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医疗保障制度对完善中国医疗保障体系的启示

国民医疗保险、社会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和强制储蓄账户制医疗保险是世界上四大代表性医疗保障制度模式。通过对其进行系统分析和比较研究,提出完善中国医疗保障体系的政策建议。     

试述国外医疗保障制度

国外医疗保障制度已历经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探索、改进和完善。目前各国和地区的医疗保险模式按筹资方式的差异，主要可分为国家医疗保险模式（以加拿大、英国为代表）、社会医疗保险模式（以德国为代表）、商业医疗保险模式（以美国为代表）和储蓄医疗保险模式（以新加坡为代表）。每一种医疗保险模式均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英、德两国医疗保险立法体系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医疗保险立法体系是医疗保险领域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的指导下，借鉴英国和德国这两个先行国家的经验以优化和完善我国医疗保险立法体系。英国和德国的医疗保险立法体系总体上体现出层次分明、结构严密、相互协调和分散式立法等特征。以英、德两国为鉴，中国要积极推进统领性法律建设，提升医疗保险领域的法律位阶；在加强国家层级的医疗保险立法开发的同时规范地方层级医疗保险立法；建立医疗保险“上位”与“下位”法律的衔接联动机制；借鉴英、德两国分散立法的优势。     

德国DRG统一的力量

医疗费用支付方式一直是实行医疗保险国家政策制定的焦点。支付方式的科学与否决定了费用控制的成功与否。德国是世界上最早推行医疗保障制度的国家,在经过了按住院天数和床位付费的漫长岁月后,于上世纪90年代推行了一种基于诊断和治疗的付费系统：GDRG（德国一诊断相关组）。德国不是最早也不是唯一推行DRG制度的国家,但是德国稳固严谨的民族性格,     

将医疗保险付费标准建立在疾病分类、分级的基础之上--澳大利亚医疗保险核算、付费方式的启示

医疗保险核算、支付体系是医疗保障制度稳定运转的基础。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健全本国的医疗保障制度 ,加强对医疗保险付费的控制和管理 ,由于各国国情不一样 ,所实行的模式也有所不同。澳大利亚实行的是社会医疗保险与私人医疗保险相结合的模式 ,医疗付费问题是其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这种较为科学、合理的付费方式值得借鉴。1　澳大利亚的医疗保险付费方式1 1　在澳大利亚人们普遍享受的是公立医院提供的“适当”形式的入院治疗与门诊治疗 ,一般的普通医疗服务由私人医生提供 :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和私人医疗服务都包括在强制性医…     

医改新方案：模式之争是否仍是权力之争

据报道,医改新方案陷于"难产"状态。卫生部借鉴"英国模式"提出的"基层小病治疗由政府免费提供,一般大病靠社会医疗保障,重大疾病则求助于商业医疗保险"基本思路,受到了财政部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质疑。后两者倾向于借鉴"德国模式",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实施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体系分离的模式。     

德国医保：政府引导社会主办

德国政府仅构建医疗保险的基本框架，进行必要的规范、协调和监督，但不介入市场参与经营。得益于社会医疗保险模式与德国较高社会经济水平的有机融合，德国医疗保险制度的效果十分显著。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卫生报告2000》中，对191个国家医疗保险制度的排名显示，德国在多项医疗保险指标和综合排名上，均位居世界前列。     

医改新方案:模式之争关乎什么?

据报道，医改新方案陷于难产状态。卫生部借鉴“英国模式”提出的“基层小病治疗由政府免费提供，一般大病靠社会医疗保障，重大疾病则求助于商业医疗保险”基本思路，受到了财政部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质疑：后两者倾向于借鉴“德国模式”，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实施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体系分离的模式。     

广覆盖多层次是医保的必然与必须

医疗保障体系的发展策略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重要焦点。 我国医疗保障体系是以社会医疗保险为基本模式的,不同于英国、北欧的国家医疗保险模式,我们以雇主和雇员按单位工资总额和个人收入的一定比例筹资,实质上是个人收入的再分配，其核心就是高收入向低收入转移和健康者的一部分收入向多病需医者转移的统筹共济。     

医疗保险领域的政府角色分析

老百姓看病难？难在哪？难在个人无法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医疗保险制度的出现正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分散这样一种个人风险.然而,是不是有了医保制度看病难问题就能彻底解决了呢？这要看医疗保险的具体制度设计以及政府在这一领域的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医疗保障制度是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因此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过程应该是学习借鉴国外现有制度与根据国情自我创新的结合.美国、英国、德国和新加坡等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应该能对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提供一些启示.     

北京市16区患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情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近年来北京市分级诊疗服务体系已初现雏形,其中基层首诊作为分级诊疗的基础,对提高医疗服务体系运行效率十分重要。患者作为医疗服务的需方,研究其就医选择意愿及影响因素对落实基层首诊具有重要意义。目的　了解北京市患者在“生小病”时的就医选择及影响因素,从而为将患者引流至基层提出针对性建议。方法　于2019年5月在北京市16个区的48家区属二、三级医院中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对门诊和住院患者的基层就诊选择意愿及其个人基本信息、健康状况和政策知晓情况进行调查。采用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患者“生小病”时选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有3 732例调查对象纳入本研究,其中1 541例（41.29%）患有慢性病;知晓北京开展家庭医生制度和分级诊疗制度的患者分别为1 509例（40.43%）、1 641例（43.97%）,但签约了家庭医生的患者仅占12.43%（464/3 732）。1 349例（36.15%）调查对象“生小病”时会选择前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户籍、年龄、文化程度、社会医疗保险情况、家庭月收入、健康自评情况、慢性病数量、家庭医生制度知晓情况、家庭医生签约情况及分级诊疗制度知晓情况是调查对象就诊机构选择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老年人、北京市户籍人口、有社会医疗保险、文化程度和收入较低、知晓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相关政策、签约了家庭医生的患者在“生小病”时更倾向选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因此对于非北京户籍、无社会医疗保险患者人群,应努力提高医疗保障,加强健康宣教;同时提高基层医疗技术水平和就诊环境,加大医改政策的宣传力度,并继续扩大家庭医生签约覆盖率,吸引更多患者下沉基层。     

基于安德森模型的多重慢病患者就医机构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近年来,多重慢病现象严重。探究多重慢病患者就医机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引导多重慢病患者有序就医,进而推动有序就医格局的形成和医疗卫生资源的优化。目的　了解多重慢病患者就医机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为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和合理配置卫生资源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于2019年8-11月,基于安德森健康行为模型,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6年数据,根据研究需要筛选出患有2种及以上慢性病的成人样本（n=666）,通过前倾因素（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使能因素（户口性质、家庭成员数、年收入、医疗保险、照护人员、看病点满意度、看病点水平）,需求因素（健康状况、健康变化情况、因病住院、两周不适）建立影响多重慢病患者就医机构选择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　被调查的666例多重慢病患者中,83例（12.5%）以诊所为一般就医机构,71例（10.7%）以社区卫生服务站或村卫生室为一般就医机构,104例（15.6%）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为一般就医机构,58例（8.7%）以专科医院为一般就医机构,350例（52.6%）以综合医院为一般就医机构。不同年龄、户口性质、家庭成员数、年收入、医疗保险、看病点水平、因病住院情况的多重慢病患者就医机构选择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前倾因素中的年龄变量,使能因素中的户口性质变量、家庭成员数变量、年收入变量、医疗保险变量、看病点水平变量,需求因素中的因病住院变量是影响多重慢病患者就医机构选择的因素（P<0.05）。结论　应完善区域卫生规划,通过网格化划分服务范围合理配置卫生资源以满足多重慢病患者就诊需求;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积极转变卫生服务提供模式,为多重慢病患者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吸引多重慢病患者基层首诊;提高多重慢病患者的医疗保障力度,为低收入患者和重点人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加大宣传教育,使多重慢病患者树立科学就医观念以改变传统就医模式,推动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     

四川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现状研究

背景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其公共卫生服务能够提升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信息化建设则是促进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发展的重要措施。目的　了解四川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现状和存在问题，为推动基层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提供参考。方法　以四川省所有市、县（区）为单位，采用等比例单纯随机法抽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1 022个，于2019年11-12月，采用网络问卷法对医院业务院长进行调查。内容主要为公共卫生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信息系统”（简称基层系统）两类系统使用情况，包括经费、基础设施、覆盖率、人员、阻碍因素等。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1 133份，有效问卷994份，有效率为87.7%。结果　调查机构中，平均使用9个公共卫生业务管理信息系统；48.6%（483/994）的机构有专门信息化建设经费；91.0%（905/994）的硬件设备满足工作需求；45.0%（447/994）的机构信息填报人员在5人及以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在经费、硬件设备、人员配置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82.9%（68/82）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6.3%（878/912）乡镇卫生院使用了基层系统，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填报人员专业以临床（357人，占37.7%）、护士/护理（288人，占30.4%）为主，信息技术专业少见（21人，占2.2%）；63.2%（43/82）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74.7%（656/912）的乡镇卫生院认为基层系统满足院内业务需求，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基层系统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模块信息均存在重复填报问题。阻碍公共卫生模块使用的因素分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首选“软件功能不完善”〔36.8%（25/68）〕，乡镇卫生院首选“专业人才匮乏”〔31.4%（276/879）〕。结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信息化存在基础保障薄弱、系统建设效率低、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机构发展不平衡、系统软件功能还不完善等问题，亟须进一步改进。     

新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下无锡市老龄人口社区医疗服务机构首诊情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为深化医疗改革，让家庭医生服务制度更精准地提供健康服务，无锡市自2018年起面向区域内常住人口推出了新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目的　分析推出新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后无锡市老龄人口社区医疗服务机构首诊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探讨老龄人口对社区医疗服务机构提供的健康服务需求，进而为完善、推广新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提供可行性建议。方法　于2019年1-2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利用课题组自行设计的结构式自评调查问卷对879例老龄个体开展调研。调查内容包括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下无锡市老龄人口选择社区医疗服务机构进行首诊的现况，并进一步探讨其对社区医疗服务机构提供的健康服务的需求情况。结果　共发放调查问卷879份，回收有效问卷83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5.3%。首选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就诊者429例。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身体状况，接受社工的上门服务情况，上一年度平均月收入，接受长期、动态、循环往复的健康管理情况，步行至最近社区医疗服务机构时间，上一年度的医疗费用，知晓分级诊疗制度情况以及知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情况的无锡市患病后选择医疗机构就诊的老龄人口社区医疗服务机构首诊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身体状况（经常患病：OR=2.223，P<0.05；一般：OR=1.449，P<0.05）、上一年度的医疗费用较高（2 000~3 000元：OR=1.153，P<0.05；>3 000~ 4 000元：OR=1.138，P<0.05；>4 000元：OR=2.367，P<0.05）、步行至最近社区医疗服务机构时间较短（15~30 min：OR=1.145，P<0.05；<15 min：OR=1.438，P<0.05）、知晓分级诊疗制度（OR=1.367，P<0.05）以及知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OR=1.573，P<0.05）是无锡市患病后选择医疗机构就诊的老龄人口选择社区医疗服务机构首诊的影响因素。老龄人口健康服务需求意愿前三位分别是：专业的用药指导75.8%（635/838）、科学的养生指导73.1%（612/838）、科学的保健指导72.6%（608/838）。结论　无锡市老龄人口社区医疗服务机构首诊率有待提高，老龄人口身体状况、上一年度的医疗费用、步行至最近社区医疗服务机构时间、是否知晓分级诊疗制度、是否知晓家庭医生签约制度是其首选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就诊的影响因素；建议新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推行应该更充分考虑健康服务相关需求，进而使其成为缓解老龄社会医患矛盾、提高医疗资源使用率和保障养老效率的利器。     

邻里中心卫生单元对开展家庭医生服务的影响研究

目的　探讨邻里中心卫生单元对开展家庭医生服务的影响。方法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设的“吉祥坊”邻里中心卫生单元、旗忠社区卫生服务站、邻松社区卫生服务站分别抽取2017年1—9月的门诊就诊居民830、270、560例。采用本课题组自行设计的问卷,对居民进行面对面入户调查,调查时间为2017年10—11月,主要内容为居民的基本情况、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利用情况、就诊满意度。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1 60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39%。其中,邻里中心卫生单元就诊居民800例（邻里中心卫生单元组）,社区卫生服务站就诊居民800例（社区卫生服务站组）,两组性别、年龄等基本情况间无差异（P>0.05）。在签约及就诊方面,邻里中心卫生单元组居民的“1+1+1”签约率、社区首诊率、预约转诊率高于社区卫生服务站组（P<0.05）,两组居民“1+1+1”组合内就诊率、因病住院率、大病及时转诊率间无差异（P>0.05）;在健康管理服务利用方面,邻里中心卫生单元组居民接受健康评估、开具延伸处方、通过社区筛查发现疾病、依从性好的比例高于社区卫生服务站组（P<0.05）,两组居民开具慢性病延伸处方比例间无差异（P>0.05）;在中医药和康复服务利用方面,邻里中心卫生单元组居民接受过中医药和康复服务的比例高于社区卫生服务站组（P<0.05）。在就诊满意度方面,邻里中心卫生单元组居民对医生诊疗水平、医生服务态度、中医药和康复服务、预约转诊、开具延伸处方、自检项目的满意度评分及总体满意度评分高于社区卫生服务站组,对排队等候时间的满意度评分低于社区卫生服务站组（P<0.05）;两组居民对上门诊疗、健康体检的满意度评分间无差异（P>0.05）。结论　邻里中心卫生单元的设立可拉近家庭医生与居民的距离,有效提升居民的就诊满意度,有利于家庭医生制度的落实和分级诊疗制度的形成。     

医疗改革对月坛地区居民常见症状首诊意向影响调查研究

目的　调查医疗改革对月坛地区居民常见症状首诊意向的影响,观察医疗改革效果,为分级诊疗、基层首诊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2017年1—4月随机抽取829名月坛地区满15岁的常住居民作为调查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调查居民医疗改革前（2017-04-08前）、医疗改革1（增设医事服务费,取消挂号费,检查费有降有升）、医疗改革2（增加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药品种类）出现感冒、发热、头晕、头痛、心悸、胸闷胸痛、喘憋、腹痛、腹泻、反酸、呕吐、便秘、乏力、腰痛关节痛、下肢水肿、失眠、尿频等17项症状时首诊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比例。结果　共发放调查问卷829份,回收有效问卷809份,有效回收率为97.6%。医疗改革1和医疗改革2居民出现感冒、发热、头晕、头痛、心悸、胸闷胸痛、喘憋、腹痛、腹泻、反酸、呕吐、便秘、乏力、腰痛关节痛、下肢水肿、失眠、尿频症状时首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比例高于医疗改革前,医疗改革2居民出现心悸、胸闷胸痛、乏力、腰痛关节痛、下肢水肿症状时首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比例高于医疗改革1,医疗改革2居民出现喘憋症状时首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比例低于医疗改革1（P<0.01）。结论　医疗改革促进月坛地区居民在出现常见症状时更倾向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首诊。     

家长对儿童口腔保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儿童口腔患龋率高,事态严峻。而目前我国口腔医疗服务供给体系总量不足,分布不均,对于群体性的口腔保健服务供给不足。目的　本文旨在研究家长对儿童口腔保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为儿童全面、持续、协调的口腔预防保健服务后续推进及儿童龋齿的防治提供参考。方法　2019年10月-2020年1月,分层选取成都市武侯区内的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进行儿童保健的家长作为研究对象。采取偶然抽样方法,采集其基本信息、儿童及家长口腔情况和保健干预情况、口腔就医习惯,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家长儿童口腔保健签约服务意愿的因素。结果　共发放问卷311份,实际回收303份,有效回收率为97.4%。39.6%（120/303）的儿童发生过口腔疾病问题,11.6%（35/303）的儿童接受过窝沟封闭或涂氟预防措施,36.3%（110/303）的儿童接受过儿童口腔卫生指导,68.3%（207/303）的儿童家长有意愿接受儿童口腔保健签约服务。孩子是否曾经做过窝沟封闭或者涂氟等预防措施、是否接受过专业口腔卫生指导及家长口腔健康知识知晓情况,不同情况的家长对儿童口腔保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意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孩子是否做过窝沟封闭或者涂氟等预防措施是家长对儿童口腔保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意愿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儿童做过窝沟封闭或者涂氟等预防措施的家庭、接受过专业口腔卫生指导的家庭及家长具备口腔健康知识的家庭,更愿意签约儿童口腔保健服务。大力持续深入开展学校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的同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结合儿童健康管理与学校卫生工作,以健康教育与预防性门诊干预为主,积极开展儿童口腔保健签约服务,覆盖全龄儿童,进一步降低患龋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疫情防控中的功能定位与作用路径研究：以上海市W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例

背景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路径与机制研究还比较缺乏。目的　本文旨在探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功能定位，并刻画其发挥作用的系统路径。方法　2020年2-3月以上海市W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例，采用邮件访谈、微信语音访谈与关键人物访谈搜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疫情期间的主要措施，探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疫情防控中的功能定位，并通过绘制系统动力学流图刻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系统路径。结果　W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疫情期间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组建疫情管理团队、实施分诊筛查、落实应急响应、强化病房管理、开展线上医疗，其主要功能定位包括“守住基本”“承接上线”“对接社区”“左右协同”4个方面。系统动力学流图显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疫情防控系统主要由“执行路径”“应急路径”“协同路径”“基本医疗服务路径”4个子系统构成。结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重大疫情防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概括为“上下左右”的功能定位。守住基本、加强组织管理、强化团队建设与提升外部协同是相应的政策建议。     

分级诊疗背景下社区居民全科医疗服务需求与就诊意向机构研究

背景　分级诊疗是满足居民医疗服务需求、建立有序就诊环境的具体措施,目前对于社区居民全科医疗服务需求就诊机构选择的研究较少,了解居民接受对应服务的优先选择机构,对于建立有效的分级导流机制具有一定作用。目的　了解社区居民对全科医学科提供的服务内容的需求情况和就诊机构选择情况,为建立良好的分级诊疗策略提供建议。方法　于2019年7-10月,采取随机拦截的方式选取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和上海市虹口区全部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包含居民一般情况、居民对一般全科医疗服务需求及就诊意向调查两部分,包括对28项全科服务内容的需求程度及对应全科服务内容的就诊机构选择倾向。结果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 000份,回收有效问卷1 961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8.05%。被调查居民对28项全科服务内容的需求率为67.82%~86.18%。居民需求率较高的前3项全科服务内容分别是建立个人健康档案〔1 690例（86.18%）〕,优先预约就诊〔1 688例（86.08%）〕,发生常见病、多发病时提供第一步诊疗〔1 664例（84.85%）〕;居民需求率最低的3项全科服务内容分别是为恶性肿瘤患者、其他慢性病晚期患者、治疗无效患者提供临终关怀服务〔1 330例（67.82%）〕,需要住院但疾病所属专科不明确时、提供过渡期间的病房服务〔1 464例（74.66%）〕,由于经济、家庭或个人特殊情况无法继续在大医院治疗时提供后续诊疗、康复服务〔1 519例（77.46%）〕。居民倾向于前往综合性医院全科接受的前3项服务分别是在其他医院或科室无法明确诊断时进行诊疗、在其他医院/科室无法治疗时进行诊疗、发生复杂疑难病症时提供第一步诊疗;居民倾向于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接受的前3项服务分别是签约并提供综合、连续的签约服务,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制定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方案。不同年龄居民对26项全科服务的需求率不同,对14项全科服务的就诊机构选择情况不同（P<0.05）。对全科了解程度不同的居民对26项全科服务的需求率不同,对所有全科服务的就诊机构选择情况不同（P<0.05）。结论　不同年龄段、对全科诊疗熟悉程度不同的居民对服务内容、愿意进行首诊的诊疗机构的选择有差异。应充分发挥综合性医院全科医学科的作用,根据居民需求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一步差异化服务内容,提升居民对全科服务理念的认知,促进有序分诊。     

中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我国卫生服务体系的网底,承担着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责,在改善居民健康状况、降低医药费用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关于全国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效率的研究较为缺乏。目的　分析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效率,探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效率的影响因素。方法　数据来源于2016年11月—2017年5月“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质量的综合评价”项目,收集322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外部特征、内部管理与技术因素、投入-产出指标等资料。采用数据包络分析计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效率值,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效率的影响因素,提出针对性的建议。结果　322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平均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综合技术效率值分别为（0.79±0.23）、（0.52±0.25）、（0.42±0.26）。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地域、财政补助方式、辖区6岁以下儿童人数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规模效率的影响因素,地域、是否开设外科、是否使用电子病历、绩效工资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否包括国家公共卫生服务达标率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纯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地域、辖区6岁以下儿童人数、是否开设外科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效率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财政补贴应逐渐向按服务单元付费的购买模式转变,开设临床外科可能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效率不利,薪酬制度的改革可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