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三叉神经痛:三叉神经微观结构与神经脑桥夹角的相关性

【摘要】目的：探讨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患者（PTN）三叉神经的微观结构改变与三叉神经-脑桥夹角之间的相关性。方法：将25例经微血管减压术（MVD）证实存在神经血管压迫（NVC）的单侧PTN患者和25例健康志愿者（对照组）纳入本研究，两组受试者均采用3D-FIESTA及DTI序列行MRI扫描，测量双侧三叉神经脑池段的长度、三叉神经-脑桥夹角、桥小脑角池横截面积以及NVC部位的扩散参数（FA、ADC）值，并分别对神经-脑桥夹角与扩散参数值及二者与视觉模拟评分（VAS）和病程等临床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PTN组患侧神经-脑桥夹角明显小于健侧和对照组［患侧：(39.11±5.76)°，健侧：(49.00±7.59)°，对照组：(45.20±5.76)°；F=15.26，P<0.001］；且当责任血管为小脑上动脉（SCA）时，患侧神经-脑桥夹角显著小于其它责任血管时的夹角［SCA：(36.69±4.90)°，非SCA：(43.42±4.65)°；U=156.5，P=0.002］。与健侧及对照组比较，患侧桥小脑角池的横截面积和脑池段神经长度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患侧三叉神经的FA值明显减小、ADC值明显增加（P均>0.05）。患侧神经-脑桥夹角与FA值呈正相关（r=0.56，P<0.01），与ADC值呈负相关（r=－0.62，P<0.01）；FA值与VAS评分呈负相关（r=－0.53，P<0.01）。结论：三叉神经与脑桥的夹角可作PTN的临床诊断指标之一，FA值亦可作为一种评估PTN患者临床症状严重程度的指标。     

3.0T磁共振ADC值及DCE-MRI定量分析对颈部良恶性淋巴结鉴别诊断

【摘要】目的：评估3.0T磁共振ADC值及DCE-MRI定量分析对颈部良恶性淋巴结鉴别诊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70例（254枚淋巴结）经病理确诊或临床治疗随访证实的颈部淋巴结病变（良性30例，104枚；恶性40例，150枚）的3.0T磁共振ADC值和DCE-MRI的定量参数影像资料,评估影像资料中各项指标的诊断效能。结果：①良性淋巴结的平均ADC值为1.285×10-3mm2/s，恶性0.800×10-3mm2/s，颈部良恶性淋巴结的平均ADC值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ADC值以0.927×10-3mm2/s为阈值，鉴别诊断颈部良恶性淋巴结敏感度88.5%、特异度76.0%、准确率89.6%。②DCE-MRI的定量参数中，良性淋巴结Ktrans、Kep 值低，Ve值高；恶性淋巴结Ktrans、Kep 值高，Ve值低，颈部良恶性淋巴结的Kep、Ve值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Ve以0.608为阈值，鉴别诊断敏感度78.8%、特异度80.0%、准确率82.4%；③颈部良恶性淋巴结的平均ADC值、Kep、Ve值三者具有相关性。结论：3.0T磁共振ADC值及DCE-MRI的定量参数对颈部良恶性淋巴结鉴别诊断具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从《傅青主女科》探析全面二孩政策下“肝郁不孕”的影响

随着国家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在备孕二孩时面临着不孕的困扰,其中心理因素影响所占的比例日益增高。本文从《傅青主女科 种子门》关于不孕的论述入手,分析了肝郁不孕的机理,强调临证治疗中注重疏肝解郁,及必要的心理疏导治疗,从而提高二孩妊娠率。     

北京市某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北京市某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的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在北京市某妇幼保健院,通过整群抽样和方便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抽取20～45岁的120名女性医务人员为研究对象,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调查、工作现状自我评价和二孩生育意愿,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愿意生育二孩的仅占29. 1%,认为理想子女数是2个的占58. 3%,有52. 5%的人生育二孩后会继续工作不影响职业规划,认为2个孩子相互陪伴、经济负担较大、精神慰藉是生育二孩影响因素的占比分别为67. 5%、51. 7%、50. 0%。缓解子女养老压力(OR=2. 781,95%CI为1. 063～7. 272)、响应国家政策(OR=0. 221,95%CI为0. 068～0. 720)是生育二孩的显著影响因素。结论调查人群生育二孩意愿并不强烈,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是缓解子女养老压力和响应国家政策。     

河南:为中原出彩奠定健康根基

2021年,河南遭遇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突发两轮新冠肺炎疫情反弹。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正确指导和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全力以赴投入新冠肺炎疫情歼灭战,坚守每一道关口,筑牢每一条防线,实现“一个潜伏期内圈住封死扑灭疫情”,阻止了疫情向省外扩散蔓延;齐心协力打赢防汛救灾遭遇战,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家庭医生政策执行方式的行为逻辑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利用2017—2018年上海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访谈材料,从执行者行为的微观角度归纳并构建家庭医生如何选择政策执行方式的理论解释。研究归纳了家庭医生相关政策的执行中存在的三类政策执行方式:忠实执行、积极变通和消极变通。这三类政策执行方式因政策与情境契合度(简称契合度)的不同而区分。其中契合度较高时,容易发生忠实执行,即完全忠实于政策设计的执行方式;当政策与情境有不契合时,执行成本升高,出于职责观念和行政压力,执行者首先使用积极变通来降低执行成本,用自由裁量权在操作中对政策作修补和本土化,从而实现政策初衷;消极变通因任务契合度过低且具有强制性而产生,消极变通中出现了目标替代,仅表面应付上级考核指标,降低了执行成本、维护了岗位利益。结论:政策执行方式的行为逻辑可以通过契合度、职责观念、执行成本三个因素得到解释。本文整体、平衡地关注了消极与积极的政策变通,弥补以往研究只关注消极变通的不足;建议应完善决策制度保证基层执行者的决策参与,从而提升决策质量。     

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政策工具研究

目的 分析新冠疫情防控政策工具组合，剖析本次疫情防控政策的特点、规律及局限，为未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内容分析法，基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政策阶段三个维度对2020年1月20日- 3月18日针对武汉市疫情发布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结果 政策工具以强制性为主、混合型次之、自愿性最少，占比依次为71.9%、25.47%、2.63%；不同阶段政策工具、政策目标分布失衡。结论 部分混合型和自愿性政策应用不足，需优化工具组合以取长补短；政策演变缺乏系统规划，需对重大疫情防控政策工具进行整体谋划和系统重塑；自愿性工具有待深入开发，应加快推进社会力量疫情参与机制和慈善应急协调机制建设。     

应用中断时间序列分析我国“四免一关怀”政策实施前后对艾滋病相关病死率的影响

目的 分析1993-2012年我国"四免一关怀"政策实施前后艾滋病相关病死率的变化，评估其对艾滋病防治的效果。方法 利用我国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1993-2012年全国报告HIV/AIDS数据，以2004年作为"四免一关怀"政策的干预分界点，对"四免一关怀"政策实施前（1993-2003年）和实施后（2005-2012年）2个阶段，应用中断时间序列（ITS）方法分析"四免一关怀"政策实施前后的艾滋病相关病死率变化。结果 1993-2012年，我国艾滋病相关病死率有所降低，HIV/AIDS中职业为农民的艾滋病相关病死率高于整体HIV/AIDS的艾滋病相关病死率。ITS方法分析结果显示，2004年，整体HIV/AIDS艾滋病相关病死率较1993-2003年减少1.5%（P=0.156）；农民HIV/AIDS中艾滋病相关病死率较1993-2003年减少2.6%（P=0.094）。2005-2012年后，整体HIV/AIDS艾滋病相关病死率斜率为-0.466（P=0.005），呈下降趋势；农民HIV/AIDS中艾滋病相关病死率斜率为-0.592（P=0.005），呈下降趋势；农民中，血液传播的艾滋病相关病死率斜率为-0.766（P<0.001），亦呈下降趋势。结论 2005-2012年，我国HIV/AIDS的艾滋病相关病死率有降低趋势，说明"四免一关怀"政策的免费抗病毒治疗达到了较好效果。     

扩散加权成像与氢质子磁共振波谱及动态比较增强磁共振成像对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

目的探讨扩散加权成像(DWI)、氢质子磁共振波谱(1H-MRS)、动态比较增强磁共振成像(DCE-MRI)对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在辽宁省沈阳市东北国际医院就诊的疑似前列腺癌患者82例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接受多参数DWI、1H-MRS、DCE-MRI扫描检查。以手术病理诊断结果为金标准,分析DWI、1H-MRS、DCE-MRI对前列腺癌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准确度。结果82例患者经手术病理检查共检出前列腺癌64例,前列腺良性病变18例。DCE-MRI检查结果的灵敏度、特异度以及准确度均高于1H-MRS、DWI。结论DWI、1H-MRS、DCE-MRI在前列腺癌的诊断中均有一定应用效果,但DCE-MRI能够明显提高前列腺癌的诊断效能,可为临床诊疗提供较准确的参考依据。     

湘潭市雨湖区:“健康促进”为群众健康护航

因势而谋,健康促进统筹“全区一盘棋”。人民健康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基石。我们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把“国家健康促进示范区”建设工作纳入区委区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顶层设计,建立健全了政策融合、财政投入、审查协调、媒体传播、社会宣传、志愿服务、示范创建、评估考核等健康促进与教育工作齐抓共管十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