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与流动学龄前儿童焦虑症状的相关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城市地区的户籍与流动学龄前儿童焦虑症状的现况及相关因素,为学龄前儿童的焦虑问题防治以及改善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状态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2017年6月采用方便整群抽样法,从3所户籍儿童幼儿园和3所流动儿童幼儿园,抽取3~6岁在园儿童1 513名。使用Spence学前儿童焦虑量表评估焦虑症状,养育环境评价量表评估养育行为。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探讨学龄前儿童焦虑症状的相关因素。结果 流动儿童广泛性焦虑、社交焦虑和分离焦虑得分以及总焦虑得分均显著高于户籍儿童。总体焦虑症状的阳性检出率为2.77%(42/1 513),流动儿童高于户籍儿童(χ²=7.95,P<0.01)。广泛性焦虑、社交焦虑和分离性焦虑的症状阳性检出率分别为3.16%、3.82%和3.89%。其中,分离性焦虑症状的阳性检出率,流动儿童高于户籍儿童(χ²=6.82,P<0.01)。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日常陪伴(β=-0.14,P<0.05)、育儿支持(β=-0.08,P<0.05)可减少学龄前儿童的焦虑症状,而惩罚(β=0.49,P<0.01)可增加儿童焦虑症状。儿童类型与家长养育行为的交互作用也与儿童焦虑水平密切相关(β=0.11,-0.12,P<0.05)。结论 高质量的日常陪伴、增加家庭成员之间的育儿支持,减少惩罚,可降低学龄前儿童焦虑的症状水平。     

学龄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症状与父母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研究

目的 了解学龄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儿童父母的一般心理健康状况,探讨其与儿童ADHD症状的相关性。 方法 2015年5月-2017年1月选取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诊断标准的学龄前ADHD儿童119例,以及附近普通幼儿园正常对照儿童115例,年龄范围均为4岁0月~5岁11月。研究采用SNAP-Ⅳ评定量表对两组儿童的症状进行评估,采用12项一般健康问卷(GHQ-12)、患者健康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PHQ-9)、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对两组父母的一般心理健康水平和焦虑、抑郁情绪进行评定,并对两组结果进行比较及相关性分析。 结果 1)研究组儿童SNAP-Ⅳ各因子得分及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儿童(P<0.001)。 2)研究组儿童父母的 PHQ-9和GAD-7得分高于对照组(P<0.05),且心理健康水平筛查阳性率和焦虑、抑郁症状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P<0.05)。 3)学龄前ADHD儿童SNAP-Ⅳ各因子得分及总分与父母的GHQ-12、PHQ-9、GAD-7得分呈低至中度正相关(r=0.22~0.35,P<0.01)。 结论 学龄前ADHD儿童父母的焦虑、抑郁水平较高,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儿童ADHD的症状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应重视对学龄前ADHD儿童父母进行心理辅导和治疗。     

广州市特殊儿童社会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

目的 调查广州市特殊儿童社会能力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特殊儿童及其家庭生活质量提供依据。方法 2017年11月—2018年1月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情况调查表和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BCL)对354名特殊儿童父母进行调查。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广州市特殊儿童社会能力偏低,总社会能力得分平均为(8.10±4.30) 分。经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照顾者文化程度(β=-0.213,P<0.001)、儿童性别(β=0.118,P=0.018)及是否在普校就读过(β=-0.214,P<0.001)对社会能力总分有影响;是否在普校就读过(β=-0.183,P<0.001)、家庭结构(β=-0.135,P=0.010)对活动能力有影响;照顾者文化程度(β=-0.224,P<0.001)、儿童性别(β=0.130,P=0.011)及是否在普校就读过(β=-0.169,P=0.001)对社交能力有影响;儿童年龄(β=0.268,P<0.001)、家庭居住地(β=0.264,P<0.001)及是否在普校就读过(β=-0.143,P=0.003)对学校能力有影响。结论 针对特殊儿童社会能力各维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从活动、社交、学校等方面着手,制定有效的社会能力培养方案,可帮助特殊儿童融入社会,提高特殊儿童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过敏性疾病发生情况的调查

目的 调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儿童过敏性疾病的发生情况,为ADHD的治疗和预防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择2019年10月-2020年4月上海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就诊的800例ADHD儿童为ADHD组,同时选取800例健康体检儿童设为对照组,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收集两组儿童的人口学资料及临床病史资料,采用单因素χ²检验比较ADHD组和对照组儿童过敏性疾病的患病率,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不同过敏性疾病共患时儿童ADHD患病风险及抗过敏治疗对ADHD症状的影响。结果 ADHD组儿童过敏性疾病患病率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23.220,P<0.001);单一过敏性疾病组儿童ADHD患病风险OR值为1.681(95%CI:1.163~2.375),混合过敏性疾病组儿童ADHD患病风险OR值为2.494(95%CI:1.912~3.254);当ADHD患儿出现过敏症状时,58.2%的患儿ADHD症状较前加重,其中混合过敏性疾病组ADHD症状较前加重的患儿比例高于单一过敏性疾病组(60.6% vs.53.7%,χ²＝434.161,P<0.001)。结论 ADHD儿童过敏性疾病患病率高于对照组;过敏性疾病增加儿童 ADHD的患病风险,过敏性疾病共患种类越多,ADHD患病风险越高。     

气质对学龄前儿童家长喂养行为与其子女挑食关系的调节作用

目的 探讨父母喂养行为对学龄前儿童挑食的影响,检验儿童气质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方法 2020年6月采取方便抽样对上海市浦东新区6所幼儿园442名3~6岁学龄前儿童家长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家长喂养行为、儿童挑食及儿童气质(生气沮丧、抑制控制)。 结果 父母鼓励健康饮食负向预测儿童挑食(β=-0.270,P＜0.001),父母以食物为奖励正向预测儿童挑食(β=0.210,P＜0.001);儿童生气沮丧特质分别调节父母鼓励健康饮食(β=0.125,t=2.207,P＜0.05)、以食物为奖励(β=0.141,t=3.465,P＜0.001)与儿童挑食之间的关系;儿童抑制控制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结论 父母某些喂养行为与儿童挑食关系密切,且这种关系会因儿童气质中的情绪倾向性而有所不同。对于容易生气沮丧的学龄前儿童,家长多采用鼓励健康饮食,少用以食物为奖励的行为,可能有助于减少这类儿童的挑食问题。     

农村地区家庭教养环境对儿童攻击行为作用的研究

目的 探索农村地区家庭教养环境对儿童攻击行为的影响,为儿童攻击行为的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2014年10－11月,在皖北的蚌埠地区和宿州地区抽取5所初中和5所小学,在每所学校的4~9年级随机整群抽取2个班,共有学生1 988名(男生1 009名,女生979名),采用自编家庭教养环境、攻击行为问卷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stepwise)等方法分析家庭教养环境与农村儿童攻击行为关系。 结果 家庭教养环境中自评家庭经济状况一般(β=-0.222,P<0.01)、父母对儿童生活中的表现持满意态度(β=-0.220,P<0.01)以及身边照看人多与儿童聊天(β=-0.214,P<0.01)是儿童攻击行为的保护因素;儿童与周围人发生矛盾时,母亲采取批评指责、教导儿童与对方打骂和不与对方交往的方式是儿童攻击行为的危险因素(β=0.302,P<0.01);儿童犯错误时父亲采取无所谓和打骂的处理方式也是儿童攻击行为的危险因素(β=0.202,P<0.01)。 结论 良好的家庭教养环境可以有效减少儿童的攻击行为,而不良的家庭教养环境则可以促进儿童攻击行为的发生。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及其父母攻击行为相互作用的网络分析

目的 应用网络分析的方法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儿童攻击性以及父母攻击性的相互影响。方法 2019年1—12月选择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诊断标准的ADHD儿童108人为ADHD组,正常儿童110人为对照组,两组儿童及其父母均完成攻击问卷。通过构建网络的方法对ADHD及对照组儿童攻击性行为与其父母的攻击性行为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结果 ADHD组儿童躯体攻击性、言语攻击性、易怒得分高于对照组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03、2.94、5.92,P<0.001)。ADHD父母的攻击性显著高于对照组,其分量表显示ADHD组父母易怒(t=3.83、3.70)、父母敌意(t=2.69、3.06)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分析显示父母的攻击性和ADHD儿童的攻击性有显著相关(P<0.01);网络分析显示ADHD儿童与正常对照组儿童存在不同的攻击性网络结构,其网络全局强度高于对照组(Z=2.06,P<0.05)。结论 ADHD儿童和其父母较正常儿童均具有较高水平的攻击行为,父母的攻击性和ADHD儿童的攻击性之间相互影响,ADHD儿童攻击性受到父母的影响显著大于对照组。     

父母教养方式与学龄前角色转换期大孩情绪行为问题的关系

目的 探索不同父母教养方式与学龄前角色转换期大孩情绪行为问题的关系,为改善儿童情绪行为问题提供参考。方法 按照立意抽样于2019年3—12月在两所三甲医疗机构招募882名学龄前角色转换期大孩(男童398名,女童484名),平均年龄为(3.58±1.25)岁。采用自编问卷和1.5~5岁儿童行为量表父母版(CBCL)对调查对象父母教养方式和情绪行为情况进行调查,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父母教养方式与学龄前角色转换期大孩情绪行为问题的关系。结果 882名学龄前角色转换期大孩情绪行为综合问题中内化问题、外化问题和整体问题得分分别为6.0(3.0,10.0)、8.0(3.0,13.0)和22.0(10.0,37.0)。多重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母亲专制型教养方式、父亲专制型和忽视型教养方式的大孩有较高水平的内化问题(β=0.08、0.12、0.12)、外化问题(β=0.08、0.16、0.14)和整体问题(β=0.08、0.16、0.14);年龄较大的大孩外化问题(β=-0.11)和整体问题(β=-0.11)得分较低,家庭氛围很和谐的大孩内化问题(β=-0.24)、外化问题(β=-0.21)和整体问题(β=-0.23)得分较低,抚养困难型和发展缓慢型气质的大孩内化问题(β=0.16、0.20)、外化问题(β=0.16、0.13)和整体问题(β=0.17、0.16)得分较高(P<0.05)。结论 母亲专制型教养方式、父亲专制型和忽视型教养方式与学龄前角色转换期大孩较高水平的情绪行为问题相关。     

上海市早产儿学龄前期睡眠质量状况调查

目的 对上海市早产儿学龄前期睡眠质量现状进行调查,为探索如何改善早产儿睡眠质量提供参考。方法 2018年5-6月随机整群抽取上海市20所幼儿园8 586名儿童进行调查,其中早产儿共848名,对家长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儿童及其家庭基本情况、睡眠习惯和睡眠问题等。结果 上海市848名早产儿学龄前期有睡眠问题的发生率为96.9%,睡眠问题较严重的发生率为45.9%。最常见的睡眠问题是:害怕就寝 74.3%,打鼾64.9%,入睡困难56.6%,男童磨牙(54.7%)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女童(41.4%)(χ²＝14.717,P<0.001)。学龄前期早产儿白天平均睡眠时间为(1.59±0.66)h,夜间为(9.19±0.92)h,全天为(10.78±1.10)h。不同年龄组学龄前期早产儿,白天及全天睡眠时间有随年龄增加而逐年减少的趋势(F=15.573、8.086,P<0.001)。夜惊(F＝18.745,P<0.001)和白天嗜睡(F＝1.044,P＝0.791)随着年龄的增加发生率逐渐降低,生长痛随着年龄的增加发生率逐渐增加(F=4.134,P＝0.227)。睡眠不足的发生率为16.3%,随着年龄的增长睡眠不足的发生率逐渐升高。结论 上海市早产儿学龄前期睡眠问题及多种睡眠问题合并,睡眠不足的发生率较高,早产儿学龄前期睡眠质量状况不容忽视,应重视早产儿的睡眠问题。     

学龄前儿童强迫症状与家庭养育环境关系的研究

目的 研究学龄前儿童强迫症状的发生情况以及与家庭养育环境的关系,为早期发现及早期干预学龄前儿童强迫障碍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2017年10-11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选取太原市城区3所具有代表性的幼儿园共969例3～6岁儿童为研究对象。应用儿童基本情况调查表、家庭养育环境量表、Spence学前儿童焦虑量表、焦虑自测量表进行研究。数据处理采用t检验、χ²检验、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强迫症状阳性检出60例(6.2%);其中男性32例(6.3%),女性28例(6.0%);小班19例(5.8%),中班29例(7.2%),大班12例(5.0%)。将阳性检出的60例作为强迫症状组,无任何焦虑的180例作为对照组。两组性别间比较(χ²=0.200,P=0.655)和班级间比较(χ²=2.065,P=0.356)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家庭养育环境量表中,两组在语言/认知、情感温暖/自我表达、社会适应/自我管理、忽视/干涉/惩罚、活动多样性/游戏参与和环境气氛6个因子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母亲学历(χ²=14.356,P<0.01)和母亲焦虑得分(t=3.426,P<0.01)在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中,忽视/干涉/惩罚(环境中等OR＝0.241,95%CI为0.088~0.659)、母亲焦虑得分(OR=1.059,95%CI为1.009~1.111)以及母亲学历(中学OR＝3.886,95%CI为1.554~9.716,大专及以上OR＝2.695,95%CI为1.301~5.581)3个自变量与强迫症状发生有关。结论 强迫症状在学龄前儿童较常见,强迫症状的发生与家庭养育方式、母亲情绪及母亲文化程度有关。对父母进行心理养育咨询可以早期干预学龄前儿童强迫障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龄前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相关研究

目的 了解学龄前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流行情况,分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ADHD发生的关系,为儿童ADHD的防控和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方便整群抽样的原则,从农村地区的5所幼儿园和城市地区的2所幼儿园共抽取1 142名4~7岁的儿童,对其家长进行问卷调查。采用《ADHD评估量表(第4版)-学龄前儿童版》评估ADHD的症状水平。结果 学龄前儿童ADHD症状阳性率为7.01%,男童检出率为7.38%,女童检出率为6.56%。农村地区检出率为7.99%,城市地区为6.67%。多因素分层回归显示,女童、父亲年龄较大者,家里儿童读物数量较多者,ADHD症状水平较低。此外,3岁后每年生活总花费较高者,其ADHD症状阳性率越高,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城市儿童中,农村儿童则相反。结论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特别是对学龄前儿童生活的投入与儿童ADHD密切相关,但是城乡差异和儿童年龄差异在其间起重要的调节作用。     

城市地区家长育儿压力与学龄前儿童焦虑症状的相关研究

目的了解城市地区家长的育儿压力水平及学龄前儿童焦虑症状水平,分析育儿压力与学龄前儿童焦虑症状的关联性。方法 2017年6月采取方便整群抽样,从城市地区的3所幼儿园共抽取1 107名3~6岁儿童,对其家长开展问卷调查。采用Spence学前儿童焦虑量表评估3~6岁儿童的焦虑症状水平。采用简式育儿压力评定量表测量亲子关系中的育儿压力。结果城市地区学龄前儿童总的焦虑症状阳性检出率为3.3%(34/1107),其中广泛性焦虑、社交性焦虑、分离性焦虑的症状阳性检出率为3.1%、3.7%和3.1%。儿童焦虑症状阳性组的家长各维度的育儿压力均显著高于无焦虑症状的儿童家长(P<0.01)。多因素回归显示,家长感到育儿愁苦和困难儿童的压力水平与儿童焦虑症状呈正相关(B=-0.17,P<0.01;B=-0.46,P<0.01);儿童3岁前花费越少,儿童焦虑症状水平越高(B=-1.14,P=0.01),相反儿童3岁后花费越高,儿童焦虑症状水平越高(B=1.19,P=0.02)。结论家长的育儿压力和家庭对儿童直接的经济投入与儿童焦虑症状水平呈显著相关,并受到儿童年龄的交互影响。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与其母亲焦虑状况关联分析

目的 比较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儿童与典型发育(TD)儿童母亲的焦虑状况,探索ASD儿童情绪行为问题与其母亲焦虑水平间的关系。方法 通过临床诊断招募55名6~12岁智商≥70的ASD儿童及74名TD儿童,采用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I)评估入组儿童母亲的焦虑情况,采用长处与困难问卷(SDQ)评估两组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及表现。结果 ASD儿童组母亲状态焦虑得分与特质焦虑得分高于TD组母亲(t=5.272、4.484、P<0.05),ASD儿童SDQ困难总分及多动/注意力缺陷、情绪症状、同伴交往问题及品行问题因子得分高于TD组儿童(t=10.791、7.482、4.295、12.925、3.544),亲社会行为因子分(t=5.084)低于TD组儿童,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校正混杂因素后,ASD组母亲状态、特质焦虑得分与儿童困难总分 [S-AI: β=0.83 (95%CI: 0.19~1.46); T-AI: β=0.60 (95%CI: 0.05~1.14)]、情绪症状 [S-AI: β=2.28 (95%CI:0.72~3.84); T-AI: β=2.04 (95%CI: 0.74~3.33)]存在正相关关系(P<0.05)。TD组母亲状态焦虑得分与儿童困难总分 [β=0.50 (95%CI: 0.03~0.96)]、品行问题 [β=1.74 (95%CI: 0.19~3.30)]存在正相关关系;特质焦虑得分与品行问题 [β=1.54 (95%CI: 0.09~3.00)]存在正相关关系(P<0.05)。结论 ASD儿童母亲比TD儿童母亲更容易出现焦虑。其中ASD儿童母亲的焦虑水平与儿童情绪问题有关,TD儿童母亲的焦虑水平与儿童品行问题有关。     

云南省三州(市)6～11岁城市流动儿童的忽视现状研究

目的 了解云南省三地区城市流动儿童的忽视现况及主要原因,为有效减少其发生制定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根据经济及教育水平等因素,2020年9—12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抽取昆明市、大理州和临沧市3个地区为调查点,采用《中国城市儿童青少年忽视评价常模量表》,对1 193名学生进行相关调查。结果 云南省三地区6～11岁城市流动儿童总忽视率40.7%(486/1 193),其中城市流动儿童忽视率为40.80%(393/963);非城市流动儿童忽视率为40.4%(93/230)。城市流动儿童男童各层面忽视率大于女童,其中安全层面有统计学意义(χ²=4.417,P<0.05)。不同民族中除医疗层面外,汉族忽视率都高于少数民族,其中身体(χ²=6.963,P<0.05)和情感(χ²=6.850,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云南省农村儿童、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全国儿童相应指标比较,云南省城市流动儿童忽视度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8岁t=20.281、19.153、13.616,P<0.001;9~11岁t=7.075、13.101、8.047,P<0.001)。结论 云南省三州(市)6~11岁城市流动儿童忽视情况较十年前有所缓解,针对流动儿童实施的相关政策效果逐步显现。家庭教育模式有所转变,“父母教育卷入”使“子女随父母进城务工”逐渐被“父母随子女进城读书”所替代,但是针对低龄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和适应相关问题应持续关注;民族教育层面下儿童忽视率性别差异更小,学校与家庭教育应因地制宜,注重亲子参与。     

南宁市城市和农村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南宁市城市和农村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影响因素,为开展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对2018年南宁市1个城区300例及1个县区200例2型糖尿病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和血糖检测。采用SPSS 24.0软件进行分析,并利用LASSO回归模型分析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影响因素。 结果 城市患者血糖控制达标比例(45.61%)高于农村患者(29.6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2.719,P<0.05)。血糖控制达标组每天锻炼身体、门诊随访方式、规律使用降血糖药物、血压控制达标、糖尿病防治知识回答正确>6题的比例均高于不达标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最小绝对值收敛和选择算子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糖尿病病程≥10年(β分别为0.30、0.07)、一年内吸烟(β分别为0.23、0.27)、不规律使用降糖药物(β分别为0.29、0.36)、糖尿病防治知识回答正确≤6题(β分别为0.21、0.08)均是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危险因素,而一年内随访次数<4次(β分别为-0.44、-0.81)是保护因素。除城镇医疗保险外的其他医疗保险、每天检测血糖频率不足1次是城市患者血糖控制的危险因素(β分别为0.14、0.15),但却是农村患者的保护因素(β分别为-0.13、-0.87);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是城市患者血糖控制的保护因素(β=-0.22),但却是农村患者的危险因素(β=0.40)。除此之外,城市患者血糖控制的危险因素还包括一年内饮酒(β=0.07);农村患者血糖控制的危险因素还包括已婚(β=0.08),保护因素包括无糖尿病家族史(β=-1.66)。 结论 南宁市2型糖尿病城市患者血糖控制情况优于农村患者,并且城乡患者血糖控制的影响因素不同,应根据城市和农村不同地区采取针对性措施,从而改善患者健康生活方式和血糖控制行为。     

天津市5~6岁儿童空腹血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天津市5~6岁儿童的空腹血糖(FPG)水平现状,分析儿童空腹血糖水平及空腹血糖受损(IFG)的影响因素,为预防成人慢性病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法于2018年3—6月对天津市除滨海新区外的15个行政区的49所幼儿园的5~6岁儿童进行了横断面调查。调查包括测量身高、体重,采集空腹指尖血 2 ml检测FPG,问卷收集儿童的饮食、运动情况以及生活方式。结果 5 942名5~6岁儿童FPG平均水平为(4.77±0.38)mmol/L,IFG(FPG≥5.6 mmol/L)检出率为0.82%。多因素线性回归结果显示,男童的FPG水平高于女童(β=0.140,P＜0.001),居住在市区儿童的FPG水平高于郊区儿童(β=0.126,P＜0.001),超重和肥胖儿童FPG水平均高于体重正常儿童(β＝0.059、0.072,P＜0.001),白天运动时间＜0.5 h/d儿童FPG水平高于白天运动时间≥2 h/d儿童(β=0.031,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男童(OR=2.245,95%CI:1.204~4.186)、居住地为市区(OR=2.112,95%CI:1.169~3.817)和含糖饮料摄入频次≥3次/周(OR=7.724,95%CI:1.725~34.579)是儿童IFG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 开展学龄前儿童空腹血糖早期筛查和健康生活方式干预,对于成人慢性病的早期预防具有重要公共卫生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