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执行的阻滞因素与优化路径

在梳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的基础上,采用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从政策文本、执行主体、目标群体、政策执行环境四个方面分析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执行的阻滞因素,发现家庭医生政策文本存在层层加码、政策执行主体在压力型体制下出现应付性执行、目标群体对政策认知偏低、政策执行环境有待优化等问题,建议从明确政策目标、强化执行主体的职责权限...     

浙江杭州:护航医养护一体化签约服务

正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紧密结合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断丰富签约服务内涵,拓展签约服务外延,在探索和实践中形成了医养护一体化签约服务"杭州模式"。杭州市现辖13个区、县(市),常住人口1036万。现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194家,下辖服务站点(村卫生室)1678个。全市医务人员17769人,组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2315个,家庭医生4367名,     

杭州市社区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认知情况的调查

目的:了解杭州市社区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的认知情况,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更好的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提供建议。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杭州市下城区、江干区和拱墅区三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抽样选取6个社区,每个社区随机入户调查50户家庭。调查数据使用Epidata 3.0软件录入。运用描述性分析、χ~2检验及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杭州市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的知晓率为44.9%,不同年龄、职业类型、文化程度、医保类型、个人健康水平的认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服务内容最了解的一项是门诊医保起付标准降低300元;了解签约服务政策的途径主要是社区宣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年龄、职业类型、是否具有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个人健康水平对认知度有影响。居民签约与否对慢病长处方政策的认知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杭州市社区居民,尤其是年轻群体,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的认知度有待提高;签约居民的认知度高于未签约居民。建议应提高宣传效果,发挥签约人群的"口碑"带动作用,加大对政策内容的解释力度。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构建与实例考核分析——以佛山市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例

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增进人民健康、实现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的重大举措,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之一。随着政府财政投入逐年加大和配套政策逐步完善,制定相应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执行效果进行评价分析,是提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文章综合采用文献分析法、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方法,以建立科学合理、可量化操作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为目标,探索建立符合社区服务中心实际情况的绩效考核管理体系,为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落实、促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服务满意度等提供参考。     

基于价值共创理论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优化研究△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实施涉及多个主体,不同主体的立场和倾向都是影响政策推行的重要因素。如何从政府主导、公众接受转向多方主体主动参与的多元协同机制,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优化的研究重点。本文基于价值共创理论,探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价值共创的概念和共创路径,进一步提出优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价值共创、共赢、共享的政策建议。     

城市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目的构建城市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便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效果进行评估。方法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绩效评价概念框架为理论基础,采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确定城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绩效评价体系。以广州市为例进行实测模拟检验。结果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结构、投入、过程、产出、结果"绩效评价概念框架基础上拟定城市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绩效评价候选指标库。基于此指标库制定问卷,于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对20名专家进行函询。根据专家函询结果,建立了包括了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及34个三级指标的广州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绩效评价体系。其中,一级指标包括组织结构与管理(权重0.21)、资源投入(权重0.24)、签约服务过程(权重0.19)、签约服务效果(权重0.36)。以广州市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实测对象对个别指标的数据获取方式或评分标准进行了调整完善。结论指标体系构建具有科学性;评价工具设计以结果产出为重点,综合从供需双方、健康管理服务规律等多角度评价签约服务质量;可为政策评估实施部门评价签约服务改革绩效提供评价工具。     

杭州市某街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调查与分析

目的了解杭州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况及"签而不约"的成因并提出对策,为进一步健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提供参考。方法对杭州市某街道两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18名签约医生和机构管理人员进行深入访谈;对该街道200名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76.7%的居民"通过社区医务人员介绍后自愿签约";77.6%的签约居民因"认为自身没有相关需要"没有接受所有或部分签约服务;不同户籍、就业状况的居民签约的情况不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居民对不同签约服务的知晓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存在人才缺乏、提供后续签约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存在"签而不约"情况。结论杭州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不断发展完善,但应采取相应对策加以改善解决居民签约服务认知水平较低及存在的"签而不约"等问题。     

少数民族地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是推进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打造健康中国,促进分级诊疗工作实施推广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该文介绍了以鄂尔多斯为列的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主要做法和特点,提出存在的问题和深入实施开展此项工作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实现基层首诊、急慢分诊、上下联动、双向转诊的分级诊疗格局提供实践和理论借鉴。     

落实好制度关键要有好人才

正国务院医改办等7部委近日联合下发《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对在基层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出了明确要求。文件不仅明确规定家庭签约服务的主体和内容,同时强调签约服务的费用分担、绩效考评和对全科医生团队的激励,这些正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能否真正推进的关键所在。此文件出台,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健康中国"的战略部署提供了有力支撑。"强基层"关键是"强人才"。在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过程中,老百姓只     

医保签约管理模式下的家庭医生制度绩效评价指标研制与结构过程评价

目的:设计医保签约管理模式下的家庭医生制度绩效评价模型,依托模型从结构和过程维度评估改革实施的情况,并提出完善建议。方法:对上海市长宁区通过考核认证并开展签约服务的154名家庭医生进行问卷调查,从改革的制度体系结构和过程行为转变维度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予以评估。结果:通过专家咨询法构建医保签约管理模式下的家庭医生制度绩效评估模型,评价模型遵循"结构—过程—结果"的逻辑,主要包括制度体系结构、行为转变过程、产出结果价值3个一级维度,下涵9个二级维度、25个三级维度。调查显示改革在供给模式、队伍建设、激励机制、服务模式、家庭医生的行为转变等评价维度均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结论:在结构与过程方面,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仍需加强人才建设、协同服务、激励机制等方面的建设。     

家庭医生签约对自评健康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

家庭医生制度通过签约的形式促使居民与家庭医生形成良好互动，提供医疗服务，改善居民健康状况。本文运用微观调查数据，探寻签约家庭医生对自评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家庭医生制度实施时间短，描述性分析与普通最小二乘法均无法证明家庭医生与居民自评健康水平存在因果关系，后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验证了签约家庭医生对居民自评健康水平影响的显著性，同时发现良好的信任关系与医患关系也可以改善居民自评健康感受，揭示了有效的制度设计对居民健康的促进效应。并就如何进一步扩大签约率，对“为签而签”等现象进行了讨论，为促进家庭医生制度进一步发展提供建议。     

上海市虹口区家庭医生签约模式的创新：要素、路径与机制研究

目的:为了分析家庭医生签约阻力,提高签约率。方法:本文选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实地调研与座谈,阐述了基层如何通过签约模式的创新来突破签约率瓶颈。结果:欧阳路街道签约模式的核心要素被提炼为"365",即"3"个关键环节、"6"项签约措施与"5"种人群分类。该模式以签约率目标为导向、以人群精准分类为基础、以多元化签约措施为手段,家庭医生与居委协同推动,对辖区居民的针对性动员,通过"认知—服务—满意度"的签约拉力机制与"激励—协同"推力机制实现了签约率的突破与维系,健康管理的成效也初步显现。     

中国家庭医生制度探索与改革的长宁模式

探索中国的家庭医生制度模式是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政策议题。上海市长宁区是国家首批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区,也是最早开展家庭医生服务制度探索和改革的示范区。自2008年起开始逐步探索家庭医生制度至今已有10年时间,为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面建立成熟完善的分级诊疗制度,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上下联动、急慢分治的合理就医秩序积累了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本专题3篇文章是来自长宁区家庭医生制度综合改革十周年的调查,分别从服务模式、政府协同、绩效考核方面,展示了长宁区家庭医生制度综合改革的具体做法与政策成效。伴随着全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场推进会的贯彻落实,中国家庭医生制度的长宁模式将为全国各地的家庭医生制度探索与深化改革提供宝贵经验。     

“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建设路径研究——基于SWOT-CLPV分析

分析了我国“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内部优势、劣势和外部机会、威胁,运用SWOT-CLPV方法深入剖析其优势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建议:协同推进人才发展,建立长效人才培养机制;不断提升信息化水平,构建信息安全框架;社会资源协同,从资本和社会关系层面发挥“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优势及意义。     

上海市家庭医生“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机制的设计思路与实施障碍因素分析

上海市作为全国家庭医生制度起步最早的城市,对家庭医生签约机制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已从"以软签约为主,引导居民认识、接触与逐步接受家庭医生服务"发展到"医疗机构组合模式的紧密型签约"。本文从调整背景、设计思路、进展与障碍因素等方面系统分析了上海市"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机制的实施现状,并基于实施障碍因素分析,提出了从提升全科医生数量与能力和优化现有薪酬分配制度等方面的完善建议。     

江苏省居民家庭医生服务签约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以江苏省为例，了解居民家庭医生服务签约的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利用江苏省第六次卫生服务调查家庭健康调查表中的居民数据进行分析。采用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方法探索家庭医生签约情况的影响因素。结果 9 450例居民中，17.36%的居民已签约家庭医生服务，22.06% 的居民未签约，但知道家庭医生服务，60.58%的居民表示不知道家庭医生服务。logistic结果显示，居民的城乡类型、年龄、收入水平、患慢性病对是否签约家庭医生服务有影响（P＜0.01）；居民的婚姻状态、就业状况、收入水平、到医疗机构最快时间、健康状况评分对是否知道家庭医生服务有影响（P＜0.01）。结论 需要提高居民对家庭医生服务的知晓度；聚焦重点人群，制定个性化服务策略；进一步发挥政策引导作用。     

以家庭医生为核心“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服务的实践与思考

目的了解上海市实行以家庭医生为核心的"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服务工作进展情况,即"家庭医生制度2.0版",找出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意见和建议。方法针对"家庭医生制度1.0版"存在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接受度不高、签约履约率低、居民无序诊疗和医疗费用逐年上涨等突出问题,上海市启动了以家庭医生为核心的"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工作,通过3家医疗机构组合签约、市级平台优先转诊;提供长处方和延伸处方的便捷用药服务等举措,努力尝试解决1.0版存在的问题。结果上海市24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开展"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工作。截止2018年底,医疗机构组合签约人数已超过666万人,已签约居民中77.09%在签约的3家医疗机构内就诊,在签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率达到了57.77%左右,"家庭医生制度2.0版"对分级诊疗的落实和医疗服务下沉社区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结论上海市"家庭医生制度2.0版"实施3年多来,重点人群签约覆盖率得到了有效的提升,有序诊疗正在不断改善,分级诊疗制度逐步在实施中;延伸处方优惠政策凸显,医疗服务逐渐下沉社区。但是医疗费用仍然持续增长,后续需要家庭医生加大对签约居民医疗费用的管理。     

家庭医生政策执行方式的行为逻辑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利用2017—2018年上海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访谈材料,从执行者行为的微观角度归纳并构建家庭医生如何选择政策执行方式的理论解释。研究归纳了家庭医生相关政策的执行中存在的三类政策执行方式:忠实执行、积极变通和消极变通。这三类政策执行方式因政策与情境契合度(简称契合度)的不同而区分。其中契合度较高时,容易发生忠实执行,即完全忠实于政策设计的执行方式;当政策与情境有不契合时,执行成本升高,出于职责观念和行政压力,执行者首先使用积极变通来降低执行成本,用自由裁量权在操作中对政策作修补和本土化,从而实现政策初衷;消极变通因任务契合度过低且具有强制性而产生,消极变通中出现了目标替代,仅表面应付上级考核指标,降低了执行成本、维护了岗位利益。结论:政策执行方式的行为逻辑可以通过契合度、职责观念、执行成本三个因素得到解释。本文整体、平衡地关注了消极与积极的政策变通,弥补以往研究只关注消极变通的不足;建议应完善决策制度保证基层执行者的决策参与,从而提升决策质量。     

我国流动人口家庭医生服务签约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我国流动人口家庭医生服务签约现状及影响因素,提升流动人口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保障和维护流动人口健康。方法 收集2018年5—8月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138 955名流动人口相关数据,应用SPSS 25.0统计软件,主要分析方法有统计描述、χ2检验和二元logistic回归等。结果 流动人口家庭医生服务的签约率为12.3%,山西省流动人口家庭医生签约率最高,为48.6%,上海市最低,为1.6%。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有配偶（OR = 1.284,95%CI:1.202～1.372）、流动时间为6～9年（OR = 1.090,95%CI:1.029～1.154）、流入中部地区（OR = 1.133,95%CI:1.080～1.189）、社会性质流动（OR = 1.002,95%CI:0.984～1.197）、家庭月收入少于3 000元（OR = 1.497,95%CI:1.391～1.611）、自评健康（OR = 1.092,95%CI:1.023～1.165）、已建立健康档案（OR = 38.932,95%CI:36.788～41.201）、接受过健康教育（OR = 2.488,95%CI:2.290～2.702）的流动人口签约率较高,而年龄15～24岁（OR = 0.718,95%CI:0.619～0.832）、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OR = 0.833,95%CI:0.766～0.907）、跨省流动（OR = 0.825,95%CI:0.782～0.871）、主要职业为生产及运输业人员（OR = 0.868,95%CI:0.818～0.921）的流动人口签约率较低。结论 目前,流动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情况并不理想,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流动时间、流动范围等为是否签约家庭医生服务的影响因素。     

我国家庭医生服务签约意愿相关因素的Meta分析

目的探讨我国家庭医生服务签约意愿的相关因素,为家庭医生服务实践提供参考。方法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库、维普期刊数据库中公开收录的关于我国家庭医生服务签约意愿的横断面研究,提取相关数据后运用Stata 15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最终纳入21篇文献,累计调查人数23 727人,签约家庭医生服务12 328人,签约率为51.96%。Meta分析显示,年龄≥60岁、有医疗保险、有婚姻史、有慢病、知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接受社区首诊是家庭医生服务签约意愿的促进因素,民族为汉族、自评健康状况好或者一般是家庭医生服务签约意愿的阻碍因素。结论我国家庭医生服务签约仍有进一步发展空间,对于汉族、自评健康状况好或者一般的人群需要采取更多的鼓励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