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神经网络和支持向量机的中医体质辨识模型研究＊

目的 提出基于舌象和形体特征的中医体质辨识模型，探讨中医以舌辨质客观化、规范化方法。方法 提取客观化的舌象特征（舌质与舌苔的色度和饱和度、舌苔纹理的平均亮度、平滑度以及齿痕特征）和形体特征，建立基于神经网络和支持向量机的客观化舌象和形体特征的辅助中医体质识别模型。结果 对平和质、气虚质、阴虚质和气淤质四种体质进行模型的训练和测试，结果表明融合舌象特征和形体特征的中医体质辨识模型能有效地辅助中医体质识别，且支持向量机对四种体质辨识效果总体上优于神经网络。结论 基于客观化的舌象特征和形体特征辅助中医体质辨识有利于提高中医体质辨识的客观化水平，合理选择机器学习算法可以提高中医体质辨识的准确性。     

苏州市初治菌阴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现况及临床特征

目的 分析初治菌阴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现况及临床特征,为制定有效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应用横断面研究,收集苏州市5家结核病定点医院初治菌阴肺结核患者人口学、经济来源、生活方式、结核病知识、主要病史及进入结核病定点医院前发病和就诊等临床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379例初治菌阴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186例,就诊延迟率为49.08%。老年人(OR=1.898,95% CI=1.157~3.112,P=0.011)、日工作时间大于8 h(OR=1.774,95% CI=1.014~3.102, P=0.044)、流动人口(OR=3.252; 95% CI=1.807~5.855, P<0.001)和发热(OR= 2.061,95% CI=1.021~4.160,P=0.043)是初治菌阴肺结核患者发生就诊延迟的危险特征,而咯血(OR= 0.356, 95% CI= 0.164~0.773,P=0.009)是就诊延迟的保护特征。结论 初治菌阴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现象较严重,需对不同临床特征的患者采取综合干预措施,减少就诊延迟发生。     

肾上腺嗜铬细胞瘤的临床病理特征分析

目的探讨肾上腺嗜铬细胞瘤(PCC)的临床病理特征。方法收集22例PCC患者的临床病历资料,分析临床表现、病理特征、免疫组织化学特征、鉴别诊断、治疗和预后。结果患者中位年龄46岁(23~67岁);男性13例、女性9例;临床常见症状包括高血压、腹胀腹痛;Ⅰ期10例、Ⅱ期12例;中位随访时间为72.5个月(14.9~117.7个月),其中1例复发、1例转移,其余患者均未发生复发及转移;CgA、Syn和CD56阳性表达率分别为95.2%、95.2%、100.0%,CK、Melan-A阴性表达率分别为90.5%和100.0%,Ki-67增殖指数低于10%,S100阳性表达率为76.2%。结论肾上腺PCC发病率低,但有转移和复发的可能,需要定期随访。     

广州市越秀区2013－2017年本地居民肺结核流行特征

目的 通过对2013－2017年广州市越秀区本地户籍肺结核流行特征的分析,提出针对性的疫情控制方法,达到提高疫情控制效果的目的。 方法 在“国家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下载首管理单位为越秀区、登记时间为2013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本地户籍的新登记肺结核患者的病案信息,将信息表转换成FoxPro 6.0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本地居民肺结核登记发病率、复发比例、病型分布、人群分布、发现方式、患者延误、HIV检出率、非结核菌检出率及耐药检出率等变化情况。 结果 肺结核登记发病率从2013年的85.84/10万下降到2017年的58.73/10万,5年间下降了31.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41.47,P<0.001)。复发比例分布在8%～12%之间,不同年份的复发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3.75,P=0.008)。病型以浸润型肺结核为主,占97.14%,其次是结核性胸膜炎,占2.36%,不同年份的病型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11.12,P=0.195)。男∶女性别比1.98∶1 ;65岁及以上病人占比最高,为23.50%,25岁以下占比最小,为10.81%,但不同年份的年龄段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7.15,P=0.001),其中55岁以上构成比有所提高;无业、离退休占比分别为45.61%和29.29%,不同年份的职业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9.94,P<0.001),其中商业服务和离退人员构成比例有所提高。患者因症就诊被发现占63.72%,综合医院转诊发现占26.36％,各年因症就诊和转诊为主的发现方式没有改变,不同年份的发现方式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30.27,P<0.001),其中因症就诊比例有所提高,转诊比例有所下降。总涂阳病人就诊延误率46.45%明显高于总涂阴患者的37.8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31.76,P<0.001);总涂阳病人确诊延误率17.32%明显低于涂阴病人确诊延误率40.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263.26,P<0.001)。HIV检出阳性率0.61%。非结核分枝杆菌总体检出率12.45%,各年间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χ²=7.75.P=0.101)。总耐药率为18.74%,耐多药率8.46%,不同年份耐多药检出率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χ²=5.15.P=0.272)。 结论 2013－2017年,广州市越秀区结核病疫情呈不断好转趋势, 但仍应重点加强对男性、无业、离退休人群的防控工作,积极开展新登记肺结核患者的菌型鉴定工作,提高HIV和耐药结核病的筛查率。     

2012—2018年天津市河北区猩红热流行特征分析

【目的】了解天津市河北区2012—2018年猩红热发病情况,为完善防控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中国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中的2012—2018年河北区猩红热疫情监测资料进行分析。【结果】2012—2018年河北区共报告猩红热病例662例,年均发病率为10. 42/10万。流行曲线呈双峰型,春末夏初和冬季为猩红热的高发季节,男女发病数之比为1. 71∶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8. 73,P0. 05)。4～10岁年龄段的病例占发病总数的92. 15%。发病主要人群为学生、托幼儿童及散居儿童,分别占病例总数的57. 25%、26. 13%、16. 31%。河北区10个街道均有病例报告,病例集中在铁东路街、光复道街、建昌道街。病例的临床表现以皮疹、发热、咽峡炎、扁桃体炎为主。【结论】河北区猩红热发病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学生、托幼儿童是该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应有针对性地加强学校、托幼机构的猩红热防治工作。     

lncRNA SOX2OT在卵巢癌细胞系中的表达及其对卵巢癌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目的 探讨lncRNA SOX2OT在卵巢癌细胞系中相对表达情况,评估其对卵巢癌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方法 将2017年4月—2019年4月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治疗的112例卵巢癌患者纳入研究,分析卵巢癌及卵巢癌旁组织、卵巢癌细胞系lncRNA SOX2OT表达情况,并测试其影响增殖及周期、迁移状况。 结果 卵巢癌组织内SOX2OT mRNA表达(3.50±0.13)高于癌旁组织(1.59±0.21,t=81.045,P<0.01);HO-8910PM细胞株内lncRNA SOX2OT表达(5.78±0.04)高于HO-8910细胞株(1.05±0.11,t=405.918,P<0.05)。空白对照组克隆细胞数、迁移细胞数、侵袭细胞数高于siSOX2OT-1组、siSOX2OT-2组;阴性对照组克隆细胞数、迁移细胞数、侵袭细胞数高于siSOX2OT-1、siSOX2OT-2组(均P<0.01)。子宫内膜样癌、浆液性卵巢癌、黏液性卵巢癌lncRNA SOX2OT表达分别为4.12±0.25、3.68±0.42、3.44±0.31,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lncRNA SOX2OT在卵巢癌细胞系中呈异常高表达,敲低lncRNA SOX2OT表达可对卵巢癌细胞的增殖及迁移、侵袭进行抑制,加快卵巢癌细胞凋亡。      

胰腺癌生物学诊断治疗进展

胰腺癌(pancreatic cancer,PC)是恶性程度最高的消化道肿瘤,死于这种疾病的人数每年全球超过约266,000人[1]。美国癌症协会统计,2018年美国预计新发胰腺癌55440例患者,死于胰腺癌患者达44330例[2]。中国胰腺癌发病率上升至恶性肿瘤的第10位,癌症相关死亡率第6位,在某些区域,发病率为第7位,死亡率为第5位[3]。胰腺癌早期无明显临床症状和缺乏早期生物标志物,所以胰腺癌难以早期发现,临床上发现时太多已是中晚期,和处于无法切除的临床分期,从而导致高死亡率。胰腺导管腺癌(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PDAC)是指外分泌部分的导管上皮来源,约占90%,PDAC位居癌症死亡原因第四位,如果治疗上无重大突破进展的话,2030年可能将上升至第二位[4]。PC总体5年生存率<5%,只有约15%的患者有可能接受“治愈”的可切除PDAC手术,多数的患者表现为无法手术和不可治愈肿瘤,且术后局部和全身复发非常常见,根治术后行辅助化疗的患者中位生存期只有20~23个月,这给其治疗提出了重大挑战,需要我们进一步改进PDAC管理策略和改善治疗方案。PDAC是一个复杂的疾病,具有不同的临床和病理表型,因此需要多种模式干预来控制疾病进展。过去许多的努力大多集中于致病因素的证据上,但收效甚微。吸烟、肥胖、长期存在糖尿病、PDAC家族史和慢性胰腺炎是胰腺癌的几大危险因素[5]。成人体质量超重(BMI>25 kg/m 2)增加胰腺癌的发病风险,且与早期发病有一定的相关性[6]。糖尿病作为胰腺癌的独立风险因素之一,糖尿病的发病持续时间增加了胰腺癌的风险,而二甲双胍则降低了这种风险[7]。有研究发现糖尿病可能是PDAC潜在的早期迹象,但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8]。几项研究表明慢性胰腺炎与PDAC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这种关系一般发生于慢性胰腺炎后10~20年之间[9]。更早和更好地发现和诊治PDAC为提高该病患者生存率的有效途径之一。近年来,基于基因、表观基因和蛋白改变的新型血液生物标志物,已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为了加快生物标志物进入临床实践,需要进一步开发和提供高灵敏度和特异性,有希望通过此类生物标记物筛选出高风险处于症状前阶段的患者。未来随着对PDAC生物学行为的研究和了解的进一步深入将为我们直接针对癌细胞和肿瘤的微环境的治疗提供更多的选择。现将近年来有关PDAC生物学诊断治疗方面的进展综述如下。     

单相和双相抑郁障碍患者睡眠特征及认知功能的差异

目的观察单相抑郁障碍患者和双相抑郁障碍患者的睡眠特征以及其认知功能的差异。方法选取2015-02—2016-10茂名市第三人民医院院就诊的单相抑郁障碍患者73例(单相组)、双相抑郁障碍患者76例(双相组),以及同期的健康志愿者60例(对照组)。采用多导睡眠监测系统对受试者的睡眠特征进行监测比较,采用改良过的韦氏成人智力量表(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WAIS)评定受试者的语言智商、操作智商和总智商;采用韦克斯勒成人记忆量表(Wechsler memory scale,WMS)评定受试者的记忆能力;采用功能失调性态度问卷(Dysfunctional attitudes scales,DAS)评估认知结构。结果 3组受试者的多导睡眠监测指标中,除第2期睡眠时间/比例和快速动眼期睡眠时间/比例外,其他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相组与双相组患者在总睡眠时间、觉醒时间、觉醒次数、睡眠潜伏期、第1期时间/比例和第3期时间/比例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3组患者WAIS和WMS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相组和双相组在总智商和记忆商数比较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2组的语言智商和操作智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组受试者DAS评分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双相组显著高于单相组(P0.05)。其中强制性、依赖性、认知哲学方面,双相组的评分显著高于单相组(P0.05);但2组患者的脆弱性、吸引和排斥、完美性、寻求赞许及自主性态度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单相抑郁障碍和双相抑郁障碍患者均存在睡眠进程和睡眠结构紊乱的问题,认知能力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其中双相抑郁患者更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