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自尊、社会支持与手机游戏沉迷关系

目的 探讨中学生自尊、社会支持与手机游戏沉迷的现状，并检验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为降低中学生手机游戏沉迷程度提供参考。方法 整群随机抽取2 307名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尊量表（SES）、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与手机游戏沉迷量表进行调查，并运用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检验进行分析。结果 中学生自尊、社会支持与手机游戏沉迷的评分分别为（29.01±5.74）分、（63.75±11.89）分、（61.01±19.84）分；其中，手机游戏重度沉迷、中度沉迷、轻度沉迷或不沉迷所占比例分别为8.50%、62.72%、28.78%。中学生自尊与手机游戏沉迷各维度及总评分均呈负相关（r=-0.33~-0.21，P均<0.01）；除了参与时长、参与习惯外，社会支持各维度及总评分与手机游戏沉迷其他维度及总评分均呈负相关（r=-0.28~-0.12，P<0.05或0.01）；自尊与社会支持各维度及总评分均呈正相关（r=0.11~0.26，P均<0.01）。自尊、社会支持各维度与总评分均能负向预测手机游戏沉迷（β=-1.49~-0.21，t=-10.10~-2.36，P<0.05或0.01），自尊能正向预测社会支持（β=0.19，t=3.20，P<0.01）；中学生社会支持在自尊与手机游戏沉迷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的参数如下：χ²/df=4.36，GFI=0.89，AGFI=0.90，NFI=0.91，CFI=0.93，IFI=0.86，RMSEA=0.078。结论 中学生自尊与社会支持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手机游戏沉迷各程度分布不均匀，中度沉迷者占大多数。中学生自尊水平越高，社会支持状况越好，则手机游戏沉迷程度越轻。中学生自尊水平既可以直接影响手机游戏沉迷，也可以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影响手机游戏沉迷。     

神经质人格对护理本科生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压力知觉和自我控制的链式中介作用

背景 手机成瘾对大学生产生许多不利影响,如抑郁、焦虑、注意力涣散、认知障碍和睡眠障碍等。护理本科生是临床护理工作的重要后备力量,其不良的心理健康状况对未来的护理工作质量和护患关系具有重要影响。目的 探究神经质人格与护理本科生手机成瘾倾向的关系,通过构建链式中介模型,考查压力知觉和自我控制在神经质人格与手机成瘾倾向之间的作用路径。方法 于2023年2月―3月,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陕西省西安市10所高校共900名护理本科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中的神经质分量表、压力知觉量表（PSS）、自我控制量表（SCS）以及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分别评定护理本科生的神经质人格、主观压力、自我控制能力和手机成瘾倾向。运用SPSS宏程序Process 4.1中的model 6检验压力知觉和自我控制在护理本科生神经质人格与手机成瘾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 ①在900名护理本科生中,检出存在手机成瘾倾向者314人（34.89%）。②护理本科生EPQ-RSC神经质分量表评分与PSS总评分和MPATS总评分均呈正相关（r=0.400、0.287,P均<0.01）,与SCS总评分呈负相关（r=-0.364,P<0.01）;MPATS总评分与PSS总评分呈正相关（r=0.362,P<0.01）,与SCS总评分呈负相关（r=-0.468,P<0.01）;SCS总评分与PSS总评分呈负相关（r=-0.515,P<0.01）。③压力知觉和自我控制分别在神经质人格与手机成瘾倾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分别为0.056、0.065,效应量分别为19.72%、22.89%）;压力知觉-自我控制在神经质人格与手机成瘾倾向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为0.064,效应量为22.54%）。结论 神经质人格、压力知觉和自我控制是护理本科生手机成瘾倾向的重要影响因素,神经质人格不仅直接影响护理本科生手机成瘾倾向,还可以通过压力知觉和自我控制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其手机成瘾倾向。     

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感知婚姻冲突、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的关系

目的 探讨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感知婚姻冲突、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的关系。方法 于2017年6月-2020年12月在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和心理咨询门诊连续入组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诊断标准的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90例作为研究组,连续入组某高校大一到大三学生90人作为对照组,研究组和对照组均接受儿童感知婚姻冲突量表（CPIC）和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MLQ-C）评定,研究组同时接受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IOSS）评定。结果 研究组CPIC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863~3.728,P<0.05或0.01）,MLQ-C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981~4.197,P<0.05或0.01）。研究组CPIC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与SIOSS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均呈正相关（r=0.513~0.972,P均<0.01）;MLQ-C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与SIOSS因子评分及总评分均呈负相关（r=-0.594~-0.237,P<0.05或0.01）。CPIC冲突特征、威胁认知因子及MLQ-C拥有意义因子对自杀意念有预测作用（P均<0.05）,可解释方差变异的59.0%。生命意义感在感知婚姻冲突和自杀意念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β=0.124,P<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5.11%。结论 感知婚姻冲突、生命意义感是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自杀意念的预测因子,感知婚姻冲突可通过生命意义感间接影响自杀意念。     

公安院校学生孤独感对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目的 探讨公安院校学生孤独感、网络成瘾和网络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方法 于2020年3月，采用整群抽样法抽取四川省某公安院校766名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UCLA孤独感量表（UCLA-LS）、网络依赖诊断量表（DSFIAD）与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问卷进行调查，通过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并采用Mplus 8.0进行中介与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①公安院校男性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问卷评分高于女性（t=7.560，P<0.01）；②公安院校学生UCLA-LS评分与DSFIAD评分呈正相关（r=0.406，P<0.01），网络偏差行为问卷评分与UCLA-LS和DSFIAD评分均呈正相关（r=0.279、0.592，P均<0.01）；③孤独感可以正向预测网络偏差行为（β=0.279，t=9.041，P<0.01）；④网络成瘾在孤独感与网络偏差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间接效应=0.233（95% CI：0.190~0.279，P<0.01），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83.51%］；⑤“孤独感→网络成瘾→网络偏差行为”这一中介效应的后半段路径（网络成瘾→网络偏差行为）受性别调节（β=-0.192，t=-4.461，P<0.01）。结论 公安院校学生孤独感可以直接影响网络偏差行为，也可以通过网络成瘾间接影响网络偏差行为。孤独感对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该中介效应仅在男性群体中显著。     

护士职业紧张、心理资本和失眠的关系：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目的 探讨护士职业紧张、心理资本和失眠的关系,并检验心理资本在护士职业紧张与失眠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 于2021年3月-5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某三甲医院的810名护士为研究对象。采用付出-回报失衡问卷（ERI）、心理资本量表（PCQ）和阿森斯失眠量表（AIS）分别评定护士的职业紧张、心理资本和失眠情况,采用PROCESS中介效应检验分析心理资本在护士职业紧张与失眠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658份（81.23%）,护士付出-回报比与AIS评分呈正相关（r=0.379,P?0.01）,与PCQ评分呈负相关（r=-0.275,P?0.01）;PCQ评分与AIS评分呈负相关（r=-0.402,P?0.01）。护士职业紧张可以负向预测心理资本（β=-11.024,t=-7.324,P<0.01）以及正向预测失眠（β=4.117,t=10.478,P<0.01）;心理资本可负向预测失眠（β=-0.087,t=-9.083,P<0.01）。当心理资本作为中介变量加入时,职业紧张对失眠的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β=3.158,t=8.185,P<0.01）。结论 心理资本在护士职业紧张和失眠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压力源及压力反应对大学生偏头痛患者日常生活的影响

背景 压力与偏头痛发作密切相关,但既往研究关于压力源及压力反应对大学生偏头痛人群日常生活的影响不明确。目的 探讨压力源及压力反应对大学生偏头痛人群日常生活的影响,以期为改善大学生偏头痛人群的日常生活提供参考。方法 于2018年8月—2019年8月,采用随机抽样,选取符合《国际头痛疾病分类（第3版）》（ICHD-3）偏头痛诊断标准的458名川北医学院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问卷收集大学生一般资料和头痛特征,采用头痛影响测试量表（HIT-6）评定偏头痛对大学生日常生活的影响。采用学生生活应激问卷（SLSI）评定压力源及压力反应,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24项版（HAMD-24）评定大学生的焦虑症状和抑郁症状。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查HIT-6评分与各量表评分之间的相关性,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大学生偏头痛人群日常生活的影响因素。结果 SLSI中的挫折（r=0.138,P<0.01）、冲突（r=0.168,P<0.01）、压力（r=0.157,P<0.01）、变化（r=0.148,P<0.01）、自我强加（r=0.158,P<0.01）五个维度的压力源以及生理反应（r=0.256,P<0.01）、情绪反应（r=0.241,P<0.01）、行为反应（r=0.164,P<0.01）、HAMA总评分（r=0.192,P<0.01）、HAMD-24总评分（r=0.250,P<0.01）、SLSI总评分（r=0.250,P<0.01）与HIT-6评分均呈正相关,认知反应（r=-0.104,P<0.05）与HIT-6评分呈负相关。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生理反应（β=0.140,P<0.05）、焦虑（β=0.159,P<0.05）、认知反应（β=-0.091,P<0.05）可预测大学生偏头痛人群日常生活受影响的程度。结论 生理反应、认知反应、焦虑可能是大学生偏头痛人群日常生活的影响因素。     

新冠肺炎疫情压力与社会适应：忍耐和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目的 考察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压力对大学生社会适应的影响，以及忍耐和社会支持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比较忍耐与社会支持中介效应的差异。方法 通过整群随机取样选取3 219名大学生，采用COVID-19疫情压力问卷、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SAI）、忍耐问卷（PQ）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进行评定，应用SPSS的Process插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大学生COVID-19疫情压力问卷评分与PQ和SSRS评分均呈正相关（r=0.297、0.229，P均<0.01），与SAI评分呈负相关（r=-0.430，P<0.01），PQ和SSRS评分与SAI评分均呈正相关（r=0.374、0.283，P均<0.01），PQ与SSRS评分呈正相关（r=0.271，P<0.01）。忍耐在COVID-19疫情压力与社会适应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β=0.049，95% CI：0.039~0.062），社会支持在COVID-19疫情压力与社会适应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β=0.016，95% CI：0.009~0.025）。结论 COVID-19疫情压力对大学生社会适应具有负性影响，忍耐和社会支持对此负性作用起缓冲作用，且忍耐的中介效应更明显。     

心智化家庭治疗对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抑郁症状及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影响

背景 青少年抑郁障碍患病率高,且患者多伴有非自杀性自伤（NSSI）行为。改善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病情已成为临床关注的重点。目的 探讨心智化家庭治疗（MBFT）对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抑郁症状及NSSI行为的影响,为促进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康复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2年1月—12月选取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收治的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抑郁障碍诊断标准的90例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n=44）和对照组（n=46）。两组均接受常规干预,研究组在此基础上接受为期8周、每周1次、每次60 min的MBFT干预。分别于干预前和干预第1、2、4、8周末,对两组患者进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24项版（HAMD-24）、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以及渥太华自我伤害调查表（OSI）评定。结果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干预前和干预第1、2、4、8周末,两组HAMD-24评分（F=69.621、15.428、29.623,P均?0.05）、OSI总评分（F=176.642、37.682、21.873,P均?0.05）、GSES评分（F=215.236、57.421、27.857,P均?0.05）和PSQI评分（F=268.541、61.863、33.867,P均?0.05）的时间主效应、组别主效应以及组别与时间的交互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单独效应分析显示,干预第2、4、8周末,研究组和对照组HAMD-24评分（t=5.567、8.645、6.233,P均?0.01）、OSI总评分（t=3.675、11.817、9.632,P均?0.01）、GSES评分（t=23.462、31.709、12.750,P均?0.01）、PSQI评分（t=9.664、22.457、9.333,P均?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MBFT可能有助于改善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的抑郁症状、NSSI行为和睡眠质量,提升其自我效能感。     

医学生焦虑、抑郁情绪对网络游戏障碍的影响：性别的调节作用

目的 探究焦虑、抑郁情绪对医学生网络游戏障碍的影响以及性别在其中的调节效应，为预防和干预医学生网络游戏障碍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1年11月，选取四川省某医学院校11 771名医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星网络平台，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简式网络游戏障碍量表（IGDS9-SF）进行评定，采用多元分层回归分析性别在焦虑、抑郁情绪和网络游戏障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 ①男生SDS评分低于女生（t=-8.302，P<0.01），IGDS9-SF评分高于女生（t=33.384，P<0.01）。②医学生SAS评分与SDS评分呈正相关（r=0.735，P<0.01），SAS和SDS评分与IGDS9-SF评分均呈正相关（r=0.288、0.238，P均<0.01）。③焦虑、抑郁情绪可以正向预测网络游戏障碍（β=0.245、0.058，t=18.864、4.444，P均<0.01）。④性别在焦虑情绪与网络游戏障碍之间具有调节作用（β=-0.194，t=-4.518，P<0.01）。结论 焦虑、抑郁情绪对医学生网络游戏障碍有正向预测作用。焦虑情绪对医学生网络游戏障碍的影响受到性别的调节，相比于女生，焦虑情绪对男生网络游戏障碍的影响更大。     

精神障碍患者及家属病耻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

目的 了解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共同居住家属的病耻感与主观幸福感现状,分析其相关性,并探索同一家庭中患者及其家属主观幸福感受病耻感影响的差异。方法 选取2019年10月-11月在成都市某三甲精神专科医院门诊就诊的精神障碍患者（n=154）及其家属（n=154）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人口学资料调查表、自编精神疾病相关资料调查表、简明版精神疾病内在病耻感量表（ISMI-10）及幸福感指数量表（IWB）进行评定。结果 共有118名（76.62%）精神障碍患者和151名（98.05%）家属存在病耻感。家属ISMI-10总评分及各因子评分均高于患者（P均<0.01）,IWB总评分及各因子评分均低于患者（P均<0.01）;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患者及家属ISMI-10总评分与IWB总评分均呈负相关（r=-0.600、-0.202,P<0.05或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在控制精神障碍患者人口学及疾病相关变量后,回归模型拟合较好（校正R²=0.457）,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F=26.746,P<0.01）。精神障碍患者家属回归模型拟合较差（校正R²=0.035）,在控制家属人口学变量后,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F=3.769,P<0.01）。结论 精神障碍患者的病耻感水平低于其家属,而主观幸福感高于家属。患者及家属的病耻感与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精神障碍患者病耻感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大学生分裂型人格与创造性的关系：认知灵活性的中介作用

目的 探讨大学生分裂型人格与创造性的关系以及认知灵活性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方法 采用分裂型人格问卷（SPQ）、认知灵活性问卷（CFI）和威廉姆斯创造性倾向量表（WCAT）对471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使用Spearman相关分析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使用Bootstrap方法分析认知灵活性的中介作用。结果 大学生SPQ总评分、阳性分裂维度、瓦解维度和CFI评分与WCAT评分均呈正相关（r=0.241~0.313，P均<0.01），SPQ总评分、阳性分裂维度、瓦解维度与CFI评分均呈正相关（r=0.111~0.128，P均<0.05）；认知灵活性在阳性分裂维度与创造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0.052（95% CI：0.016~0.112，P<0.01），占总效应的11.93%］；认知灵活性在瓦解维度与创造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0.075（95% CI：0.020~0.161，P<0.01），占总效应的11.50%］。结论 分裂型人格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创造性，还通过认知灵活性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大学生的创造性。     

ICU护士职业应对自我效能与健康生产力受损的关系：领悟社会支持的作用路径

背景 相对于显性缺勤而言,护士健康生产力受损的影响更持久,危害和损失也更大。健康生产力受损受自我效能的影响,社会支持程度又会影响健康生产力受损行为,但三者间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目的 调查ICU护士领悟社会支持、职业应对自我效能与健康生产力受损现状,并分析领悟社会支持在职业应对自我效能与健康生产力受损之间的作用路径。方法 于2021年9月—11月,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四川省8所三级甲等医院的468名ICU护士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一般资料调查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护士职业应对自我效能量表（OCSE-N）和健康生产力受损量表（SPS-6）进行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查各量表评分的相关性,采用Amos 24.0分析领悟社会支持在职业应对自我效能与健康生产力受损之间的作用路径。结果 共415名ICU护士完成有效问卷调查。ICU护士PSSS评分为（63.13±11.62）分,OCSE-N评分为（22.24±6.15）分,SPS-6评分为（16.83±4.24）分。检出存在高健康生产力受损的ICU护士共279人（67.23%）。相关分析结果显示,ICU护士PSSS总评分与OCSE-N总评分呈正相关（r=0.348,P<0.05）,PSSS总评分与SPS-6总评分呈负相关（r=-0.274,P<0.05）,OCSE-N总评分与SPS-6总评分呈负相关（r=-0.421,P<0.05）。ICU护士职业应对自我效能与健康生产力受损的直接效应值为-0.401,领悟社会支持可能是职业应对自我效能与健康生产力受损之间的作用路径（间接效应值为-0.052,占总效应的11.48%）。结论 ICU护士职业应对自我效能可能通过领悟社会支持的作用路径影响健康生产力受损。     

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障碍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影响：母子依恋的中介作用

目的 探究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障碍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影响及母子依恋在其中的作用,为降低抑郁障碍青少年的自杀意念提供参考。方法 纳入2020年5月-2021年4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门诊及住院部就诊、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抑郁障碍诊断标准的青少年145例,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父母与同伴依恋量表（IPPA）中文简版和贝克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BSI-CV）进行评定。使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抑郁障碍青少年BSI-CV评分与ASLEC评分呈正相关（r=0.453,P<0.01）,BSI-CV评分与IPPA母子依恋评分呈负相关（r=-0.165,P<0.01）;母子依恋在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008,占总效应值（0.055）的14.55%。结论 抑郁障碍青少年的自杀意念可能与较多的负性生活事件与较差的母子依恋有关,母子依恋在其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青少年人格冲动性与攻击性的关系：同胞关系的作用路径

背景 我国正从独生子女家庭进入多子女家庭,探索同胞关系在青少年人格冲动性与攻击性之间的作用机制,对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以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着重要意义。目的 探讨同胞关系在青少年人格冲动性与攻击性之间的作用路径,为青少年暴力攻击行为的预防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3年2月—4月,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四川省某县12所中小学共986名有同胞关系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Barratt冲动性量表（BIS-11）、Buss和Perry攻击问卷中文版（AQ-CV）以及同胞关系问卷（SRQ）进行横断面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查各量表评分的相关性。使用Bootstrap法检验同胞关系在人格冲动性与攻击性之间的作用路径。结果 BIS-11总评分与AQ-CV总评分、SRQ中的冲突维度评分、争宠维度评分均呈正相关（r=0.485、0.276、0.280,P均<0.01）,与SRQ温暖/亲密维度评分呈负相关（r=-0.383,P<0.01）;AQ-CV总评分与SRQ冲突维度评分、争宠维度评分均呈正相关（r=0.387、0.340,P均<0.01）,与温暖/亲密维度评分呈负相关（r=-0.304,P<0.01）;SRQ温暖/亲密维度评分与冲突维度评分、争宠维度评分均呈负相关（r=-0.307、-0.375,P均<0.01）;SRQ冲突维度评分与争宠维度评分呈正相关（r=0.267,P<0.01）;青少年人格冲动性水平对攻击性水平的总效应为0.480（P<0.01）;同胞关系在青少年人格冲动性与攻击性之间起中介作用,其中温暖/亲密维度的间接效应值为0.054,冲突维度的间接效应值为0.075,争宠维度的间接效应值为0.062,效应量分别为11.21%、15.70%、12.93%。结论 青少年的人格冲动性可以直接影响攻击性,同胞关系可能是将人格冲动性和攻击性联系起来的重要渠道。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探讨青少年睡眠质量与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的关系

目的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青少年睡眠质量与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为改善青少年睡眠质量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1年12月-2022年5月,选取重庆市3所中学767名初中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和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评估青少年睡眠质量、负性生活事件以及应对方式。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睡眠质量与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结果 检出存在睡眠障碍者222人（28.94%）,青少年PSQI评分与ASLEC评分、SCSQ消极应对维度评分均呈正相关（r=0.612、0.590,P均<0.01）,与积极应对维度评分呈负相关（r=-0.435,P<0.01）。构建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和睡眠质量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对睡眠质量有直接和间接正向效应（β=0.448、0.322,P<0.05）,积极应对对睡眠质量有直接负向效应（β=-0.368,P<0.05）,消极应对对睡眠质量有直接正向效应（β=0.442,P<0.05）。结论 负性生活事件和消极应对对青少年睡眠质量产生负向影响,积极应对对青少年睡眠质量产生正向影响。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核心症状对ADHD倾向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

目的 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核心症状对ADHD倾向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为早期识别ADHD患儿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1年7月-8月,在广州市某小学筛选25名ADHD倾向儿童作为ADHD倾向组,纳入年龄、性别和年级相匹配的25名儿童作为正常组。采用中文版ADHD斯诺佩评估量表第4版（SNAP-IV）父母版评定ADHD核心症状,采用儿童困难问卷（QCD）和Conners父母症状问卷（PSQ）评定行为问题。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考察ADHD核心症状与QCD和PSQ评分的相关性,采用分层线性回归分析探讨ADHD核心症状对行为问题的影响。结果 ①组间差异显示,ADHD倾向组的注意缺陷和多动-冲动因子评分均高于正常组（t=7.771、6.726,P均<0.01）。②相关分析显示,注意缺陷因子评分与QCD总评分呈负相关（r=-0.440,P<0.05）,与PSQ的学习问题因子评分呈正相关（r=0.457,P<0.05）;多动-冲动因子评分与PSQ的焦虑因子评分呈负相关（r=-0.457,P<0.05）,与PSQ的冲动-多动因子评分呈正相关（r=0.552,P<0.01）。③分层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注意缺陷因子评分可负向预测QCD总评分（B=-0.682,P<0.05,R²=0.468）;多动-冲动因子评分对PSQ的焦虑因子评分具有负向预测作用（B=-0.048,P<0.05,R²=0.367）,对PSQ的冲动-多动因子评分具有正向预测作用（B=0.077,P<0.01,R²=0.424）。结论 ADHD倾向儿童存在明显的注意缺陷症状、多动-冲动症状及行为问题,且注意缺陷症状可能是其日常行为问题的主要原因,多动-冲动症状可能是其冲动-多动行为问题的主要原因。     

中学生偶像崇拜与领悟社会支持的关系：同伴依恋和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背景 偶像崇拜是当今中学生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学生的身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既往已有关于偶像崇拜、同伴依恋、生活满意度与领悟社会支持之间两两关系的研究,但对于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中介机制鲜有研究报道。目的 探究同伴依恋和生活满意度在中学生偶像崇拜与领悟社会支持之间的中介作用,为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2年6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贵州省黔南州某学校1 059名在校中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偶像崇拜量表（CAS）、修订版青少年依恋量表（IPPA-R）同伴依恋分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和领悟社会支持评定量表（PSSS）进行评定,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进行相关性检验,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 3.3中的model 6检验同伴依恋和生活满意度在中学生偶像崇拜与领悟社会支持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 ①CAS评分与IPPA-R同伴依恋分量表、SWLS和PSSS评分均呈正相关（r=0.117、0.097、0.115,P均<0.01）;IPPA-R同伴依恋分量表评分与SWLS和PSSS评分均呈正相关（r=0.279、0.421,P均<0.01）;SWLS评分与PSSS评分呈正相关（r=0.552,P<0.01）。②偶像崇拜对领悟社会支持的直接效应显著（β=0.059,P<0.05）,同伴依恋和生活满意度在偶像崇拜与领悟社会支持之间的单独中介作用和链式中介作用均显著（95% CI：0.007~0.130、0.004~0.054、0.001~0.016,P均<0.01）,分别占总效应的33.56%、13.54%、3.93%。结论 偶像崇拜既能直接影响中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又能通过同伴依恋和生活满意度间接影响其领悟社会支持。     

抗抑郁药临床试验受试者脱落情况及影响因素

目的 分析抗抑郁药临床试验受试者脱落情况,讨论受试者脱落的影响因素。方法 对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2013年-2020年完成的9项抗抑郁药临床试验受试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自编调查表采集受试者人口学资料、疾病特点及试验完成情况,分析受试者的脱落情况及影响因素。结果 共入组157例,完成120例,脱落37例。脱落原因分别为：疗效差13例（35.14%）,发生不良反应12例（32.43%）,撤回知情同意书8例（21.62%）,失访4例（10.81%）。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受试者脱落与焦虑程度（r=0.224,P<0.01）和不良事件（r=0.158,P<0.05）呈正相关,与受教育程度（r=-0.209,P<0.01）和总体疗效（r=-0.545,P<0.01）呈负相关。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β=-0.611,OR=0.543,P<0.05）、就诊次数（β=-1.831,OR=0.160,P<0.01）和总体疗效（β=-2.286,OR=0.102,P<0.01）是受试者脱落的影响因素。结论 受教育程度低、首次就诊、疗效不佳、焦虑程度重以及发生不良事件是抗抑郁药临床试验受试者脱落的影响因素。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手机依赖行为的关系：情绪智力的中介作用

目的 调查大学生手机依赖现状,探究情绪智力在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手机依赖之间的中介作用,为改善大学生手机依赖状况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应用父母养育方式量表（PBI）、手机成瘾指数量表（MPAI）及情绪智力量表（EIS）对河南省某三所高校的1 20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分析父母教养方式与手机依赖的关系,采用AMOS路径分析探究情绪智力的中介作用。结果 共1 090名大学生完成调查,检出597人（54.77%）存在手机依赖。PBI中关爱和鼓励自主因子评分与MPAI总评分和各维度评分均呈负相关（r=-0.316~-0.197,P均<0.01）,PBI中的控制因子评分与MPAI总评分和各维度评分均呈正相关（r=0.206~0.258,P<0.05或0.01）,EIS评分与MPAI总评分和各维度评分均呈负相关（r=-0.317~-0.219,P均<0.01）。母亲关爱、鼓励自主和控制通过情绪智力对手机依赖的间接效应量分别为47.98%、47.00%、42.93%;父亲关爱、鼓励自主和控制通过情绪智力对手机依赖的间接效应量分别为47.99%、48.71%、44.70%。结论 情绪智力在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手机依赖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老年白内障患者合并抑郁状况及其自我感受负担的影响

背景 伴抑郁症状的老年白内障患者自我感受负担较重,术后视觉相关生活质量较无抑郁症状的患者更差,家庭负担更重。既往研究多认为家庭关系、视力等是导致老年白内障患者出现抑郁症状的主要因素,自我感受、合并疾病等对老年白内障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研究有限。目的 探讨老年白内障患者抑郁症状与自我感受负担和术后视觉相关生活质量的关系,分析患者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对其进行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连续纳入2020年7月1日—2022年12月31日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的老年白内障患者104例,采用自编调查问卷收集患者基本资料,采用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自我感受负担量表（SPBS）、25项美国国家眼科研究所视功能问卷（NEI-VFQ-25）评定患者抑郁症状、自我感受负担以及术后视觉相关生活质量水平。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查伴抑郁症状的老年白内障患者PHQ-9、SPBS、NEI-VFQ-25评分的相关性,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老年白内障患者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100例老年白内障患者完成有效问卷调查,检出31例（31.00%）患者存在抑郁症状。抑郁组SPBS评分高于无抑郁组（t=11.062,P<0.01）,NEI-VFQ-25评分低于无抑郁组（t=-5.235,P<0.01）。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伴抑郁症状的老年白内障患者PHQ-9评分与SPBS评分呈正相关（r=0.485,P<0.01）,与NEI-VFQ-25评分呈负相关（r=-0.440,P<0.01）。合并糖尿病（OR=1.441,P<0.01）、合并骨关节炎（OR=1.324,P<0.05）和高SPBS评分（OR=1.340,P<0.05）是老年白内障患者出现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结论 老年白内障患者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伴抑郁症状的老年白内障患者术后视觉相关生活质量更低;合并糖尿病、骨关节炎以及自我感受负担较重是老年白内障患者出现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