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县农村地区肺结核发病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农村地区肺结核发病情况及危险因素。 方法 采用巢式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对湖南省湘潭县农村地区人群72859名随访观察1年，队列中80例新发肺结核患者作为病例组；从该队列中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400名健康人作为对照。对有关暴露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 农村地区肺结核发病率为109.80/10万（80/72 859），男性、女性发病率分别为168.11/10万（63/37 476）、48.05/10万（17/35 383）。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年龄（Wald χ²=22251，P<0.001，OR=1.759）、性别（Wald χ²=16.145，P<0.001，OR=0.310）、文化程度（Wald χ²=21.937，P<0.001，OR=0.468）、婚姻状况（Wald χ²=8.320，P=0.004，OR=0.358）、职业（Wald χ²=10.297，P=0.001，OR=0.377）、结核病患者接触史（Wald χ²=7.535，P=0.006，OR=4.166）、结核病病史（Wald χ²=14.637，P<0.001，OR=57.000）、吸烟史（Wald χ²=4.525，P=0.033，OR=1.730）、可疑症状（Wald χ²=46.630，P<0.001，OR=12.758）人群的肺结核发病情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有性别（β=-1.142，Wald χ²=12.904，OR=0.319、95%CI=0.171～0.595）、文化程度（β=-0.743，Wald χ²=14.355，OR=0.476、95%CI=0.324～0.699）、婚姻状况（β=-1.138，Wald χ²=7.537，OR=0.320、95%CI=0.142～0.722）、结核病病史（β=2.852，Wald χ²=5.563，OR=17.329、95%CI=1.619～185.441）、可疑症状（β=1.728，Wald χ²=16.333，OR=5.630、95%CI=2.435～13.016）。 结论 女性、文化程度高和无配偶是肺结核发病的保护因素，有结核病病史和可疑症状是肺结核发病的危险因素。     

新疆喀什地区肺结核及疑似患者转诊未到位影响因素的分析

目的 探讨新疆喀什地区综合医疗机构与结核病防治机构合作（简称“医防合作”）过程中肺结核患者和可疑患者转诊不到位的原因及影响因素。 方法 2010年5-7月在喀什地区喀什市、英吉沙县2个地区,经过国家卫生部专家调研分析后,协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制定统一调查方案,采取分组随机选择的方法,对60例到位与60例不到位疑似肺结核患者,进行问卷调查。两组调查问卷根据方案均由国家统一设计,内容一致,共调查120例（60例到位,60例不到位）,有效回答问卷120例。调查者由经统一培训的结防专业人员共同完成。并由自治区CDC结核病防治人员对被调查对象及每张问卷内容进行审对。统计方法采用直接描述法和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分析方法,采用SPSS 16.0进行分析。 结果 单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到位组中认为自己服药能治愈肺结核的有18例、认为不能治愈的有39例、没考虑的3例;未到位组中认为自己能治愈肺结核有22例、认为不能治愈的有26例、没考虑的12例（OR=1.223,95%CI值为0.700～2.138,Wald χ²=8.40,P=0.015）;在到位组中转诊医生告知国家结核病免费诊疗政策的有48例、未告知12例,在未到位组中告知37例、未告知23例（OR=2.486,95%CI值为1.096～5.641,Wald χ²=4.88,P=0.027）。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认为自己服药不能治愈肺结核（β=-1.871,Waldχ²=7.069,P=0.008,OR=0.154,95%CI值为0.039～0.612）和转诊医生告知国家结核病免费诊疗政策是肺结核患者在非结核病防治机构转诊不到位的影响因素（β=0.886,Wald χ²=4.000,P=0.045,OR=2.424,95%CI值为1.018～5.774）。 结论 喀什地区网络报告肺结核疑似患者不到位的原因在于综合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没有对患者进行耐心、细致的结核病健康教育,使患者对结核病的认识有很多误区而不愿去结核病防治机构就诊,从而导致喀什地区网络报告疑似肺结核患者转诊不到位。     

结核性毁损肺发生的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结核性毁损肺发生的相关因素,为避免毁损肺发生提供依据。 方法 对2005年5月至2010年5月住院的结核性毁损肺患者100例和同期非毁损肺的肺结核患者100例进行比较。对患者的一般资料、病程、用药是否规律、耐药情况、肺内感染情况、肺病变数量、合并症、咯血、脓胸及是否有呼吸衰竭等相关因素做统计分析。结果 在单因素中,结核病病程（χ²=84.040,P<0.001）、耐药(χ²=53.107,P<0.001)、是否发生呼吸衰竭(χ²=11.753,P=0.001)、血红蛋白计数（Hg）(χ²=12.106,P=0.001)、是否有肺内感染(χ²=8.036,P=0.005)、咯血(χ²=11.293,P=0.001)、是否排菌(χ²=8.413, P=0.035)、有无脓胸发生(χ²=13.211,P<0.001),以及病变数量(χ²=22.917,P<0.001)是结核性毁损肺发生的危险因素,两组患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不规律治疗(χ²=25.149,P<0.001)、有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χ²=5.647, P=0.017)、血清白蛋白（ALB）(χ²=6.650,P=0.010)亦是结核性损毁肺的危险因素,两组患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多因素分析中：病程长短［Wald χ²=24.47,P<0.01,OR=3.81(95%CI：2.24～6.64)］、耐药［Waldχ²=20.09,P<0.01,OR=27.11 (95%CI：6.40～114.79)］、合并症［Wald χ²=9.76,P<0.01, OR=4.88 (95%CI：1.81～13.20)］是结核性毁损肺发生的危险因素,两组患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g［Wald χ²=3.95,P=0.050,OR=0.38(95%CI：0.14～0.99)］、是否排菌［Wald χ²=4.68,P=0.030,OR=0.61(95%CI：0.39～0.95)］、肺病变数量［Wald χ²=5.08,P=0.020,OR=26.53 (95%CI：1.54～458.52)］也是结核性毁损肺的危险因素,两组患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结核性毁损肺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为避免结核性毁损肺的发生要进行早期整体综合治疗。     

新发涂阳肺结核患者就诊和诊断延误的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分析新发涂阳肺结核患者就诊和诊断延误的影响因素，为制定减少延误发生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取典型调查的方法，在东、中、西部各选择1个县作为研究现场，采用编制的《新发涂阳肺结核患者诊疗过程调查表》对研究现场结核病防治（简称“结防”）机构2010年5-9月登记发现的329例初治涂阳肺结核患者全部进行了面对面的问卷调查，获得有效个案调查表329份。使用t检验比较就诊延误、诊断延误等不同指标间差异有无统计学意义，使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患者就诊延误的因素，使用非参数检验比较不同医疗机构患者的发现和转诊延误。结果 患者就诊延误15d(0~594d)，诊断延误10d(0~429d)，就诊延误与诊断延误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596, P=0.111)。与自费相比较，有其他医疗保险（除外新农合）的患者就诊延误更短（β=0.701，Waldχ²=6.223，P=0.013，RR=2.015），有发热症状的患者更易就诊（β=0.430，Waldχ²=11.556，P=0.001，RR=1.537），而有咳嗽症状（β=-0.711，Waldχ²=9.314，P=0.002，RR=0.491）或咯痰症状（β=-0.429，Waldχ²=8.549，P=0.003，RR=0.651）的患者就诊延误更长。不同医疗机构发现结核病可疑者的能力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15.134，P=0.000），其中药店的延误时间最长（26d，四分位间距66.5d），县级及以上医院(0d，四分位间距0d)、乡镇卫生院(0d，四分位间距6d)和结防机构(0d，四分位间距0d)延误时间最短；不同医疗机构转诊结核病可疑者的能力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5.476，P=0.000），其中结防机构延误时间最短（0d，四分位间距1d），个体诊所延误时间最长（9d，四分位间距19.5d）。结论 新发涂阳肺结核患者的延误包括患者和医疗机构两方面的因素，其中缺乏对结核病可疑症状的相关知识或对症状不重视是导致患者延误的主要因素，而基层医疗机构结核病可疑者的发现和转诊延误是导致医疗机构延误的主要因素。     

肺结核可疑症状者的发生频度和地区分布研究

目的 了解目前我国肺结核可疑症状者在人群中的发生频度和地区分布。 方法 采用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办公室独立设计的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调查期间是否出现肺结核可疑症状及症状持续的时间）调查全国（不包括台港澳地区）15岁及以上人群中咳嗽、咯痰≥2周和（或）咯血的肺结核可疑症状者情况,分析不同人群和地区的肺结核可疑症状者率。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等比例随机抽样的方法,共抽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台港澳地区）176个流行病学调查点447 563人,排除外出超过6个月者125 342人及15岁以下者58 940人,应检263 281人,现场问卷调查实检252 940人,受检率为96.1%。 结果 15岁及以上人群中肺结核可疑症状者比率为2.1%(5399/252 940)。男性肺结核可疑症状者比率为2.8%(3324/116 939),高于女性的1.5%(2075/136 001) (χ²=521.9,P<0.001);不同年龄组［15～岁组198例（占3.7%）、25～岁组292例（占5.4%）、35～岁组671例（占12.4%）、45～岁组945例（占17.5%）、55～岁组1403例（占26.0%）、65～岁组1197例（占22.2%）、75～岁组693例（占12.8%）］的可疑症状发生频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2356.6,P<0.001),65岁及以上人群出现可疑症状的比率是15～65岁人群的2.976～3.335倍 (OR=3.150,95%CI=2.976～3.335);本地户籍人口中肺结核可疑症状者比率为2.2%(5026/229 923),高于非本地户籍人口的1.6%(373/23 017)(χ²=30.8,P<0.001);乡村地区的肺结核可疑症状者比率为2.5%(3488/138 057),高于城镇的1.7%(1911/114 883) (χ²=214.4,P<0.001);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的肺结核可疑症状者比率分别为3.6%(2522/69 896)、2.0%(1603/80 926)和1.2%(1274/102 1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066.9,P<0.001）。平原、丘陵、山区和其他地区（除平原、丘陵和山区地理环境之外的地区）的肺结核可疑症状者比率分别为1.6%（1805/110 371）、2.1%（1551/74 009）、3.0%（1950/65 646）和3.2%（93/294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350.8,P<0.001)。 结论 应有针对性地采取各项措施,提高我国肺结核可疑症状者的发现水平。     

上海市闵行区肺结核患者卫生服务需要与利用情况分析

目的 分析上海市闵行区肺结核患者卫生服务需要与利用情况,评价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 方法 上海市闵行区2010年共建立1 286 830份电子健康档案,其中749例登记肺结核专档。 以这749例肺结核患者和其中502例已治愈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流行病学和疾病管理、卫生服务需要与利用情况,并针对肺结核患者卫生服务利用情况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 2010年上海市闵行区建档人群的肺结核患病率为58.21/10万,活动性肺结核（菌阳）患病率为30.62/10万,慢性病患病率为51.54%（386/749）。其中,治愈和满疗程的502例患者的人均就诊次数、检测检验次数和受访视次数分别为2.74、9.02和5.47次。年龄在65岁以上（β值=－2.513,Wald χ²值=0.508,P值=0.000,OR（95.0% CI）值=0.081（0.030~0.219））、因肺结核和其他慢性病就诊（β值=－3.987,Wald χ²值=0.458,P值=0.000,OR（95.0% CI）值=0.136（0.047~0.491））使得肺结核患者就诊次数增加。 结论 上海市闵行区肺结核患者对区域卫生服务需要量较高,利用率较低。肺结核患者的防控工作要针对不同人群开展针对性的防治措施,掌握他们的卫生服务需要,提高其卫生服务利用水平。     

广州市肺结核发病危险因素的调查研究

目的 探讨影响广州市居民肺结核发病的危险因素,为肺结核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1：1配比病例对照研究,对广州市250例涂阳肺结核患者及相同数量的对照(从涂阳肺结核患者的家庭密切接触者人群中选取),使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进行调查,调查变量共25个指标,包括受教育程度、职业、个人月收入、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家庭经济状况、吸烟、过量饮酒、运动、婚姻、吸毒、糖尿病史、住房面积、居室的通风、阴暗、潮湿和周围环境质量16个指标和心理应激状况9个指标;心理应激状况选用杨德森生活事件量表(LES)、姜乾金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SRS）。调查表经预调查测其Cronbach’s系数为0.83。调查肺结核患者268例,发出问卷268份,回收有效回卷250份,有效率93.3%,将有效回答的250例患者全部纳入结核病组。调查涂阳家庭密切接触者1206例,发出问卷1206份,回收有效问卷1143份,有效率94.8%;从1143例家庭密切接触者中按照与结核病组患者同性别、年龄相近（≤3岁）原则进行1：1配对,选取250例纳入非结核病组。对所获资料根据资料的类型采用单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单因素分析,初步筛选出的可能影响肺结核发病的危险因素,再纳入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计算各变量的Wald χ²值、P值、OR值及其95% CI值。取P值≤0.10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共15个,多因素分析进入模型的变量有9个,个人月收入（分3个水平,＜1000元/月,1000～元/月,≥3000元/月,Wald χ²值分别是13.492、1.379,P=0.000、0.240）,承担家庭经济主要责任（Wald χ²=17.820,P=0.000）,吸烟（Wald χ²=9.489,P=0.002）,过量饮酒（Wald χ²=4.141,P=0.042）;生活事件总刺激量（Wald χ²=6.995,P=0.008）,消极应对（Wald χ²=14.806,P=0.000）6个因素是结核发病的危险因素,其OR值（95% CI值）分别为［4.178（1.948～8.961）、1.475（0.771～2.821）］、6.457（2.716～15.352）、2.960（1.484～5.905）、5.048（1.062～24.004）、1.030（1.008～1.052）、1.131（1.062～1.204）。 结论 个人低收入、承担家庭经济主要责任、吸烟、过量饮酒、生活事件总刺激量、消极应对是广州市居民肺结核发病的危险因素。     

发现延误对肺结核经济负担的影响

目的 探讨肺结核诊断及时性对结核病患者家庭、政府和社会经济负担的影响。 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湖南省6个贫困级别不同的县区级结核病防治机构登记的386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包括诊疗过程、医疗费用等的自制问卷调查（问卷通过2次现场预调查,国内外专家4次评审确定）,发出386份调查问卷,收回381份,有效问卷354份;比较确诊前后患者家庭、政府和社会的直接和间接经济负担,并用单因素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发现延误对结核病疾病经济负担的影响。 结果 354例调查患者患病后1年内家庭经济负担总额为829 524.5元人民币（下同）,确诊前阶段患者家庭经济负担总额为478 435元,占57.68%;确诊后总额为351 089.5元,占42.32%。患者家庭直接经济负担（确诊前为300 989元,确诊后为215 795元）、患者直接医疗费用（确诊前为265 299元,确诊后为183 321元）、直接非医疗费用（确诊前为35 690元,确诊后为32 474元）、患者误工经济负担（确诊前为161 882.5元,确诊后为126 182.5元）和陪护误工经济负担（确诊前为15 563.5元,确诊后为9112元）,确诊前产生的费用均高于确诊后,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3.6879、3.7278、2.1429、1.9902、5.995,P值均＜0.05）。湖南省政府在患病后1年内对354例患者投入的直接医疗费用为145 140元,其中确诊前投入为74 340元,确诊后为70 800元。2005年湖南省社会结核病直接经济负担160 742 351.7元（1.61亿元）,其中确诊前为88 813 229.25（0.89亿元）,确诊后为71 929 122.45（0.72亿元）。就诊延迟天数、就诊延误与否和就诊次数均与家庭肺结核经济负担呈正相关（β=0.604、0.815、0.662;Wald χ²=7.574、10.234、8.215;OR=1.829、2.259、1.939;95%CI=3.004～5.709、1.519～3.36、1.311～2.863）;而首诊单位为肺结核防治机构者,呈负相关（β=－1.98, Wald χ²=21.429,OR=0.138,95%CI=0.058～0.327）。 结论 结核病经济负担（包括患者家庭、政府和社会）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经济负担均主要发生在疾病确诊前阶段,患者就诊及时性和医院的诊疗水平均是影响结核病经济负担的主要因素。     

上海市1999-2006年新登记老年肺结核患者死亡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描述上海市60岁及以上的老年肺结核患者的死亡情况,探讨其可能的影响因素。方法 上海市1999-2006年期间新登记并确诊的痰分枝杆菌培养阳性肺结核病患者共14589例,其中≥60周岁的老年患者共5068例（34.7%）,<60岁的非老年患者共9521例（65.3%）。研究描述了两组患者人口学、临床特征、细菌学、死亡情况等方面的特征,并以logistic回归逐步前进法鉴别老年患者中可能与死亡有关的危险因素。结果 老年患者中男性4167例,占82.2%,非老年患者中男性6699例,占70.4%（χ²=244.8, P<0.01)、老年复发患者1447例,占28.6%;非老年患者1240例,占13.0%（χ²=536.3, P<0.01);老年有合并症患者1472例,占29.0%,非老年患者1172例,占12.3%（χ²=624.2, P<0.01);老年涂阳患者4313例,占85.1%,非老年患者7625例,占80.0%（χ²=31.6, P<0.01)。两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老年患者中肺部影像学检查显示有空洞者(1480例,占29.2%)显著低于非老年患者（3120例,占32.8%）,两者比较有统计学差异（χ²=11.9, P<0.01)。老年患者病死率(668例,13.2%)显著高于非老年患者(139例,1.5%),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79.7, P<0.01)。在5068例老年组患者中,经多因素logisitic回归逐步前进法分析显示,70～<80岁(OR=1.89, 95%CI＝1.54～3.32,P<0.01)、80岁及以上 (OR=3.71, 95%CI＝2.91～4.74, P<0.01)、男性(OR=1.72, 95%CI＝1.34～2.21,P<0.01)、有合并症(OR=1.53, 95%CI＝1.28～1.83,P<0.01)、涂阳(OR=1.33, 95%CI＝1.02～1.72, P=0.03)、居住地区为郊县(OR=1.49, 95%CI＝1.24～1.79,P<0.01)和耐多药(OR=1.95, 95%CI＝1.10～3.48,P=0.02)与死亡相关。结论 上海市老年肺结核患者病死率远高于非老年患者。高龄、男性、有合并症、涂阳、居住于郊县和耐多药是死亡的危险因素。     

119例肺结核患者痰涂阳与胸部X线表现的对比研究

目的 探讨肺结核患者痰涂阳与胸部X线表现之间的关联性,为有关科室及时采取措施防治结核病提供参考。方法 对119例肺结核患者痰涂阳与胸部X线表现进行回顾性分析,按痰涂阳1+～2+和3+～4+将其分为痰涂阳程度低和程度高的两组作对比研究,对结果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采用χ²检验及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统计学处理,以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肺结核患者是否具有传染性（即痰涂阳）与肺结核病灶分布部位（涂阳1+～2+组与3+～4+组在左右肺病灶分布分别为90个和88个,经比较：χ²=0.208,P=0.649）、范围（本组涂阳1+～2+组其病灶范围为2.37个肺野/例：180个/76例;3+～4+组为2.33个肺野/例：100个/43例,χ²=0.006,P=0.936）、空洞大小(χ²=3.300,P=0.069,OR=2.028, 95% CI：1.012～4.350)、有无引流支气管（χ²=0.092,P=0.761,OR=0.889,95% CI：0.418～1.894）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其分型（本组Ⅲ型110例,占92.4%）、分期（本组进展期79例,占66.4%;好转期33例,占27.7%;稳定期7例,占5.9%）、X线表现中空洞分布范围（χ²=13.553,P=0.000, OR=2.283,95% CI：1.471～3.543）、数目（χ²=15.427,P=0.000, OR=2.474,95% CI：1.574～3.887）、洞壁情况（χ²=11.166,P=0.001, OR=2.691,95% CI：1.506～4.808）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肺结核患者痰涂阳及菌量与胸部X线表现之间有明显的关联性。     

Prevalence of tuberculosis suspects and their healthcare-seeking behavior in urban and rural Jordan

To determine the prevalence and healthcare-seeking behavior of tuberculosis (TB) suspects in Middle and South Jordan. A community-based survey was carried out between June-September 2005, whereby 61,730 adult household members were inquired about the presence of persistent cough for more than three weeks to identify TB suspects. These adults were then interviewed and referred to the nearest health center for clinical and sputum smear examination. Of the 61,730 surveyed household members, 1,544 (2.51%) were identified as TB suspects, of these two were sputum smear positive pulmonary TB. The first action with the onset of symptoms was to visit the health centers. Reasons for timely seeking care were accessibility of the facilities and confidence in obtaining a cure, and obstacles were belief that symptoms would resolve and economic constraints in rural residents. Females, rural residents, expatriates, and using private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were predictors of delay in seeking care for more than three weeks. This study has set the baselin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evalence of TB suspects in Jordan and their healthcare-seeking behavior that shows community preference to seek care at health centers. These should be upgraded and the health workers trained on suspect management to enhance the TB elimination efforts.     

重庆市梁平县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重庆市梁平县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情况,探索与就诊延迟相关的主要因素。方法从结核病信息管理系统导出重庆市梁平县2005--2012年登记的结核病患者的个案资料共计3365例,采用描述性分析就诊延迟率;采用秩和检验分析不同性别、年龄、职业、患者来源、登记类型的就诊延迟是否有差异,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性别、年龄、职业、患者来源、登记类型是否与就诊延迟相关（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重庆市梁平县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率为73．14％（2461／3365）,就诊延迟中位数为32d,有52．84％（1778／3365）的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在1个月以上。职业、患者来源和登记类型与就诊延迟相关,农民就诊延迟高于其他职业（OR=1．513,95％CI=1．279～1．778,P〈0．05）;因症推荐患者就诊延迟高于转诊患者（OR=2．170,95％CI=1．798~2．618,P〈0．05）;复发患者就诊延迟高于新患者（OR=1．222,95％CI=0．9501．572,P〈0．05）。结论重庆市梁平县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率高,就诊延迟与患者职业、来源和登记类型相关,建议采取综合有效措施,减少该地区的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现象。     

Health-seeking behaviour among adults with prolonged cough in Vietnam

Objective To assess health‐seeking behaviour among adults with prolonged cough in a population‐based,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in Vietnam. Methods Cross‐sectional survey conducted from September 2006 to July 2007. All inhabitants aged ≥15 years were invited for screening for cough, history of tuberculosis (TB) treatment and chest X‐ray (CXR) examination. TB suspects, defined as any survey participant with CXR abnormalities consistent with TB, or productive cough for more than 2 weeks or TB treatment either currently or in the preceding 2 years submitted sputum specimens for smear examination and culture and provided information on health‐seeking behaviour in an in‐depth interview. Results Of 94 179 persons participating in the survey, 4.6% had prolonged productive cough. Forty‐four percentage of those had sought health care and reported pharmacies (35%), commune health posts (29%), public hospitals (24%) and private physicians (10%) as first point of contact. Only 7% had undergone sputum smear examination. Of TB suspects with prolonged productive cough, 2.9% were diagnosed with TB; 10.2% of these reported smear and 21.9% reported X‐ray examination when visiting a health care facility. The average patient delay was 4.1 weeks (95% CI: 3.9–4.4) among cough suspects and 4.0 weeks (95% CI: 3.1–4.9) among TB cases. Conclusions In this Vietnamese survey, nearly half of persons with cough for more than 2 weeks had visited a health care provider. The commonest first health facility contacted was the pharmacy. Sputum smears were rarely examined, except in the provincial TB hospital. Our findings highlight the need to improve diagnostic practices by retraining health staff on the performance of sputum examination for TB suspects.     

对列车旅客开展结核病健康教育活动的可行性研究

目的 探索对火车列车旅客开展结核病健康教育的可行性及有效方式,为开展大规模的列车结核病健康教育活动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4组列车通过海报和广播开展为期3个月的结核病防治知识宣传,在活动期间通过随机数字表法随机抽取其中1组列车的1节硬座车厢和1节卧铺车厢的207名旅客进行问卷调查,了解旅客对结核病知识宣传的关注情况和对结核病知识的掌握情况及媒体偏好（发出211份问卷,回收207份,有效问卷207份）,并对20名旅客和12名列车工作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其对列车结核病健康教育活动的接受情况和建议。 结果 64.0%（121/189）的旅客关注到列车上结核病知识宣传海报或广播。旅客结核病防治知识总知晓率为52.4%（525/1002）,平均知识得分是（2.48±1.21）分（满分为5分）。41.9%（83/198）的旅客选择更加关心周围的结核病患者。旅客选择率排在前四位的宣传方式依次是广播、电视、海报、报刊及书籍等,选择率分别为64.3%（133/207）、36.7%(76/207)、30.0%(62/207)和24.6%(51/207)。按照旅客接受列车结核病宣传的情况将其分为四组：既看到海报又听到广播组、只听到广播组、只看到海报组、既未看到海报又未听到广播组,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比较各组结核病知识得高分（3分及以上为高分）的可能性,与最后一组相比,前两组得高分的可能性高,分别为2.167倍（β=0.773;Wald χ²=4.369;P=0.037;OR=2.167,95%CI=1.049～4.475）和3.374倍（β=1.216;Wald χ²=5.177;P=0.023;OR=3.374, 95% CI=1.184～9.618）,而第三组得高分的可能性差别无统计学差异（β=0.066;Wald χ²=0.023;P=0.88;OR=1.068,95%CI=0.454～2.512）,提示广播的宣传效果优于海报。接受访谈人员中,18名旅客表示愿意在列车上接受结核病健康教育,12名列车工作人员均表示愿意配合;17名旅客及10名列车工作员认为广播是最适合在列车上开展结核病健康教育的方式。结论 在列车上开展结核病健康教育是可行的,宜优先采用广播进行宣传,但要注意制作寓教于乐的宣教节目,并增加播放频次以提高广播的宣传效果。     

Improving sputum microscopy services for the diagnosis of tuberculosis in Peru and Bolivia.

SETTING: Sixteen primary care health centres in Peru and Bolivia. OBJECTIVES: To assess the utilisation of microscopy services in Peru and Bolivia and determine if clinical audit, a quality improvement tool, improves the utilisation of these services. DESIGN: We estimated the percentage of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tuberculosis (TB) in whom sputum microscopy was effectively utilised in Peru and Bolivia over two 6-month periods before and after a clinical audit intervention that included standards setting, measuring clinical performance and feedback. RESULTS: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only 31% (95%CI 27-35) of TB suspects were assessed with sputum microscopy in Peru. In Bolivia, 30% (95%CI 25-35) underwent at least two sputum microscopy examinations. After clinical audit, the availability of sputum microscopy results improved by respectively 7% (95%CI 1-12, P < 0.05) and 23% (95%CI 15-30, P < 0.05) over 2 years in Peru and Bolivia. CONCLUSIONS: Despit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commendations that all TB suspects should undergo sputum microscopy before treatment, results are available for further assessment for only one third. This is a potentially serious obstacle to TB case detection. Clinical audit can bring some improvement. We recommend regular monitoring of effective utilisation of microscopy services and investigations to ascertain organisational and structural issues in their uptake and use.     

From suspect to patient: tuberculosi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itiation in health facilities in South Africa

SETTING: Thirteen primary health care (PHC) facilities in the Stellenbosch District, South Africa.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use of a sputum register to evaluate the tuberculosis (TB) diagnostic process and the initiation of TB treatment in selected PHC facilities in a country with a centralised laboratory system. DESIGN: This prospec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between April 2004 and March 2005. The names of all individuals submitting sputum samples for TB testing were noted in a newly introduced sputum register. We classified all TB suspects with two positive smears as TB cases and consulted TB treatment registers until 3 months after sputum submission to determine how many had started treatment. RESULTS: A total of 4062 persons aged > or =15 years submitted sputum samples, of whom 2484 were TB suspects. There were 2037 suspects with at least two results, 367 (18%) had at least two positive smears and 64 (17%) of these did not start treatment (initial defaulters). Over the entire diagnostic process, up to 5% of TB cases were missed, and up to 26% did not start treatment and were not reported. CONCLUSION: By correcting diagnostic weaknesses identified in the sputum register, PHC facilities will be able to detect, treat and cure a higher percentage of TB patients.     

Prevalence of smear-positiv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in a rural district of Ethiopia.

SETTING: A rural district in Southern Ethiopia. OBJECTIVE: To estimate the prevalence of smear-positive pulmonary tuberculosis (TB). DESIGN: In this cross-sectional study, adults aged >14 years were surveyed by home-to-home visit, and asked about cough of > or = 2 weeks with or without sputum, chest pain or difficulty in breathing. Symptomatic suspects submitted three sputum samples for standard smear microscopy. RESULTS: Of 16697 adults surveyed, 436 (2.6%) were symptomatic and submitted sputum samples. Thirteen (3%) were positive for acid-fast bacilli, and the prevalence of smear-positive TB was 78 per 100 000 population (95%CI 36-120). Twenty-four smear-positive cases identified through the existing health care delivery were on anti-tuberculosis medication at the time of the survey. The ratio of smear-positive cases on treatment to those newly detected by the survey was 2:1. CONCLUSION: The prevalence of TB in this rural setting was unexpectedly low. For every two cases of smear-positive TB on treatment, there was one undetected infectious case in the community. However, as our screening technique did not allow detection of cases who did not report symptoms, the true prevalence may have been underestimated.     

广东省非结核病防治机构网络直报肺结核患者到位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广东省非结核病防治机构（简称“非结防机构”）网络直报肺结核患者到结核病防治机构（简称“结防机构”）就诊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利用网络直报信息开展患者转诊追踪工作,以2011年广东省医疗机构应报告转诊肺结核或疑似肺结核患者106669例（均为广东省现住址患者）为研究对象、以患者到位率为指标、以logistic回归分析为方法进行分析评价。结果 广东省2011年有89825例已到结防机构就诊,总体到位率为84.2%（89825/106669）,追踪到位患者占所有到位患者数的42.5%（38179/89825）。转诊（OR＝7.993;95%CI：7.611～8.395）、有身份证号（OR＝1.049;95%CI：1.006～1.094）、有电话号码（OR＝1.534;95%CI：1.467～1.603）、有单位名称（OR＝1.222;95%CI：1.165～1.282）和地址详细（OR＝1.360;95%CI：1.297～1.425）是利于患者到位的影响因素。与其他地区相比,粤西地区的患者总体到位率偏低（OR＝0.903;95%CI：0.847～0.963）。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患者总体到位率比县级及以上人民医院的总体到位率高（OR＝1.562;95%CI：1.465～1.666）。疑似患者总体到位率低于实验室诊断患者（OR＝10.006;95%CI：9.219～10.861）和临床诊断患者（OR＝2.458;95%CI：2.349～2.571）。15～岁组（OR＝0.338;95%CI：0.285～0.400）、35～岁组（OR＝0.282;95%CI：0.238～0.334）和55～岁组（OR＝0.243;95%CI：0.205～0.288）的患者总体到位率均低于＜15岁组。结论广东省患者转诊追踪工作仍有提升的空间,需采取综合管理措施以巩固和提高患者到位率,而督促非结防机构转诊患者、确保报告信息的完整准确和提升非结防机构诊断结核病能力等措施是提高患者到位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