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网络成瘾与应对方式及生活事件关系

目的 探讨青少年网络成瘾倾向与应对方式及生活事件的关系.方法 采用生活事件量表、应对方式问卷及网络成瘾量表对560名青少年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发放问卷592份,收回580份,回收率98%,剔除无效问卷后,实得有效问卷560份,有效回收率96.6%;高风险网络成瘾青少年成熟型应对方式得分(0.97±0.33)低于低风险网络成瘾青少年(1.12±0.34)(P<0.001);高风险网络成瘾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中的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健康适应及其他5个因子得分均高于低风险网络成瘾青少年(P=0.000);青少年网络成瘾与不成熟型应对方式呈正相关;除丧失因子外,青少年网络成瘾与生活事件中其他5个因子均呈正相关(P<0.01).结论 生活事件及应对方式对青少年网络成瘾倾向均产生重要影响.     

应对方式在青少年压力性生活事件与网络游戏成瘾中的中介作用

目的 考察压力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关系,以及应对方式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压力性生活事件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网络游戏成瘾问卷对409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结果 1)压力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呈显著正相关(t=0.23,P＜0.001);2)消极应对方式在压力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关系间起着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Z=2.80,P<0.01)。结论 压力性生活事件是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的风险因素,而消极应对方式是其重要的内在中介机制之一。     

网络成瘾青少年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父母教养方式分析

探讨网络成瘾对青少年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以及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为网络成瘾的临床治疗和康复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应对方式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及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对88名网络成瘾青少年(观察组)和90名健康青少年(对照组)进行调查研究.结果 观察组的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低于对照组(P值均<0.01);应对方式总分及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4个因子得分均高于对照组(P值均<0.01),解决问题和求助2个因子得分均低于对照组(P值均<0.01);父母教养方式中父母情感温暖理解因子得分均低于对照组(P值均<0.01),父亲惩罚严厉和拒绝否认以及母亲过分干涉、过度保护,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因子得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或P<0.01).结论 青少年的应对方式不良、社会支持状况差和父母教养粗放是导致网络成瘾的重要影响因素.网络成瘾的治疗除药物以外,青少年和父母的心理重建以及构建良好的多层次、多角度社会支持系统非常重要.     

某医科大学学生网络成瘾视屏时间与心理健康的关联性

调查大学生网络成瘾、视屏时间与心理健康的流行现状及其关联性.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合肥市某医科大学2 377名大一至大三年级学生,运用网络成瘾测试(IAT)和美国青少年危险行为监测系统(YRBS)编制的问卷调查大学生网络成瘾和视屏时间状况,分别运用青少年亚健康多维评定问卷、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对大学生心理健康进行评估;运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网络成瘾、视屏时间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性.结果 此次调查中,大学生网络成瘾318人(13.4%),学习日视屏时间>2 h/d的371人(15.6%),周末视屏时间>2 h/d的1071人(45.1%),男生报告率均高于女生(P值均<0.05);心理亚健康、焦虑和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18.6%,13.4%和18.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网络成瘾是心理亚健康、焦虑和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OR值分别为4.46,4.34,3.69,P值均<0.01);学习日视屏时间>2 h/d与心理亚健康症状有关(OR=1.45,P<0.05).结论 网络成瘾和视屏时间较长现象在大学生中较为普遍,尤其是男生;网络成瘾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显著相关,学习日视屏时间>2 h/d与心理亚健康症状有关,而周末视屏时间与心理健康无关联.     

安徽江苏医学生网络成瘾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安徽、江苏3所医学院校医学生网络成瘾现状及影响因素,为网络成瘾的早期干预提供依据。方法整群抽取蚌埠医学院、皖南医学院和徐州医学院一至三年级学生1 783名,使用《网络成瘾诊断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进行调查。结果医学生网络成瘾检出率为11.6%,2组在性别、年级、专业、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健康适应、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方面均有显著性差异(P0.01)。网络成瘾主要影响因素为性别、人际关系、学习压力、消极应对(P值均0.01)。结论医学生网络成瘾状况值得重视。应对医学生积极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     

消极应对方式在应激性生活事件与亚健康关联中的中介效应

目的探讨应对方式在应激性生活事件与亚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为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提供参考。方法选取哈尔滨、北京、太原、重庆、贵阳、鄂州、绍兴、广州8座城市17 622名中学生和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应激性生活事件问卷、特质应对方式问卷和青少年亚健康多维评定问卷调查。结果压抑和退避等消极应对方式在应激性生活事件和躯体亚健康关联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压抑应对方式在总效应中所占比例为19.4%～30.1%,退避应对方式在其中所占比例为18.6%～26.3%。压抑和退避应对方式在各应激性生活事件和心理亚健康之间也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压抑应对方式占总效应的25.2%～34.0%,退避应对方式所占比例为20.1%～29.9%。结论消极应对方式在应激性生活事件和亚健康之间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合理的应对方式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促进有积极作用。     

江苏省南通市青少年网络成瘾现状调查分析

目的 了解南通市青少年网络成瘾现状.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调查南通市小学、初中、高中各3所学校的3 039名学生.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以及网络成瘾问卷、艾森克人格问卷、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自尊量表进行调查.结果 学生网络成瘾现患率3.29%,男生网络成瘾率远高于女生(P＜0.01),初、高中生网络成瘾现患...     

重庆市某库区县留守中学生亚健康状态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

目的探讨重庆市三峡库区留守中学生亚健康状态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关系。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应用青少年亚健康多维评定问卷(MSQA)、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对重庆市某库区县3所乡镇中学共2247名中学生(留守学生1528人,非留守学生719人)进行调查。结果留守中学生身心、躯体、心理亚健康状态检出率(10.73%、8.24%和12.43%)均高于非留守学生(9.46%、7.37%和10.29%),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主观社会支持、支持利用度、积极应对方式为亚健康状态保护因素,年级、消极应对方式为亚健康状态危险因素;年级、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对亚健康主效应作用明显(P0.05),社会支持与消极应对交互作用明显(P0.05)。结论重庆三峡库区留守中学生亚健康问题并不突出,消极应对方式对亚健康有重要影响。     

苏州大学学生网络成瘾与应对方式关系研究

网络成瘾（Interner Addiction Disorder,简称IAD）是指由于过度使用互联网而对成瘾造成身心损害的一种现象.应对方式指在应对过程中继认知评价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应对活动.应对方式作为应激与健康的中介机制,对身心健康保护起重要作用.本研究采取问卷的形式进行团体调查,旨在探讨大学生网络成瘾与应对方式的关系,为更有效地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辅导提供参考.     

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

目的 考察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为进一步采取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以某市710名中学生为样本,采用修订的Young网络成瘾问卷评估青少年网络成瘾状况,采用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中文版测量青少年的家庭功能,分析家庭功能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结果 青少年网络成瘾与家庭功能中的沟通、角色分工、情感反应、情感投入和行为控制5个因子呈显著负相关,存在网络成瘾倾向的青少年家庭功能在上述5个方面低于正常使用网络的学生.在多个家庭功能凼子中,情感投入和行为控制是预测网络成瘾的核心成分.结论 改善家庭功能,提高家庭中的情感投入和对子女的网络行为监控,是预防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有效途径.     

网络成瘾和睡眠时长在青少年受校园欺凌与抑郁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目的 探索青少年网络成瘾和睡眠时长在受校园欺凌与抑郁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为青少年抑郁的预防干预提供依据。 方法 使用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问卷及CES - D抑郁量表,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法抽取徐州市4 190名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在控制人口学等变量后,受校园欺凌、网络成瘾、睡眠时长对抑郁均有预测作用（r = 0.283,P＜0.01;r = 0.331,P＜0.01;r = - 0.184,P＜0.01）。路径分析表明,网络成瘾在受校园欺凌和青少年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网络成瘾和睡眠时长在受校园欺凌和青少年抑郁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结论 受校园欺凌不仅直接影响青少年抑郁,还通过网络成瘾和睡眠时长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青少年抑郁。可通过减少青少年网络使用和提高睡眠时长来降低受校园欺凌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     

负性自动思维与消极应对在大学生冲动特质与心理健康间的多重中介作用

探讨负性自动思维和消极应对方式在冲动特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为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自我控制双系统量表的冲动特质分量表、自动思维量表、特质应对方式量表的消极应对分量表和一般健康问卷,对方便抽取的山西3所高校931名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 大学生冲动特质与负性自动思维、消极应对方式之间均存在正相关(r值分别为0.361,0.259,P值均<0.01),负性自动思维与消极应对方式之间呈正相关(r=0.441,P<0.01);心理健康与冲动特质、负性自动思维、消极应对方式之间均呈负相关(r值分别为-0.309,-0.588,-0.353,P值均<0.01).结构方程模型显示,冲动特质主要通过3条路径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负性自动思维可独立地中介冲动特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β=-0.18),消极应对方式可独立地中介冲动特质与心理健康的关系(β=-0.06),负性自动思维—消极应对方式在冲动特质与心理健康之间起链式中介效应(β=-0.02).结论 改变负性自动思维和培养积极应对方式可能有助于消除冲动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危害.     

有自杀意念的大学生应对方式在心理韧性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作用

目的 探讨有自杀意念的大学生应对方式在心理韧性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期能够促进心理韧性发挥积极效果,为预防有自杀意念的大学生实施自杀行为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抽取山东省1170名大学生,采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RSCA）、一般健康问卷（CHQ-20）进行现场调查。结果:①有自杀意念的大学生检出率为12.70%（149名）;②有自杀意念的大学生心理韧性、积极应对的分数均比无自杀意念的大学生低（P＜0.05）,消极应对与心理健康的分数均比无自杀意念的大学生高（P＜0.01）;③有自杀意念的大学生心理韧性、积极应对分数与心理健康分数均为负相关（P＜0.01）,消极应对与心理健康分数为正相关（P＜0.01）;④PC和NC在心理韧性对心理健康的作用中都发挥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占总效应值的62.15%。结论 有自杀意念的大学生应对方式在心理韧性与心理健康间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     

社会支持对新疆部队官兵职业倦怠影响的路径分析

目的探讨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心理应激对新疆部队官兵(以下简称"驻疆官兵")职业倦怠的影响路径,以期为新疆部队开展职业倦怠干预提供思路。方法随机整群抽取驻疆官兵757名,运用军人社会支持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军人心理应激自评问卷和军人职业倦怠量表进行调查,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路径分析。结果 (1)职业倦怠与消极应对方式、心理应激呈显著正相关(P0.05或0.01),与积极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P0.01)。(2)心理应激、社会支持、积极应对、消极应对进入职业倦怠回归方程,可解释职业倦怠43.6%的变异量。(3)积极应对在社会支持与职业倦怠间具有中介作用,占总效应的13.6%;消极应对在社会支持与职业倦怠间具有中介作用,占总效应的18.5%;心理应激在社会支持与职业倦怠间具有中介作用,占总效应的46.5%。结论社会支持、心理应激、积极应对、消极应对是职业倦怠的重要影响因素;应对方式、心理应激在社会支持与职业倦怠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不同手机功能对高职学生压力和手机成瘾的影响

探讨不同手机功能的使用对高职学生感知到的压力和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为指导高职生科学使用手机提供参考.方法 使用方便抽样法在武汉、聊城2所高职院校抽取911名学生,使用智能手机使用问卷(SU)、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和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简版中的压力分量表(DASS-S)进行施测.结果 高职学生最常使用的手机功能是社交网站[(4.77±1.06)分],女生在手机社交功能上的得分高于男生(t=2.05,P=0.04),男生在MPATS和DASS-S、消极应对方式分量表上的得分高于女生(P值均<0.01).手机的社交功能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r=0.17,P<0.01),手机的游戏功能与消极应对方式、压力和手机成瘾呈正相关(P值均<0.01).消极应对方式能够正向预测压力和手机成瘾(β值分别为0.53,0.50,P值均<0.01),消极应对方式和压力在非社交功能与手机成瘾中的链式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95%CI=0.06~0.24,P<0.01).结论 经常使用手机非社交功能的高职生感知到的压力更大.手机的游戏功能对高职学生身心健康有不利影响,消极应对方式是压力和手机成瘾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变量.     

中国8市青少年消极应对方式与亚健康关系

目的了解青少年学生消极应对方式的分布情况,探讨消极应对方式与亚健康状态的相关性。方法选取哈尔滨、北京、太原、重庆、贵阳、鄂州、绍兴、广州8个城市17 622名中学及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和青少年亚健康多维评定问卷调查。结果女生、高中、其他民族及非独生子女的青少年更易选择压抑和退避应对方式,其高分组的检出率分别为34.8%3、5.3%3,1.6%3、6.2%3,0.7%3、5.4%2,8.5%3、2.7%,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压抑和退避应对方式得分为中和高的青少年学生,其亚健康症状的危险性是得分极低的青少年学生的1.40～6.50倍。结论消极应对方式在青少年中较为常见,消极应对方式与青少年亚健康状态存在统计学关联。     

孤独感在中学生儿童期虐待与躯体亚健康的作用研究

目的了解蚌埠市中学生儿童期虐待与躯体亚健康的关系以及孤独感在其中的中介和调节作用,为改善青少年身心健康状况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从蚌埠市抽取5 116名中学生,使用青少年亚健康多维评定问卷、儿童期虐待问卷、孤独感自评量表对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结果中学生躯体亚健康状态的报告率为26.2%。中学生躯体亚健康与孤独感和儿童期虐待得分均呈负相关(r值分别为-0.136,-0.127,P值均0.01),儿童期虐待和孤独感得分呈正相关(r=0.079,P0.01)。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生、高孤独感、高儿童期虐待及高中生均为中学生躯体亚健康的危险因素(P值均0.01)。孤独感在儿童期虐待和身体亚健康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0.27%。孤独感在儿童期虐待和身体亚健康之间具有调节效应,随着孤独感程度的加重,儿童期虐待对身体亚健康的负向预测作用增强。结论孤独感在中学生儿童期虐待对躯体亚健康的影响中具有中介和调节作用。     

中国青少年体能指数与心理亚健康的相关性

  目的  了解中国青少年心理亚健康和体能状况及其相关性,为促进中国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方法  在中国华东、华北、中南、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采用分层随机整体抽样法抽取16 545名13~22岁青少年,采用青少年亚健康多维评定问卷(Multidimensional Sub-health Questionnaire of Adolescents,MSQA)中的心理问卷进行心理亚健康调查,同时进行体能测试。采用χ2检验及Logistic回归分析对青少年不同体能状况与心理亚健康的关系进行分析。  结果  高等级体能指数青少年的心理亚健康状态总体检出率为11.9%,低等级检出率为2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70.73,P < 0.05)。高等级体能指数男生心理亚健康检出率为11.1%,低等级检出率为24.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66.12,P < 0.05);高等级体能指数女生心理亚健康检出率为12.8%,低等级检出率为27.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12.25,P < 0.05)。Logistic回归模型在调整了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和地区之后,低等级体能指数青少年心理亚健康状态检出率为高等级者的2.35倍(95%CI=2.12~2.61)。  结论  青少年体能水平较差者发生心理亚健康风险较高。应重视青少年体能发展水平,全面提升中国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     

Coping strateg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image evaluation and mental health: A study with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Background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evidence exists of significant links between body image evaluation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between coping strategies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yet few investigations have tested body image evaluation, coping strategies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in one study to reveal their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Objective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mediation role of coping strategy between body image evaluation and mental health and its variations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with three types of disabilities, physical disability, visual disability and hearing disability.MethodTwo hundred and fifty-five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166 males and 89 females) with disabilities completed a battery of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Multidimensional Body-Self Relations Questionnaire (MBSRQ),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CQS) and 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 Mediation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in AMOS.ResultsIn students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positive coping strategies played a role in mediat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body image evaluation and mental health (β = −0.190, p < 0.05). In students with hearing disabilities, negative coping strategies played the mediation role (β = −0.089, p < 0.05). No significant mediation effect was found in students with visual disabilities. Meanwhile,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all of the three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hinese norm (M = 129.96; SD = 38.76) (all ps < 0.01).Conclusions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bridging the link between their body image evaluation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coping strategies played a central role and its specific role varied depending upon the type of disability.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