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质组学在药物性肝损伤中的应用

目前,药物性肝损伤(drug-induced liver injury,DILI)是临床药物常见的不良反应之一,已经成为药物应用到临床的主要障碍之一。DILI可分为固有型和特异型两种。固有型具有可预测性,与药物剂量密切相关,个体差异不明显,目前已相对少见;而特异型具有不可预测性,个体差异较为明显,临床上较为常见,危害较大。本篇综述中提到的DILI均指的是特异型肝损伤。脂质组学作为代谢组学的重要分支,近几年已越来越多地应用在DILI的研究中。本文就近几年脂质组学在DILI的发病机制、诊断、治疗等方面的应用进行了综述。     

组学技术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断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以不可逆气流受限为特征的呼吸系统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发掘可靠的生物标志物是COPD早期诊断并及时干预的重要手段。目前COPD的诊断主要依赖于病史采集和肺功能检测,临床上尚缺乏敏感度和特异度较高的早期生物标志物以辅助诊断。组学技术是一种将高通量技术应用于生命科学研究的方法,包括代谢组学、蛋白质组学、转录组学等多个方面的技术,可对生物体各阶段的代谢产物、蛋白质和基因表达情况进行研究。近年来,组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COPD的诊断带来了新思路,通过组学技术对COPD发生发展动态变化过程的探索,可为COPD的诊断及鉴别提供支持。     

结构化专家观点程序(SEOP)和RUCAM法评估药物诱导性肝损伤的比较

目前,药物诱导肝损伤（drug-induced liver injury,DILI）尚无特异性诊断标志物,其诊断仍主要依靠排除法,因此常常面临诸多困惑和挑战。DILI的临床诊断十分困难,尤其是在服用多种药物时,因其中任何一种药物均可能引起DILI,且不同药物之间还可能存在协同致肝损伤作用;故此,DILI的诊断需要综合分析临床（潜伏期、临床特征、其他病因的排除、     

药物性肝损伤再刺激试验:能否故意? 如何操作? 如何判断?

正药物性肝损伤(drug-induced liver injury,DILI)是临床上越来越关注的重要问题[1,2],其临床诊断主要依靠排除法以及专家观点和临床医师的个人经验加以综合判断。在缺乏可靠的特异性生物标志物的情况下,药物再刺激(rechallenge)试验阳性是公认的、较为可靠的诊断DILI的"临床金标准",但当前判断方法和标准不一,且涉及伦理问题,给临床医师带来很大     

药物性肝损伤的潜在机制、病理特点及生物标志物

药物性肝损伤(DILI)是急性肝衰竭、黑盒子警告以及药物撤市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公共卫生、医药研发以及制药行业关注的主要问题。但因缺乏特异性诊断标志物使DILI的诊断成为临床医生的一大挑战。总结了DILI研究的最新进展,包括潜在机制、病理特点、生物标志物以及体外研究方法等,希望为DILI的临床及病理诊断和判断预后等提供参考。     

细胞因子在药物性肝损伤中的研究现状及应用价值

药物性肝损伤(DILI)是指使用一种或多种药物后,由药物或其他代谢产物引起的肝脏损害。因药物种类繁多、不同个体之间差异较大等原因,DILI临床诊断存在诸多困难,寻找新的生物标志物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热点。细胞因子在DILI尤其是特异质型DILI中具有关键作用。概述了不同细胞因子在DILI中的作用及其可预测DILI严重程度、评估预后等应用价值,认为细胞因子作为DILI生物标志物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组学方法筛选结核病生物标志物的应用进展

结核病目前仍然是世界范围内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现有结核病诊断方法不能有效区分潜伏感染和活动性结核病例,延误后续的干预治疗。生物标志物含量在结核病潜伏感染、活动性结核等不同阶段存在差异,有望在感染早期做出预警。因此,筛选新的潜在结核病生物标志物,建立有效、快速、灵敏的诊断方法,有助于更早发现并及时采取结核病防治干预措施。随着基因组、转录组、蛋白组、代谢组等组学方法的发展,高通量筛选结核病生物标志物成为可能。交叉组学的应用还能够进一步提高生物标志物筛选的可靠性。本文就组学方法筛选结核病生物标志物的应用进行介绍,以期为新型结核病诊断方法研发提供线索。     

冠心病患者尿液代谢组学研究现况

全球心血管病占总死亡的比例高,而冠状动脉疾病可能是心脏性猝死的主要原因。目前临床运用代谢组学技术可以全面分析患者体液中代谢物的动态变化,发现体液中与疾病密切相关的特征性生物标志物,从而实现疾病的早期临床诊断。本文主要对代谢组学技术及其在冠心病患者尿液临床诊断过程中的广泛应用作一综述。     

药物性肝损伤相关生物学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药物性肝损伤(DILI)是导致上市药物撤市和药物临床试验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潜在肝损伤的检测对临床管理及临床前药物安全研究是一个挑战。目前,ALT、AST是评估肝损伤的金标准。然而,这些评估指标特异性差且不敏感,经常导致假阳性。因此,人们一直致力于寻找敏感性、特异性高的DILI相关生物学标志物。综述了近期DILI相关生物学标志物的研究进展,以便更好地预测、诊断DILI。     

药物性肝损伤的研究进展及我国存在的问题

目前,药物性肝损伤(DILI)已成为临床最常见急性肝损伤的原因。从DILI的发病机制、新的生物标志物、肝脏对药物毒性的耐受、适应与易感性、ALT诊断阈值等方面进行了阐述,提醒应了解诊断量表发展史,以统一标准和认识,要重视草药和膳食补充剂引起的DILI,并深入研究其导致DILI的发病机制,从而预防或减少DILI的发生。我国DILI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是明显的,基础研究相当匮乏,在临床方面也有很多空白,因此,我们要努力跟上国际研究的步伐,使药物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饮食治疗

随着高脂肪高热量膳食的盛行、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多坐少动生活方式的流行,肥胖、糖尿病及其相关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s,NAFLD）已成为愈来愈重要的慢性非传染性流行病。在重度肥胖症患者中,NAFLD的发病率高达90%,其中20%～30%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高达8%患者已发展至肝硬化阶段。     

两次食管静脉曲张硬化治疗后均发生化脓性胆囊炎1例报告

<正>1病历资料男性,患者,41岁,2007年因乙型肝炎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于外院行内镜下食管静脉曲张硬化治疗术,术后患者出现化脓性胆囊炎,经保守治疗后病情缓解。该患者2013年8月因再次"呕血、黑便1 d"入住威海市立医院,本次住院前曾行B超检查:肝硬化,门静脉高压,脾静脉、肠系膜上静脉、下腔静脉肝后段栓塞,胆囊多发结石,胆囊壁厚。住院后随即行相关化验检查,血常规:白细胞(WBC)4.7×109/L,中性粒     

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研究进展

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是一种无过量饮酒史，但病理学改变类似酒精性脂肪性肝病（AFLD），以肝细胞脂肪变性和脂质贮积为特征的临床病理综合征。其疾病谱包括单纯性脂肪肝、脂肪性肝炎（NASH）、脂肪性肝纤维化和脂肪性肝硬化四个从轻到重的病理阶段。     

多种肝功能评分系统预测血浆置换治疗肝衰竭患者预后的价值探讨

目的：探讨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和MELD-Na评分系统及Child-Pugh分级系统对血浆置换治疗的肝衰竭患者预后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2005年1月至2012年9月收治的238例乙型肝炎肝衰竭患者的临床资料,应用MELD、MELD-Na和Child-Pugh评分系统判断患者在观察3个月期内的预后情况。结果在3个月的观察期内,本组患者生存145例,死亡93例（39.1%）;生存患者入院时凝血酶原时间、INR、血清总胆红素、血清钠和肌酐水平分别为（19.6±3.7）秒、（1.6±2.2）、（199.8±50.6）μmol/L、（137.6±7.7） mmol/L和（127.3±10.8）μmol/L,与死亡患者比[分别为（25.3±5.8）秒、（2.3±1.5）、（332.7±120.9）μmol/L、（127.0±14.6） mmol/L和（210.7±75.3）μmol/L],均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P〈0.01）;生存患者MELD、MELD-Na和Child-Pugh计分分别为（19.3±6.9）、（21.1±4.6）和（11.4±2.3）,均显著低于死亡患者[分别为（29.2±13.4）、（32.4±5.7）和（15.2±6.7）,P〈0.05];MELD-Na和MELD评分系统在预测肝衰竭近期病死率方面优于Child-Pugh分级计分。结论MELD、MELD-Na评分系统和Child-Pugh分级系统对于肝衰竭患者的病情判断均有较好的价值,但MELD和MELD-Na评分系统对肝衰竭预后判断的价值更高。     

2014年美国肝病学会和欧洲肝病学会对慢性肝病时肝性脑病实践指南的建议要点

<正>为了提高肝性脑病(HE)的临床研究水平,从而提高对HE患者的管理水平,欧洲肝病学会(EASL)和美国肝病学会(AASLD)联合发布了2014年慢性肝病时HE的实践指南[1],主要面向内科医生需要,给出了对慢性肝病HE成人患者诊断、治疗和预防方面的建议。指南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这一点与处理每一例患者都必须遵守的诊疗规范不同。该指南的推荐意见基于现有文献的支持证据,采用GRADE     

拉米夫定联合TACE治疗对乙型肝炎相关肝癌患者生存质量和预后的影响

目的探讨拉米夫定联合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治疗对乙型肝炎相关肝癌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方法 65例HBV DNA阳性原发性肝癌患者按就诊顺序随机分为两组,35例观察组患者在行TACE术后常规给予拉米夫定治疗,30例对照组仅行TACE术。两组患者均在术后4 w应用SF-36量表进行生存质量问卷,术后24 w和48 w随访患者生存情况。结果在术后4 w,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躯体健康评分分别为[（75.4±14.3）和（63.8±10.3）,P〈0.01],躯体角色功能分别为[（69.8±15.2）和（44.0±16.7）,P〈0.01],躯体疼痛[（63.4±16.5）和（60.6±13.5）,P〉0.05],心理健康[（63.1±8.7）和（54.1±7.3）,P〉0.05],精力[（60.8±8.1）和（54.5±7.4）,P〉0.05],社会功能[（79.5±12.4）和（62.1±9.3）,P〈0.01],情绪角色功能[（65.2±9.7）和（50.0±8.6）,P〈0.01],总体健康[（64.8±8.6）和（51.5±7.8）,P〈0.01];观察组24 w生存率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88.6%对73.3%P〉0.05）,观察组48 w生存率显著高于对照组（74.3%对50%,P〈0.05）。结论拉米夫定联合TACE治疗有利于改善肝癌患者近期部分生存质量,提高患者1 a生存率。     

胆管错构瘤误诊为多发肝囊肿1例报告

<正>1临床资料患者,男性,48岁,于2007年体检行腹部B超检查提示多囊肝,查肝功能正常。2011年11月发现肝功能异常,ALT 115U/L,AST 67 U/L,B超检查提示多囊肝,口服复方鳖甲软肝片治疗半年效果不佳。因肝功能反复异常1年余遂来我科住院治疗。入院后查肝功能:ALT 72 U/L,AST 45 U/L,血清总胆红素、碱性磷酸酶、白蛋白均正常;甲、丙、丁、戊、庚型肝炎抗体、     

慢加急性肝衰竭伴少动鞘氨醇单胞菌性脑脓肿、肺脓肿1例报告

<正>1临床资料患者,男性,25岁,因纳差、乏力、腹胀20 d,皮肤巩膜黄染5 d,于2012年6月15日入院。病史:4个月前在当地医院体检确诊"慢性乙型肝炎",口服中成药治疗。20 d前出现纳差、乏力、腹部胀痛,5 d前发现全身皮肤巩膜黄染,遂来本院诊治。化验乙型肝炎5项提示HBsAg阳性,抗-HBs阴性,HBeAg阴性,抗-HBe阳性,HBcAg阳性;肝功能示:AST 872     

先天性肝纤维化如何诊断＊--附1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目的：通过1例可疑先天性肝纤维化（CHF）患者临床和肝组织病理学特点总结,来分析该病的诊断要领。方法1例男性57岁有长期脂肪肝病史患者,肝活检资料经两家医院病理学检查,给出不同的诊断,通过复习文献,分析不能确诊的原因。结果因反复乏力纳差4个月于2012年3月24日入院。2007年体检发现脂肪肝,肝功能正常。巩膜无黄染,未见蜘蛛痣及肝掌。心肺听诊无异常,肝脾肋下未触及,移动性浊音阴性。双下肢无浮肿。ALT 30.5 U/L,AST 23.8 U/L,TBIL 17.2μmol/L;PT 12.2s,INR 0.89。HBV、HCV、HIV标记物阴性。胃镜示胃体胃窦粘膜糜烂,食管静脉中上段显露伴下段轻度曲张。上腹部MRI检查示肝硬化,门脉高压,食管下段静脉曲张;肝脏多发性小囊肿,肾脏多发性小囊肿。肝脏活检见肝组织结构尚清晰,小叶部分肝细胞疏松水肿,散在少量点灶状坏死,部分肝细胞脂肪变性（以大泡型为主,约占20％）,汇管区少量淋巴细胞浸润,部分汇管区纤维组织增生,向小叶内延伸,纤维间隔呈渐成趋势。结论综合评判,该患者应诊断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G3 S3）,先天性肝纤维化诊断无依据。     

Abernethy畸形误诊为肝硬化1例报告

<正>Abernethy畸形属先天性肝外门腔静脉分流,1793年John Abernethy在对1例10月女婴尸体解剖时首次发现,1997年该类疾病被命名为Abernethy畸形[1]。本病罕见,国内外报道不足百例,且主要见于儿童[2],成人病例更为少见,如合并其他肝病,则极易误诊。本文报道1例Abernethy畸形误诊为肝硬化的成年患者,以进一步提高对本病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