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理专业大学生神经质和自责在母亲惩罚严厉与抑郁症状关系中的中介和调节作用:混合模型分析

目的采用混合模型探讨神经质人格和自责在母亲惩罚严厉与抑郁症状间的中介和调节作用。方法以378名护理专业大学生为测试对象,采用症状自评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以及应对方式问卷进行测评。结果神经质和自责均是母亲惩罚严厉与抑郁症状间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在母亲惩罚严厉与抑郁症状的有中介的调节模型中,当神经质作为中介时,自责作为调节变量对抑郁症状具有调节效应。在母亲惩罚严厉与抑郁症状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中,当自责作为中介时,神经质对抑郁症状具有调节效应,且只调节中介的后半路径。结论母亲惩罚严厉通过神经质对抑郁症状产生影响时,这一过程受到自责的调节,当自责程度越高时,对抑郁症状的调节效应越显著。母亲惩罚严厉通过自责的应对方式对抑郁症状产生影响时,神经质水平越高,对抑郁症状的调节效应越显著。     

弥漫性甲状腺肿伴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的情绪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比较弥漫性甲状腺肿伴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与正常对照组的情绪状况，并分析影响其情绪状况的相关心理社会因素。方法：选择2004—10／2005—08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弥漫性甲状腺肿伴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65例为甲亢组，男27例，女38例，年龄18～69（37．44&;#177;14．49）岁。正常对照组64名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体检正常的健康人和部分本院医务人员。男31例，女33例，年龄22～61（36．01&;#177;14．54）岁。均按统一指导语自行完成了下列各项问卷的测试：①一般情况问卷（收集患者的社会人口学资料，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婚姻状况等）。②抑郁自评量表。③焦虑自评量表。④特质应对方式问卷：包括20个条目，分为消极应对和积极应对两个因子。⑤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包括12个条目，分为家庭内支持和家庭外支持两个因子。⑥艾森克人格测验（成人用）：分为精神质、内外向、神经质、掩饰4个分量表。结果：65例患者和64例正常对照完成测查，并全部纳入分析。甲亢组抑郁评分（52．69&;#177;8．62）高于正常对照组（42．85&;#177;10．17）（t=-5．93，P〈0．001），甲亢组焦虑评分（48．02&;#177;8．06）高于正常对照组（38．49&;#177;9．31）（t=-6．03，P〈0．001）；抑郁评分与艾森克人格测验的神经质呈正相关（r=0．253，P〈0．05），焦虑评分与艾森克人格测验的内外向呈负相关（r=-0.312．P〈0．05）。结论：甲亢患者抑郁、焦虑情绪的发生明显增多，且其情绪障碍的发生与个性特征存在相关性。     

伴抑郁障碍糖尿病患者的血小板活化功能变化

目的：探讨糖尿病伴抑郁障碍患者的血小板活化功能变化，以及与血管并发症发生之间的关系。方法：根据汉密顿抑郁量表评分将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80例明确诊断的住院糖尿病患者分组，正常对照组为80名体检正常的健康人，应用流式细胞术和酶联免疫分析法检测血小板膜P-选择素表达、纤维蛋白原结合反应、血浆P-选择素水平和血浆血栓烷B2水平的改变并进行比较。结果：伴抑郁障碍的糖尿病患者平均每血小板表达的P-选择素分子数[(946．71&;#177;728．54)个]、纤维蛋白原结合反应[(36．71&;#177;14．69)％]、血浆血栓烷B2水平[(8．56&;#177;6．13)nmol／L]和血浆皮质醇水平[(11．97&;#177;7．15)μg／L]均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F=14．85，r=10.02，F=3．09，F=11.05，P&;lt;0．05～0.01)。抑郁障碍的糖尿病患者的平均每血小板表达的P-选择素分子数、纤维蛋白原结合反应、血浆皮质醇水平和生长激素水平均高于不伴抑郁组，差异有显著性(F=14.85，r=10.02，F=11．05，F=2．83，P&;lt;0．05～0．01)。结论：伴抑郁障碍的糖尿病患者血小板活化较其他糖尿病患者和正常人群高，可能成为血管并发症的因素之一。     

功能性消化不良与精神心理因素的相关性及中药的干预作用

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FD)与精神障碍的共病率达42%-61%.精神心理因素与FD相互作用的机制与脑-肠轴的调节障碍有关,主要包括中枢神经系统刺激-处理过程异常和脑-肠肽异常.脑影像学研究发现FD患者内脏高敏感与中枢内脏感觉处理功能异常有关,胃肠道疼痛刺激可引起脑部眶侧额叶皮质、扣带回前部、岛叶、背侧丘脑、杏仁核等区域异常激活.中枢5-羟色胺能抗抑郁药物治疗FD有一定疗效.中医学认为反复、持久的情志刺激能影响肝的疏泄,进而影响脾胃纳化功能,导致FD发生,理气药、芳香化湿药、补益药、活血化瘀药等对胃肠动力有不同程度调节作用.     

心理干预在更年期综合征防治中的探讨

应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 90 )对更年期综合征患者的心理状态进行分析 ,采取不同的心理疗法进行干预。结果显示心理治疗前后患者的各项因子分均有显著差异 ,心理干预在更年期综合征的治疗和预防保健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躯体形式障碍患者临床特征的对照研究

目的分析对比躯体形式障碍患者情绪和个性特征,提高对躯体形式障碍的识别敏感性与临床诊治水平。方法综合性医院门诊收集131例躯体形式障碍患者、94例抑郁症患者、97例焦虑症患者和95例健康志愿者,采用心理测试软件进行90项症状自评量表和艾森克人格问卷测试,对情绪和个性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躯体形式障碍组躯体化因子分（2.47±0.65VS2.05±0.58）高于焦虑组,躯体形式障碍组人际关系敏感（2.18±0.75VS2.67±0.68）、抑郁（2.53±0.70VS3.20±0.60）、敌对因子分（2.23±0.64VS2.71±0.55）低于抑郁症组,躯体形式障碍组精神质（54.26±11.18VS39.69±10.11）和神经质因子（62.55±9.88VS53.07±11.35）分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躯体形式障碍组神经质因子分与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因子分呈正相关。结论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存在多种躯体不适和负面情绪,躯体化症状高于焦虑症,但抑郁程度低于抑郁症,神经质特征与躯体化症状、负面情绪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围绝经期情绪障碍对女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探讨围绝经期女性的情绪障碍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以203例围绝经期女性为研究对象。根据诊断标准将人群分为四组：对照组、围绝经期综合征组、情绪障碍组、围绝经期综合征合并情绪障碍组,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改良Kupperman绝经指数量表（KMI）、汉密尔顿焦虑、抑郁量表（HAMA、HAMD）、症状自评量表（SCL-90）、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中（GQOLI-74）的生活质量总评、社会功能维度量表的评估。结果情绪障碍组和围绝经期综合征合并情绪障碍组的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评分值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情绪障碍组的分值分别为：（55.00±11.83）分、（10.67±2.18）分;围绝经期综合征合并情绪障碍组的分值分别为：（52.58±13.83）分、（9.90±1.97）分。而围绝经期综合征组的生活质量两个维度的评分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围绝经期综合征伴有情绪障碍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60.16±12.51）分vs（52.58±13.83）分;（12.79±2.38）分vs（9.90±1.97）分。围绝经期症状中情绪症状、躯体症状、性生活均与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呈负相关,其中情绪症状的相关更为显著（P〈0．01）,进一步回归分析后明确在围绝经期,抑郁和睡眠障碍是影响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结论围绝经期人群的情绪障碍比躯体症状对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更为显著。     

应对方式在护理专业女大学生神经质人格与抑郁症状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护理专业女大学生的应对方式在神经质人格与抑郁症状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方便取样抽取400名护理专业女大学生,用一般情况调查表、90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应对方式量表进行访谈和评测。结果共收集378份有效问卷。结果显示应对方式与神经质人格、抑郁症状显著相关(P<0.01);多重中介模型和Bootstrap检验显示,自责的应对方式在神经质人格与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6.97%。结论自责的应对方式是护理专业女大学生神经质人格与抑郁症状关系中的部分中介因素。     

我不敢跟男人说话……

两年前，丈夫外出打工，我在家一个人带着孩子。在丈夫外出期间，我要求自己绝对忠诚于他，不与异性交谈来往。时间长了，不知怎么回事，一跟男的（除丈夫以外）说话就脸红，浑身都不自在，内心非常恐惧，希望尽早结束谈话。最让我难过的是丈夫不理解自己，觉得我有什么事情瞒着他，我常为此事伤心流泪。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让我与男性说话时能像以前一样自然顺利，没有恐惧感。     

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生活方式的特征

目的探讨慢性疲劳综合征(CFS)患者生活方式的特征,为临床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对329例CFS患者和363例健康体检者分别采用疲劳评定量表、饮食行为量表和生活习惯调查表进行调查。结果饮食行为量表结果显示,CFS人群的代理摄食因子[(0．39±0．22)分vs(0．35±0．21)分]和饮食内容因子[(0．32±0．16)分vs(0．29±0．15)分]积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而体质认识、饮食心理、满腹感、饮食方法、饮食节律等因子积分2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P＞0．05)。生活习惯调查表显示,CFS人群的外出办事次数显著低于对照组[(0．86±0．83)分vs(1．05±1．19)分,P＜0．05],自觉体力状况良好程度[(1．26+0．64)分vs(1．41±0．60)分]和目前身体状况的良好程度[(1．16±O．70)分vs(1．28±0．65)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且CFS人群多有便秘习惯[(0．82±0．97)分vs(0．67±0．88)分,P=0．043]。结论慢性疲劳综合征多伴有对健康概念的认识不正确,存在不健康的生活习惯；采取综合干预措施将有助于控制和预防CFS的发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