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期COPD患者血清DcR3、Survivin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

目的 探讨不同时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血清诱饵受体3(DcR3)、凋亡抑制蛋白(Survivin)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2018年9月—2019年12月本院收治的92名COPD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稳定型COPD 50例,急性加重期COPD 42例;同期本院健康体检者88例为对照组。测定各组研究对象血清DcR3、Survivin水平及肺功能指标。 与对照组[DcR3(106.54±48.35)pg/mL,Survivin(98.85±26.59)pg/mL]比较,稳定期组和急性加重期组血清DcR3[(395.23±123.85)pg/mL,(1 248.81±213.59)pg/mL]、Survivin [(267.54±84.69)pg/mL,(1 233.95±307.26)pg/mL]水平升高;与稳定期组比较,急性加重期组血清DcR3、Survivin水平升高。与对照组比较,稳定期组和急性加重期组FEV1%、FEV1 /FVC、DLCO%水平降低(P<0.001);与稳定期组比较,急性加重期组FEV1%、FEV1 /FVC、DLCO%水平降低(P<0.001)。随着低氧血症严重程度的增加,COPD患者血清DcR3、Survivin水平逐渐增加(P<0.001)。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显示,高水平DcR3、Survivin、IL-12、hs-CRP为COPD病情的危险因素(P<0.001)。DcR3、Survivin与FEV、FEV1 /FVC呈负相关,与IL-12、TNF-α、hs-CRP呈正相关(P<0.001)。 COPD稳定期、急性加重期患者血清DcR3、Survivin表达水平升高,且DcR3、Survivin与COPD病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PD-1抑制剂在肝癌肝移植术前使用的安全性分析

目的探讨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患者使用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1,PD-1)单克隆抗体治疗后再行肝移植(liver transplantation,LT)治疗的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2年6月5例在贵州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行肝移植治疗并规律随访的患者临床资料与生存情况,并收集2018年以来的文献相关资料,重点观察急性排斥反应及肿瘤复发情况。结果5例肝移植术式均为原位经典全肝移植,中位随访时间为12个月,无急性排斥反应发生,无肿瘤复发病例。8篇文献报道了38例患者,其中7例出现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为18.42%(7/38),其中2例移植物丧失导致死亡,病死率为5.26%(2/38)。2例出现肿瘤复发,复发率为5.55%(2/38)。结论HCC患者等待肝移植手术期间使用PD-1抑制剂作为桥接治疗可使部分患者获益,但也存在少数患者术后发生急性排斥反应甚至移植物丧失导致死亡的风险。     

中药基于PPARγ抗炎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研究进展

2016年,心血管病死亡率仍居高不下,农村和城市心血管病死亡占全部死因的比率分别为45.50%和43.16%[1]。心血管疾病的主要病理基础是动脉粥样硬化(AS),其基本病变为动脉内膜脂质沉积、平滑肌增殖迁移、纤维斑块和粥样斑块形成。后期的斑块结构复杂、易损,斑块破裂继发血栓形成,易引起急性临床事件,甚至危及生命。     

Brilliance型16排螺旋CT的故障分析与维修

针对日常使用中遇到的Brilliance 16排螺旋CT高压系统、机架以及控制器局域网络(CAN)通讯等故障现象进行分析与维修,最终通过更换滤波电容、机架数据采集控制器(DMC)电源以及信号刷等配件得以排除故障。通过对故障准确判断以及合理运用厂家Service模式下的维修工具软件快速解决故障,保障了影像科检查工作的顺利进行,从而提高设备的稳定性。     

菊花总黄酮含药血清对干眼细胞模型AR、NF-κB磷酸化蛋白及TGF-β1表达的影响＊

目的 观察菊花总黄酮在体外条件下对泪腺上皮细胞中雄激素受体（Androgen Receptor，AR）的调控作用及对下游的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 B，NF-κB）、转化生长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beta1，TGF-β1）的表达影响。方法 以过氧化氢（H₂O₂）诱导泪腺上皮细胞凋亡，建立细胞模型，设立无雄激素培养空白对照组、含雄激素培养对照组、无雄激素培养黄酮治疗组。以MTT法摸索含药血清最佳干预加入量；免疫印迹实验（Western Blot）以及实时荧光定量PCR法（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qPCR）检测泪腺上皮细胞中AR、NF-κB及TGF-β1的表达情况；并应用雄激素受体阻断剂氟他胺进行AR阻断后再次检测上述指标 。结果 MTT法检测后计算得出含药血清干预细胞的最终浓度为13.2%；无雄激素培养黄酮治疗组及含雄激素培养对照组中AR、NF-κB及TGF-β1的表达增强，与空白对照组对比有显著差异（P<0.01）；无雄激素培养黄酮治疗组中NF-κB表达量比含雄激素培养对照组表达量低，两者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氟他胺及含药血清干预后，无雄激素培养黄酮治疗组及含雄激素培养对照组中AR及NF-κB的表达未见提高，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菊花总黄酮对泪腺上皮细胞可能存在拟雄激素效应，从而使AR、NF-κB表达增加，并通过上调TGF-β1的表达，可能起到在泪腺局部的抗炎作用。     

乳腺对比增强能谱X线摄影的研究现状北大核心

对比增强能谱X线摄影(contrast enhancement spectral mammography, CESM)是在普通X线检查的基础上结合血管造影剂进行检查的一种新技术,是通过注射造影剂有效消除组织重叠对病灶的遮盖,实现对肿块真实形态显示,并提供血供信息。目前临床上对CESM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本文就CESM成像原理、对乳腺癌的诊断、应用前景几个方面进行综述。     

IL-24对乳腺癌细胞CXCR4表达及肿瘤细胞侵袭、迁移及凋亡能力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

目的:探究过表达IL-24对乳腺癌细胞CXCR4表达及肿瘤细胞侵袭、迁移及凋亡的影响与机制。方法:免疫组织化学染色(IHC)检测乳腺癌与癌旁正常乳腺组织CXCR4与其配体CXCL12表达,并分析其相关性;Western blot检测CXCR4在人正常乳腺上皮细胞MCF-10A及乳腺癌细胞系MCF-7、MDA-MB-453和MDA-MB-231中的表达;采用慢病毒稳转技术在乳腺癌细胞系MDA-MB-231中过表达IL-24,免疫荧光显微镜、RT-PCR和ELISA检测感染效率;将细胞分为5组:LV-IL-24组(感染过表达IL-24慢病毒)、LV-NC组(感染阴性对照慢病毒)、AMD3100组(采用CXCR4/CXCL12轴阻滞剂AMD3100进行培养)、LV-IL-24+AMD3100组(采用AMD3100进行培养的感染过表达IL-24慢病毒的细胞)、阴性对照组(正常培养的MDAMB-231细胞);Transwell、划痕实验和Annexin V-FITC细胞凋亡实验检测上述各组细胞侵袭、迁移及凋亡;Western blot检测各组细胞CXCR4、AKT与mTOR蛋白磷酸化水平及凋亡相关蛋白Bax与cleaved-Caspase-3表达。结果:CXCR4与CXCL12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均显著高于正常乳腺组织,且二者表达呈正相关;与MCF-10A细胞相比,CXCR4在乳腺癌细胞系MCF-7、MDA-MB-453及MDA-MB-231中表达明显增加(P<0.05),以MDA-MB-231最为显著(P<0.01)。转染过表达IL-24的慢病毒后,MDA-MB-231细胞IL-24 mRNA与蛋白表达均显著增加(P<0.05);与阴性对照组相比,LV-IL-24组、AMD3100组和LV-IL-24+AMD3100组细胞侵袭、迁移能力均显著降低(P<0.05),而凋亡率明显提高(P<0.05),LV-IL-24+AMD3100组变化最为显著(P<0.01);Western blot结果显示,与阴性对照组相比,LV-IL-24组、AMD3100组和LV-IL-24+AMD3100组细胞CXCR4、AKT与mTOR蛋白磷酸化水平显著降低(P<0.05),而凋亡相关蛋白Bax与cleaved-Caspase-3表达明显增加(P<0.05),LV-IL-24+AMD3100组变化最为显著(P<0.01)。结论:乳腺癌细胞中过表达IL-24可抑制CXCR4表达,通过下调PI3K/AKT/mTOR信号通路降低肿瘤细胞侵袭、迁移能力,促进其凋亡,联合使用CXCR4/CXCL12阻滞剂AMD3100可显著提高IL-24的上述抑癌效应。     

基于人工智能的骨龄辅助评价系统对四川地区完全性生长激素缺乏症患儿骨龄研究

目的探讨采用基于"人工智能(AI)的骨龄辅助评价系统(上海初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合作开发)"(以下简称为AI系统)对完全性生长激素缺乏症(CGHD)患儿诊断及骨龄评价准确性。 方法选择2014年7月至2019年11月，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确诊的66例来自四川地区CGHD患儿为研究对象，纳入研究组。选择同期于病例收集医院儿童保健科进行骨龄测定的67例来自四川地区身高达标儿童作为对照，纳入对照组。对每例受试儿进行左手腕关节正位X射线摄片骨龄测定，由2位医师采用《TW₂骨龄评分法中国未成年人南方标准》(以下简称为TW₂CHN)》与《TW₃骨龄评分法标准》(以下简称为TW₃)，盲法评价受试儿TW₂CHN-桡、尺、掌指骨(RUS)与TW₂CHN-腕骨(carpal)、TW₂CHN-20、TW₃-RUS及TW₃-carpal骨龄(以下简称为5种传统骨龄)，以及以同性别、年龄身高达标儿童5种传统骨龄为标准，计算受试儿5种传统骨龄百分位数。同时，采用AI系统分别对每例受试儿采取TW₂CHN与TW₃法，评价其AI-TW₂CHN-RUS、AI-TW₂CHN-carpal、AI-TW₂CHN-20、AI-TW₃-RUS及AI-TW₃-carpal骨龄(以下简称为5种AI骨龄)及其相应百分位数。以上述5种传统骨龄＋5种AI骨龄(以下简称为10种骨龄)相应的P₅₀、P₂₅、P₁₀、P₃值(统称为P_n值)作为诊断CGHD患儿临界值，分别计算其诊断CGHD患儿的敏感度、特异度、约登(Youden)指数、准确率、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采用Kappa值评价2组受试儿5种传统骨龄百分位数与对应的5种AI骨龄百分位数评价结果的一致性，以及2位医师对2组受试儿TW₂CHN-RUS骨龄百分位数评价结果一致性。绘制上述10种骨龄百分位数诊断CGHD患儿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采用配对t检验，对2组受试儿TW₂CHN骨龄与TW₃骨龄进行比较。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新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2组受试儿年龄、性别构成比等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果①采用10种骨龄的P_n值分别作为诊断CGHD临界值，对133例受试儿CGHD诊断结果显示，除了TW₃-RUS骨龄中，以骨龄≤P₁₀作为诊断CGHD患儿临界值时的诊断准确率最高(85.0%)，TW₂CHN-RUS、TW₂CHN-carpal、TW₂CHN-20、TW₃-carpal、AI-TW₂CHN-RUS、AI-TW₂CHN-carpal、AI-TW₂CHN-20、AI-TW₃-carpal、AI-TW₃-RUS骨龄中，均为以骨龄≤P₂₅作为临界值时，对CGHD的诊断准确率最高，分别为81.9%、75.2%、88.0%、78.2%、75.2%、73.6%、81.2%、72.9%、78.9%。②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2组受试儿TW₂CHN-RUS与AI-TW₂CHN-RUS、TW₂CHN-carpal与AI-TW₂CHN-carpal、TW₂CHN-20与AI-TW₂CHN-20、TW₃-RUS与AI-TW₃-RUS、TW₃-carpal与AI-TW₃-carpal骨龄百分位数评价结果均为中等一致性，Kappa值分别为0.445、0.578、0.570、0.446、0.430(均为P<0.001)。③对2位医师对2组受试儿TW₂CHN-RUS骨龄百分位数评价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显示，其Kappa值为0.790(P<0.001)，一致性较高。④绘制10种骨龄百分位数评价结果诊断CGHD的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TW₂CHN-RUS、TW₂CHN-carpal、TW₂CHN-20、TW₃-carpal、TW₃-RUS、AI-TW₂CHN-RUS、AI-TW₂CHN-carpal、AI-TW₂CHN-20、AI-TW₃-carpal、AI-TW₃-RUS骨龄百分位数诊断CGHD患儿的AUC分别为0.932、0.859、0.915、0.895、0.844、0.823、0.805、0.866、0.860、0.764(均为P<0.001)。⑤133例受试儿的TW₃-RUS、TW₃-carpal、AI-TW₃-RUS、AI-TW₃-carpal骨龄，均分别显著低于TW₂CHN-RUS、TW₂CHN-carpal、AI-TW₂CHN-RUS、AI-TW₂CHN-carpal骨龄，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1.746、25.287、16.498、9.290，P<0.001)。 结论TW₂CHN法、TW₃法对CGHD患儿骨龄评价及诊断均有临床价值，TW₂CHN-RUS骨龄对于CGDH患儿诊断效能高。四川地区儿童TW₃骨龄较TW₂CHN骨龄低，TW₃法可能不完全适用于四川地区儿童骨龄评价。AI系统对于四川地区CGHD患儿骨龄评价结果与传统骨龄评价结果具有中等一致性，可为临床医师评价受试儿骨龄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