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西他滨单药及联合其他药物在实体肿瘤治疗中应用的研究进展

伴随着表观遗传学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发现DNA甲基化异常在血液肿瘤的发生和转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地西他滨作为一种去甲基化药物已经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和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的治疗中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并且在实体肿瘤的治疗中开始应用。本文作者主要就地西他滨单药及联合其他药物在实体肿瘤治疗中的应用进行综述。     

辐射诱导表达载体pshuttle-Egr1-shTRAIL对肝癌SMMC7721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

目的：研究携带可溶性人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shTRAIL)基因的辐射诱导表达载体pshuttle-Egr1-shTRAIL在人肝癌细胞株中的表达及其促凋亡作用。方法：体外通过脂质体转染SMMC7721细胞。转染细胞分别接受0(假照组)、2、5和10 Gy X线照射,ELISA法检测sTRAIL的表达;细胞分为正常SMMC7721组,分别接受0(假照组)、2和5 Gy X线照射的转染空质粒pshuttle-Egr1组及转染重组质粒pshutlle-Eyr1-shTRAIL组,采用AnnexinV-FITC凋亡检测试剂盒检测细胞凋亡率;分别取SMMC772细胞、转染STRAIL细胞、转染空载体及照射组细胞,采用克隆形成实验检测细胞存活率。结果：不同剂量X射线照射SMMC7721-shTRAIL细胞上清中可溶性TRAIL表达量明显高于假照组（P< 0.001）;与假照组比较,照射转染后SMMC7721细胞的凋亡细胞百分数明显增加（P<0.05或P<0.001）,细胞存活率明显下降（P<0.05
或P<0.001）。结论：pshuttle-Egr1-shTRAIL     

抗血管生成药在软组织肉瘤应用的研究进展

软组织肉瘤（STS）是少见的、具有不同临床病理学特征的、间叶组织来源的恶性肿瘤。晚期STS患者预后极差,化疗效果不理想,因此迫切需要新的治疗策略以提高疗效。随着人们对STS生物学行为认识的加深,近年来一系列新型靶向抗血管生成药不断应用于STS治疗,并获得一定疗效,这可能会跨越STS的治疗瓶颈,为STS的治疗和预后带来新的突破。本文将对抗血管生成药在STS的临床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费城染色体阳性成年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治疗效果及预后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费城染色体阳性(Ph+)的成年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患者治疗效果及预后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49例Ph+ALL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治疗效果及不同因素对预后的影响.结果49例患者中,男性24例,女性25例;中位年龄38岁(15~77岁),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组血液学完全缓解(CR)率、主要分子生物学反应(MMR)率及完全分子生物学缓解(CMR)率均高于单纯化疗组(96.8 %比72.2 %,64.5 %比16.7 %,25.8 %比11.1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4.308,P=0.038;χ2=10.468,P=0.001;χ2=4.250,P=0.039).生存分析提示中位总生存(OS)时间为24个月(3~70个月),3年OS率及无复发生存(RFS)率分别为32.7 %、21.4 %;TKI治疗组3年OS率及1年RFS率高于单纯化疗组(40.3 %比11.1 %,67.8 %比11.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2.725, P<0.001;χ2=17.401,P<0.001);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组3年OS率及RFS率高于非移植组(62.5 %比25.7 %、41.7 %比15.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196,P=0.013;χ2=8.032,P=0.005);经2个疗程治疗后达MMR组3年OS率及RFS率分别为45.1 %和28.9 %,高于未达MMR组(17.6 %和11.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446,P=0.020;χ2=6.484,P=0.011);Cox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联合TKI治疗(HR=0.227,95 % CI 0.094~0.550,P=0.001)是OS的独立预后因素;联合TKI治疗(HR=0.225,95 % CI 0.082~0.618,P=0.004)及移植(HR=0.275,95 % CI 0.077~0.983,P=0.047)是RFS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 联合TKI治疗能提高患者CR、MMR及CMR率,提高长期生存,为患者接受移植提供更多机会;在TKI时代,移植仍是治疗Ph+ALL的重要方法,尤其那些经化疗联合TKI治疗但早期未达MMR者预后差,应尽早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CD 44 基因多态性对原发性肝癌细胞 局部T 细胞亚群浸润的影响

目的 探讨CD 44 基因多态性对原发性肝癌细胞局部T 细胞亚群浸润的影响。方法 前瞻性收 集2017 年1 月-2017 年12 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收治的原发性肝癌患者109 例,根据CD 44 基因rs4756195 位 点单核苷酸多态性,将患者分为AA 组、AG 组和GG 组,观察3 组患者局部组织T 细胞亚群浸润情况。采 用流式细胞术检测CD4+ T、CD8+ T、Treg 及Th17 细胞,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白介素-2（IL-2）、IL-10 肿瘤生长因子-β（TGF-β）和IL-17 的阳性表达,聚合酶链反应检测CD 44 基因rs4756195 位点单核苷酸 多态性。结果 AA 组、AG 组、GG 组CD4+ T 细胞分别为（21.08±2.12）%、（19.43±1.98）%、（19.12±2.0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CD8+ T 细胞分别为（28.83±2.52）%、（25.52±2.71）%、（24.91±2.2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调节性T 细胞分别为（6.12±1.47）%、（8.12±1.71）%、（8.24±1.9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IL-2 阳性表达率分别为82.09%、47.83%、68.4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IL-10 阳性表达率分别为46.27%、69.57%、73.6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TGF-β 阳性表达率分 别为41.79%、77.27%、78.9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原发性肝癌患者CD 44 基因rs4756195 位点呈多态性分布,与肝癌组织中的免疫抑制有关。     

肌肉减少症影像学测量在肝细胞癌预后评价中的应用

肝细胞癌(HCC)是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是导致肿瘤相关死亡的重要原因。 尽管目前针对 HCC 的治疗手 段众多,包括手术切除、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消融治疗、肝移植和药物治疗等,已经很大程度上地改善了患者的生 存情况,但相同分期且接受相同治疗的患者对治疗的反应及预后有很大差异,这不仅与肿瘤本身的异质性有关系,还与患者 机体不同的体力状态、营养状态及对治疗耐受性的差异密切相关。 肌肉减少症是影响 HCC 患者生存的独立预测因子,而骨骼 肌的定量测量是肌肉减少症诊断和评价其严重程度的关键因素,影像学测量技术也飞速发展,大大提高了评估的精准性,对 临床决策更具指导意义,成为了新的研究热点。 因此,本文将对 HCC 患者肌肉减少症的影像学测量的研究进展做一总结,并 探讨其在 HCC 预后评价中发挥的作用。     

2型糖尿病伴发恶性肿瘤664例临床分析

近年来,2型糖尿病和恶性肿瘤的发病率逐年增加,并且2型糖尿病与恶性肿瘤同时发病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严重危及患者生命。研究表明,2型糖尿病是恶性肿瘤的高危因素[1],糖尿病可增加恶性肿瘤的发病率。糖尿病与人类常见恶性肿瘤如结、直肠癌,肝癌,胰腺癌,乳腺癌以及子宫内膜癌等都有一定的关联[2]。糖尿病导致恶性肿瘤发病率增加的确切发病机制尚不清楚,主要认为与高血糖本     

48例HBsAg、HCV—Ab阳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临床分析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TP）,是临床最常见的一种出血性疾病,常见病因是病毒感染。我国肝炎病毒（以下指乙或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发病率高,HBsAg（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阳性率9．75％,HCV-Ab（丙型肝炎病毒抗体）阳性率3．2％。本文回顾分析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伴HBsAg或HCV—Ab阳性患者48例,报告如下。     

多次低剂量照射对雄性糖尿病大鼠脾细胞凋亡和免疫因子的影响

目的 观察多次低剂量辐射(LDR)对糖尿病(DM)大鼠脾细胞凋亡和免疫因子的影响。方法 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DM组和DM+LDR组;剂量分别为25、50和75 mGy,共照射15次;照射后4周,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脾细胞凋亡和TCRα β百分数的变化,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清和脾细胞培养上清IL-2含量的变化。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DM和DM + LDR两组大鼠体重均下降,尤以DM组明显。DM+LDR组大鼠血糖水平虽明显高于对照组(t₂₅=23.321、 t₅₀=18.329、 t₇₅=9.23,P<0.01),但显著低于DM组(t₂₅=3.574、 t₅₀=4.593、 t₇₅=5.577,P< 0.01)。同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DM+LDR各组脾细胞凋亡增加,其中DM+50 mGy组增加明显(t₅₀=4.102,P<0.01)。血清IL-2含量也增加,但是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脾细胞培养上清IL-2含量明显下降(t₂₅=7.778、 t₅₀=7.411、 t₇₅=8.325,P<0.01)。与DM组相比,DM+LDR各组脾细胞凋亡和TCRα β百分数均明显降低(凋亡:t₂₅=4.772、 t₅₀=3.346、 t₇₅=6.778;TCRα β:t₂₅=3.381、 t₅₀=5.807、 t₇₅=2.356,P<0.05～P<0.01)。血清IL-2含量呈下降趋势;脾细胞培养上清IL-2含量均有升高趋势。结论 多次LDR能够削弱糖尿病造成的大鼠体重减轻和血糖升高,降低糖尿病所致的脾细胞凋亡,并能调节脾脏免疫因子,改善其失衡状态。     

生长激素释放肽及其受体的异常表达在肿瘤诊治中的应用

生长激素释放肽(ghrelin)是一种胃源性肽,也被称为饥饿素,可刺激垂体释放生长激素,是一种调节能量代谢的关键多肽,以酰基化生长激素释放肽与无活性的非酰基化生长激素释放肽两种形式存在。酰基化的生长激素释放肽与生长激素促分泌素受体结合,介导多种生理功能。除了刺激食欲增加食物摄入的作用外,生长激素释放肽还可以保护心脏功能,防止肌肉萎缩,增加骨密度,调节应激与焦虑,抑制炎性细胞因子产生,生长激素释放肽及其受体成为多种疾病的潜在治疗靶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生长激素释放肽及生长激素促分泌素受体在多种肿瘤中异常表达,对肿瘤细胞的增殖、凋亡、自噬等功能产生直接作用;也可通过调节炎症反应、雌激素产生和代谢的间接作用,与肿瘤的发生与发展密切相关。生长激素释放肽及其受体异常表达可作为多种肿瘤诊断、疗效预测和预后评估的标志物。靶向生长激素释放肽药物也逐渐被研发,并在抗肿瘤和肿瘤患者支持治疗的临床前研究和临床试验中显示了良好疗效。本文将讨论生长激素释放肽及受体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作为肿瘤标志物与治疗靶点的潜力,并对其相关药物在肿瘤患者中的应用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