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转移复发模型的建立及其在实验性干预中的应用

本所建立了不同转移潜能的人肝癌裸鼠模型及肝癌细胞株.利用高转移人肝癌裸鼠模型发现大剂量长疗程应用α-干扰素可以抑制肝癌的生长和转移复发,其主要机制可能是通过阻断肿瘤血管生成而发挥作用.     

血友病患者的肝癌切除治疗

目的：探讨对血友病患者行肝脏切除术治疗原发性肝癌的可行性。方法：患者，男，49岁，患原发性肝癌伴重症血友病A。检测凝血因子VIII促凝活性（VIII：C）仅为1．0％，抗因子VIII抗体也呈阳性，为4Bu/ml。在术前、术中、术后补充及监测因子VIII的情况下行肝右叶部分切除术。结果：手术经过顺利，术中出血800ml。术后恢复顺利，无出血、胆漏、膈下积液等并发症。切口愈合好。术后1个月内AFP下降至正常。结论：血友病不是常见外科手术的绝对禁忌症，也不是肝癌切除手术的绝对禁忌证。     

肝细胞癌淋巴结转移的放射治疗——125例患者的回顾性研究

目的评价肝细胞肝癌腹腔淋巴结转移病人接受与不接受放射治疗的效果,并分析影响患者的预后因素。方法回顾125例临床诊断为肝细胞肝癌腹腔淋巴结转移病人,分为非放疗组和放疗组。非放疗组患者出现腹腔淋巴结转移后,仅针对肝内肿瘤予手术切除或介入栓塞治疗;放疗组病人在原有治疗的基础上结合外放射治疗,用直线加速器发射的15MV光子,予肿大淋巴结区包括或不包括肝内原发灶局部照射,常规分割,放疗剂量为40～60Gy。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指标,甲胎蛋白(AFP)、肝内肿瘤大小、肝内肿瘤治疗的方法、淋巴结情况(位置、数目、大小)、是否伴有癌栓、Child-Pugh肝功能分级。生存率的估计用Kaplan-Meier法,Cox回归分析各因素对预后的影响。结果62例腹腔淋巴结转移患者接受放疗,23例(37.1%)放疗后转移的淋巴结消失,归为完全缓解,37例(59.7%)为部分缓解,客观缓解率达96.8%。放疗后淋巴结压迫出现的症状得到缓解,有效率100%。放疗组与非放疗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9.4个月和3.3个月,1年生存率分别为42.1%和3.4%,2年生存率分别为19.9%和0%。两组间差别有显著意义(P<0.001)。放疗组患者出现肝门、胰周、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者,其中位生存期分别为24.1个月、9.4个月、6.0个月,对照组分别为3.6个月、3.8个月、3.2个月。放疗组肝内肿瘤直径<8cm或≥8cm者,中位生存期分别为12.3个月和5.7个月,非放疗组分别为3.3个月和3.6个月。用Cox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与多因素分析生存情况,生存情况与下列因素有明显相关,Child-Pugh肝功能分级高、伴有癌栓、肝内多发病灶、原发灶未治疗者预后差。非放射治疗的病人,43.5%(2762)患者死于淋巴结肿大相关的并发症。外放疗可以降低淋巴结引起死亡(淋巴结致死降至8.0%),但胃肠道出血发生率上升。放射治疗主要不良反应为中等程度的急性胃肠道反应和肝损伤,常表现为食欲下降和恶心。结论本文结果提示,肝细胞肝癌淋巴结转移对放疗敏感。用50Gy的常规分割即可起到姑息治疗的效果,并延长生存期。肝门区淋巴结转移和肝内小病灶的患者放疗后效果较好。     

在接受仑伐替尼联合PD-1抗体治疗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肝切除术前行门静脉栓塞术的研究

目的:探究肝切除术前行门静脉栓塞术(PVE)在接受仑伐替尼联合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抗体治疗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中的安全性和临床结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5月至2020年11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肿瘤外科在肝切除术前接受仑伐替尼联合PD-1抗体治疗及PVE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6例患者资料,均为男性,年龄(54.6±6.2)岁,年龄范围46~63岁。每2个月(±2周)通过影像学检查并依据实体瘤临床疗效评价标准(1.1版本)评估肿瘤缓解情况和剩余肝体积。采用门诊复查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生存和肿瘤进展情况。结果:6例患者在治疗前3例为巴塞罗那临床肝癌分期A期,3例为B期。肝切除术前,1例患者达到部分缓解,5例患者疾病稳定。6例患者行PVE及仑伐替尼联合PD-1抗体治疗前剩余肝体积百分比(29.0±8.9)%,肝切除术前末次评估剩余肝体积百分比(41.3±1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0.79,P<0.001)。5例患者行肝切除,1例患者剩余肝体积增长不足至末次评估未行肝切除。5例行肝切除的患者中1例发生肝切除术后肝衰竭(B级)和严重术后并发症(需要经皮胸腔穿刺引流的胸腔积液)。随访时间范围1.0~12.3个月,中位数4.5个月,5例肝切除患者均无瘤生存。结论:在接受仑伐替尼联合PD-1抗体治疗的不可切除肝细胞癌患者中,肝切除术前行PVE安全可行。     

用活两手抗癌战

古代帝王的统治常采取"恩威并施"的方针,现代也有"胡萝卜加大棒"的说法,治疗癌症是否也应该有"消灭"与"改造"并举的战略呢? 除癌务尽很难 要赢得战争,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始终是主要的,但难以保证还有少量漏网的或暗藏的残余敌人.尽管这少量残敌可能只有1％,甚至更少,如果不去重视,一旦条件或时机成熟,这些残敌就会兴风作浪,甚至会反败为胜.     

肝癌治疗的“消灭与改造并举”策略

<正>百年抗癌战(包括肝癌治疗)的目标是"消灭"肿瘤,虽取得进展,但距攻克癌症尚远。癌症的早诊早治(也主要是消灭肿瘤)虽大幅提高了疗效,但要进一步提高就十分困难。为此,光"消灭"不够,还要"改造"。2011年笔者出版了《消灭与改造并举–院士抗癌新视点》的高级科普书,正是为此目的而写。以下是此书提出的六个要点,下面打算结合文献和笔者单位研究的结果,作简单论述,供大家参考。1提倡"消灭与改造并举",以补充"斩尽杀绝"的     

肝移植患者术后并发精神症状的危险因素

近年来,肝移植患者术后精神状态、生活质量评估及其术后并发精神症状识别、处理的报道逐渐增多,其发病原因可能是多因素(如手术、药物及社会心理因素等)共同参与下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影响患者生存质量和肝移植疗效。     

外周血中调节性T细胞表达与肝细胞肝癌的临床联系及肝癌切除对其的影响

目的：探讨肝细胞肝癌（简称肝癌）患者外周血中调节性T细胞的表达状态、临床意义以及肝癌切除对其表达的影响。方法：利用流式细胞仪检测肝癌患者及健康对照者外周血中调节性T细胞群的表达频数，分析其与肝癌病理特征及肿瘤TNM分期的关系，并进一步观测肝癌切除前后外周血CD4^＋CD25^＋Foxp3^＋T细胞频数的动态变化。结果：肝癌患者外周血中CD4^＋CD25^＋Foxp3^＋、CD4^＋Foxp3^＋、CD4^＋CD25^＋T细胞频数均较健康对照组显著增加。调节性T细胞群表达和肿瘤数目、血管侵犯及TNM分期均明显相关。肝癌切除术后第1天调节性T细胞频数较术前明显下降；术后1周时调节性T细胞表达出现最高峰。结论：肝癌患者调节性T细胞群表达增加；调节性T细胞可能主要在肝癌病程演进的较早阶段发挥作用；肝癌切除可能降低肿瘤相关性调节性T细胞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