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中医临床特征分析

目的分析广东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临床资料及中医证候,为该病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将2020年1月23日至2020年2月14日本院收治的35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纳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的基本情况、流行病学史及疾病史,通过血液生化分析及胸部CT检查患者临床情况,由5名高级职称中医师对患者舌象进行诊断,并根据《广东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治疗方案(试行第一版)》进行辨证。结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年龄分布较广,平均年龄为(44.00±15.17)岁,以男性居多,57.14%的患者有武汉及周边地区旅居史,42.86%的患者有确诊患者接触史;50%以上的患者淋巴细胞绝对值降低,CD3、CD4和、CD8降低以及C反应蛋白增加;胸部CT显示,80%以上的患者出现肺部病变,其中双肺病变占60%,病变类型以斑块状阴影居多;多数患者伴有发热(85.71%)、咳嗽(80.00%)、肌肉酸痛(42.86%)、乏力(40.00%)等临床症状;患者的证型主要是湿邪郁肺(45.71%),其次为邪热壅肺(37.14%),病机特点以湿为主,其次为热;舌苔以腻苔为主,舌质以红和淡红为主。结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中医证型以湿邪郁肺为主,致病特点以"湿"为主,可针对性地采取中医治疗。     

mTOR抑制剂AZD2014对肝癌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目的：初步探讨mTOR抑制剂AZD2014对肝癌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及其机制。方法：先采用CCK-8法检测不同浓度的AZD2014（10、100、500、1 000 nmol/L）对肝癌细胞增殖的作用，再分别采用荧光定量PCR和Western blot法检测肝癌细胞中含植物同源结构和环指域泛素样蛋白1（UHRF1）mRNA和蛋白的表达水平。结果：细胞增殖实验结果显示，10、100、500、1 000 nmol/L的AZD2014均可显著抑制肝癌细胞的增殖能力，抑制程度与其浓度呈正相关（P < 0.05）；荧光定量PCR和Western blot检测结果显示，500和1 000 nmol/L的AZD2014可显著降低肝癌细胞内UHRF1 mRNA及蛋白的表达水平。结论：AZD2014可能通过抑制肝癌细胞内UHRF1的表达水平来抑制肝癌细胞的增殖能力。     

基于中医临床证候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岭南地区的疫性特点

目的:通过分析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从中医临床证候探讨该病在岭南地区的疫性特点,更好地指导临床辨证治疗。方法:收集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36例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输入病例20例,本地病例16例,分析全部病例、输入病例和本地病例的临床资料和证候特点。结果:新冠肺炎患者年龄分布较广,平均年龄45岁,以男性居多,55.56%的患者为外地输入病例,44.44%的患者为本地感染病例。全部病例证型以湿邪郁肺型和邪热壅肺型为主,分别占44.44%和38.89%;91.67%的患者呈现“湿”的病理特点,72.22%的患者呈现“热”的病理特点。其中输入病例证型以湿邪郁肺型为主,占65.00%,100%的患者呈现“湿”的病理特点,55.00%呈现“热”的病理特点;本地病例证型以邪热壅肺为主,占56.25%,93.75%的患者呈现“热”的病理特点,81.25%呈现“湿”的病理特点。结论:本次疫病在岭南地区的疫性属于以湿邪和热邪为主导的“湿热疫”,病机特点为湿热并重;输入性病例多表现为以湿邪为患的“湿疫”,有化热的趋势和倾向,病机特点为湿重于热;本地病例多表现为以热邪为主的“温热疫”,病机特点为热重于湿。此次新冠肺炎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疫性的可能,辨证和治疗要遵守三因制宜的原则。     

中药抗乙肝病毒活性及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

乙肝病毒是一种能导致机体产生急性或慢性乙型肝炎（乙肝）的嗜肝性DNA病毒。乙肝现已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疾病，易恶化发展为肝硬化、肝衰竭，甚至肝癌，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中药及其活性成分发挥着重要的抗乙肝病毒活性，对中药抗乙肝病毒活性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综述，以期为今后抗乙肝病毒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清代地域医学知识的书写——以钱塘王琦《医林指月》为中心的讨论

从医学丛书的编纂、流传和阅读,探究医学知识的地域建构,以期揭示历史书写对于空间知识建构的意义。钱塘学者王琦(1696-1774),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刊印医学丛书《医林指月》,所收作者大多为钱塘医者,如卢复、卢之颐以及张志聪、高世栻师徒的著作。其余即使不是其所著,也大多是由他们或门人点评、辑正、参论。借此王琦在《医林指月》的跋中首提"武林为医薮",稍晚福建长乐陈修园(1766-1823)在《医学三字经》中归纳为"大作者,推钱塘"。《医林指月》所涉及到的钱塘作者群,逐渐成为后世所推崇的钱塘医派的核心人物,其医学知识的群体性、地域性不断被层累构建,直至后世"钱塘医派"的明确提出。由此观之,在医学书籍的编辑过程中,本地医籍的编纂者对医学知识归纳梳理是地域医派重构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文本不断整理、传抄、刊刻的过程中逐渐变成了较为固定的知识空间,使此类地域性医学文本在归纳整理过程中,学派的梳理也渐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