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颈发育异常与生育相关问题

正宫颈组织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在雌、孕激素的作用下,宫颈柱状上皮产生和分泌宫颈黏液,排卵期宫颈黏液呈拉丝状,黏性均一,利于精子上行、存储及存活,排卵及妊娠后,宫颈黏液黏稠,不利于精子和微生物上行进入宫腔;妊娠期宫颈对抗来自子宫体的多种力量,包括生长中的、重量不断增加的胎儿及羊膜囊,以及来自子宫肌壁的压力,维持宫腔关闭状态;同     

宫腔镜下3型子宫肌瘤切除术可行性及生殖预后分析

目的:分析3型子宫肌瘤(分型依据FIGO 2011)宫腔镜切除术的可行性以及患者生殖预后情况。方法:收集2013年1月—2017年10月诊断为3型子宫肌瘤(单发,直径大于2.5 cm)且行宫腔镜下子宫肌瘤切除术的患者共计59例。记录患者的症状、3型子宫肌瘤的大小、术前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nRHa)类药物的使用情况、术前肌瘤距子宫浆膜层的距离、手术时间、术中出血情况、术后肌层恢复厚度,术中及术后并发症情况。有生育要求患者术后1个月及3个月宫腔镜检查复查情况,无生育要求者术后1个月及3个月门诊就诊复查症状改善情况。电话随访达术后12个月以上患者的术后妊娠情况。结果:患者年龄26~46岁,平均(37.1±4.8)岁,肌瘤的最大径线2.5~7.0 cm,平均(4.2±1.0)cm。一期手术完成率89.8%,手术时间(49.4±16.4)min(20~105 min),术中出血量10(10,20)mL(5~200 mL),术前肌瘤距子宫肌层厚度1~5.7 mm,平均(3.3±1.1)mm,术后瘤窝距子宫肌层厚度4.9~11.3mm,平均(8.9±1.3)mm。所有患者术中及术后均未发生子宫穿孔、大出血、TURP综合征和感染等并发症。术后症状均得到改善。有生育要求的患者术后3个月复查宫腔镜检查均无宫腔粘连发生,术后1年内妊娠率达73.3%(11/15),术后妊娠平均时间(6.0±3.3)个月。结论:对于3型子宫肌瘤,B型超声引导下宫腔镜手术安全、可行;术后恢复快,短期内可妊娠,但需由有经验的医生来完成。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后肝功能异常的组织病理学分析

目的:探讨单独使用免疫检查点阻断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ICI与靶向抗血管生成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联合使用两种情况下,免疫反应介导性肝炎(immune-mediated hepatitis,IMH)的组织学表现差异。方法:收集2015至2019年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接受抗ICI治疗发生肝功能异常且获得肝组织标本的病例21例。其中10例使用单药ICI,另11例使用ICI及靶向抗血管TKI联合治疗,观察组织病理形态,使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程序性死亡配体1、2(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PD-L1/2)表达情况。结果:单药ICI治疗的IMH表现为程度不等、均匀分布于肝小叶及汇管区的炎性病变,并可出现小胆管炎、静脉内皮炎、Kupffer细胞活化及紫癜样变。8例(8/10)出现轻度肝损伤,2例(2/10)出现轻-中度肝损伤。在使用ICI及抗血管TKI联合治疗的患者中,肝损伤往往较为严重,其中4例(4/11)出现中-重度肝损伤,肝细胞桥接坏死、大片坏死,汇管区中-重度炎性病变,部分小胆管上皮变性,伴显著界面性肝炎。在较严重IMH的病例中,较多CD8+的T淋巴细胞聚集在汇管区及肝窦内,且有部分肝窦内皮细胞表达PD-L1。单药治疗、联合治疗中各有2例发生死亡,其中联合治疗组中有1例发生急性多发性肝炎,肝组织大片凝固性坏死,肝功能不可逆损伤,最终患者因多系统免疫失调,多器官衰竭而死亡。结论:与单用ICI相比,联合使用ICI及抗血管TKI有可能造成肝细胞的叠加损伤,引起严重IMH的可能性更高。     

肝脏树突状细胞与肝细胞癌

近年来随着对肝脏DC免疫生物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更深入地了解了肝脏DC的免疫学特性及其与肝脏疾病尤其是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的关系，并据此设计有针对性的治疗策略。在肝脏微环境的作用下，肝脏DC处于非成熟状态，具有数量相对不足、显著的异质性、抗原摄取能力及T细胞活化能力低下等特点，它可表达特殊的CC和CCR。上述因素使肝脏DC在肝脏免疫调节中起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大量肝脏非成熟DC无法活化T细胞，尤其在肝细胞癌的状态下，非成熟肝脏DC进一步增加，伴随着免疫活化因子IL12分泌的减少，不利于机体抗肿瘤免疫的产生，而肝细胞癌自身可通过AFP、IL10、IL8及HBV/HCV的作用抑制肝脏DC。但也有观点认为，肝脏DC为成熟状态，可通过调节T细胞活化的途径最终引起肝脏免疫耐受的产生。     

前径路法全尾叶肝切除

目的 探索全尾叶肝切除的安全方法，为尾叶肿瘤的治疗提供可靠途径。方法 1997年3月至2000年9月因尾状叶肿瘤行全尾叶切除14例，其中9例采用前径路法联合逆行肝切除和血管外科技术行全尾叶切除（甲组），5例采用传统方法行全尾叶切除（乙组），比较两种方法的手术所需时间、术中估计出血量、术后并发症、术后肝功能恢复时间及随访结果。结果 甲组手术时间短于乙组（P＜0．05）、术中出血量少于乙组（P＜0．01）、并发症少于乙组（P＜0．05）、术后肝功能恢复比乙组快（P＜0．01），随访结果优于乙组。结论 前径路法联合逆行肝切除及血管外科技术行全尾叶肝切除是安全可靠的，适合为尾状叶肝肿瘤行全尾叶肝切除。     

RNA干扰技术在蛋白质组学研究中的应用

 人类基因组测序的完成宣告人类已经进入后基因组时代,此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从蛋白质水平对基因的功能进行验证,高通量的蛋白质组（proteome）研究方法应运而生,为筛选有价值的生物蛋白标记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而RNA干扰（RNA interference,RNAi）技术近年来亦已成为研究基因表达功能的强有力工具之一,它可在转录水平对蛋白质的表达进行调控,这两种新兴研究技术的已经互相成为重要的补充。本文将在简介蛋白质组技术、RNAi技术后,对RNAi在蛋白质组学研究中的现状简要作一综述。     

近交系LEWIS BN大鼠原位肝移植急性排斥模型的建立

目的 建立近交系LEWIS→BN大鼠原位肝移植急性排斥模型,分析手术成功率的影响因素及该模型的稳定性,并总结该模型区别于常规使用的SD、Wistar等封闭群大鼠间原位肝移植的特点。方法 实验组选择近交系雄性LEWIS及BN大鼠各30只分别作为供、受体,对照组选择雄性BN大鼠各9只作为供、受体。采用Kamada“二袖套”法实施原位肝移植术,不吻合肝动脉;于术后3、5、7、9、11、13、15 d处死受体获取肝脏组织,用中性甲醛固定后制作石蜡切片进行HE染色以判定急性排斥的程度。结果 原位肝移植术成功率约为74%,导致手术失败的原因依次为：肝上下腔静脉出血,门静脉出血,麻醉意外和其他;LEWIS→BN组出现不同程度的徘斥现象,而BN BN组则无排斥现象。与封闭群大鼠肝移植比较,该模型具有自身特点,即在排斥出现的时间、程度和结果转归上表现并非完全一致,然而所有受体均出现了排斥现象。结论 大鼠肝移植是目前研究肝移植理想模型,本研究采用Kamada的“二袖套”法成功建立了大鼠肝移植急性排斥模型。     

基质金属蛋白酶-2与肝细胞癌侵袭转移性的关系

揭示基质金属蛋白酶－２（ＭＭＰ－２）与肝细胞癌（ＨＣＣ）侵袭转移性的关系。并探索以ＭＭＰ－２来判断肝细胞癌侵袭转移性的可能性及方法。方法通过酶谱法和免疫组织化学法对正常肝、ＨＣＣ及其癌旁肝组织中的ＭＭＰ－２表达进行定量和细胞来源的研究，并与ＨＣＣ侵袭转移的病理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正常肝、ＨＣＣ及其癌旁肝组织均有ＭＭＰ－２表达；ＨＣＣ组织中ＭＭＰ－２含量升高及其活性形式的出现与ＨＣＣ侵袭转移性有关；ＨＣＣ癌组织ＭＭＰ－２含量高于其癌旁肝组织含量，是通过ＭＭＰ－２判断ＨＣＣ侵袭转移性的重要指标；ＭＭＰ－２阳性细胞可见于正常肝细胞、胆管上皮细胞、Ｉｔｏ细胞、再生肝细胞、新生胆管细胞和ＨＣＣ细胞。结论ＭＭＰ－２与ＨＣＣ侵袭转移有关；ＨＣＣ癌组织ＭＭＰ－２含量是否高于其癌旁肝组织含量可作为通过ＭＭＰ－２判断ＨＣＣ侵袭转移性的指标。     

免疫抑制剂对肝癌细胞增殖、运动侵袭的影响

目的探讨免疫抑制剂对肝癌细胞增殖、运动侵袭能力的影响,为肝癌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的选用提供指导。方法用裸鼠人高转移肝癌模型LCI-D20,研究环孢素A(CsA)、他克莫司(FK506)、雷帕霉索(RPM)对肿瘤生长及自发肺转移的影响。采用扫描电镜、噻唑蓝比色法 (MTT)、流式细胞仪、Boyden小室等方法分别研究各免疫抑制剂对人肝癌高转移细胞株 MHCC97H增殖、凋亡、细胞周期、运动及侵袭的影响。结果体内实验中,RPM抑制了LCI-D20 模型移植瘤的生长[(0．76±0．38)g vs(2．09±0．75)g,P<0．05]及肺转移的发生(2／7 vs．7／7, P<0．05);CsA组肺部转移灶的数目明显多于对照组(6±2 vs．4±1,P<0．05);FK506组肺转移发生率虽较对照组减少,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sA及FK506均对移植瘤的生长无影响。体外实验中,RPM抑制了MHCC97H增殖,并使细胞周期停滞于G_0-G_1期。RPM及FK506抑制了 MHCC97H的运动、侵袭(P<0．05),而CsA则促进了MHCC97H的运动、侵袭(P<0．05)。结论 CsA促进了肝癌的转移;FK506不促进肝癌的转移;而RPM则抑制了肝癌细胞的增殖及转移。     

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及其处理(附150例次报道)

目的 对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的病因、诊断、治疗进行探讨。方法 回顾分析2001年4月～2004年6月我科施行的150例次(共147例)肝移植患者的临床资料，对35例次胆道并发症患者进行病因分析，并结合文献讨论。结果 有12例次患者(34．2％)出现早期并发症，23例次患者(65．8％)出现迟发性并发症。其中吻合口狭窄13例次(37．1％)，由于排异、肝动脉血栓形成、巨细胞病毒(CMV)感染、化疗等原因造成肝内、外胆管多发狭窄和坏死分别为2、6、1、2例次(5．7％、17．1％、2．9％、5．7％)，吻合口胆漏7例次(20．0％)，拔除T管后发生胆漏3例次(8．7％)，由于Oddi’s括约肌失调致胆管炎、胆管结石1例次(2．9％)。结论 肝移植术后胆道并发症发生的病因机制仍有许多方面值得研究探讨，及时预防、诊断、处理胆道并发症将明显地提高肝移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