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信任在女性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依恋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

背景 女性青少年比男性青少年的抑郁症患病率更高且症状更重。青少年的普遍信任水平与抑郁症状严重程度相关,且依恋与普遍信任水平相关。故本研究基于普遍信任在依恋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探寻女性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机制。目的 探讨女性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普遍信任在父亲、母亲、同伴依恋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为改善女性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状提供参考。方法 纳入2022年3月-10月在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门诊及住院部治疗的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抑郁症诊断标准的女性青少年患者73例,采用修订版青少年依恋问卷（IPPA-R）、普遍信任量表（IGTS）和儿童抑郁量表（CDI）进行调查。使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各量表评分的相关性。使用Bootstrap法检验普遍信任在依恋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 ①女性青少年抑郁症患者CDI评分与IPPA-R中的父亲、母亲、同伴依恋三个分量表评分均呈负相关（r=-0.463、-0.459、-0.447,P均<0.01）;IGTS评分与IPPA-R中的父亲、母亲、同伴依恋三个分量表评分均呈正相关（r=0.372、0.318、0.395,P均<0.01）;IGTS评分与CDI评分呈负相关（r=-0.531,P<0.01）。②中介效应检验显示,女性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父亲、母亲、同伴依恋与抑郁水平的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0.138、-0.136、-0.107,95% CI：-0.236~-0.039、-0.242~-0.029、-0.203~-0.012）。③普遍信任在父亲、母亲、同伴依恋与抑郁水平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0.069、-0.066、-0.071;95% CI：-0.127~-0.021、-0.137~-0.010、-0.145~-0.018）。结论 父亲、母亲、同伴依恋可以直接影响女性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抑郁水平,也可以通过普遍信任间接影响抑郁水平。     

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障碍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影响：母子依恋的中介作用

目的 探究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障碍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影响及母子依恋在其中的作用,为降低抑郁障碍青少年的自杀意念提供参考。方法 纳入2020年5月-2021年4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门诊及住院部就诊、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抑郁障碍诊断标准的青少年145例,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父母与同伴依恋量表（IPPA）中文简版和贝克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BSI-CV）进行评定。使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抑郁障碍青少年BSI-CV评分与ASLEC评分呈正相关（r=0.453,P<0.01）,BSI-CV评分与IPPA母子依恋评分呈负相关（r=-0.165,P<0.01）;母子依恋在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008,占总效应值（0.055）的14.55%。结论 抑郁障碍青少年的自杀意念可能与较多的负性生活事件与较差的母子依恋有关,母子依恋在其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大学生不安全依恋与拖延的关系：正念与自我控制的作用路径

背景 预防和干预大学生的拖延行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已有研究表明,正念、自我控制、不安全依恋和拖延两两相关,但目前关于不安全依恋对拖延的作用机制仍不清楚,且缺乏二者间作用路径的研究。目的 探讨大学生不安全依恋对拖延的影响以及正念与自我控制的作用路径,以期为大学生拖延问题的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3年2月—4月,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广东省4所高校的514名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非理性拖延量表（IPS）、成人依恋量表（AAS）、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AAS）和简式自我控制量表（BSCS）进行调查。使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查各量表评分的相关性,使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大学生AAS评分与IPS评分呈正相关（r=0.382,P<0.01）,与MAAS和BSCS评分均呈负相关（r=-0.242、-0.353,P均<0.01）;IPS评分与MAAS和BSCS评分均呈负相关（r=-0.314、-0.682,P均<0.01）;MAAS评分与BSCS评分呈正相关（r=0.439,P<0.01）。不安全依恋正向预测拖延（β=0.377,P<0.01）,自我控制是不安全依恋与拖延之间的作用路径,间接效应值为0.163（95% CI：0.105~0.223）,占总效应的43.24%,且正念与自我控制可能是不安全依恋与拖延之间的链式作用路径,间接效应值为0.056（95% CI：0.028~0.089）,占总效应的14.85%。结论 不安全依恋可以直接影响大学生拖延,也可以通过自我控制的独立作用路径及正念与自我控制的链式作用路径影响大学生拖延。     

监狱民警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背景 监狱民警的心理健康水平相对较低,寻找提升监狱民警心理健康水平的方法对监狱监管安全和建设平安中国有重要意义。目的 探讨监狱民警领悟社会支持、压力知觉、心理韧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为改善监狱民警的心理健康状况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2年3月,采用整群抽样法抽取西部某省某男犯监狱424名民警为研究对象,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压力知觉量表（CPSS）、心理韧性量表（CD-RISC）和一般健康问卷（GHQ-20）进行调查,采用Process 4.2分析压力知觉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心理韧性的调节作用。结果 ①男性监狱民警GHQ-20评分低于女性民警（t=2.095,P<0.05）;②CPSS评分与PSSS、GHQ-20评分均呈负相关（r=-0.670、-0.703,P均<0.01）,GHQ-20评分与PSSS、CD-RISC评分均呈正相关（r=0.580、0.693,P均<0.01）;③领悟社会支持可以正向预测心理健康（β=0.154,95% CI：0.133~0.175,P<0.01）;④压力知觉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0.087（95% CI：0.064~0.112,P<0.01）,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88.78%］;⑤“领悟社会支持→压力知觉→心理健康”这一中介效应的后半段路径（压力知觉→心理健康）受心理韧性调节（β=0.074,95% CI：0.046~0.102,P<0.01）;⑥心理韧性还调节压力知觉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的3个回归系数均显著：a=-0.537（95% CI：-0.594~-0.480,P<0.01）,b1=-0.162（95% CI：-0.197~-0.127,P<0.01）,b3=0.074（95% CI：0.046~0.102,P<0.01）］。结论 监狱民警的领悟社会支持可直接影响心理健康状况,也可以通过压力知觉间接影响其心理健康状况。监狱民警的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该中介效应后半段受心理韧性的调节。     

新冠肺炎疫情压力与社会适应：忍耐和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目的 考察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压力对大学生社会适应的影响，以及忍耐和社会支持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比较忍耐与社会支持中介效应的差异。方法 通过整群随机取样选取3 219名大学生，采用COVID-19疫情压力问卷、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SAI）、忍耐问卷（PQ）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进行评定，应用SPSS的Process插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大学生COVID-19疫情压力问卷评分与PQ和SSRS评分均呈正相关（r=0.297、0.229，P均<0.01），与SAI评分呈负相关（r=-0.430，P<0.01），PQ和SSRS评分与SAI评分均呈正相关（r=0.374、0.283，P均<0.01），PQ与SSRS评分呈正相关（r=0.271，P<0.01）。忍耐在COVID-19疫情压力与社会适应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β=0.049，95% CI：0.039~0.062），社会支持在COVID-19疫情压力与社会适应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β=0.016，95% CI：0.009~0.025）。结论 COVID-19疫情压力对大学生社会适应具有负性影响，忍耐和社会支持对此负性作用起缓冲作用，且忍耐的中介效应更明显。     

中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手机游戏沉迷：时间管理倾向的中介作用

目的 探讨中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和手机游戏沉迷之间的关系以及时间管理倾向在其中的中介效应。方法 于2020年11月-2021年2月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江西省和四川省共三所中学的667名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手机游戏沉迷量表以及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ATMD）对其进行问卷调查。使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①手机游戏沉迷量表总评分与GSES和ATMD总评分均呈负相关（r=-0.122、-0.333,P均<0.01）,ATMD总评分与GSES总评分呈正相关（r=0.536,P<0.01）。②一般自我效能感和时间管理倾向均能负向预测手机游戏沉迷（β=-0.333、-0.122,P均<0.01）,一般自我效能感能够正向预测时间管理倾向（β=0.536,P<0.01）。③时间管理倾向在一般自我效能感和手机游戏沉迷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量为-0.159（95% CI：-0.213~-0.112,P<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70.38%。结论 一般自我效能感通过时间管理倾向间接影响手机游戏沉迷。     

中学生自尊、社会支持与手机游戏沉迷关系

目的 探讨中学生自尊、社会支持与手机游戏沉迷的现状，并检验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为降低中学生手机游戏沉迷程度提供参考。方法 整群随机抽取2 307名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尊量表（SES）、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与手机游戏沉迷量表进行调查，并运用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检验进行分析。结果 中学生自尊、社会支持与手机游戏沉迷的评分分别为（29.01±5.74）分、（63.75±11.89）分、（61.01±19.84）分；其中，手机游戏重度沉迷、中度沉迷、轻度沉迷或不沉迷所占比例分别为8.50%、62.72%、28.78%。中学生自尊与手机游戏沉迷各维度及总评分均呈负相关（r=-0.33~-0.21，P均<0.01）；除了参与时长、参与习惯外，社会支持各维度及总评分与手机游戏沉迷其他维度及总评分均呈负相关（r=-0.28~-0.12，P<0.05或0.01）；自尊与社会支持各维度及总评分均呈正相关（r=0.11~0.26，P均<0.01）。自尊、社会支持各维度与总评分均能负向预测手机游戏沉迷（β=-1.49~-0.21，t=-10.10~-2.36，P<0.05或0.01），自尊能正向预测社会支持（β=0.19，t=3.20，P<0.01）；中学生社会支持在自尊与手机游戏沉迷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的参数如下：χ²/df=4.36，GFI=0.89，AGFI=0.90，NFI=0.91，CFI=0.93，IFI=0.86，RMSEA=0.078。结论 中学生自尊与社会支持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手机游戏沉迷各程度分布不均匀，中度沉迷者占大多数。中学生自尊水平越高，社会支持状况越好，则手机游戏沉迷程度越轻。中学生自尊水平既可以直接影响手机游戏沉迷，也可以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影响手机游戏沉迷。     

中学生抑郁情绪与非自杀性自伤的关系：冲动性的中介作用

背景 非自杀性自伤（NSSI）行为是危害中学生心身健康的重要因素,中学生NSSI行为相关危险因素的内在机制尚不清楚。目的 探索中学生抑郁情绪、冲动性和NSSI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内在机制,为预防和干预中学生NSSI行为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1年3月,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纳入1 161名中学生为研究对象。中学生均接受青少年NSSI行为评定问卷（ANSAQ）、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和Barratt冲动量表（BIS-II）评定。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考查中学生抑郁情绪、冲动性与NSSI行为的相关性,采用Process中介效应检验分析冲动性在中学生抑郁情绪与NSSI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 检出存在NSSI行为的共122人（10.51%）。CES-D与BIS-II总评分及各维度评分均呈正相关（r=0.340~0.556,P均<0.01）,与ANSAQ总评分及各维度评分均呈正相关（r=0.437~0.540,P均<0.01）,BIS-II总评分及各维度评分与ANSAQ总评分及各维度评分均呈正相关（r=0.157~0.437,P均<0.01）。冲动性在抑郁情绪与NSSI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0.035（95% CI：0.004~0.067,P<0.01）,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5.81%］。结论 中学生的抑郁情绪可以直接影响其NSSI行为,也可以通过冲动性间接影响NSSI行为,冲动性在抑郁情绪和NSSI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江门市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江门市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NSSI）行为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影响因素。方法 于2020年11月-12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抽取江门市1 220名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调查问卷、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Olweus儿童欺负问卷初中版（BVQ）、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及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进行评定。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中学生NSSI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检出204名（16.72%）中学生曾有过NSSI行为,其中男生67人、女生137人。NSSI组与非NSSI组在性别、学段、住校情况、同伴关系及学习成绩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22.162、7.247、6.541、45.787、25.097,P<0.05或0.01）。与非NSSI组相比,NSSI组CES-D评分（t=-14.240）和BVQ评分（t=-5.952）更高,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评分更低（t=9.238）,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问题应对分量表评分更低（t=7.148）,情绪应对分量表评分更高（t=-7.038）,受校园欺凌、语言欺凌和关系欺凌检出率更高（χ²=34.215,29.785,16.46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抑郁（OR=1.090,P<0.01）及受校园欺凌（OR=1.492,P<0.05）进入回归模型。结论 江门市中学生NSSI形势严峻,抑郁及受校园欺凌是其发生NSSI行为的危险因素。     

大学生分裂型人格与创造性的关系：认知灵活性的中介作用

目的 探讨大学生分裂型人格与创造性的关系以及认知灵活性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方法 采用分裂型人格问卷（SPQ）、认知灵活性问卷（CFI）和威廉姆斯创造性倾向量表（WCAT）对471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使用Spearman相关分析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使用Bootstrap方法分析认知灵活性的中介作用。结果 大学生SPQ总评分、阳性分裂维度、瓦解维度和CFI评分与WCAT评分均呈正相关（r=0.241~0.313，P均<0.01），SPQ总评分、阳性分裂维度、瓦解维度与CFI评分均呈正相关（r=0.111~0.128，P均<0.05）；认知灵活性在阳性分裂维度与创造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0.052（95% CI：0.016~0.112，P<0.01），占总效应的11.93%］；认知灵活性在瓦解维度与创造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0.075（95% CI：0.020~0.161，P<0.01），占总效应的11.50%］。结论 分裂型人格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创造性，还通过认知灵活性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大学生的创造性。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手机依赖行为的关系：情绪智力的中介作用

目的 调查大学生手机依赖现状,探究情绪智力在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手机依赖之间的中介作用,为改善大学生手机依赖状况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应用父母养育方式量表（PBI）、手机成瘾指数量表（MPAI）及情绪智力量表（EIS）对河南省某三所高校的1 20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分析父母教养方式与手机依赖的关系,采用AMOS路径分析探究情绪智力的中介作用。结果 共1 090名大学生完成调查,检出597人（54.77%）存在手机依赖。PBI中关爱和鼓励自主因子评分与MPAI总评分和各维度评分均呈负相关（r=-0.316~-0.197,P均<0.01）,PBI中的控制因子评分与MPAI总评分和各维度评分均呈正相关（r=0.206~0.258,P<0.05或0.01）,EIS评分与MPAI总评分和各维度评分均呈负相关（r=-0.317~-0.219,P均<0.01）。母亲关爱、鼓励自主和控制通过情绪智力对手机依赖的间接效应量分别为47.98%、47.00%、42.93%;父亲关爱、鼓励自主和控制通过情绪智力对手机依赖的间接效应量分别为47.99%、48.71%、44.70%。结论 情绪智力在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手机依赖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公安院校学生孤独感对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目的 探讨公安院校学生孤独感、网络成瘾和网络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方法 于2020年3月，采用整群抽样法抽取四川省某公安院校766名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UCLA孤独感量表（UCLA-LS）、网络依赖诊断量表（DSFIAD）与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问卷进行调查，通过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并采用Mplus 8.0进行中介与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①公安院校男性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问卷评分高于女性（t=7.560，P<0.01）；②公安院校学生UCLA-LS评分与DSFIAD评分呈正相关（r=0.406，P<0.01），网络偏差行为问卷评分与UCLA-LS和DSFIAD评分均呈正相关（r=0.279、0.592，P均<0.01）；③孤独感可以正向预测网络偏差行为（β=0.279，t=9.041，P<0.01）；④网络成瘾在孤独感与网络偏差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间接效应=0.233（95% CI：0.190~0.279，P<0.01），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83.51%］；⑤“孤独感→网络成瘾→网络偏差行为”这一中介效应的后半段路径（网络成瘾→网络偏差行为）受性别调节（β=-0.192，t=-4.461，P<0.01）。结论 公安院校学生孤独感可以直接影响网络偏差行为，也可以通过网络成瘾间接影响网络偏差行为。孤独感对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该中介效应仅在男性群体中显著。     

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感知婚姻冲突、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的关系

目的 探讨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感知婚姻冲突、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的关系。方法 于2017年6月-2020年12月在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和心理咨询门诊连续入组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诊断标准的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90例作为研究组,连续入组某高校大一到大三学生90人作为对照组,研究组和对照组均接受儿童感知婚姻冲突量表（CPIC）和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MLQ-C）评定,研究组同时接受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IOSS）评定。结果 研究组CPIC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863~3.728,P<0.05或0.01）,MLQ-C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981~4.197,P<0.05或0.01）。研究组CPIC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与SIOSS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均呈正相关（r=0.513~0.972,P均<0.01）;MLQ-C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与SIOSS因子评分及总评分均呈负相关（r=-0.594~-0.237,P<0.05或0.01）。CPIC冲突特征、威胁认知因子及MLQ-C拥有意义因子对自杀意念有预测作用（P均<0.05）,可解释方差变异的59.0%。生命意义感在感知婚姻冲突和自杀意念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β=0.124,P<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5.11%。结论 感知婚姻冲突、生命意义感是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自杀意念的预测因子,感知婚姻冲突可通过生命意义感间接影响自杀意念。     

护士职业紧张、心理资本和失眠的关系：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目的 探讨护士职业紧张、心理资本和失眠的关系,并检验心理资本在护士职业紧张与失眠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 于2021年3月-5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某三甲医院的810名护士为研究对象。采用付出-回报失衡问卷（ERI）、心理资本量表（PCQ）和阿森斯失眠量表（AIS）分别评定护士的职业紧张、心理资本和失眠情况,采用PROCESS中介效应检验分析心理资本在护士职业紧张与失眠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658份（81.23%）,护士付出-回报比与AIS评分呈正相关（r=0.379,P?0.01）,与PCQ评分呈负相关（r=-0.275,P?0.01）;PCQ评分与AIS评分呈负相关（r=-0.402,P?0.01）。护士职业紧张可以负向预测心理资本（β=-11.024,t=-7.324,P<0.01）以及正向预测失眠（β=4.117,t=10.478,P<0.01）;心理资本可负向预测失眠（β=-0.087,t=-9.083,P<0.01）。当心理资本作为中介变量加入时,职业紧张对失眠的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β=3.158,t=8.185,P<0.01）。结论 心理资本在护士职业紧张和失眠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探讨青少年睡眠质量与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的关系

目的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青少年睡眠质量与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为改善青少年睡眠质量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1年12月-2022年5月,选取重庆市3所中学767名初中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和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评估青少年睡眠质量、负性生活事件以及应对方式。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睡眠质量与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结果 检出存在睡眠障碍者222人（28.94%）,青少年PSQI评分与ASLEC评分、SCSQ消极应对维度评分均呈正相关（r=0.612、0.590,P均<0.01）,与积极应对维度评分呈负相关（r=-0.435,P<0.01）。构建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和睡眠质量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对睡眠质量有直接和间接正向效应（β=0.448、0.322,P<0.05）,积极应对对睡眠质量有直接负向效应（β=-0.368,P<0.05）,消极应对对睡眠质量有直接正向效应（β=0.442,P<0.05）。结论 负性生活事件和消极应对对青少年睡眠质量产生负向影响,积极应对对青少年睡眠质量产生正向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下大学生情绪适应性实验

目的 考察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压力对大学生抑郁、焦虑的影响及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和调节机制。方法 通过线上平台招募3 219名大学生完成COVID-19压力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选取其中160名大学生，通过语义启动法操纵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进一步分析领悟社会支持对疫情压力与抑郁、焦虑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 ①各变量在性别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疫情压力在各年龄组差异有统计意义（P<0.01）；城市大学生的疫情压力、抑郁、焦虑水平与乡村大学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强制隔离大学生的疫情压力、抑郁水平与居家隔离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0.01）。②疫情压力与领悟社会支持、抑郁、焦虑水平均呈正相关（r=0.158~0.235，P均<0.01）；领悟社会支持与抑郁、焦虑呈负相关（r=-0.312、-0.210，P均<0.01）。③领悟社会支持能负向预测抑郁（t=-32.986，P<0.01）、焦虑（t=-24.437，P<0.01）。④领悟社会支持在疫情压力与抑郁、焦虑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Effect=-0.044、-0.031，P均<0.01）。⑤领悟社会支持仅对疫情压力与抑郁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β=0.163，P<0.01）。结论 疫情压力会影响大学生抑郁、焦虑水平，领悟社会支持对疫情压力的负性作用起缓冲作用，并能调节疫情压力与抑郁的关系，然而对疫情压力与焦虑关系却没有显著调节效应，进一步表明焦虑与人际支持系统没有紧密联系。     

留守中学生社会支持与网络成瘾的“量-效”趋势研究

目的 了解留守中学生社会支持水平和网络成瘾现状及其之间的关系,为有针对性地进行网络成瘾干预、降低网络成瘾风险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重庆市渝东南地区某县6所中学的3 532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留守学生1 945人（55.07%）,非留守学生1 587人（44.93%）。采用自编一般情况问卷、中学生网络成瘾诊断量表（DSIA-MSS）、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ASSRS）进行评定,并分析ASSRS评分与网络成瘾的关联趋势。结果 ①留守组网络成瘾检出率高于非留守组（22.98% vs. 16.13%,χ²=25.732,P<0.01）;②留守组ASSRS评分低于非留守组［（66.81±15.92）分vs.（68.19±16.18）分,t=2.544,P=0.011］;③在非留守、单亲外出和双亲外出三种留守状态下,不同ASSRS评分等级的中学生网络成瘾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35.220、37.662、31.434,P均<0.01）;④中学生ASSRS评分与网络成瘾存在“量效”趋势,即ASSRS评分等级越高,网络成瘾风险越低（P<0.01）。结论 留守中学生存在更突出的网络成瘾问题,且社会支持水平与网络成瘾检出率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表现为负性“量效”趋势关系。     

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家长病耻感与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分析

背景 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发病率呈上升趋势,ASD患儿的治疗和训练过程漫长,给患儿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导致家长容易产生病耻感,目前缺少ASD患儿家长病耻感相关的调查研究。目的 探讨ASD患儿家长病耻感与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相关性,为降低该群体的病耻感水平并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方法 以2021年1月-2022年5月乌鲁木齐市某三甲医院儿童保健门诊收治的ASD患儿的家长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问卷、连带病耻感量表（ASS）、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进行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查病耻感与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结果 ASD患儿家长ASS总评分为（52.40±11.22）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ASD患儿家长ASS总评分与SCSQ消极应对维度评分呈正相关（r=0.787,P<0.01）,与SCSQ积极应对维度评分和SSRS总评分均呈负相关（r=-0.565、-0.795,P均<0.01）。回归分析结果显示,ASD患儿家长病耻感受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影响（?R²=0.768,F=114.931,P<0.01）,可解释总变异的76.80%。结论 ASD患儿家长病耻感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家长的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是影响病耻感的重要因素。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焦虑的关系：孤独感的作用路径

背景 焦虑是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影响大学生的生活质量。手机成瘾和孤独感均对大学生焦虑存在影响,孤独感在手机成瘾与焦虑之间的作用路径仍需进一步探讨。目的 分析大学生手机成瘾、孤独感与焦虑之间的关系,探讨孤独感在大学生手机成瘾与焦虑之间的作用路径。方法 于2023年12月21日,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选取河南省某高校1 400名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焦虑自评量表（SAS）以及UCLA孤独感量表（UCLA-LS）进行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查各量表评分的相关性,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 3.3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1 23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8.50%。大学生MPATS评分与SAS和UCLA-LS评分均呈正相关（r=0.474、0.387,P均<0.01）,UCLA-LS评分与SAS评分均呈正相关（r=0.541,P<0.01）。孤独感在手机成瘾与焦虑之间的间接效应值为0.160（95% CI：0.118~0.173）,占总效应的33.97%。结论 手机成瘾可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焦虑,孤独感可能是大学生手机成瘾与焦虑之间的作用路径。     

医学生焦虑、抑郁情绪对网络游戏障碍的影响：性别的调节作用

目的 探究焦虑、抑郁情绪对医学生网络游戏障碍的影响以及性别在其中的调节效应，为预防和干预医学生网络游戏障碍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1年11月，选取四川省某医学院校11 771名医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星网络平台，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简式网络游戏障碍量表（IGDS9-SF）进行评定，采用多元分层回归分析性别在焦虑、抑郁情绪和网络游戏障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 ①男生SDS评分低于女生（t=-8.302，P<0.01），IGDS9-SF评分高于女生（t=33.384，P<0.01）。②医学生SAS评分与SDS评分呈正相关（r=0.735，P<0.01），SAS和SDS评分与IGDS9-SF评分均呈正相关（r=0.288、0.238，P均<0.01）。③焦虑、抑郁情绪可以正向预测网络游戏障碍（β=0.245、0.058，t=18.864、4.444，P均<0.01）。④性别在焦虑情绪与网络游戏障碍之间具有调节作用（β=-0.194，t=-4.518，P<0.01）。结论 焦虑、抑郁情绪对医学生网络游戏障碍有正向预测作用。焦虑情绪对医学生网络游戏障碍的影响受到性别的调节，相比于女生，焦虑情绪对男生网络游戏障碍的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