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下社区居民社区就诊次数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实施下社区居民社区就诊次数及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提供依据。  方法  本研究于2019年6—11月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对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2018年门诊居民进行抽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人口社会学信息、健康情况、就诊次数。采用SPSS 24.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 204位居民在2018年社区就诊次数中位数为3(1, 11)次,人均就诊次数为10.4次。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签约情况、签约时长、年龄、职业、离退休状态、文化程度、婚姻状态、每月可支配收入,是否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脑卒中/心脏疾病/消化道疾病/其他疾病,是否需要长期用药,有无配药/基本诊疗需求不同的居民,其2018年社区就诊次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签约、签约时长、年龄、消化道疾病、配药是2018年社区就诊次数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 < 0.05)。其中,签约、签约时间久、高龄、有配药需求是居民到社区就诊的促进因素;消化道疾病是居民到社区就诊的阻碍因素。  结论  “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有利于引导社区居民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1+1+1”医疗机构签约吸引居民到社区就诊的同时,也需注意对自身临床技能的提升,以应对居民多样化的健康管理需求。      

基于倾向性评分的“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效果研究

  目的  对上海市黄浦区某社区“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效果进行评价,为下一步工作指明优化方向。  方法  于2019年6月—2019年10月,根据签约时长和就诊次数,分层随机抽取上海市黄浦区某社区签约组和未签约组居民各603例,并分别于2019年11月、2020年6月按年份采集2018、2019年间研究对象的就诊行为和药品费用信息。  结果  共获得签约和未签约居民各602例数据。2组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信任程度、首诊意愿、便利性、服务态度、服务效果、家庭医生费用管理的看法等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且签约组居民表达信任、愿意、满意、希望及早落实等积极态度的比例更高。倾向性评分匹配前后,2组居民在2018、2019年本社区就诊次数、2年次数差额和药品总费用支出等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在2018、2019年药品总费用差额以及自付费用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2018、2019年自付费用间差额,在匹配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匹配后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签约服务较好满足了社区中对社区卫生中心主观评价高、配药需求高的居民的需求,并对其下沉社区就诊有促进作用,但并未形成口碑传播效应和带动效应;家庭医生尚未借助签约发挥控费作用,签约尚处在促进家庭医生与居民建立管理服务的关系阶段。      

“1+1+1”签约下居民的社区首诊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1+1+1”签约下居民的社区首诊意愿,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　于2017年10—12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法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街道抽取社区居民600例。采用本课题组自行设计的问卷对纳入居民进行调查,主要内容包括居民的基本情况、对“1+1+1”签约的知晓和签约情况、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就诊情况、患病后首诊选择的医疗机构。共发放问卷600份,有效回收58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7%。结果　580例社区居民中,有社区首诊意愿的居民463例（79.8%）。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居民的社区首诊意愿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知晓“1+1+1”签约居民的社区首诊意愿高于不知晓的居民,已签约居民的社区首诊意愿高于未签约的居民,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有固定就诊医生居民的社区首诊意愿高于无固定就诊医生的居民,对就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生技能水平感到满意居民的社区首诊意愿高于一般/不满意的居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是否签约、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否有固定就诊医生是居民社区首诊意愿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　“1+1+1”签约模式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社区首诊意愿,进而促进有序就医格局的形成。     

上海市社区就诊人群“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现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上海市社区当下"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制度的实施现况,探索社区居民签约"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项目的意愿和相关影响因素,从而为提高上海市居民项目签约率、推进完善分级诊疗体系提供参考。 方法 以方便抽样法,选取上海市中心城区、城郊结合部及上海市郊区3个不同区县6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居民进行问卷调查,总计1 800人,回收有效问卷1 720份。运用SPSS 20.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χ2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 目前社区就诊人群"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率较高,达79.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对于"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项目的认知越高、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信任度越高、文化程度越低、长期用药居民越倾向于签约"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项目。 结论 目前"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项目在社区签约推广状况良好,社区就诊居民签约率高。进一步推广需要继续加强宣传,提升居民对于签约项目的认知度;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水平,增强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信任度,同时进一步落实和加大签约体系中关于配药和转诊相关的优惠政策,以吸引居民进行签约,为分级诊疗的后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及环境。      

上海市居民对家庭医生制度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通过了解居民对上海市家庭医生制度的满意度现状,比较签约与未签约居民的满意度差异,探究家庭医生制度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为完善上海市家庭医生制度提供对策建议。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使用自行设计问卷于2019年2月在上海市抽取9个区的多个社区居民共计1 786名进行调查。主要使用描述性分析、χ2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上海市家庭医生制度实施现状及居民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结果  居民对上海市家庭医生制度的总体满意度较高,其中签约居民的满意度各项指标普遍高于未签约居民(P＜0.05)。多因素回归结果显示,居民满意度受家庭月收入、家庭每月看病支出、所属区县、是否签约4种因素影响(P＜0.05)。其中,居民的收入,看病支出,是否签约为风险因素,与满意度呈负相关(B值为-0.248~-0.500)。  结论  回归结果发现年龄越大、家庭平均月收入越低、并已签约的居民,对上海市家庭医生制度的满意度越高。“是否签约”为一项重要影响因素,提高签约率有助于满意度的提升。借鉴成功社区经验,“互联网+健康”助力新服务模式,可进一步提升居民满意度。      

广州市家庭医生签约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通过了解广州市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和签约情况, 探讨其影响因素, 为提高知晓率和签约率提供决策依据。  方法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广州市14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随机抽取16个, 于2019年11—12月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附近随机拦截居民发放纸质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600份。  结果   600个调查对象中, 男性224人(37.3%), 女性376人(62.7%); 18~30岁69人(11.5%), 31~40岁147人(24.5%), 41~50岁119人(19.8%), 51~60岁104人(17.3%), 60岁以上161人(26.9%); 患有慢性疾病的223人(37.2%), 没有患慢性疾病的377人(62.8%); 508人(84.7%)知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92人(15.3%)不知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354人(59.0%)签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 246人(41.0%)未签订; 知晓家庭签约医生服务的居民签约率为69.7%。不同性别、学历、职业的居民在家庭医生签约知晓率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 不同学历、职业的居民在家庭医生签约率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5)。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高学历、患有慢性病、专业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签约家庭医生的概率更高。  结论   通过提升居民知晓率有望提高10.7%的家庭医生签约率, 可以针对男性、低学历、一般工人、企业员工、无业人员进行重点认知教育, 并且应更多关注低学历人群和无业人员的签约, 以此推进家庭医生签约的全覆盖。      

上海市“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策略实施现状的质性研究

背景　上海市为构建分级诊疗体系,与家庭医生制度相结合,2015年3月启动了新一轮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推行“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策略（“1+1+1”签约）。目的　了解上海市“1+1+1”签约实施状况,分析政策实施中遇到的问题,为进一步推进“1+1+1”签约提供参考建议。方法　2017年7—9月,对上海市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科长共6人就目前该中心“1+1+1”签约的实施状况,包括开始推行时间、签约率、签约方式、宣传策略、4项主要优惠政策（长处方、延伸处方、预约上级医院号源、转诊）实行状况、家庭医生“1+1+1”签约的服务内容进行数据资料咨询;采用一对一半结构式访谈法对这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共18人就“1+1+1”签约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建议进行访谈。所有数据资料、访谈内容根据主题和内容分析法,进行总结、归纳和分类。结果　截至2017年7月底,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平均签约率为9.47%,≥60岁人群的签约率为51.35%,其中4家以门诊签约为主,另外2家以并行开展家庭医生工作室签约及门诊签约为主;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采取实行的优惠政策作为签约宣传策略,以居民就诊时宣教及居委协助宣传为主;均已实行长处方、延伸处方政策,5家已实行预约上级医院号源及转诊政策。家庭医生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基本诊疗、便捷配药、预约及转诊、健康管理、慢性病管理、健康咨询、医疗费用控制。实施过程中主要存在医保药占比（即药品费用与就诊总费用的比值）难控制,预约号源及转诊绿色通道不畅,各项相关配套政策不完善,绩效考核指标不合理,家庭医生工作收入付出不成比例,签而不约等问题。结论　上海市“1+1+1”签约政策陆续在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行,在提高签约率、实施各项优惠政策、落实各项服务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初步成果。建议加大宣传,完善各项相关配套政策,加强上下级医院协作,合理制定考核指标,真正落实签约服务,从而尽快推进“1+1+1”签约实施进程,促进分级诊疗模式的建立。     

家庭医生“1+1+1”组合签约服务对社区老年居民高血压管理效果的影响

目的探讨家庭医生“1+1+1”组合签约模式对社区老年高血压病患者疾病管理的效果。方法以2016年在安亭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并进行管理的高血压人群为研究对象,按照是否接受家庭医生“1+1+1”组合签约管理分为签约组（n=1538）和非签约组（n=2437）,进行1年的随访观察。结果两组居民入组时,签约组吸烟人数,每周锻炼次数及每次锻炼时间低于未签约组（P<0.05）。经过1年的签约管理,签约组患者腰围平均减少0.36（0.06,0.66）cm,脉压差平均降低3（-3.77,-2.23）mmHg,显著优于非签约组患者（P<0.05）。签约组患者新发糖尿病67例,显著高于非签约组（P=0.002）,新发中风62例,显著低于非签约组（P=0.001）。校正吸烟及每周锻炼次数后,多因素回归结果显示,签约管理可以显著降低中风发生的风险［adjust odds ratio(AOR)=0.668, 95%CI 0.449~0.895］,同时不会增加糖尿病的发生风险(AOR=1.642, 95%CI 0.936~2.882）。结论家庭医生“1+1+1”组合签约管理模式可有效降低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中风发生风险,对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疾病管理效果优于传统慢性病管理模式,家庭医生“1+1+1”组合签约管理模式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方式。     

西部地区“1+1+1”分级诊疗模式推行动力不足的原因与对策探讨

“1+1+1”分级诊疗模式指居民与家庭医生团队签约的同时,自愿选择1家区级和1家市级医疗机构签约,形成“1+1+1”签约组合模式。其目的为合理配置医疗资源、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以解决城乡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实现科学合理的就医格局。本文结合近年来西部地区分级诊疗实施现状,从政府、医疗机构、患者3个层面分析了西部“1+1+1”分级诊疗模式推行动力不足的原因,并给出相应发展建议,以期助力西部地区分级诊疗的持续推进。     

徐州市城区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情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　实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了解居民的知晓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效覆盖和推广。目的　了解徐州市城区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情况,探讨其影响因素,为改善居民的知晓情况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方法　于2017年6—9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择徐州市4个城区34个社区的1 450例居民,应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入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居民基本情况、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及签约现状。共发放问卷1 450份,有效回收问卷1 397份,有效回收率96.34%。结果　1 397例调查对象中,785例知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率为56.19%;主要知晓途径为电视媒体〔36.08%（504/1 397）〕、社区医务人员的宣传〔30.85%（431/1 397）〕。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年收入、职业、慢性病患病种类、自评健康状况、健康体检经历、两周患病情况、基层就诊经历的城区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从家至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步行时间的城区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影响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情况的因素有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慢性病患病种类、自评健康状况、健康体检经历、基层就诊经历。结论　徐州市城区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率有待提高。相比较而言,年轻、文化程度高、企事业单位职工、离退休居民、患有慢性病、自评健康较差、有健康体检经历和基层就诊经历的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度较高。可以通过充分挖掘和利用城区居民中政策推广的潜在有利人群,实现政策的真实有效宣传。     

运用组织沟通理论解决家庭医生签约问题的策略研究

  目的  本文通过运用组织沟通理论分析目前家庭医生签约沟通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  方法  阐述家庭医生与居民进行签约的主要方式,分析不同签约方式的优缺点,运用组织沟通理论、分众理论、群体中的相互作用理论,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策略。  结果  家庭医生签约采用组织内沟通和组织外部沟通2种方式。组织内沟通是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与家庭医生就签约工作进行正式沟通,正式沟通就是按照组织的明文规定,依靠行政体系的正式机构和权限关系为渠道进行信息的传递与交流,正式沟通依法办事,有章可循,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组织内部垂直型沟通方式存在僵化和单一等问题。组织外沟通是家庭医生为了签约和居民进行口头非正式沟通,目的是通过沟通,使居民的态度、行为改变,并且双方能够达成共识,但存在沟通方式过于简单,缺乏有效的沟通技巧,签约只停留在“宣传”层面。  结论  面对家庭医生签约这种新生事物,应拓展沟通途径,推行行政管理部门和家庭医生双向沟通机制;应建立多种沟通渠道,利用群体中的相互作用,在社区范围内形成签约的良好氛围;应运用分众理论,针对不同人群采取多样化的沟通方式;家庭医生应提升沟通技巧,要充分认识到签约最终的目标是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回归签约服务的本质,最大限度地解决签约居民的健康问题。      

重庆市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需求与签约现状研究

背景　重庆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从2011年开始,2016年全面推开,政府通过完善制度、保障经费和人员、规范服务形式和内容等措施来促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序化、规范化、优质化,但目前关于重庆市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需求和签约现状的研究仍比较缺乏。目的　了解重庆市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需求和签约现状,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建议。方法　于2018年3—5月采用多阶段抽样法选取重庆市北碚、彭水、巴南、永川、梁平、合川、沙坪坝、秀山、黔江、垫江、大足、开州12个区（县）的2 400例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居民基本情况、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需求情况、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情况。共发放问卷2 400份,回收有效问卷2 34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7.58%。结果　2 342例居民中有2 153例（91.93%）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总体需求。2 342例居民中已签约的有1 358例（57.98%）,未签约的有984例（42.02%）。不同性别、居住地、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需求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职业居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需求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非常需要”排序前5位的条目是常见病多发病的及时诊治（43.42%,1 017/2 342）、孕妇/儿童/老年人体格检查与健康评估（34.93%,818/2 342）、定期体格检查/健康评估（33.69%,789/2 342）、家庭医生出诊（32.96%,772/2 342）、已经确诊的慢性病管理（32.45%,260/2 342）。健康状况、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情况、以往就医/签约情况、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需求情况不同的居民签约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重庆市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需求较大,但签约率较低,需求最大的是常见病多发病的及时诊治。居民健康状况、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认知情况、以往就医/签约情况、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需求都会影响居民是否签约家庭医生。政府应该加大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普及和宣传力度,有针对性地制定重点人群签约服务包,促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序进行。     

基于全科医生签约决策模型提升全科医生签约数量与质量的策略研究

  目的  研究提升全科医生签约服务水平的策略,为“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可以采取哪些措施？”等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于2018年5月4—25日,基于便利抽样法,对上海市浦东新区2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参与签约服务工作、有意愿参与研究的全科医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全科医生的人口社会学特征、工作能力、签约居民特征、执业环境和签约现况。数据分析工具为SPSS 24.0统计学软件和AMOS 24.0。  结果  相关性分析中,工作能力、签约居民特征1、签约居民特征2、执业环境与签约对象契合度相关系数分别为0.456、0.376、0.505、0.430,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1)。结构方程中,签约居民特征1对签约对象契合度有直接和间接影响,效果值分别为0.479、0.218,总效果值为0.697;签约居民特征2对签约对象契合度无影响;工作能力对签约对象契合度有直接影响,效果值为0.359;执业环境对签约对象契合度无影响。  结论  要提升家庭医生签约率,亟需提升全科医生的专业临床能力和对电子医疗信息的利用能力,同时加强签约服务宣教,以及完善相应的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      

家庭医生强化心理疏导对社区“1+1+1”签约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目的  通过对社区“1+1+1”签约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进行家庭医生强化心理疏导干预,探讨该干预方式对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方法  选取2018年2月—2020年2月接受“1+1+1”社区签约服务的116例原发性高血压伴焦虑抑郁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58例)和观察组(58例),对照组采取家庭医生常规干预,观察组采取家庭医生强化心理疏导干预。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比较干预前及干预第6、12个月2组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以及焦虑抑郁情况,并观察2组患者收缩压(SBP)和舒张压(DBP)的变化情况。  结果  干预后,随着时间的延长,2组SCL-90评分、HAMD评分及HAMA评分均降低,且观察组始终低于对照组(均P＜0.05),2组SSRS评分均升高,且观察组始终高于对照组(均P＜0.05)。随着干预时间的延长,2组患者SBP、DBP均下降,且观察组较对照组下降更明显(均P＜0.05)。  结论  家庭医生对社区“1+1+1”签约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进行强化心理疏导有助于控制其血压水平,改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提高生活质量,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中青年人群对家庭医生楼宇服务认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研上海市北外滩街道辖区内楼宇工作白领人群(中青年)对家庭医生楼宇服务的认知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方法  在北外滩辖区内随机抽取8个楼宇发放自制问卷,共发放问卷1 040份,回收有效问卷993份,并采用基于最大似然估计的回归分析对楼宇服务影响因素进行筛选分析。  结果  (1) 本次调研样本人群总体代表性良好,样本特征比较符合当前上海市中青年人群总体状况; (2)本次被调研人群对“家庭医生楼宇服务”这一全新服务模式的知晓情况较差,仅有4人(0.05%)完全了解这种全新服务模式,仅有3人(0.03%)非常熟悉家庭医生楼宇服务内容; (3)在楼宇服务模式的认知方面,家庭医生签约与否、户籍、自身健康状况了解程度和体检频率在不同类别人群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在楼宇服务内容的认知方面,家庭医生签约与否、性别、年龄、户籍、受教育水平、收入、自身健康状况了解程度、自我健康感知和体检频率在不同类别人群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被调研人群整体上对家庭医生楼宇服务模式的认知度偏低,对服务内容了解程度较差,集中体现在健康需求相对更低和卫生服务利用率低的人群中。被调研人群对自身健康状况了解程度越高,更倾向于接受更多健康服务信息,对楼宇服务模式的认知程度越高。      

基于深度访谈法的太原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研究

背景　近年来，太原市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正逐步开展，但在就医过程中“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凸显。为规范医疗秩序，合理就医，了解家庭医生签约政策现状具有重要意义。目的　了解太原市家庭医生签约政策在制定和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为其更好地发展提供对策和建议。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在太原市3个城区（迎泽区、小店区、晋源区）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各选择1个家庭医生团队（共17例访谈对象）；另选择太原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处4例工作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方法，于2019年4-6月对21例研究对象进行访谈。访谈的主要内容包括：太原市家庭医生签约政策文件的进展，家庭医生签约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指标、合同条目和目标，签约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归纳，总结主题。结果　通过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共提炼出6个主题：签约率虚高与服务利用率低之间的矛盾；签约率虚高与合同信息不透明之间的矛盾；新旧政策衔接差，政策权威性不足；出现“签而不约”问题；诊疗秩序不规范；家庭医生数量不足。结论　建议通过建立有效签约机制、规范服务合同内容、合理配置新旧政策、规范分级诊疗秩序和大力培养优质人才的方式解决家庭医生签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