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偶像崇拜与领悟社会支持的关系：同伴依恋和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背景 偶像崇拜是当今中学生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学生的身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既往已有关于偶像崇拜、同伴依恋、生活满意度与领悟社会支持之间两两关系的研究,但对于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中介机制鲜有研究报道。目的 探究同伴依恋和生活满意度在中学生偶像崇拜与领悟社会支持之间的中介作用,为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2年6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贵州省黔南州某学校1 059名在校中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偶像崇拜量表（CAS）、修订版青少年依恋量表（IPPA-R）同伴依恋分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和领悟社会支持评定量表（PSSS）进行评定,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进行相关性检验,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 3.3中的model 6检验同伴依恋和生活满意度在中学生偶像崇拜与领悟社会支持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 ①CAS评分与IPPA-R同伴依恋分量表、SWLS和PSSS评分均呈正相关（r=0.117、0.097、0.115,P均<0.01）;IPPA-R同伴依恋分量表评分与SWLS和PSSS评分均呈正相关（r=0.279、0.421,P均<0.01）;SWLS评分与PSSS评分呈正相关（r=0.552,P<0.01）。②偶像崇拜对领悟社会支持的直接效应显著（β=0.059,P<0.05）,同伴依恋和生活满意度在偶像崇拜与领悟社会支持之间的单独中介作用和链式中介作用均显著（95% CI：0.007~0.130、0.004~0.054、0.001~0.016,P均<0.01）,分别占总效应的33.56%、13.54%、3.93%。结论 偶像崇拜既能直接影响中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又能通过同伴依恋和生活满意度间接影响其领悟社会支持。     

中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与手机游戏沉迷：时间管理倾向的中介作用

目的 探讨中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和手机游戏沉迷之间的关系以及时间管理倾向在其中的中介效应。方法 于2020年11月-2021年2月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江西省和四川省共三所中学的667名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手机游戏沉迷量表以及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ATMD）对其进行问卷调查。使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①手机游戏沉迷量表总评分与GSES和ATMD总评分均呈负相关（r=-0.122、-0.333,P均<0.01）,ATMD总评分与GSES总评分呈正相关（r=0.536,P<0.01）。②一般自我效能感和时间管理倾向均能负向预测手机游戏沉迷（β=-0.333、-0.122,P均<0.01）,一般自我效能感能够正向预测时间管理倾向（β=0.536,P<0.01）。③时间管理倾向在一般自我效能感和手机游戏沉迷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量为-0.159（95% CI：-0.213~-0.112,P<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70.38%。结论 一般自我效能感通过时间管理倾向间接影响手机游戏沉迷。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手机依赖行为的关系：情绪智力的中介作用

目的 调查大学生手机依赖现状,探究情绪智力在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手机依赖之间的中介作用,为改善大学生手机依赖状况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应用父母养育方式量表（PBI）、手机成瘾指数量表（MPAI）及情绪智力量表（EIS）对河南省某三所高校的1 20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分析父母教养方式与手机依赖的关系,采用AMOS路径分析探究情绪智力的中介作用。结果 共1 090名大学生完成调查,检出597人（54.77%）存在手机依赖。PBI中关爱和鼓励自主因子评分与MPAI总评分和各维度评分均呈负相关（r=-0.316~-0.197,P均<0.01）,PBI中的控制因子评分与MPAI总评分和各维度评分均呈正相关（r=0.206~0.258,P<0.05或0.01）,EIS评分与MPAI总评分和各维度评分均呈负相关（r=-0.317~-0.219,P均<0.01）。母亲关爱、鼓励自主和控制通过情绪智力对手机依赖的间接效应量分别为47.98%、47.00%、42.93%;父亲关爱、鼓励自主和控制通过情绪智力对手机依赖的间接效应量分别为47.99%、48.71%、44.70%。结论 情绪智力在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手机依赖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焦虑的关系：孤独感的作用路径

背景 焦虑是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影响大学生的生活质量。手机成瘾和孤独感均对大学生焦虑存在影响,孤独感在手机成瘾与焦虑之间的作用路径仍需进一步探讨。目的 分析大学生手机成瘾、孤独感与焦虑之间的关系,探讨孤独感在大学生手机成瘾与焦虑之间的作用路径。方法 于2023年12月21日,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选取河南省某高校1 400名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焦虑自评量表（SAS）以及UCLA孤独感量表（UCLA-LS）进行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查各量表评分的相关性,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 3.3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1 23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8.50%。大学生MPATS评分与SAS和UCLA-LS评分均呈正相关（r=0.474、0.387,P均<0.01）,UCLA-LS评分与SAS评分均呈正相关（r=0.541,P<0.01）。孤独感在手机成瘾与焦虑之间的间接效应值为0.160（95% CI：0.118~0.173）,占总效应的33.97%。结论 手机成瘾可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焦虑,孤独感可能是大学生手机成瘾与焦虑之间的作用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压力与社会适应：忍耐和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目的 考察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压力对大学生社会适应的影响，以及忍耐和社会支持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比较忍耐与社会支持中介效应的差异。方法 通过整群随机取样选取3 219名大学生，采用COVID-19疫情压力问卷、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SAI）、忍耐问卷（PQ）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进行评定，应用SPSS的Process插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大学生COVID-19疫情压力问卷评分与PQ和SSRS评分均呈正相关（r=0.297、0.229，P均<0.01），与SAI评分呈负相关（r=-0.430，P<0.01），PQ和SSRS评分与SAI评分均呈正相关（r=0.374、0.283，P均<0.01），PQ与SSRS评分呈正相关（r=0.271，P<0.01）。忍耐在COVID-19疫情压力与社会适应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β=0.049，95% CI：0.039~0.062），社会支持在COVID-19疫情压力与社会适应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β=0.016，95% CI：0.009~0.025）。结论 COVID-19疫情压力对大学生社会适应具有负性影响，忍耐和社会支持对此负性作用起缓冲作用，且忍耐的中介效应更明显。     

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障碍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影响：母子依恋的中介作用

目的 探究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障碍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影响及母子依恋在其中的作用,为降低抑郁障碍青少年的自杀意念提供参考。方法 纳入2020年5月-2021年4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门诊及住院部就诊、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抑郁障碍诊断标准的青少年145例,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父母与同伴依恋量表（IPPA）中文简版和贝克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BSI-CV）进行评定。使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抑郁障碍青少年BSI-CV评分与ASLEC评分呈正相关（r=0.453,P<0.01）,BSI-CV评分与IPPA母子依恋评分呈负相关（r=-0.165,P<0.01）;母子依恋在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008,占总效应值（0.055）的14.55%。结论 抑郁障碍青少年的自杀意念可能与较多的负性生活事件与较差的母子依恋有关,母子依恋在其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公安院校学生孤独感对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目的 探讨公安院校学生孤独感、网络成瘾和网络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方法 于2020年3月，采用整群抽样法抽取四川省某公安院校766名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UCLA孤独感量表（UCLA-LS）、网络依赖诊断量表（DSFIAD）与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问卷进行调查，通过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并采用Mplus 8.0进行中介与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①公安院校男性大学生网络偏差行为问卷评分高于女性（t=7.560，P<0.01）；②公安院校学生UCLA-LS评分与DSFIAD评分呈正相关（r=0.406，P<0.01），网络偏差行为问卷评分与UCLA-LS和DSFIAD评分均呈正相关（r=0.279、0.592，P均<0.01）；③孤独感可以正向预测网络偏差行为（β=0.279，t=9.041，P<0.01）；④网络成瘾在孤独感与网络偏差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间接效应=0.233（95% CI：0.190~0.279，P<0.01），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83.51%］；⑤“孤独感→网络成瘾→网络偏差行为”这一中介效应的后半段路径（网络成瘾→网络偏差行为）受性别调节（β=-0.192，t=-4.461，P<0.01）。结论 公安院校学生孤独感可以直接影响网络偏差行为，也可以通过网络成瘾间接影响网络偏差行为。孤独感对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该中介效应仅在男性群体中显著。     

大学生分裂型人格与创造性的关系：认知灵活性的中介作用

目的 探讨大学生分裂型人格与创造性的关系以及认知灵活性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方法 采用分裂型人格问卷（SPQ）、认知灵活性问卷（CFI）和威廉姆斯创造性倾向量表（WCAT）对471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使用Spearman相关分析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使用Bootstrap方法分析认知灵活性的中介作用。结果 大学生SPQ总评分、阳性分裂维度、瓦解维度和CFI评分与WCAT评分均呈正相关（r=0.241~0.313，P均<0.01），SPQ总评分、阳性分裂维度、瓦解维度与CFI评分均呈正相关（r=0.111~0.128，P均<0.05）；认知灵活性在阳性分裂维度与创造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0.052（95% CI：0.016~0.112，P<0.01），占总效应的11.93%］；认知灵活性在瓦解维度与创造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0.075（95% CI：0.020~0.161，P<0.01），占总效应的11.50%］。结论 分裂型人格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创造性，还通过认知灵活性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大学生的创造性。     

普遍信任在女性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依恋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

背景 女性青少年比男性青少年的抑郁症患病率更高且症状更重。青少年的普遍信任水平与抑郁症状严重程度相关,且依恋与普遍信任水平相关。故本研究基于普遍信任在依恋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探寻女性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机制。目的 探讨女性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普遍信任在父亲、母亲、同伴依恋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为改善女性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状提供参考。方法 纳入2022年3月-10月在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门诊及住院部治疗的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抑郁症诊断标准的女性青少年患者73例,采用修订版青少年依恋问卷（IPPA-R）、普遍信任量表（IGTS）和儿童抑郁量表（CDI）进行调查。使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各量表评分的相关性。使用Bootstrap法检验普遍信任在依恋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 ①女性青少年抑郁症患者CDI评分与IPPA-R中的父亲、母亲、同伴依恋三个分量表评分均呈负相关（r=-0.463、-0.459、-0.447,P均<0.01）;IGTS评分与IPPA-R中的父亲、母亲、同伴依恋三个分量表评分均呈正相关（r=0.372、0.318、0.395,P均<0.01）;IGTS评分与CDI评分呈负相关（r=-0.531,P<0.01）。②中介效应检验显示,女性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父亲、母亲、同伴依恋与抑郁水平的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0.138、-0.136、-0.107,95% CI：-0.236~-0.039、-0.242~-0.029、-0.203~-0.012）。③普遍信任在父亲、母亲、同伴依恋与抑郁水平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0.069、-0.066、-0.071;95% CI：-0.127~-0.021、-0.137~-0.010、-0.145~-0.018）。结论 父亲、母亲、同伴依恋可以直接影响女性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抑郁水平,也可以通过普遍信任间接影响抑郁水平。     

医学生焦虑、抑郁情绪对网络游戏障碍的影响：性别的调节作用

目的 探究焦虑、抑郁情绪对医学生网络游戏障碍的影响以及性别在其中的调节效应，为预防和干预医学生网络游戏障碍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1年11月，选取四川省某医学院校11 771名医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星网络平台，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简式网络游戏障碍量表（IGDS9-SF）进行评定，采用多元分层回归分析性别在焦虑、抑郁情绪和网络游戏障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 ①男生SDS评分低于女生（t=-8.302，P<0.01），IGDS9-SF评分高于女生（t=33.384，P<0.01）。②医学生SAS评分与SDS评分呈正相关（r=0.735，P<0.01），SAS和SDS评分与IGDS9-SF评分均呈正相关（r=0.288、0.238，P均<0.01）。③焦虑、抑郁情绪可以正向预测网络游戏障碍（β=0.245、0.058，t=18.864、4.444，P均<0.01）。④性别在焦虑情绪与网络游戏障碍之间具有调节作用（β=-0.194，t=-4.518，P<0.01）。结论 焦虑、抑郁情绪对医学生网络游戏障碍有正向预测作用。焦虑情绪对医学生网络游戏障碍的影响受到性别的调节，相比于女生，焦虑情绪对男生网络游戏障碍的影响更大。     

抑郁症患者D型人格与述情障碍的相关性

目的 探索抑郁症患者述情障碍与D型人格的关系,为丰富抑郁症相关的心理理论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0年5月-8月选取四川省人民医院心身医学科住院部中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抑郁症诊断标准的患者（n=100）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一般人口学问卷、D型人格量表（DS-14）、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及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调查患者基本信息、D型人格、述情障碍及抑郁症状情况。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检验各量表评分间的相关性。结果 共82例抑郁症患者完成调查,其中75例（91.46%）具有D型人格,50例（60.98%）具有述情障碍;患者TAS-20、DS-14总评分及PHQ-9评分两两之间均呈正相关（r=0.276~0.354,P<0.05或0.01）,TAS-20总评分及各维度评分与DS-14社交抑制维度评分均呈正相关（r=0.224~0.375,P<0.05或0.01）,TAS-20情感描述障碍、情感识别障碍维度评分及总评分与DS-14负性情绪维度评分均呈正相关（r=0.257~0.341,P<0.05或0.01）。结论 抑郁症患者述情障碍与D型人格密切相关。     

老年白内障患者合并抑郁状况及其自我感受负担的影响

背景 伴抑郁症状的老年白内障患者自我感受负担较重,术后视觉相关生活质量较无抑郁症状的患者更差,家庭负担更重。既往研究多认为家庭关系、视力等是导致老年白内障患者出现抑郁症状的主要因素,自我感受、合并疾病等对老年白内障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研究有限。目的 探讨老年白内障患者抑郁症状与自我感受负担和术后视觉相关生活质量的关系,分析患者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对其进行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连续纳入2020年7月1日—2022年12月31日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的老年白内障患者104例,采用自编调查问卷收集患者基本资料,采用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自我感受负担量表（SPBS）、25项美国国家眼科研究所视功能问卷（NEI-VFQ-25）评定患者抑郁症状、自我感受负担以及术后视觉相关生活质量水平。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查伴抑郁症状的老年白内障患者PHQ-9、SPBS、NEI-VFQ-25评分的相关性,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老年白内障患者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100例老年白内障患者完成有效问卷调查,检出31例（31.00%）患者存在抑郁症状。抑郁组SPBS评分高于无抑郁组（t=11.062,P<0.01）,NEI-VFQ-25评分低于无抑郁组（t=-5.235,P<0.01）。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伴抑郁症状的老年白内障患者PHQ-9评分与SPBS评分呈正相关（r=0.485,P<0.01）,与NEI-VFQ-25评分呈负相关（r=-0.440,P<0.01）。合并糖尿病（OR=1.441,P<0.01）、合并骨关节炎（OR=1.324,P<0.05）和高SPBS评分（OR=1.340,P<0.05）是老年白内障患者出现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结论 老年白内障患者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伴抑郁症状的老年白内障患者术后视觉相关生活质量更低;合并糖尿病、骨关节炎以及自我感受负担较重是老年白内障患者出现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     

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感知婚姻冲突、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的关系

目的 探讨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感知婚姻冲突、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的关系。方法 于2017年6月-2020年12月在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和心理咨询门诊连续入组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诊断标准的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90例作为研究组,连续入组某高校大一到大三学生90人作为对照组,研究组和对照组均接受儿童感知婚姻冲突量表（CPIC）和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MLQ-C）评定,研究组同时接受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IOSS）评定。结果 研究组CPIC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863~3.728,P<0.05或0.01）,MLQ-C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981~4.197,P<0.05或0.01）。研究组CPIC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与SIOSS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均呈正相关（r=0.513~0.972,P均<0.01）;MLQ-C各因子评分及总评分与SIOSS因子评分及总评分均呈负相关（r=-0.594~-0.237,P<0.05或0.01）。CPIC冲突特征、威胁认知因子及MLQ-C拥有意义因子对自杀意念有预测作用（P均<0.05）,可解释方差变异的59.0%。生命意义感在感知婚姻冲突和自杀意念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β=0.124,P<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5.11%。结论 感知婚姻冲突、生命意义感是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自杀意念的预测因子,感知婚姻冲突可通过生命意义感间接影响自杀意念。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探讨青少年睡眠质量与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的关系

目的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青少年睡眠质量与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为改善青少年睡眠质量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1年12月-2022年5月,选取重庆市3所中学767名初中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和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评估青少年睡眠质量、负性生活事件以及应对方式。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睡眠质量与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结果 检出存在睡眠障碍者222人（28.94%）,青少年PSQI评分与ASLEC评分、SCSQ消极应对维度评分均呈正相关（r=0.612、0.590,P均<0.01）,与积极应对维度评分呈负相关（r=-0.435,P<0.01）。构建负性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和睡眠质量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对睡眠质量有直接和间接正向效应（β=0.448、0.322,P<0.05）,积极应对对睡眠质量有直接负向效应（β=-0.368,P<0.05）,消极应对对睡眠质量有直接正向效应（β=0.442,P<0.05）。结论 负性生活事件和消极应对对青少年睡眠质量产生负向影响,积极应对对青少年睡眠质量产生正向影响。     

护士职业紧张、心理资本和失眠的关系：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目的 探讨护士职业紧张、心理资本和失眠的关系,并检验心理资本在护士职业紧张与失眠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 于2021年3月-5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某三甲医院的810名护士为研究对象。采用付出-回报失衡问卷（ERI）、心理资本量表（PCQ）和阿森斯失眠量表（AIS）分别评定护士的职业紧张、心理资本和失眠情况,采用PROCESS中介效应检验分析心理资本在护士职业紧张与失眠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658份（81.23%）,护士付出-回报比与AIS评分呈正相关（r=0.379,P?0.01）,与PCQ评分呈负相关（r=-0.275,P?0.01）;PCQ评分与AIS评分呈负相关（r=-0.402,P?0.01）。护士职业紧张可以负向预测心理资本（β=-11.024,t=-7.324,P<0.01）以及正向预测失眠（β=4.117,t=10.478,P<0.01）;心理资本可负向预测失眠（β=-0.087,t=-9.083,P<0.01）。当心理资本作为中介变量加入时,职业紧张对失眠的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β=3.158,t=8.185,P<0.01）。结论 心理资本在护士职业紧张和失眠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精神障碍患者及家属病耻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

目的 了解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共同居住家属的病耻感与主观幸福感现状,分析其相关性,并探索同一家庭中患者及其家属主观幸福感受病耻感影响的差异。方法 选取2019年10月-11月在成都市某三甲精神专科医院门诊就诊的精神障碍患者（n=154）及其家属（n=154）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人口学资料调查表、自编精神疾病相关资料调查表、简明版精神疾病内在病耻感量表（ISMI-10）及幸福感指数量表（IWB）进行评定。结果 共有118名（76.62%）精神障碍患者和151名（98.05%）家属存在病耻感。家属ISMI-10总评分及各因子评分均高于患者（P均<0.01）,IWB总评分及各因子评分均低于患者（P均<0.01）;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患者及家属ISMI-10总评分与IWB总评分均呈负相关（r=-0.600、-0.202,P<0.05或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在控制精神障碍患者人口学及疾病相关变量后,回归模型拟合较好（校正R²=0.457）,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F=26.746,P<0.01）。精神障碍患者家属回归模型拟合较差（校正R²=0.035）,在控制家属人口学变量后,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F=3.769,P<0.01）。结论 精神障碍患者的病耻感水平低于其家属,而主观幸福感高于家属。患者及家属的病耻感与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精神障碍患者病耻感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核心症状对ADHD倾向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

目的 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核心症状对ADHD倾向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为早期识别ADHD患儿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1年7月-8月,在广州市某小学筛选25名ADHD倾向儿童作为ADHD倾向组,纳入年龄、性别和年级相匹配的25名儿童作为正常组。采用中文版ADHD斯诺佩评估量表第4版（SNAP-IV）父母版评定ADHD核心症状,采用儿童困难问卷（QCD）和Conners父母症状问卷（PSQ）评定行为问题。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考察ADHD核心症状与QCD和PSQ评分的相关性,采用分层线性回归分析探讨ADHD核心症状对行为问题的影响。结果 ①组间差异显示,ADHD倾向组的注意缺陷和多动-冲动因子评分均高于正常组（t=7.771、6.726,P均<0.01）。②相关分析显示,注意缺陷因子评分与QCD总评分呈负相关（r=-0.440,P<0.05）,与PSQ的学习问题因子评分呈正相关（r=0.457,P<0.05）;多动-冲动因子评分与PSQ的焦虑因子评分呈负相关（r=-0.457,P<0.05）,与PSQ的冲动-多动因子评分呈正相关（r=0.552,P<0.01）。③分层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注意缺陷因子评分可负向预测QCD总评分（B=-0.682,P<0.05,R²=0.468）;多动-冲动因子评分对PSQ的焦虑因子评分具有负向预测作用（B=-0.048,P<0.05,R²=0.367）,对PSQ的冲动-多动因子评分具有正向预测作用（B=0.077,P<0.01,R²=0.424）。结论 ADHD倾向儿童存在明显的注意缺陷症状、多动-冲动症状及行为问题,且注意缺陷症状可能是其日常行为问题的主要原因,多动-冲动症状可能是其冲动-多动行为问题的主要原因。     

南宁市初三学生焦虑抑郁状况调查

目的 了解南宁市初三学生焦虑、抑郁水平及其与考试焦虑的关系,为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1年5月-6月,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在南宁市每个区/县内随机抽取一个初中学校,以每个学校初三年级中3个班级的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考试焦虑量表（TAS）、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进行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察各量表评分的相关性。结果 共2 080名学生参与此次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 826份（87.79%）。其中,999名（54.71%）初三学生感受到考试带来的不适感,检出存在焦虑和抑郁情绪者分别有577人（31.60%）、830人（45.45%）。女生TAS评分高于男生［（16.75±6.78）分vs.（15.08±6.97）分,t=-5.136,P<0.01］,女生SAS评分高于男生［（46.05±10.43）分vs.（44.16±10.87）分,t=-3.769,P<0.01］,女生SDS评分高于男生［（52.34±12.44）分vs.（49.98±12.17）分,t=-4.039,P<0.01］。相关分析显示,初三学生SAS、SDS评分与TAS评分均呈正相关（r=0.574、0.531,P均<0.01）,控制年龄和性别后,相关性仍存在（r=0.570、0.526,P均<0.01）。结论 南宁市初三学生的焦虑和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且与考试焦虑均呈正相关。另外,女生的焦虑和抑郁水平均高于男生。     

护生共情对道德勇气的影响：道德敏感性的作用路径

背景 护士道德勇气是一种特殊的利他行为,是促进患者安全的关键因素之一。共情能力可正向预测利他行为,且道德敏感性的中介作用明显。目前未查见探讨道德敏感性在共情与道德勇气之间作用路径的研究报道。目的 探讨护生道德敏感性在共情与道德勇气之间的作用路径,为提高护生道德勇气水平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2年6月1日—30日,便利选取绵阳市某三级甲等医院的622名护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C）、道德敏感性量表中文修订版（MSQ-R-CV）以及护士道德勇气量表（NMCS）进行调查。使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查各量表评分的相关性。采用Process插件分析道德敏感性在共情与道德勇气之间的作用路径。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602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6.78%。护生IRI-C评分与MSQ-R-CV评分和NMCS评分均呈正相关（r=0.269、0.146,P均<0.01）,MSQ-R-CV评分与NMCS评分呈正相关（r=0.722,P<0.01）。以IRI-C评分为自变量、MSQ-R-CV评分为中介变量、NMCS评分为因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显示,护生共情能力对道德勇气的直接效应不显著（直接效应值为-0.052,95% CI：-0.178~0.008）。道德敏感性在共情能力与道德勇气之间的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值为0.189,95% CI：0.209~0.407）。结论 护生的道德敏感性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共情与道德勇气之间的作用路径。     

不同服刑期的男性服刑人员心理防御机制与家庭环境的关系

目的 调查不同服刑期的男性服刑人员心理防御机制及其家庭环境状况,分析其心理防御机制与家庭环境的关系。方法 于2015年4月-6月采用随机数字表法抽取广东省某监狱的男性服刑人员200名作为研究对象,并根据其服刑期,将服刑人员分为已服刑5年以下组（n=108）和5年及以上组（n=92）,采用防御方式问卷（DSQ）和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评定其防御方式和家庭环境情况。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检验各量表评分间的相关性。结果 已服刑5年以下组DSQ不成熟防御机制与中间型防御机制因子评分均低于已服刑5年及以上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4.198、1.137,P均<0.01）。已服刑5年以下组FES-CV亲密度、情感表达和组织性因子评分均高于已服刑5年及以上组（t=3.122、2.993、2.203,P均<0.01）,矛盾性因子评分低于已服刑5年及以上组（t=-3.682,P<0.01）。男性服刑人员DSQ不成熟防御机制、中间型防御机制及掩饰因子评分与FES-CV的亲密度和情感表达因子评分均呈负相关（r=-0.428~-0.172,P<0.05或0.01）,DSQ的4个因子评分与FES-CV的矛盾性因子评分均呈正相关（r=0.175~0.384,P<0.05或0.01）。结论 相较于已服刑5年以下的男性服刑人员,已服刑5年及以上者表现出更多的不成熟和中间型心理防御机制,其家庭环境呈现更高程度的矛盾性,更低程度的亲密度、情感表达与组织性;服刑人员的心理防御机制缺陷与其家庭环境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