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纤维化细胞因子对TGF-β1基因启动转录活性的影响

转化生长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是一类现已明确的致纤维化细胞因子,具有广泛的生物学效应,对细胞外基质(ECM)基因表达、降解、细胞增殖分化、凋亡及免疫功能都具有重要调节作用。前期我们研究发现,TGF-β1启动调控序列中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位点-509C>T与肝纤维化进展及血浆中TGF-β1浓度有明显的相关性。本研究旨在探讨抗纤维化细胞因子(IL-10、HGF、IFN-γ)对含TGF-β1基因-509C>T启动调控序列活性的影响。我们以特定-509C>T基因型患者DNA为模板,用PCR方法扩增得到一对长度为2.14kb(-1328~+812)含有-509C>T变异的TGF-β1上游基因片段,并将其与不含启动子的pCAT3-enhancer报告基因载体重组,构建重组体phT-GF2.14C和phTGF2.14T。用脂质体转染法将两种重组体分别转染至正常人肝脏细胞中,分别用IL-10(4ng/ml)、HGF(10ng/ml)、IFN-γ(20ng/ml)干预转染后细胞。ELISA法测定转染细胞的报告基因CAT活性。结果表明:肝细胞转染重组体phTGF2.14C细胞的CAT活性明显高于转染重组体phTGF2.14T(t=12.5882,P=0.0002)。IFN-γ对TGF-β1基因启动子phTGF2.14C、phTGF2.14T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细胞因子IL-10和HGF对其调控作用不显著。TGF-β1基因-509C>T中C等位基因可明显增强TGF-β1基因上游启动调控序列的转录活性,IFN-γ作为一种抗纤维化细胞因子在基因转录水平对含有两种等位基因-509C>T的TGF-β1基因上游启动调控序列均具有抑制作用。而作为抗纤维化细胞因子的IL-10与HGF在2.14Kb(-1328~+812)区域内对TGF-β1基因上游启动调控序列的作用不显著。     

肿瘤抑制基因变异的分子病理学研究进展

肿瘤分子生物学研究已经证实,肿瘤是一种基因病,是由多基因变异并长期累积所致,其中肿瘤抑制基因（TSG）在肿瘤发生过程中持续丧失功能被认为是导致细胞恶变的最重要事件之一。TSG变异的最常见分子机制是因其2个位点相继因点突变和杂合性缺失（LOH）而导致功能完全失活,即广为接受的Knudsen“二次打击”理论。另一个受到高度重视的基因变异类型是DNA错配修复基因（mismatch repair,MMR)功能的失活,其分子特征是基因组DNA微卫星小体不稳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这两种基因变异形式最终都将导致细胞分裂和增殖活动脱离还调控而发生肿瘤。由于LOH和MSI是肿瘤细胞的重要标志性特征,并具有分子病理学上的诊断意义而受到广泛关注。     

维甲酸对二乙基亚硝胺诱发大鼠肝癌的抑制作用

探讨维甲酸（RA）对二乙基亚硝胺（DENA）诱发大鼠肝癌发病过程的作用,从第11周开始,对DENA诱癌的Wistar大鼠隔日腹腔注射RA,每只动物连续给药10次,并设对照组,在诱癌满16周时,每组处死7只,观察比较各组大鼠肝脏形成的大于等于3mm和大于等于5mm的结节数和所见最大结节的体积,给药结束后大加其他措施直至死亡,计算生存时间,在给药前,结束时和给药后20d分别记录大鼠体重,实验发现,治疗组肝切面结节数显著小于对照组（P＜0．05）,结节体积也显著小于对照组（P＜0．05）,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的生存时间延长55．8％（P＜0．05）,但体重差异不明显,结果提示,RA可明显减轻DENA诱发大鼠肝硬化的程度,形成肝癌结节的数目的大小,并延缓其发展,而且可延长荷瘤大鼠的生存时间。     

中国胆囊癌外科治疗现状与病理学特征多中心回顾性研究（附4345例报告）

目的 探讨中国胆囊癌病人的外科治疗模式、病理学特征和预后。方法 收集中国13个省市的26家医院自2010年1月至2017年12月收治的4345例胆囊癌病人临床资料,分析中国胆囊癌病人的地区、性别、年龄分布;基于病人的诊疗记录与检查结果对手术病人肿瘤的可切除性进行评估,分析可切除性肿瘤病人的外科治疗模式,参照术前检查、手术记录和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评估可切除性肿瘤手术治疗是否达到根治标准,分析行根治性手术胆囊癌病人的病理学特征。结果 4345例胆囊癌病人中,男性1664例（38.23%）,女性2681例（61.77%）。行外科手术治疗的病人3129例（71.01%）,其中可切除性肿瘤2074例（66.28%）。在可切除性肿瘤2074例病人中,仅1133例（54.63%）在术前即诊断为胆囊恶性肿瘤,1002例（48.31%）行根治性切除,1072例（51.69%）未达根治标准。胆囊癌根治性切除病人的病理学检查结果中,736例（73.45%）为腺癌,348例（34.73%）为低分化癌,376例（37.52%）伴肝侵犯,152例（15.17%）伴神经浸润,96例（9.58%）伴血管内癌栓,78例（7.78%）伴周围脂肪组织浸润,89例（8.88%）伴周围器官受累,328例（32.73%）活体组织病理学检查淋巴结阳性。获得生存随访资料的2357例手术治疗病人术后中位生存期为16.17个月,多因素Cox回归生存分析结果显示肿瘤TNM分期（P<0.001）、肿瘤分化程度（P<0.001）、肝脏侵犯（P<0.001）、R0切除（P=0.003）均为术后生存期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 中国胆囊癌术前诊断率有待提高;胆囊癌外科治疗模式亟待规范;病理学检查报告中反映的多个因素与胆囊癌病人预后密切相关,其描述的规范化对指导胆囊癌病人的精准治疗有重要意义。     

胆道术后严重大出血54例临床分析

目的 分析胆道术后严重出血的临床病程和治疗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2018年海军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胆道外科行手术治疗的胆道疾病病人中需要行介入治疗（内镜和血管造影治疗）或再次手术的严重大出血者54例临床资料。结果 胆道术后严重出血的发生率为1.7%（54/3183）。胆道术后严重出血相关的总体死亡率为0.53%（17/3183）。54例病人中,有3例行内镜检查,仅1例行内镜治疗成功止血;34例接受介入血管造影检查的病人中,23例接受了介入性栓塞治疗（包括介入性钢圈栓塞、覆膜支架等血管介入治疗）,18例止血成功,成功率为78.3%（18/23）。35例行再次剖腹止血手术,其中19例将手术作为一线治疗方案,16例为内镜或介入治疗失败后行补救性治疗。结论 胆道术后严重出血原因较多,临床表现多样,早期发现和治疗至关重要。应综合考虑发病时间、伴发并发症情况和初次手术方案制定治疗决策。介入治疗临床安全性和止血成功率较高,但在介入治疗止血失败的情况下应紧急中转手术治疗。     

胆道恶性肿瘤免疫治疗进展

胆道恶性肿瘤发病率逐年升高,其异质性高,早期诊断困难,一经确诊多为晚期。晚期胆道肿瘤病人临床治疗手段有限,预后差。以吉西他滨或氟脲类为基础的药物化疗是该类病人的基础化疗方案,国内外尚无针对胆道肿瘤标准的一、二线治疗方案的结论。近年来精准治疗和免疫治疗在多种恶性实体肿瘤中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在晚期胆道肿瘤中也显示了初步的疗效及较好的安全性,为晚期胆道肿瘤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     

胆胰手术后假性动脉瘤诊断及治疗

胆胰疾病病人经外科手术、介入或内镜治疗后发生迟发性大出血时,救治困难、病死率高,而术后假性动脉瘤形成和破裂是主要原因。胆胰手术后假性动脉瘤成因复杂多样,瘤体破裂出血前临床症状隐匿。从致病机制源头预防假性动脉瘤形成、重视前哨出血等特征性临床症状,将会有效确保胆胰疾病病人围手术期安全性,提高术后迟发性大出血的救治成功率。     

对保胆取石历史和现状再认知

近年来,尽管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已成为治疗胆囊结石的主流术式,内镜保胆取石手术在某些医院仍颇为流行。从历史和实践来看,内镜保胆取石并未体现外科技术的突破,反而可能违背了胆囊结石的医疗原则。行保胆取石的病人选择及操作的合理性均存疑问,诸多临床研究的规范性、科学性欠妥,且术后长期随访数据匮乏,相关医生对继发胆囊癌变的问题普遍认识不足,更有一些医生及媒体对其进行夸大甚至错误的宣传。作为一项理念和技术均不成熟的外科操作,该术式目前尚不能作为胆囊结石治疗的规范手段,需医患双方谨慎选择。     

抗排斥反应的新型免疫抑制剂──Leflunomide

Ｌｅｆｌｕｎｏｍｉｄｅ是一种新型的免疫抑制剂，具有明显的抗急、慢性免疫排斥反应的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与以下三个方面有关：抑制Ｔ、Ｂ淋巴细胞增殖，影响细胞因子及其受体的表达；抑制蛋白酪氨酸激酶的活性；抑制二清乳氢酸脱氢酶的活性。     

FTY720免疫抑制和抗肿瘤双重作用的研究进展

FTY720是一种来源于冬虫夏草的新型药物,通过诱导淋巴细胞凋亡和归巢而表现出良好的免疫抑制效果。 同时,FTY720还能够诱导肿瘤细胞生长停滞和凋亡,抑制肿瘤的转移。本文综述了FTY720双重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