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中医治疗变化探讨

通过追踪各版诊疗方案中“中医治疗”部分的变化,解读中医辨证论治思维的变化趋势,思考其变化的内在机理与原由,深入分析中成药等中医方法在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的运用,进而总结当前阶段中医的抗疫经验,为积极运用中医的理法方药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反扑,以及为未来中医药防治新发流行性传染病疫情提供借鉴与思考。     

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完善中西医并重的抗疫体系*

该文主要围绕“如何进一步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加强中医防治传染病的体制和能力建设,长远布局我国疫情防控战略”进行了探讨。在充分认识中医药防治疫病的丰厚历史积淀和亮点基础上,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要加强中医临床诊疗技术创新,加快开发中医药临床诊疗技术装备,实现中医药标准化、规模化供给,进一步提高中医药重大疫情救治能力；二是要强化政策保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西医并重的突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科学、完整、中西医并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律和规章制度；三是要重视抗疫临床实践中中医药理论方面的总结,加强中医药抗疫人才队伍建设和防治能力建设。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应是人类防治传染病以及许多疾病的最佳方案。     

汗法和扶阳在新发传染病中的重要作用

开鬼门，洁净府，是中医治疗水肿病的两大基本法则，即汗法和利尿法。作为中医基本疗法的“八法”之首。汗法在新发传染病并发呼吸窘迫和肺水肿时具有显著的疗效。但“汗、吐、下、和、清、温、消、补”八法，可分可合，数法并用，虽为八法，配合之后变化多端。“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充分体现了中医辨证施治的重要性。汗法不仅为中医表证的大法，同样，在湿证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医药相应，是辨证施治赖以存在的临床基础和疗效。大汗亡阳，微汗解表。重视汗法和阳主阴从及扶阳理论在新发传染病中的应用，是防控禽流感，猪流感和手足口病时的主要治疗措施，急则治其标。同时“治未病”理论和“预防为主”也是“扶阳”理论在临床中的防控理念。气证和炎证及湿证是新发传染病的辨证要点。     

“武昌模式”对民间中医特色诊疗技术落地推广应用的启发和思考

民间中医特色诊疗技术以其安全有效,成本低廉,简单易学而受到重视,它的推广应用有助于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对于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完善卫生服务体系有着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多年来有关部门虽然着力推广,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武昌模式”是当前我国在面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在社区内部使用中医药安全防控的一种创新模式。受这次疫情“武昌模式”的影响和启发,为民间传统中医药包括民间中医特色的诊疗技术推广应用工作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做到“战时”抗疫,平时加强人民群众对传统中医药诊疗技术的认识和理解,提高临床治疗疗效,降低卫生费用支出,提高民间中医药服务管理能力和科学化水平,保卫人民健康。     

新发、突发传染病中医药诊疗方案的制定及启示

中医药诊疗方案是确保中医药疗效的基础。近年来,新型流感等新发、突发传染病不断增多,在多次防控过程中,中医药遵循中医理论并借鉴循证医学指南制定方法,形成了新发、突发传染病中医药方案制定与更新的机制,为中医药临床疗效的提高与疗效评价的规范提供了重要保障。     

中医辨证论治能力提升数字化研究示范性病种的选择思路与方法＊

辨证论治因其主观性、个体化特点限制了中医临床诊疗的发展，数字化研究是提高中医诊疗能力的重要研究方向。在中医优势病种的基础上，结合传统中医辨证论治思想与现代化数字处理技术，提出中医辨证论治能力提升数字化研究示范性病种概念，从中医优势、辨证论治特色和数字化研究3个角度提出中医辨证论治能力提升数字化研究示范性病种选择思路；归纳总结临床常用示范性病种选择方法及适用情况，提出文献计量结合德尔菲法的中医辨证论治能力提升数字化研究示范性病种选择方法，为提高中医临床诊疗能力提供参考。     

深化中医工作机制 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

近年来,医学界注意到以西医为主的传染病救治体系在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时,往往对新发现的病原体无特效治疗方法,而中医历代医家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救治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因此,在以西医为主体的医学模式下如何发挥中医的优势成为了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结合北京地坛医院实际工作提出深化中医工作机制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     

发挥中西医结合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全面有效推进,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不断优化诊疗方案,坚持中西医结合,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加快筛选研发具有较好临床疗效的药物”“要加强医疗救治,继续巩固成果,坚持中西医并重”。我们要坚持中西医结合,发挥中医药优势,尽快探索出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案和药物,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发挥中医药优势 助力防控疫情——重庆市南川区中医医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揽胜

正[本刊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重庆市南川区中医医院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防控疫情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市委的战略部署,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推广中医阻疫三措施,助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取得了阶段性的显著成效。疫情防控初期,医院中医专家组根据诊疗方案、国内中医大咖,以及湖北和广东等省市抗疫方剂,结合本地区气候等特点,拟制了扶     

福建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诊疗专家共识(第三版)

自2019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陆续发现多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后,疫情急剧蔓延,迅速播散,截至目前尚无有效抗病毒药物,为了做好福建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发挥中医药在医疗救治中的作用,我省中医药专家组依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结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我省的疫情形势、临床症状及诊疗经验,从中医病因病机、辨证分型、愈后调理、预防调护等方面,制定了福建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诊疗专家共识,以期发挥中医药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特色和优势。     

新突发传染病（新冠肺炎）中医药防治策略：系统辨靶论治

中医药在防治传染病方面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经验。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过程中，中医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包括“三方三药”在内的系列中药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体现出明确疗效。笔者团队在第一时间开展新冠肺炎中西医结合救治工作，建立了融辨病论治、辨证论治与辨靶论治于一体的中医药科学组方创新模式——系统辨靶论治（target-combined holistic treatment of TCM），成功研制出了可有效阻断新冠肺炎重症化的中医药“克冠一号”，同时提出了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攘外安内”学说，并探索建立了一套中医药防治新突发传染病临床科研攻关模式。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中医药解决方案。     

“十四五”时期中医药现代化主要研究方向的探讨

目的 对“十四五”时期中医药现代化的主要研究方向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研究进展。方法 本文分别从中医药防治疫病、中医四诊及中药功效指标、中医影像学、中药材质量及优质标准、中药上市后临床实效证据、现代中药质控体系、中药安全性、中药农业现代化和中医药人工智能等研究方向进行探讨。结果 在“十四五”时期要深入开展中医药防治疫病的研究，加快实现中医四诊和中药功效的客观化，推进中医影像学的发展，加强中药材质量控制，推行中药材优质标准，开展已上市中成药的比较实效研究，实现中药生产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强化对中药安全性的研究，推进中药农业现代化建设，积极开展中医药人工智能的研究。结论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内涵丰富，意义重大。中医药现代化建设在“十四五”时期应乘势而上，加速发展。     

基于卫气营血-脏腑联合辨证体系治疗广东地区新冠肺炎的认识＊

本文通过回顾总结中医学对传染性疾病的认识，特别是近代各医家治疗传染性疾病经验，发现多从温病入手，运用卫气营血、三焦和脏腑辨证体系指导临床。但单一卫气营血辨证和单一脏腑辨证在现代传染性疾病的应用存在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建议在诊治现代传染性疾病时采用温病经典的卫气营血辨证和脏腑辨证相结合，以卫气营血辨证为横向系辨病情轻重和病邪深浅，脏腑辨证为纵向系辨明确病位，建立起了卫气营血—脏腑立体的联合辨证体系方法会更加全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新近出现的传染性疾病，中医防治具有明显的“三因制宜”特点，针对广东地区的新冠肺炎，作者论述了将卫气营血—脏腑联合辨证体系方法运用到临床实践的理论依据，认为卫气营血—脏腑联合辨证体系是比较切中广东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医病因和病机演变规律的，值得进一步深入总结和研究，以期多角度、多方位探索广东地区新冠肺炎的中医辨证方法，为临床提供诊治思路，也为广东地区临床防控疫情提供可参考的中医诊疗方案和科学依据。     

奥密克戎疫情特点及天津中医防治经验

新型冠状病毒新变异株奥密克戎传染性较其他病毒株强，致病力相对弱，但是传播隐匿，易出现局部疫情爆发。根据奥密克戎疫情特点，在天津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指导下，中医药深度参与预防、治疗和康复全过程，并针对无症状感染者，首次总结了“西医无症状，中医有证候”；重视“一老一小”患者治疗；对高龄有基础病者，提出“先症而治，截断病势”，总结了“新冠宿疾并重”，更重视基础疾病治疗；关注“一头一尾，全程干预”；构筑中医药疫情防控第二道防线的策略等经验。形成了本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救治的“天津模式”，并向全国推广。     

基于中医药超分子“气析”理论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致疫病的中医理论现代化研究策略

运用中医药超分子“气析”理论,结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COVID-19)的特点,回顾性分析中医治疗疫病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源流、特点,提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科学问题,阐明其解决对策。中医疫病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对戾气致病的生物超分子化学的科学认识史,由“非时之气”到戾气的病因探求,由六经辨证论治发展到卫气营血、三焦辨证论治,逐渐接近现代传染病学和免疫学理论体系,均具有中医药超分子“气析”理论的印迹。将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戾气),人体与中药置于自然界生物演化的历程中,三者都是自然界中处于特定进化阶段的生物超分子体,均受到逐级生物超分子的“分子社会”按“印迹模板”管控;彼此进化、突变、适应、制约的规律一直未变。通过对隐藏在中医药疫病防治理法方药的超分子作用规律进行分析,探讨其现代化关键科学问题并提出解决策略,既可阐明中医药疫病防治的科学原理,研制出组分中药,加速疫情控制,还可带动中医药经络脏腑与证候物质基础、中药复方配伍规律等原创性关键前沿科学问题的解决。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的医学教育思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的医学教育已被推到风口浪尖,医学教育已超出维护健康和疾病诊疗范畴,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疫情防控中暴露了诸多与医学教育密切相关的关键问题,如临床医学等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公共卫生学、预防医学等相关课程学时数设置严重不足;公共卫生防疫、全科医学、重症医学及“西学中”人才短缺;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早期介入不及时等。新形势下,医学教育必须认真审视和深刻反思疫情带来的启示和教训,加大公共卫生与防疫医学等相关人才培养力度,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疗效自信,重新认识现代医学背景下中医防治危急重症的重要作用,培养满足国家战略及地域需求的中医药合格人才。     

从SARS到禽流感与COVID-19谈中医药防疫的研究思路及其意义

近年来,从SARS、禽流感到新冠肺炎(COVID-19)的肆虐,中医药对烈性传染病的防治逐步得到重视,但存在中医介入过晚、缺乏较全面“四诊”资料、重药轻医等不足之处。鉴于此,为科学决策及防治COVID-19,我们从中医疫病学研究特色及中医药参与研究的得失出发,探讨中医药防大疫的研究思路:建议通过动物实验研究,采用“以方测证”的研究思路;组织中医外感热病学专家对患者进行临床观察,与动物实验相互印证;人畜共患传染病的研究需要医学家、防疫学家、兽医学家、气象学家等多学科通力合作;中医药研究必须遵循辨证论治的原则,从发病早期开始全面收集中医“四诊”资料,真正从中医角度探讨其发病、证候、传变规律以及中医和(或)中西医结合的疗效。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国家第三到七版诊疗方案中医诊治对比分析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COVID-19）属中医"疫病""湿毒疫"范畴，在国内外广泛传播。疫情发生以来，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先后发布了7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简称《诊疗方案》），对该病的认识及诊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对比分析第三到七版《诊疗方案》中医诊治的内容，进一步分析探讨中医学对新冠肺炎的认识、辨证分型及临床治疗的变化特点，归纳总结中医对本病认识过程的规律可见从已知到未知的逐步深入，为完善、优化中医药应对传染性疾病的防治体系提供参考。     

加快完善中医传染病防治体系建设

本文分析了传染病防治体系中中医缺位的现状和原因,结合历来中医药在传染病防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提出构建中医药全面参与传染病防治体系的解决方法,为完善中医传染病防治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中医诊治SARS的经验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启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CP)疫情发展较快,随着中医的逐步介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大多为尝试性的方剂和方法,对于2003年抗击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留下的中医经验,缺少梳理、总结和应用。NCP与SARS无论从西医的角度看待疾病,还是中医的视角看待瘟疫,两种病毒均有较高的相似性。SARS流行期间形成的中医抗击新型传染病、新型病毒的共识,包括预防、治疗、愈后调养等,在此次NCP防疫中将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