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贺州市部分职业人群亚健康状态病理因素调查及其干预措施探讨

目的 对贺州市部分职业人群亚健康状态病理因素进行调查分析,并探讨相关的干预措施。 方法 2014年1-12月选择贺州市不同职业的人群500名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调查,研究主要应用亚健康症状问卷展开,了解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对比不同年龄、学历、性别以及职业人群的亚健康得分,分析影响职业人群亚健康状态病理因素。 结果 发放的500份问卷中收回的合格问卷475份,有效收回率为95.00%。475名调查对象中219名处于亚健康状态,亚健康的发生率为46.11%。不同年龄段人群的亚健康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中40岁以上人群的亚健康得分明显高于40岁以下人群。不同学历人群的亚健康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在亚健康状态的各项评分为疲劳症状(22.4±2.5)、精神症状(16.2±0.3)、免疫力症状(7.7±2.2)、心血管/胃肠道症状(8.2±3.3)以及总分(53.2±4.9)均高于男性在亚健康状态的各项评分疲劳症状(18.3±2.3)、精神症状(12.4±0.1)、免疫力症状(4.7±2.4)、心血管/胃肠道症状(4.9±2.3)以及总分(46.3±3.7)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不同职业人群的亚健康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中医疗卫生及教育工作人员的得分最高。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亚健康状态的危险因素为接受超出自身能力的工作、工作竞争,而亚健康状态的保护因素则包括白天适当放松休息、积极参加体育活动、有谈心的对象。 结论 2014年亚健康状况广泛存在于贺州市不同职业的人群中,其中从事医疗卫生及教育工作的人群更为常见,并且以40岁以上的女性人群更为多见;根据亚健康状况的相关影响因素展开健康教育,养成良好的生活与行为习惯、积极调整工作状态,预防亚健康状态的出现。     

日光温室作业对蔬菜种植人员眼健康的影响

目的探讨日光温室作业对蔬菜种植人员眼健康的影响。方法选取西北某地区739名温室蔬菜种植人员(温室组)和263名非温室蔬菜种植人员(非温室组)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其一般人口学信息和眼异常症状情况,并测量双侧裸眼视力。结果温室组和非温室组人员左眼视力分别为4.89±0.33和4.91±0.2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右眼视力分别为4.86±0.32和4.91±0.2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温室组右眼视力(4.89±0.38)低于非温室组(4.98±0.2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温室组与非温室组右眼视力分别为4.84±0.28和4.89±0.2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温室组和非温室组眼痒、眼干等眼部异常症状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性别和眼异常症状种类数是影响视力的重要因素(P<0.05);女性和温室作业人员更易出现眼异常症状(P<0.05)。结论日光温室作业可能引起蔬菜种植人员眼损伤风险升高,主视眼视力可能更易受损。     

萍乡市安源区社区居民亚健康状况调查分析

目的了解社区居民亚健康分布状况及特点,为制定有效的健康促进策略提供依据。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对社区16~60岁居民进行亚健康状态调查。结果共调查930人,亚健康发生率为74.2%,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的社区居民亚健康分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女性发生亚健康的风险高于男性(OR=2.02,95%CI:1.47~2.79),并且发生亚健康的风险随年龄的上升而上升(P0.001)。亚健康症状以躯体症状为主,为68.9%。结论萍乡市安源区社区居民的亚健康状态发生率高,且女性和年长者为高危人群,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预防和干预,以提高社区居民的整体健康水平。     

绍兴市青少年亚健康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绍兴市青少年身心亚健康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青少年亚健康状态干预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绍兴市1所大学、2所高中、2所初中,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2348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运用《青少年亚健康多维评定问卷》进行评定,计算青少年亚健康症状在不同性别、年级、地区上的检出情况,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亚健康状态的影响因素。结果绍兴市青少年躯体、心理、身心亚健康症状总检出率分别为26.9%,35.3%和43.1%。男、女生检出率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心理和身心亚健康症状检出率在不同年级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28.026,17.142,P值均0.01);城市学生躯体、心理和身心亚健康症状的检出率均高于农村学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6.039,4.811,8.087,P值均0.05)。绍兴市青少年学生身心亚健康状态检出率为10.9%,其中男、女生分别为9.9%,11.9%,初中、高中、大学分别为11.6%,12.4%,8.5%,农村和城市分别为9.7%,12.4%。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学习负担重、噪声影响、日常睡眠时间少、运动次数少等是亚健康状态的危险因素。结论绍兴市青少年亚健康症状检出率在年级和城乡分布上具有明显差异,亚健康状态与个人生活方式、环境因素、社会因素等相关。     

安徽省蚌埠市中学生健康素养与心理亚健康症状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研究中学生健康素养与心理亚健康症状的相关因素,为针对性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方法抽取安徽省蚌埠市中学生3330名,使用中国青少年互动性健康素养评定问卷和青少年亚健康多维评定问卷进行调查。结果农村、乡镇、城市中学生健康素养得分分别为(184.46±23.38)、(188.10±24.00)、(192.09±23.9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6.215,P0.01);独生与非独生中学生健康素养得分分别为(191.48±25.24)、(186.37±23.2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548,P0.01);学习日住校与不住校的中学生健康素养得分分别为(185.75±23.25)、(190.33±24.5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454,P0.01)。心理亚健康症状检出率的比较,初中生(64.1%)低于高中生(68.9%),学段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866,P=0.002);不同性别、户籍、是否独生和学习日是否住校中学生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1.672、1.231、0.485、3.557,P均0.05)。有心理亚健康症状的中学生健康知识与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技能得分均低于无心理亚健康症状的中学生(P均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生、高中生、乡镇学生、低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和低健康技能是中学生心理亚健康症状的危险因素(P均0.05)。结论健康素养是中学生心理亚健康发生的影响因素。可从提高健康素养入手,对青少年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医科大学新生亚健康状况流行病学分析

目的 调查医学院校入学新生的亚健康现状,分析与亚健康状态有关的影响因素,为制定新生亚健康预防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自制亚健康流行病学调查问卷,调查南方医科大学入学新生2 554名,亚健康状态诊断参考<亚健康中医临床指南>,诊断包括躯体亚健康、心理亚健康、社会不适应亚健康,统计分析采用X2检验,对与亚健康群体有关的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医科院校新生亚健康总体现患率为40.20%,其中最高为躯体亚健康,其次是躯体及心理亚健康;女性现患率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27.402,P=0.002);外省户籍不同性别新生亚健康现患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8.482,P=0.030),女性现患率较高;眼睛疲劳、躯体疲劳、总想睡觉、眼睛干涩、大便干燥、躯体疼痛、睡眠质量差、感冒、颈肩酸痛、食量减退对新生躯体健康构成危险;情绪消极、情绪波动、不安全感、催逼着干事情、做事情须反复检查、压抑、抑郁、焦虑与新生心理健康密切关联;学习效率低、活动能力差、人际交往频率减少是新生社会不适应亚健康的危险因素.结论 医科大学新生广泛存在亚健康状态,需要学校加强关注,积极预防新生亚健康的发生.     

主观和客观两种方法评价南充市中学教师的亚健康状态

目的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评价中学教师的亚健康状态。方法按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以亚健康状态自制量表从主观方面对693名中学教师(研究组)和970名其他行业在职人员(对照组)的亚健康状态进行评价,并按性别、年龄分层,分别从研究组和对照组抽取部分研究对象,采用超高倍显微诊断仪从客观方面对亚健康状态进行评价,同时对两种方法进行比较。结果(1)亚健康状态自制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且亚健康状态自制量表和布氏超高倍显微镜诊断亚健康状态这两种方法的一致性较强;(2)中学教师亚健康状态发生率(58.8%)高于对照人群(50.0%)(P<0.05);女性教师亚健康状态发生率(60.9%)高于男性教师(55.9%)(P<0.05);30～45岁组教师亚健康状态发生率(73.0%)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教师(P<0.05)。结论中学教师是亚健康状态的易感人群。     

军官亚健康状况的性别与年龄特征

目的通过对我军军官的亚健康状况调查与分析,探讨现役军官身心健康的性别与年龄特征,为有针对性地制定改善军人心理健康状况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2 472人进行问卷调查S、CL-90量表测试、访谈、文献调研分析和研究。结果军官亚健康的发生率较国内成人发生率低,亚健康症状更多地表现在生理和社会心理层面,但SCL-90各因子均分全部高于全国成年人常模,且差异有显著性(P<0.01)。男性军官亚健康的发生率为16.2%,女性军官亚健康发生率是8.0%。30岁以下人群各因子的得分平均值小于国内常模值;30岁以上人群亚健康发生率占亚健康总人数的72.5%,31~40岁人群躯体化因子得分显著高于国内常模,41~50岁人群焦虑和躯体化因子得分较高,51岁以上人群偏执、精神病性因子得分较高。结论男性亚健康发生率显著高于女性;30岁以上年龄段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数比例明显升高。     

医护人员亚健康状态与职业紧张因素相关分析

目的评价福建省医护人员亚健康状态,探讨影响医生与护士亚健康状态的主要职业紧张因素。方法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福建省各级医院925名医生和408名护士,采用健康体检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评估其亚健康状态,并进行职业紧张的问卷调查。结果医生亚健康状态发生率(66.9%)高于护士(59.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医生职业任务和个体紧张反应总分分别为(146.77±20.14)和(89.32±19.10)分,均高于护士的(141.03±21.17)和(86.83±20.01)分(P<0.05);而应对资源为(123.39±16.89)分,低于护士的(125.45±17.03)分(P<0.05);医生及护士亚健康状态的共同职业紧张影响因素为躯体紧张反应、心理紧张反应、任务不适和不良工作环境;医生的亚健康状态还与任务冲突和任务过重有关。结论职业紧张是医生及护士亚健康状态的主要影响因素。     

上海市奉贤区青少年亚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上海市奉贤区青少年亚健康现状,探讨青少年亚健康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选取辖区内2所初中、2所高中、1所中专和2所大学共计1 858人,应用青少年亚健康多维评定问卷(MSQA)和人口学特征信息表收集信息。结果上海市奉贤区青少年躯体和心理亚健康症状检出率分别为23.41%和26.10%,躯体和心理亚健康状态检出率分别为11.03%和8.23%;不同性别和户籍之间亚健康状态检出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学段中高中生身心亚健康状态检出率最高(分别为18.50%和11.87%);各年级中高三学生身心亚健康状态检出率最高,大学一年级检出率最低;重点高中身心亚健康状态检出率高于非重点高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住校、自认为家庭经济水平差、自认为学习成绩很差、朋友数量少是青少年躯体和心理亚健康状态的共同影响因素。结论上海市奉贤区青少年身心亚健康状态与学习环境和自我认识密切相关,高中生亚健康问题突出,相关部门应针对不同青少年群体开展健康干预,重点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干预。     

交通事故幸存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流行情况及预测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交通事故幸存者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流行情况,并分析相关的预测因素。方法选择2010年10月—2011年5月206例交通事故幸存者,其中,男168例,女38例,年龄(39.8±12.5)岁。采用17项PTSD检测表——特定事件版(PTSD checklist-specific stressor version,PCL-S)进行评估。结果 206例交通事故幸存者中共有51例为可能的PTSD患者,发生率为24.8%;PTSD症状比较女性较男性严重,男性PCL-S得分(26.90±7.70)分,女性(31.46±8.87)分,男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已婚者较单身者严重,已婚PCL-S得分(28.72±8.07)分,单身(23.00±5.47)分,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PTSD在我国交通事故幸存者中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疾患,其主要的预测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评估距离创伤时间间隔、躯体康复状况。     

某高校医学生亚健康状态与体育运动及睡眠状况的相关研究

目的 了解高校医学生的亚健康现状以及体育运动状况与睡眠状况,剖析体育运动与睡眠状况对亚健康状态的影响。方法 采用青少年亚健康多维评定问卷(MSQA)、体育活动等级量表(PARS-3)、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及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对济宁市某医学高校在校的775名医学类专业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775名在校医学生中,躯体、心理和身心亚健康检出率分别是13.5%、12.0%、11.0%,其中,女生心理亚健康检出率为13.8%,高于男生的9.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859,P=0.049)。运动强度、每次运动时间、运动频次平均得分分别为(2.21±1.26)、(1.83±1.10)、(2.77±1.17),运动量平均分为(12.86±11.47),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平均分为(5.62±2.1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合理的运动时间和运动频率是躯体亚健康的保护因素(P<0.05),而入睡时间长、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均是躯体、心理、身心亚健康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 高校医学生亚健康现状堪忧,睡眠质量状况一般,体育运动量偏低。低睡眠质量、低运动量可导致亚健康状态的发生风险提高。     

南京市职业人群亚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南京市不同职业人群亚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有效的预防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抽样方法,从南京市区5类职业人群（公务员、科技人员、企事业管理人员、教师、体力劳动者）中,抽取18～60岁在职人员进行亚健康状况问卷调查。结果亚健康的发生率为42．98％;男性亚健康发生率为22．04％。女性为20．9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5．188,P〈0．01）。亚健康自评量表总分平均分为（72．06±]1．10）,生理状况得分平均为（35．30±6．14）,心理状况得分平均为（23．93±4.56）,社会适应得分平均为（12．83±2．38）。不同职业人群的亚健康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33．145,p〈0．01）;职业人群的亚健康与学历、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婚姻状态等有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南京市职业人群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不同性别和职业人群的亚健康状况存在差异,并与学历、职业、家庭月均收入、婚姻状况等因素有关。因此,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并提出相应的防治措施。     

重庆市大学生亚健康症状与健康危险行为研究

目的:研究重庆市大学生亚健康的现状及其健康危险行为因素,为大学生保健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应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重庆市三所大学1903名大学生进行一般情况、自编青少年亚健康危险行为因素调查问卷和《青少年亚健康多维评定问卷》调查。结果:重庆市大学生亚健康症状的检出率为42.8%。女生亚健康症状检出率高于男生(P<0.05);低年级大学生心理亚健康症状检出率高于大三年级(P<0.05);师范类学生亚健康症状检出率高于医学类和理工类学生(P<0.05);学习压力较高者亚健康症状检出率高于压力一般和较低者(P<0.05);睡眠时间小于八小时的大学生亚健康症状检出率高于睡眠时间大于等于八小时的大学生(P<0.05)。影响大学生亚健康症状的主要危险行为因素有偏食行为、无大强度运动行为、无小强度运动行为、非故意伤害行为、故意伤害行为、自杀行为、滥用药物行为和网络成瘾行为等。结论:大学生亚健康症状检出率较高,与多种健康危险行为因素有关,相关部门应该区别对待进行干预,提高大学生的健康水平。     

2011年广州市越秀区部分公务员亚健康状况调查

[目的]了解广州市越秀区公务员亚健康罹患状况,为公务员亚健康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2011年3～6月,在越秀区党校2011年上半学年各级培训班的干部学员中,抽取部分没有疾病的学员,采用亚健康自评表进行调查。[结果]调查1147人,处于总体亚健康者占71．57％,躯体亚健康罹患率为52．49％,心理型亚健康罹患率为34．00％,社会型亚健康罹患率为3．40％。总体亚健康罹患率在不同年龄、不同体重指数（BMI）、不同行政级别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1）;躯体亚健康罹患率,男性高于女性,不同年龄、不同BMI组、不同婚姻状况、不同行政级别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调查对象亚健康自评总得分为216．88±29．47分,躯体亚健康得分为127．11±18．78分,心理亚健康得分为42．36±7．40分,社会亚健康得分为36．45±5．35分。亚健康自评总得分,女性低于男性（P〈O．01）;躯体亚健康得分,女性低于男性,不同年龄、不同婚姻状况、不同行政级别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或〈0．05）。[结论]越秀区公务员总体亚健康罹患率处于一般水平。亚健康表现以躯体亚健康为主,应重视对公务员群体开展健康教育,增强对亚健康危害的认识及知晓率。     

临床医生亚健康状态高阶因子模型分析

目的应用结构方程模型中高阶因子模型对临床医生亚健康状态进行评价。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福建省5个城市市级医院临床医生810人,运用亚健康状态自评量表进行调查与测评,应用一阶因子相关模型分析因子间相关性,应用二阶因子模型分析不同性别与年龄临床医生的亚健康综合指数得分。结果亚健康状态可以归因于情绪情感问题、躯体活力不足、生理功能减退及社会适应困难等4个因子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78～0.92(均P<0.001);在二阶因子模型中,4个因子对高阶因子—亚健康综合指数的载荷分别为0.95、0.97、0.87、0.88;女性临床医生的亚健康综合指数得分高于男性,30～45岁临床医生亚健康综合指数得分高于其他年龄的临床医生。结论高阶因子模型可以很好地对医生的亚健康状况进行评价。     

湘西地区高校大学生性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湘西地区高校大学生性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高校性教育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青春期性心理健康量表对随机整群抽样的2 187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调查的大学生性心理健康总均分为(3.58±0.39)分,性认知评分为(3.51±0.65)分,性价值观评分为(3.77±0.55)分,性适应评分为(3.53±0.39)分。男生性认知得分为(3.61±0.63)分,高于女生的(3.43±0.65)分,(t=6.441,P<0.001),性价值得分为(3.72±0.57)分,低于女性的(3.82±0.53)分,(t=-4.297,P<0.001);本科生性心理健康各维度得分均高于专科生(t总=7.139,t性认知=6.099,t性价值=3.055,t性适应=6.870;P值均<0.01);医学生性心理健康各维度得分均高于非医学生(t总=48.746,t性认知=65.119,t性价值=52.402,t性适应=11.782;P值均<0.001);父母赞同子女恋爱性健康总分、性认知、性适应分高于反对者(t总=6.058,t性认知=6.477,t性适应=6.793;P值均<0.001);接受性健康教育时间越早各维度得分越高(F总=11.338,F性认知=10.075,F性价值=8.265,F性适应=6.483;P值均<0.01)。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影响性心理健康总分前三位因素是:专业类别、最早接受性健康教育的时间、父母对子女谈恋爱的态度。结论 湘西地区高校大学生性心理健康状况仍待进一步提高,影响大学生性心理健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应根据学生的不同特征及需求开展针对性的教育。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effect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for men and women

BACKGROUND: Few population-based studies have assessed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consequences of both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 among women or men victims. This study estimated IPV prevalence by type (physical, sexual, and psychological) and associate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consequences among women and men. METHODS: The study analyzed data from the Nation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Survey (NVAWS) of women and men aged 18 to 65. This random-digit-dial telephone survey included questions about violent victimization and health status indicators. RESULTS: A total of 28.9% of 6790 women and 22.9% of 7122 men had experienced physical, sexual, or psychological IPV during their lifetime. Women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likely than men to experience physical or sexual IPV (relative risk [RR]=2.2,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2.1, 2.4) and abuse of power and control (RR=1.1, 95% CI=1.0, 1.2), but less likely than men to report verbal abuse alone (RR=0.8, 95% CI=0.7, 0.9). For both men and women, physical IPV victimiza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 of current poor health; depressive symptoms; substance use; and developing a chronic disease, chronic mental illness, and injury. In general, abuse of power and control was mor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these health outcomes than was verbal abuse. When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IPV scores were both included in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higher psychological IPV scores were mor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these health outcomes than were physical IPV scores. CONCLUSIONS: Both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IPV are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consequences for both male and female victi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