膀胱颈移动度的变化对妊娠晚期及产后压力性尿失禁的价值

目的探讨膀胱颈移动度的变化对孕产妇妊娠晚期及产后发生压力性尿失禁的诊断价值。方法将2016年3月-2017年3月经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临床进行常规产前检查的124例孕产妇选择为临床研究病例,均进行超声检查,根据检查结果不同分为两组。非压力性尿失禁组73例,压力性尿失禁组51例,分别于孕周34周、36周、38周以及产后6周测量膀胱颈移动度,观察并评价不同孕周压力性尿失禁的发病率,并比较两组膀胱颈移动度水平差异。结果于孕34周、36周、38周以及产后6周的压力性尿失禁的发病率分别为12. 90%、23. 39%、43. 55%及5. 65%,各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压力性尿失禁组女性膀胱颈移动度的测量值在孕周为34周、36周、38周以及产后6周分别为(3. 78±1. 34) mm、(4. 62±1. 24) mm、(6. 96±1. 22) mm及(2. 23±1. 92) mm明显大于非压力性尿失禁组女性在孕34周、36周、38周以及产后6周的膀胱颈移动度的测量值(2. 42±1. 33) mm、(3. 83±1. 12) mm、(6. 02±1. 76) mm及(1. 28±0. 52) 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结论孕产妇妊娠晚期及产后膀胱颈移动度的变化水平与压力性尿失禁疾病的表达相关,随着孕周的增加,膀胱颈移动度逐渐增大,且压力性尿失禁的发病率也增高,膀胱颈移动度的变化水平对于疾病的预防、诊断及治疗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新生儿股骨骨折垂直悬吊牵引合并器械相关性压力性损伤1例护理

正新生儿股骨骨折是一种罕见的骨折类型,其发生率不足存活新生儿的0.13‰[1-3],臀位难产、巨大儿和急产是其主要诱发因素[4-6]。新生儿股骨骨折以Bryant牵引、石膏或夹板固定等传统治疗方法为主[7]。其中,Bryant牵引,又称垂直悬吊牵引,是目前较为常见的新生儿股骨骨折的治疗方式,需借助医疗器械,治疗期间要密切观察患儿足部皮肤及血液循环情况,及时发现     

腹腔镜胃肠道患者手术中发生压力性损伤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腹腔镜胃肠道手术中压力性损伤的影响因素。方法选择2016年10月至2019年5月于本院行腹腔镜胃肠道手术治疗的214例患者作为观察对象,回顾性分析患者临床资料,统计压力性损伤发生率,经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腹腔镜胃肠道手术中压力性损伤发生危险因素。结果214例行腹腔镜胃肠道手术治疗患者术中并发压力性损伤26例,发生率是12.15%,包括1期压力性损伤19例、2期压力性损伤2例、深部组织损伤5例;单因素分析:腹腔镜胃肠道手术中压力性损伤发生和患者术中体位移动、呼吸方式、受压部位皮肤状况、手术时间存在相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腹腔镜胃肠道手术中压力性损伤发生和患者性别、年龄、BMI指数、吸烟史、应用类固醇药物无相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术中体位移动(OR=1.594)、呼吸方式(OR=2.765)、受压部位皮肤异常(OR=3.452)、手术时间≥1 h(OR=1.234)为腹腔镜胃肠道手术中压力性损伤发生独立危险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腹腔镜胃肠道手术患者术中存在一定压力性损伤发生危险性,而患者术中体位移动、呼吸方式、受压部位皮肤异常、手术时间≥1h是导致腹腔镜胃肠道手术中压力性损伤发生独立危险因素,故需进一步制定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避免压力性损伤发生,确保患者生命健康。     

围术期专科小组对患者压力性损伤的干预效果

目的探讨围术期专科小组对患者压力性损伤(pressure injury,PI)的干预效果。方法以160例围术期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80例。对照组采取常规治疗模式,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围术期专科小组给予个体化综合干预,对2组PI发生率和住院时间进行比较。结果观察组PI发生率低于对照组(2.50%比11.25%,χ~2=4.78、P=0.029);观察组住院时间少于对照组[(6.9±1.2)d比(11.5±1.9)d,t=18.309、P=0.029]。结论围术期专科小组可降低围术期患者PI发生率,缩短住院时间,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北京市某社区15例恢复期精神疾病患者生存压力调查

目的 了解生活在社区的恢复期精神疾病患者在疾病康复过程中的生存压力。方法 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选取北京市某社区15例恢复期精神疾病患者,通过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以Colaizzi 7步分析法分析资料。结果 得出4个主题:精神疾病症状和药物不良反应等引起的生理性压力;因疾病转归和日常生活角色冲突产生的精神心理性压力;社会歧视、缺乏工作机会和难以获取社会福利资源等带来的社会环境压力;贬低歧视和家庭亲属关系恶化导致的人际交往压力。结论 恢复期精神疾病患者重返家庭和社会后存在明显的生存压力,压力源包括疾病症状、社会歧视、人际关系等多个方面,因此,应注重消除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我歧视,完善社会支持与社会福利体系,增加个性化的社区精神康复活动,以减轻患者生存压力,促进其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