁发作患者米那普仑治疗后负性自动思维、述情障碍及生活质量的变化

目的:探讨首次抑郁发作患者米那普仑治疗后负性自动思维、述情障碍及生活质量的变化。方法:对89例首次抑郁发作患者给予米那普仑治疗,分别于治疗前、治疗12周后进行负性自动思维问卷(ATQ)、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及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LI)评估,并进行比较及相关性分析。结果:米那普仑治疗12周后,患者ATQ评分显著低于治疗前(t=5.90,P0.01);TAS-20中情感辩别不能因子分、情感描述不能因子分及总分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均0.01);外向性思维因子分治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GQLI中的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功能维度评分及总分较治疗前显著增高(P均0.01);物质生活条件维度评分治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前ATQ评分与TAS-20中情感辩别不能、情感描述不能因子分及总分呈正相关(P均0.01),与外向性思维因子分无相关性;治疗前ATQ评分与GQLI各维度评分及总分呈负相关(P0.01或P0.05)。结论:米那普仑治疗能够改善首次抑郁发作患者的负性自动思维水平,降低述情障碍的强度,提高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