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肿瘤临床研究质量控制关键环节——前瞻性治疗性队列研究中的随访工作

队列研究开始用于中医肿瘤临床研究,队列研究得出结果所需时间较长,随访时间长,研究对象容易失访。随访是前瞻性队列研究中的关键环节与难点之一。探讨了中医肿瘤前瞻性治疗性队列研究中随访工作的意义、随访的内容、随访的方式、提高随访质量的措施、失访问题以及研究结局的记录等。     

流行病学研究中的综合式研究设计

病例对照研究和队列研究是慢性病病因因素探索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类研究设计。它们各有优势和不足,例如病例对照研究省时省力,而队列研究则耗时费力。由于队列研究可以给人们提供研究因素与疾病病因学联系上的直接证据,而且可以减少很多偏性,所以在这些方面,队列研究要优于病例对照研究。问题是,慢性病病因学研究最大的特点是时程较长、队列     

浅探队列研究在胃癌辨证标准研究中的运用

通过对队列研究的相关介绍,阐述了:1)队列研究在胃癌辨证标准中的应用依据,即(1)队列研究能够动态观察胃癌治疗的全过程,(2)治疗手段不同,症状变化也不同,是运用队列研究的主要依据。2)运用队列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3)队列研究,更能揭示其胃癌中医证型的演变规律。     

中国台湾地区十年乙肝研究总结

中国台湾地区乙型肝炎（乙肝）感染率较高,多数乙肝病毒（HBV）携带者在未成年时期感染HBV。因此,慢性肝炎、肝硬化和肝癌这一系列不良预后事件的发病率均很高。近十年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者对慢性乙肝感染者的自然病程史进行了规范化研究,主要包括REVEAL—HBV队列研究、SEARCH—B队列研究和ERADICATE—B队列研究3个队列研究。     

队列研究设计在临床研究中的应用和相关方法学问题

队列研究是将人群按是否暴露于某种可疑因素及其暴露程度分为不同的亚组,追踪其各自的结局,比较不同亚组之间结局频率的差异,从而判定暴露因子与结局之间有无因果关联的一种观察性研究方法[1]. 在本期刊出的文章中,"446例肝细胞癌射频消融治疗远期疗效"(以下简称:肝癌射频治疗)[2]即为队列研究设计.结合此次审稿中的问题及既往的临床教学实践,我们发现在队列研究方法学方面的主要问题有:队列研究的概念和适用范围不清楚、研究对象的选择与暴露分组的标准不规范、研究前的设计对各组间的可比性和均衡性考虑不周、结局的判定不能采用同样的标准、相关统计学指标及方法的误用、随访的应答率较低等.本文仅就队列研究在危险(预后)因素研究中的方法学问题讨论如下.     

饮酒与前列腺癌危险性关系的随访研究

目的对酒精的消费与前列腺癌的关系进行了随访研究。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的随机对照研究。研究对象根据年龄分为二个队列。队列1：从1991～1995年开始,包括了5766例男性,年龄25～74岁,平均随访时间为17年。队列2：从队列1抽取研究对象,从2002年开始到2004年,包括了3775例研究对象,平均随访时间9年。酒精消费的计算基线为患者平日的饮酒量,既往饮酒史为患者25、35、45和55岁饮酒情况。结果总共发生了254例前列腺肿瘤,与以前的大多数研究结果一致,酒精总的饮用量与前列腺癌没有明显关系（P〉0．05）,但在第2队列中,重度饮酒和前列腺癌之间存在逆相关[（RR）=0．23,95％CI=0．06～0．95],进一步研究发现;既往在25岁、35岁、45岁有大量饮酒的患者（每周〉25次）,与前列腺癌的发生逆相关。结论研究结果说明既往有大量饮酒史与前列腺癌发生有关。     

母婴健康出生队列研究调查表的编制

目的：编制母婴健康出生队列研究调查表，为探讨多种暴露因素对妊娠结局及儿童健康影响、动态追踪儿童生长发育提供有效工具。方法：采用文献研究、卫生信息系统研究、小组讨论等方法，初步制定母婴健康出生队列研究调查表，并通过专家咨询和预调查，对调查表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正式调查表。结果：编制出母婴健康出生队列研究正式调查表，主要包括孕产妇健康信息与儿童健康信息两个部分。结论：该调查表可用于搜集孕产妇及儿童1岁内的健康资料，能在母婴健康相关出生队列研究中为研究学者提供参考。     

Framingham高血压发病风险预测模型对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发生高血压的预测价值研究

背景　新疆哈萨克族牧民高血压患病率高,寻找有效的方法对哈萨克族牧民高血压的发病风险进行评估,并进行合理的干预,预防高血压事件的发生十分重要。目的　评价Framingham高血压发病风险模型（以下简称Framingham模型）预测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发生高血压的准确性和适用性,为建立适用于新疆哈萨克族牧民高血压发病风险预测模型提供依据。方法　2008年1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以新疆乌鲁木齐县南山牧区的5 327例哈萨克族牧民为研究对象,建立南山动态队列。收集其基线资料（包括问卷调查表和体格检查表）,并进行2年1次的随访调查,共3次。随访截至2018年11月,结局事件为发生高血压。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建模队列（60%哈萨克族牧民,3 196例）和验证队列（40%哈萨克族牧民,2 131例）,按照Framingham模型相同的方法及预测因素,采用多因素weibull回归分析、依据建模队列调整Framingham模型,即为依据建模队列调整后的Framingham模型。采用区分能力和标定能力验证上述依据本研究对象数据调整后的Framingham模型对验证队列高血压发病风险进行预测。结果　截至2018年11月,1 985例哈萨克族牧民发生高血压。累计共随访16 897人年,高血压发病率为11.75/100人年〔95%CI（11.27/100人年,12.24/100人年）〕。本研究验证队列人群经2年、4年随访,分别有269例、562例发生高血压。依据建模队列调整后的Framingham模型与原Framingham模型预测随访2年验证队列人群发生高血压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AUC依据建模队列调整后=0.647〔95%CI（0.624,0.670）〕和AUC原Framingham模型=0.594〔95%CI（0.571,0.617）〕;依据建模队列调整后的Framingham模型与原Framingham模型预测随访2年验证队列人群发生高血压的AUC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085,P<0.05）;依据建模队列调整后的Framingham模型与原Framingham模型预测随访4年验证队列人群发生高血压的AUC分别为：AUC依据建模队列调整后=0.609〔95%CI（0.590,0.628）〕和AUC 原Framingham模型=0.588〔95%CI（0.569,0.607）〕;依据建模队列调整后的Framingham模型与原Framingham模型预测随访4年验证队列人群发生高血压的AUC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448,P<0.001）。依据建模队列调整后的Framingham模型与原Framingham模型预测随访2年验证队列人群高血压发病率与实际发病率比较Hosmer-Lemeshow χ2（H-L χ2）检验值分别为697.68（P<0.05）、802.40（P<0.05）;预测随访4年验证队列人群高血压发病率与实际发病率比较,H-L χ2检验值分别为682.61（P<0.05）、832.82（P<0.05）。结论　Framingham模型在预测新疆哈萨克族牧民高血压的发病风险中区分能力和标定能力均较差,不能很好地预测新疆哈萨克族牧民高血压的发病风险,需要构建更适合该人群的高血压发病风险预测模型。     

德国国家队列组织模式及其启示

目的:促进我国人群队列数据的有效管理,为我国队列的数据管理模式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方法：介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德国国家队列计划,从组织模式、数据类型及数据管理3个维度进行分析和总结,概述其研究目的和主要规划,探究数据采集和处理、整合和存储、分析和使用及质量保护与控制。结果：通过多源数据分类管理,禁止在数据使用过程中直接向受试者申请数据和数据使用结果的共享。结论：针对我国队列研究现有的不足,结合德国国家队列的启示,我国应统一数据标准,实行多源分类存储;使用辅助数据,丰富数据的广度和深度;明确受试者权益、规范共享流程,以促进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亚硝胺与泌尿生殖系统癌症关系队列研究的Meta分析

目的 基于研究证据等级较高的队列研究结果,对亚硝胺与泌尿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发生/死亡风险的关系进行系统检索和Meta分析。 方法 通过系统检索《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万方电子期刊》、PubMed、EBSCO等文献数据库,纳入N-亚硝胺与全部恶性肿瘤、泌尿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发生/死亡风险队列研究文献,采用Rev Man 5.1软件进行Meta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检索到13篇亚硝胺与恶性肿瘤关系的队列研究文献,纳入其中含有全部恶性肿瘤和泌尿生殖系统恶性肿瘤的文献7篇进行Meta分析;亚硝胺与全种类恶性肿瘤风险存在显著性关联(RR=1.17,95%CI为1.02～1.34);与泌尿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发生风险无显著性关联(RR=0.99,95%CI为0.95～1.03),其中与卵巢癌(RR=0.87,95%CI为0.69～1.08)、乳腺癌(RR=1.03,95%CI为0.94～1.12)和前列腺癌(RR=0.97,95%CI为0.92～1.03)等生殖系统癌症无显著性关联;但是能显著增加泌尿系统膀胱癌的发生风险(RR=1.26,95%CI为1.01～1.57)。 结论 现有人群队列研究证据显示,亚硝胺能显著增加全部恶性肿瘤发生死亡的风险,但是与不同种类泌尿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发生风险的关系存在差异,显著增加膀胱癌风险,而与卵巢癌、乳腺癌和前列腺癌无明显关联。现有相关研究数量较少,仍需积累队列研究证据证实亚硝胺与泌尿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发生/死亡风险的关联性。      

队列数据共享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近年来,复杂性疾病（例如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逐渐成为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疾病负担,并造成巨大的健康和经济损失［1］。复杂性疾病的发生是基于生活方式、环境、遗传的相互作用而导致的,探讨此类疾病的发病机制已经成为现代病因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队列研究是流行病学最基本的分析性研究设计之一,在病因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当检验病因假说时,队列研究可以探讨有害暴露的致病作用,而基于人群构建的队列（population based cohort）可以用来研究多种暴露因素和多种健康结局的关系,且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外推性［2］,不仅是解决现代医学一些迫切问题的重要研究手段,也是转化医学研究的重要基础［3］。     

85岁老人的健康和疾病状况：英国纽卡斯尔港市85岁以上老人队列研究的基本发现（摘要）

目的英国纽卡斯尔港市85岁以上老人队列研究目的是：对非选择性的85岁老人的临床、生理、社会心理特性进行系统研究，追踪老人入选以后的健康状况；报道他们的基本健康状况。     

队列研究应用于评价中医临床疗效中暴露的定义和测量方法

队列研究方法应用于治疗措施评价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治疗被视为暴露而非干预.首先介绍暴露和暴露因素的流行病学概念、常用的定义和测量具体研究中暴露因素的方法;然后结合中医临床的自身特点,对中医临床研究所涉及的暴露因素及其测量方法提出解决方案.     

Empyema of gallbladder in a child with homozygous sickle-cell disease

A 13-year-old boy with homozygous sickle-cell (SS) disease followed from birth in a cohort study of sickle-cell disease developed empyema of the gallbladder after a known 3-year history of gallstones. At this age, gallstones occur in 30% of cohort study children with SS disease but this is the first patient with specific symptoms.     

中国人群孕前队列研究先兆子痫:原理、研究方法和基线结果

目的:目前尚不清楚先兆子痫是由孕前因素还是妊娠因素所引起。本研究通过在中国湖南地区建立孕前队列以阐明先兆子痫的病因。方法:本研究拟在湖南浏阳地区招募5000对半年内有怀孕打算的未孕夫妇, 并追踪研究对象的怀孕、分娩及产后情况。结果:目前本孕前队列共招募了1915对未孕夫妇。与孕前相比较, 产妇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在孕中早期有所下降, 然而在孕后期有所上升。结论:孕前队列的建立将对孕期先兆子痫及产后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发挥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巢式病例对照研究在中医药治疗糖尿病肾病疗效评价中的应用探讨

目的：采用巢式病例对照研究评价中医药治疗糖尿病肾病的疗效并探讨该设计在中医药疗效评价中应用的可行性。方法：采用巢式病例对照研究设计,以队列研究纳入的糖尿病肾病患者为研究的源人群,按病例组与对照组1：4的比例选取研究对象,要求病例组与对照组在年龄、性别、民族等方面相匹配。采用EpiData3．1软件录入数据,应用SAS软件采用条件logistic回归的方法分析治疗方案（中西医结合与单纯西医治疗）与糖尿病肾病疾病进展的关系;对巢式病例对照研究的把握度进行估计,根据现有资料对巢式病例对照研究和队列研究的样本含量进行再估计。结果：共纳入发生终点结局事件的病例8例作为病例组,匹配未发生结局事件的对照病例32例作为对照组,病例组与对照组在文化程度、停药、治疗方案改变和辨证论治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病例组与对照组接受的治疗方案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比值比=0．725,95％置信区间为0．174-3．030）。根据该结果反推计算的把握度为5％。如需达到80％的把握度,1：4病例对照研究样本含量为1350（270：1080）,1：1为880（440：440）,1：1队列研究样本含量为1020（510：510）。结论：本研究未发现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西医治疗方案与糖尿病肾病疾病进展的关系。巢式病例对照研究可以应用于中医药疗效评价,但是应开展中医药疗效的前期基础研究如横断面研究,以期为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和随机对照试验的验证研究提供样本量估算的依据。     

Association between diaphragm use an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We conducted independent case-control and retrospective cohort investigations to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phragm use an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UTI). In the former, we compared diaphragm use and vaginal flora among 114 women with acute UTI and 85 women with acute urinary tract symptoms and no UTI. In the latter study, we ascertained the incidence of UTI in 192 diaphragm users and 182 women taking oral contraceptives during a mean follow-up of 9.4 months. Both studies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risk of UTI in diaphragm users: relative odds were 2.0 in the case-control study and the relative risk was 2.5 in the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Vaginal colonization with Escherichia coli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in diaphragm users. The incidence of UTI in the cohort study was 26.6 per 1,000 patient-months for diaphragm users and 8.9 per 1,000 patient-months for women taking oral contraceptives. The increased risk of UTI in diaphragm users could not be attributed to differences in age, parity, sexual activity, or previous UTI.     

The Premedical Student: His Progress: A Study of a Cohort of Premedical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Since September 1961, a prospective study of premedical and science students has been conducted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On completion of their sophomore year, after a year of changes from one group to another or withdrawal from either group, only 82 students existed in the diminished Premedical cohort while 137 students existed in the augmented Science cohort. These two groups have now become similar demographically, and their academic potential, as indicated by achievement and ability tests, has also become similar in terms of their mean test scores.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 present Premedical cohort has displayed some superiority over the Science cohort in high school, freshman and sophomore years. The sophomore premedical mean grade was 66.0% compared with 63.7% for the Science cohort. The hypothesis is developed that these findings reflect a difference in motivation, and therefore that perception of ultimate career goals will motivate and affect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in their undergraduate ye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