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签约下居民的社区首诊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1+1+1”签约下居民的社区首诊意愿,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　于2017年10—12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法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街道抽取社区居民600例。采用本课题组自行设计的问卷对纳入居民进行调查,主要内容包括居民的基本情况、对“1+1+1”签约的知晓和签约情况、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就诊情况、患病后首诊选择的医疗机构。共发放问卷600份,有效回收58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7%。结果　580例社区居民中,有社区首诊意愿的居民463例（79.8%）。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居民的社区首诊意愿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知晓“1+1+1”签约居民的社区首诊意愿高于不知晓的居民,已签约居民的社区首诊意愿高于未签约的居民,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有固定就诊医生居民的社区首诊意愿高于无固定就诊医生的居民,对就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生技能水平感到满意居民的社区首诊意愿高于一般/不满意的居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是否签约、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否有固定就诊医生是居民社区首诊意愿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1+1+1”签约模式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社区首诊意愿,进而促进有序就医格局的形成。     

北京市朝阳区居民社区首诊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居民社区首诊意愿情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 2014年10-11月,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北京市朝阳区根据地理位置和城乡差异抽取的8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18岁及以上的常住居民518人进行调查,内容包括居民一般人口学资料、是否患有慢性病、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满意度、首诊行为、对社区首诊制的认知、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 共发放问卷518份,回收有效问卷512份,有效回收率为98.8%。72.5%（371/512）的居民有社区卫生服机构就诊经历,其对医护人员服务态度的满意率最高,为86.5%（321/371）;而对药品的满意率最低,为57.7%（214/371）。49.8%（255/512）的居民选择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作为首诊机构,主要原因为就近方便（93.7%,239/255）、服务态度好（45.5%,116/255）、价格便宜（44.3%,113/255）、病情较轻（39.6%,101/25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是否患有慢性病、步行至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时间的居民首诊医疗机构选择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居民对社区首诊制的知晓率为46.3%（237/512）,接受率为56.8%（291/512）,不愿接受的主要原因为医疗设备（65.0%,143/220）和药品（59.5%,131/220）不能满足要求;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地理位置、婚姻状况、步行至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时间、首诊行为和社区药品能否满足要求、是否了解社区首诊制及对就诊过程的方便程度、报销比例、诊疗环境、医疗费用、报销比例是否满意的居民社区首诊意愿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地理位置、首诊行为和对报销比例是否满意是居民社区首诊意愿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居民社区首诊意愿较高,但知晓率偏低,社区首诊政策的宣传力度有待加强,社区卫生服务能力有待提高。地理位置、首诊行为和对报销比例是否满意是居民社区首诊意愿的影响因素。     

全科医生对医疗联合体的认知情况调查

目的　了解湖北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全科医生对医疗联合体（医联体）的认知情况。方法　于2017年8月,选取2017年4—6月参加湖北省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全科医生764例。采用本课题组编制的问卷对纳入全科医生进行调查,内容包括全科医生的基本情况、对医联体的熟悉程度和支持度、对医联体建设的认知情况、所在机构与上级医院的业务往来情况、在医联体内双向转诊的参与情况。共发放问卷764份,回收有效问卷749份,有效回收率为98.0%。结果　60.8%（448/737）的全科医生表示对医联体非常/比较熟悉,88.3%（646/732）的全科医生表示对医联体建设非常/比较支持。不同职称全科医生对医联体的熟悉程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医联体建设的支持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全科医生认为建设医联体的好处排在首位的为减少患者的诊疗费用（78.0%,584/749）,认为目前建设医联体的困难排在首位的为宣传不够致使居民不了解医联体（70.1%,525/749）,对医联体建设的建议排在首位的为上级医院定期安排医生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业务指导（87.7%,657/749）。84.9%（626/737）的全科医生所在机构有定点转诊上级医院,33.3%（245/735）的全科医生所在机构有上级医院医生来进行经验交流/业务指导;53.5%（394/736）的全科医生经常向上级医院转诊患者,83.1%（608/732）的全科医生偶尔/从未收治过上级医院下转的患者。所在机构有无定点转诊上级医院、有无上级医院医生来进行经验交流/业务指导的全科医生对医联体的熟悉程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湖北省全科医生对医联体的认知情况较好,对医联体建设的支持率较高,应继续加强对医联体相关政策的宣传,并促进医联体内部的合作与资源共享。     

影响社区居民首诊医院选择的相关因素调查

目的了解社区居民对首诊医院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为政府制定有效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随机选取沈阳市铁西区六个社区共1200名居民作为调查对象,调查主要包括社区居民的基本资料、首诊医院的选择、影响首诊医院选择因素。结果发放问卷1200份,收回有效问卷1161份,有效率为96.75%。在1161份有效问卷中,38.8%的居民首诊选择三级医院,24.1%的居民首诊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选择在三级医院做CT、彩超、心电图的社区居民比例为72.4%、61.8%和50%,而选择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CT、彩超、心电图的社区居民比例只为5.3%、6.9%、10.6%。调查发现,34.5%的居民认为应该提高基层医院的报销比例,81.1%的居民认为利用云平台请上一级医院的医生对检查结果进行远程诊断,可以首选基层医院检查。结论医生诊疗水平、疾病严重程度、设备水平是影响社区居民选择社区医院作为首诊医院的首要三个因素。优化基层医疗机构的资源配置、制定相关医保政策、利用云平台可能会改变社区居民的首诊选择。     

重庆市某医联体医患双方对双向转诊认知的调查研究

背景　医疗联合体（以下简称医联体）模式是促进医疗资源合理分配、完善分级诊疗的有效途径之一。截至2018年,重庆市已经实现医联体模式全面覆盖,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联体于2011年3月成立,经过6年多的发展,医联体取得一定成效。本研究选择该医联体为样本,研究医疗体内医患双方对双向转诊的运行情况,为完善重庆市分级诊疗格局提供政策参考。目的　调研重庆市某医联体医患双方对双向转诊的认知现状、双向转诊中存在的问题,探讨问题解决方案。方法　2017年9-11月和2017年8-10月,采用随机抽样调查分别对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联体内共6家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和住院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医务人员及患者基本信息、对双向转诊的知晓情况,医务人员双向转诊开展情况及相关因素、患者双向转诊及影响因素,医患双方对双向转诊顺畅的认可情况及对双向转诊实施的认可情况。结果　医务人员有效问卷应答率为88.3%（309/350）。288例（93.2%）医务人员对双向转诊知晓。不同职称、来源医院医务人员对双向转诊知晓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工作中有过为患者提供转诊服务经历的医务人员282例（91.3%）。有过为患者提供转诊服务经历的医务人员中双向转诊者151例（53.5%）,向上转诊诊者62例（22.0%）,向下转诊者69例（24.5%）。核心医院医务人员向下转诊患者时考虑因素主要是病情已稳定,处于康复期或恢复期;托管区县医院医务人员向上转诊患者时考虑因素主要是患者病情需要。阻碍核心医院医务人员向下转诊的因素主要是患者对基层医疗技术水平不满意。阻碍托管区县医院医务人员向下转诊的因素主要是下级医院能力不足。核心医院、托管区县医院医务人员对双向转诊顺畅的认可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90,P=0.764）。医务人员对双向转诊实施的认可率为57.9%（179/309）。核心医院、托管区县医院医务人员对双向转诊实施的认可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742,P<0.05）。患者有效问卷应答率为85.7%（257/300）。182例（70.8%）患者对双向转诊知晓。不同文化程度患者对双向转诊的知晓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555,P<0.05）。有过转诊经历的患者83例（32.3%）。促进患者向上转诊的主要因素是患者病情需要,阻碍患者向上转诊的主要因素是诊疗费用高。促进患者向下转诊的主要因素是病情已经处于康复期,没有必要继续治疗;阻碍患者向下转诊的主要因素是对基层医疗技术水平不满意。核心医院和托管区县医院患者对双向转诊顺畅的认可率分别为98.8%（79/80）和89.3%（158/17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11,P=0.918）。核心医院、托管区县医院患者对双向转诊实施的认可率分别为42.5%（34/80）和33.3%（59/17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484,P=0.138）。结论　重庆市某医联体医患双方对双向转诊的认知普遍较高,双向转诊不够顺畅,向上转诊易向下转诊难,医联体医患双方认可度低,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有待提高。应提高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加大医联体内双向转诊指导、监管和激励力度,保障转诊顺畅。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社区居民就诊行为的影响研究

目的　探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社区居民就诊行为的影响。方法　于2013年12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法,在上海市长宁区的10个街道/镇抽取社区居民3 040例。采用本课题组研制的问卷对纳入居民进行调查,本文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居民最近一次患病的就诊医疗机构、选择就诊医疗机构的原因、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诊情况,问卷有效回收2 750份。另于2016年6月,对该3 040例居民进行追踪调查,确定问卷有效回收的居民2 004例。结果　2013年和2016年分别有51.4%（213/414）、40.7%（209/514）的签约居民最近一次患病选择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签约居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率高于未签约居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6年签约居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率低于2013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6年签约居民选择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原因排在前3位的分别为就诊方便（27.7%,180/649）、病情轻（13.4%,87/649）、费用较低（11.6%,75/649）。2013年和2016年分别有7.6%（45/589）、11.9%（77/649）的签约居民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诊;签约居民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诊率高于未签约居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6年签约居民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诊率高于2013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6年46.7%（36/77）的签约居民通过家庭医生转诊,83.3%（40/48）的未签约居民通过普通门诊转诊;签约居民与未签约居民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诊的方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居民签约后就诊行为有所改善,但转诊服务利用率较低,分级诊疗格局仍有待加强。     

医联体模式下北京市海淀区社区居民双向转诊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背景　双向转诊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但目前仍存在转诊不畅、上转易下转难、单向转诊等问题,了解社区居民双向转诊现状及影响因素对于进一步完善双向转诊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目的　了解北京市海淀区社区居民双向转诊现状,分析社区居民双向转诊行为影响因素,为医联体制定转诊方案和政策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量性研究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量性研究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对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转诊预约中心提供的上转人数及科室相关数据进行统计;第二部分选取2018年2-6月在北京市海淀区北医三院医联体有转诊经历的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自行设计,主要包括社区居民基本情况、转诊经历及影响因素等内容。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547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1.2%。质性研究选取1例医联体核心医院门诊部领导、2例三级医院医生、2例基层医生、10例有转诊经历的社区居民进行访谈。结果　2014-2016年,医联体上转人数增加2 507例,增幅为106.5%,2017年上转人数较2016年有所下降。547例社区居民中,474例（86.7%）有上转经历,106例（19.4%）有下转经历,33例（6.0%）有双向转诊经历。居民上转最主要的原因为认为三级医院诊疗水平高（73.0%）,年龄、月收入、文化程度和医保类型是居民上转的影响因素（P<0.05）;下转最主要的原因为离家近（51.9%）,月收入、是否了解双向转诊是居民下转的影响因素（P<0.05）。质性访谈结果显示促进居民转诊行为的因素主要有满足转诊居民需要和转诊方便居民就医,阻碍居民转诊行为的因素主要有基层宣传力度不足和基层医生主观能动性较差。结论　实施双向转诊以来,北京市海淀区医联体在转诊方面总体呈良好发展趋势,但尚未实现真正意义的双向转诊。为贯彻落实医联体双向转诊政策,可从加大基层医院投入、提高居民双向转诊的认知水平、建设基层医院优势科室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双向转诊制度。     

门诊患者对分级诊疗制度的认知评价调查

背景　分级诊疗作为优化卫生资源配置的重要形式,其意义已得到充分认可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探索工作。江苏省自2015年全面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工作。目的　通过调查江苏省门诊患者对分级诊疗制度的知晓情况、就医意愿,探讨患者对分级诊疗制度的认知评价及其影响因素,为合理引导患者就医流向、促进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提供循证决策依据。方法　通过分层抽样方法选择江苏省6个城市,采用典型抽样法在每个城市选择4家医疗卫生机构,2017年11—12月采用偶遇抽样法对上述4家医疗卫生机构的门诊患者进行面对面访谈式调查,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门诊患者分级诊疗制度的知晓情况、基层首诊意愿及对双向转诊制度的评价进行调查。结果　有42.5%（738/1 738）门诊患者知晓分级诊疗制度,39.9%（694/1 738）门诊患者知晓基层首诊制度。不同文化程度、工作状态、职业类型、医疗保险类型、平均月收入、居住地、地区门诊患者对分级诊疗制度知晓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医疗保险类型、地区是影响门诊患者对分级诊疗制度知晓情况的因素（P<0.05）。48.6%（845/1 738）门诊患者首诊愿意选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51.4%（893/1 738）门诊患者首诊愿意选综合医院。知晓基层首诊制度的门诊患者与不知晓基层首诊制度的门诊患者对首诊机构的选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江苏省门诊患者对分级诊疗制度知晓率较低、基层首诊意愿低,双向转诊中转上不转下问题突出。卫生行政部门需要加强政策宣传与引导、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建设、规范双向转诊制度流程、完善分级诊疗支撑保障制度的建设,逐步完善分级诊疗服务体系建设。     

北京市朝阳区居民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评估研究

目的 评估北京市朝阳区居民的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 方法 于2014年9—11月,采用目的性抽样法根据城乡区别、地理位置、区域内医疗资源分布情况在北京市朝阳区抽取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用方便抽样法在该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抽取非患者居民518例。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对居民进行调查, 主要内容包括居民的基本情况、健康状况、社区卫生服务可及性、是否知晓社区首诊制、是否接受社区首诊制及不接受原因、就诊体验、卫生服务重要性认识,以及对实施社区首诊制的建议。 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511份,居民的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为43.1%（220/511）。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年医疗支出、医保类型居民的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婚姻状况居民的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自评健康状况及两周内是否患病、是否患慢性病居民的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离家最近医疗机构居民的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步行至相应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所需时间居民的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社区首诊制认知情况居民的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就诊过程方便程度、医疗设备、就诊环境、报销比例、药品种类满意度居民的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服务态度、就诊时间、离家距离、医务人员技术水平、医疗费用、药品费用、治疗效果满意度居民的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交通便利性重要性认识居民的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服务态度、就诊过程方便程度、就诊时间、医务人员技术水平、医疗设备、就诊环境、医疗费用、药品费用、报销比例、转诊过程、与医生熟悉程度、治疗效果重要性认识居民的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居民认为社区本身能力建设和服务水平有待改善,转诊机制有待完善。 结论 朝阳区居民的社区首诊制信访风险较高,相关政策和社区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尚有待加强。     

徐州市居民双向转诊支持率及满意度调查研究

背景　十九大提出“健康中国战略”,要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建立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双向转诊作为分级诊疗制度的重要内容,目前仍处于下车伊始的阶段,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仍需要不断地研究和探索。目的　了解居民双向转诊支持及满意状况,探讨其影响因素,为双向转诊制度的实施提供对策和建议。方法　2016年7-8月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1 550名居民作为调查对象。采用自制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比较不同特征居民双向转诊支持率及满意度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居民双向转诊支持率及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发放问卷1 550份,回收有效问卷1 473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5.0%。1 473名居民中,双向转诊支持率为53.8%（793/1 473）。不同婚姻状况、年医疗费用、过去1年有无基层就医、转诊经历、是否赞成强制基层首诊、知晓分级诊疗制度、支持分级诊疗制度情况居民双向转诊支持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况、年医疗费用、转诊经历、赞成强制基层首诊、支持分级诊疗制度情况是居民双向转诊支持情况的影响因素（P<0.05）。有转诊经历的435名居民中433名（99.5%）回答转诊满意度问题,其中133名（30.7%）对转诊满意,101名（23.3%）不满意,199名（46.0%）评价一般。赞同强制基层首诊的满意度〔39.9%（83/208）〕高于不赞同的居民〔22.2%（50/225）〕（χ2=15.878,P<0.001）;支持分级诊疗制度的居民满意度〔35.5%（107/301）〕高于不支持的居民〔19.7%（26/132）〕（χ2=10.834,P=0.001）;支持双向转诊的居民满意度〔38.5%（74/192）〕高于不支持的居民〔24.5%（59/241）〕（χ2=9.927,P=0.002）。在双向转诊实施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为转诊手续烦琐、医保报销不便和上下医疗机构缺乏交流。结论　徐州市居民对双向转诊的支持率低、满意度低,制度的宣教、实施细节和医疗服务质量影响支持率和满意度。应向医务人员和居民双向精准宣教,优化转诊流程,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     

北京市南磨房地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网格化管理的知晓与需求情况调查

目的　了解北京市南磨房地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网格化管理的知晓与需求情况,从而为进一步优化社区卫生服务网格化管理提供参考。方法　于2016年10 —11月采用方便抽样在南磨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其下辖5家社区卫生服务站抽取357例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主要内容包括居民的基本情况及其对社区卫生服务网格化管理的知晓与需求情况。共发放问卷357份,回收357份,问卷回收率为100.0%。结果　147例（41.2%）居民知晓社区卫生服务网格化管理。不同家庭人均月收入、就诊次数、对网格化管理便捷性评价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网格化管理的知晓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2周内患病情况 、患慢性病情况、职业、2015年医疗费用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网格化管理的知晓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网格化管理的知晓途径排在前3位的分别为医务人员（49.6%,65/131）、宣传栏/海报/宣传手册（20.6%,27/131）、朋友/家人（16.8%,22/131）。280例（78.4%）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网格化管理有需求。不同年龄、家庭人均月收入、文化程度、对网格化管理便捷性评价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网格化管理的需求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婚姻状况、2周内患病情况、患慢性病情况、职业、就诊次数、2015年医疗费用居民对网格化管理的需求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南磨房地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网格化管理的知晓率较低,但需求率较高,应进一步加强宣传,优化社区卫生服务网格化管理,提升服务便捷性。     

家庭医生签约居民预约转诊服务开展现状研究

背景　对于无法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疗的疾病,通过预约转诊通道将签约居民转至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治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国家实施分级诊疗政策的基础。目的　分析家庭医生预约转诊服务开展情况,为其进一步改善与推广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查看2019年1-6月浦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海市家庭医生预约转诊信息平台,收集120例预约转诊患者基本资料和预约转诊信息平台的使用情况（预约组）。采用随机数字表法,抽取已签订家庭医生并在研究时间段内有过上级医院就诊记录但未预约转诊的患者120例（未预约组）。对预约组和未预约组的患者开展基于分级诊疗与家庭医生服务的电话问卷调查,分析预约转诊服务对相关业务开展的影响。结果　预约组平均年龄（65.4±8.7）岁,以老年人居多,人均预约转诊（1.5±1.0）次,平均预约周期（13.2±11.4）ｄ;预约人次数最多的医院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南院,占70.1%（124/177）,预约人次数最多的科室为消化科,占22.0%（39/177）。通过电话调查得知,两组研究对象在家庭医生姓名知晓率、家庭医生签约内容知晓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满意度、社区卫生服务满意度、区域综合医院服务满意度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家庭医生预约转诊服务政策的实施,方便了签约居民获得上级医院号源,提高了签约居民对相关医疗服务的知晓率、满意度,有利于分级诊疗工作的开展。应加强预约转诊平台的宣传力度,增加使用频次,医联体合作单位应加强对家庭医生服务的保障力度,提高预约频次较高科室的专家号源开放数量,避免患者过长的等待时间,进一步突出通过家庭医生预约上级医院专家号源的优势。     

河南省居民对分级诊疗制度的认知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河南省政府已在本省内对全面推动分级诊疗政策做出部署，分级诊疗政策的落实水平将直接决定新医改的效果，准确了解当前居民对分级诊疗制度的认知现状将有助于政策的推进。目的　了解河南省居民对分级诊疗制度的认知度，并进一步探索居民分级诊疗制度认知度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根据调查员家庭所在地，以河南省14个地级市的管辖地区为调查地，选择≥16岁、交流水平良好并愿意配合调查的居民为调查对象。于2017年11月-2018年3月，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问卷主要内容有：居民基本情况，居民对分级诊疗制度的认知度，关于分级诊疗制度实施的建议，获取医疗政策信息的途径。共发放问卷1 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 137份，有效回收率为94.75%。结果　对于分级诊疗制度，1 137例居民中，41例（3.61%）选择“很了解”，141例（12.40%）选择“比较了解”，181例（15.92%）选择“一般了解”，542例（47.67%）选择“很少了解”，232例（20.40%）选择“没听说过”。其中不同文化程度、户口类型、医保类型居民分级诊疗制度认知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和医保类型是居民对分级诊疗制度了解程度的影响因素（P<0.05）。居民获取医疗政策信息的途径主要为广播电视（59.19%，673/1 137）。结论　河南省居民对于分级诊疗制度的认识不足。建议进一步加强分级诊疗政策的宣传，可针对不同情况居民进行个性化宣传，以达到最大宣传效果。     

重庆、云南、贵州三省市基层中医全科医生岗位工作任务调查研究

背景　中医药对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国内对基层中医全科医生岗位工作任务调查较少,为了更好地服务专科层次中医学专业教育,本课题组在西部地区重庆市、云南省和贵州省进行了抽样调查。目的　调查重庆、云南、贵州三省市基层中医全科医生岗位工作任务,为开展专科层次中医学专业教育提供依据。方法　2017年6—8月在研究者所在的西部3个城市（重庆市、云南省楚雄市、贵州省铜仁市）,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各抽取1个区/县,每个区/县按城乡分类随机抽取4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选取上述12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的所有中医全科医生102例为调查对象。采用自制问卷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主要工作任务（包括基本医疗工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接触到的最常见疾病、接触到的最常见症状、基本医疗服务情况、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情况）。共发放问卷102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02份,有效回收率为100.0%。结果　中医全科医生以专科学历为主（42.2%）,从业年限以<10年为主（52.0%）,科室以中医科（33.3%）、康复科（24.5%）为主,有全科医师岗位培训证书者占24.5%。基本医疗工作占中医全科医生日常工作量的比例为（75.3±21.7）%,其前3位分别为中药处方治疗（65.7%）、针灸推拿治疗（58.8%）、慢病管理（39.2%）。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占中医全科医生日常工作量的比例为（24.7±21.7）%,其前3位分别为健康教育（55.4%）,65岁以上老年人、0~6岁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54.0%）,慢病患者健康管理（59.0%）。中医全科医生接触到的最常见疾病前5位依次为上呼吸道感染、糖尿病、高血压、消化道疾病、伤（骨折等）及中毒,接触到的最常见症状前5位依次为关节痛、头痛、咳嗽、腹痛、失眠。中医全科医生平均每周服务人次（66.0±49.2）人次,平均每例患者服务时间（25.4±13.6）min,平均每天用来看病的时间（5.7±2.3）h,平均每月转诊人次（2.7±1.4）人次。20例（19.6%）中医全科医生曾经到患者家出诊,平均每月出诊人次（2.6±1.8）人次;出诊的原因主要为患者出门不方便（平均每月出诊35人次,占平均每月总出诊人次的67.3%）。中医全科医生接诊发热患者时的首选给药方式主要为口服（60.8%）。102例中医全科医生中,针对居民开展过体检的有64.7%,开展中医体质辨识的有64.7%,开展中医药健康教育的有60.8%,开展中医药保健指导的有58.8%,开展慢病管理和指导的有54.9%,开展居民建档的有45.1%,开展儿童中医饮食调养的有29.4%,开展儿童按摩传授的有27.5%。结论　重庆、云南、贵州三省市基层医疗机构中医全科医生主要工作以基本医疗为主,还需承担部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医疗工作多为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需较强的中西医知识和技能,以及一定的家庭医疗服务能力和危急重症判断能力。专科层次中医全科医生培养应秉承“任务驱动,工学交替”的理念,根据基层中医全科医生的岗位任务和能力需求,融合院校教育和师承教育各自的优势,重新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提高培养的基层中医全科医生的岗位胜任力。     

基于分级诊疗制度下徐州市慢性病患者就医选择影响因素分析研究

背景　分级诊疗制度是提高卫生资源的使用效率,发挥各级医疗机构作用,解决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慢性病患病人数不断增加,其就医选择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分级诊疗制度作用的发挥。目的　了解徐州市慢性病患者分级诊疗制度认知及就医选择情况,分析其就医选择的影响因素,为急慢分诊的分级诊疗格局的形成提供实践依据。方法　2017年7-8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抽取徐州市600例慢性病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采用自行设计调查问卷进行面对面调查,调查问卷包括患者基本情况及其对分级诊疗制度的认知及就医选择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慢性病患者就医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发放调查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34份,有效回收率89.0%。534例慢性病患者中,41.9%（224/534）的患者知晓分级诊疗制度,76.6%（409/534）的患者赞成分级诊疗制度。287例患者最近一次就医选择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就诊,占53.7%,247例选择综合医院就诊,占46.3%。居住地〔OR=2.142,95%CI（1.331,3.448）〕、平均月收入〔3 000~4 999元：OR=4.489,95%CI（2.165,9.311）;≥5 000元：OR=5.773,95%CI（2.216,15.037）〕、步行到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时间〔≥30 min：OR=3.421,95%CI（1.685,6.947）〕、乘车到综合医院时间〔30~59 min：OR=0.480,95%CI（0.255,0.906）;≥60 min：OR=0.244,95%CI（0.126,0.472）〕、疾病严重程度〔中度：OR=1.799,95%CI（1.053,3.071）;重度：OR=2.559,95%CI（1.400,4.679）〕、知晓分级诊疗制度〔是：OR=0.288,95%CI（0.186,0.445）〕、赞成分级诊疗制度〔是：OR=0.311,95%CI（0.188,0.513）〕是慢性病患者就医选择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徐州市慢性病患者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就医率不高,且居住地、平均月收入、步行到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时间、乘车到综合医院时间、疾病严重程度、知晓分级诊疗制度情况、赞成分级诊疗制度情况是其就医选择的影响因素。因此卫生行政部门需进一步加强基层全科医生队伍建设,规范慢性病诊疗流程,促进急慢分诊的分级诊疗格局的形成。     

徐州市城区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情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实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了解居民的知晓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效覆盖和推广。目的　了解徐州市城区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情况,探讨其影响因素,为改善居民的知晓情况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方法　于2017年6—9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择徐州市4个城区34个社区的1 450例居民,应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入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居民基本情况、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及签约现状。共发放问卷1 450份,有效回收问卷1 397份,有效回收率96.34%。结果　1 397例调查对象中,785例知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率为56.19%;主要知晓途径为电视媒体〔36.08%（504/1 397）〕、社区医务人员的宣传〔30.85%（431/1 397）〕。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年收入、职业、慢性病患病种类、自评健康状况、健康体检经历、两周患病情况、基层就诊经历的城区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从家至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步行时间的城区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影响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情况的因素有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慢性病患病种类、自评健康状况、健康体检经历、基层就诊经历。结论　徐州市城区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率有待提高。相比较而言,年轻、文化程度高、企事业单位职工、离退休居民、患有慢性病、自评健康较差、有健康体检经历和基层就诊经历的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度较高。可以通过充分挖掘和利用城区居民中政策推广的潜在有利人群,实现政策的真实有效宣传。     

基层全科医生的工作胜任度及满意度研究

背景　全科医生是居民健康和控制医疗费用支出的“守门人”,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服务能力、激励机制及队伍稳定性对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目的　了解基层全科医生的工作胜任度及满意度。方法　于2016年7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抽取城区、城郊、郊区1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生（包括中医全科医生）440例进行问卷调查,主要内容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情况、工作胜任度及满意度。结果　440份问卷均有效回收,问卷有效回收率为100.0%。95.2%（419/440）全科医生表示完全/基本能够顺利进行社区首诊,81.0%（350/432）全科医生表示知识和能力完全/基本能够胜任工作,70.2%（302/430）全科医生表示工作压力很大/比较大。不同区域全科医生对工作压力、医疗联合体是否有利于家庭医生制度推行的评价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类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对能否处理基本医疗中的技术难题、能否处理慢性病管理中的技术难题、工作压力、工作能力能否得到发挥的评价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全科医生对工作价值、工作收入的平均满意度评分<3.0分;对工作环境的平均满意度评分>3.0分;对工作支持系统中社区（居委）配合、团队支持的平均满意度评分>3.0分,对协同诊疗的平均满意度评分<3.0分。结论　浦东新区基层全科医生的工作胜任度较高,利于引导居民社区首诊、慢性病防治及健康管理,但仍需提高其对自身工作价值和工作收入的满意度,同时关注区域间差异,促进家庭医生制度持续发展。     

重庆市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需求与签约现状研究

背景　重庆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从2011年开始,2016年全面推开,政府通过完善制度、保障经费和人员、规范服务形式和内容等措施来促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序化、规范化、优质化,但目前关于重庆市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需求和签约现状的研究仍比较缺乏。目的　了解重庆市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需求和签约现状,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建议。方法　于2018年3—5月采用多阶段抽样法选取重庆市北碚、彭水、巴南、永川、梁平、合川、沙坪坝、秀山、黔江、垫江、大足、开州12个区（县）的2 400例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居民基本情况、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需求情况、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情况。共发放问卷2 400份,回收有效问卷2 34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7.58%。结果　2 342例居民中有2 153例（91.93%）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总体需求。2 342例居民中已签约的有1 358例（57.98%）,未签约的有984例（42.02%）。不同性别、居住地、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需求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职业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需求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非常需要”排序前5位的条目是常见病多发病的及时诊治（43.42%,1 017/2 342）、孕妇/儿童/老年人体格检查与健康评估（34.93%,818/2 342）、定期体格检查/健康评估（33.69%,789/2 342）、家庭医生出诊（32.96%,772/2 342）、已经确诊的慢性病管理（32.45%,260/2 342）。健康状况、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情况、以往就医/签约情况、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需求情况不同的居民签约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重庆市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需求较大,但签约率较低,需求最大的是常见病多发病的及时诊治。居民健康状况、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情况、以往就医/签约情况、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需求都会影响居民是否签约家庭医生。政府应该加大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普及和宣传力度,有针对性地制定重点人群签约服务包,促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