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前体质指数对围孕期增补叶酸与小于胎龄儿关系影响的研究

目的 探讨孕前不同BMI状态下,围孕期增补叶酸与小于胎龄儿（SGA）的关系。方法 以2012年3月至2016年9月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产科分娩的8 523例单胎活产孕妇以1 066例SGA作为病例组,以7 457例适于胎龄儿（AGA）作为对照组,收集孕妇一般人口学特征、孕前和孕期增补叶酸情况及新生儿基本信息等资料。通过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孕前BMI对围孕期增补叶酸与SGA关系的影响。结果 SGA发生率为12.51%（1 066/8 523）。调整孕妇年龄等因素后,孕前体重较低者是SGA发生的危险因素（OR=1.22,95%CI：1.01~1.47）,孕前超重/肥胖者可降低SGA的发生风险（OR=0.81,95%CI：0.68~0.97）;调整孕妇年龄等因素后,围孕期增补叶酸是SGA的保护因素（OR=0.82,95%CI：0.68~0.98）。按孕前BMI分层后显示,孕前超重者围孕期增补叶酸可降低SGA的发生风险（OR=0.55,95%CI：0.36~0.85）,未发现其他各BMI组围孕期增补叶酸与SGA有关。进一步按增补的叶酸种类分组后显示,围孕期单纯增补400 μg叶酸片是SGA的保护因素（OR=0.82,95%CI：0.69~0.99）,且孕前超重者围孕期单纯增补400 μg叶酸片能降低SGA的发生风险（OR=0.56,95%CI：0.36~0.86）。未发现围孕期单纯增补含400 μg叶酸的复合维生素与SGA有关。结论 孕前超重者围孕期增补400 μg叶酸片能降低SGA的发生,而在其他各BMI组中未发现关联;孕前BMI可能影响围孕期增补叶酸与SGA的关系。     

孕期妇女体力活动变化对抑郁影响的队列研究

目的 探究孕妇在孕早-中期体力活动变化对孕中期抑郁的影响。方法 依托中国孕产妇队列研究·协和项目（2017年7月25日至2018年11月26日）,将有效完成孕早、中期体力活动和抑郁情况调查的2 454名孕妇纳入研究。采用国际体力活动短问卷和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调查研究对象孕早期和孕中期的体力活动和抑郁情况。以孕早期是否患有抑郁作分组。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孕早期不患抑郁组的孕早、中期体力活动变化对预防孕中期抑郁的作用,在孕早期抑郁组中分析孕早、中期体力活动变化对减缓孕中期抑郁的作用。结果 孕妇基线和孕中期抑郁的检出率分别为23.83%和20.57%。调整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年收入和孕前BMI等因素后,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对于基线不抑郁的孕妇,孕期增加和保持充足的体力活动能够预防孕中期抑郁（OR=0.479,95% CI：0.335～0.684;OR=0.566,95% CI：0.394～0.815）,但对于基线抑郁的孕妇,体力活动与减缓孕中期抑郁的相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孕期妇女增加和保持充足的体力活动对于抑郁有预防的作用,但对于孕早期已患抑郁的妇女来说,缓解效果不明显。应在鼓励孕妇加强体力活动的同时,开展抑郁筛查,以减少孕期抑郁的发生。     

孕前及孕期增补叶酸与子痫前期发生风险的研究

目的 探讨孕前及孕期增补叶酸与子痫前期（PE）发生风险的关系。方法 选取2012年3月至2016年9月于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住院分娩的9 048例单胎活产孕妇为研究对象,以882例PE孕妇为病例组,8 166例非PE孕妇为对照组,收集孕妇的一般人口学特征、孕前及孕期增补叶酸情况、妊娠并发症及相关影响因素等信息。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增补叶酸与PE发生风险的关系及孕前BMI对增补叶酸与PE关系的影响。结果 调整孕妇年龄、文化程度等因素后,与未增补叶酸者相比,增补叶酸者发生PE的风险降低（OR=0.79,95% CI：0.64 ～ 0.96）。孕前和孕期均增补叶酸可降低PE的发生风险（OR=0.63,95% CI：0.49 ～ 0.81）;单纯增补叶酸片及增补叶酸片和含叶酸的复合维生素是PE的保护因素（OR=0.81,95% CI：0.66 ～ 0.99;OR=0.64,95% CI：0.49 ～ 0.85）,单纯增补含叶酸的复合维生素与PE未显示关联;增补叶酸剂量<400、400及>400 μg/d与PE发生风险降低有关（OR=0.62,95% CI：0.42～0.91;OR=0.81,95% CI：0.66～0.99;OR=0.68,95% CI：0.49～0.94）。按孕前BMI分层后,孕前BMI<24.0 kg/m²的孕妇增补叶酸是PE的保护因素（OR=0.75,95% CI：0.59～0.96）;在孕前BMI≥24.0 kg/m²的孕妇中未发现增补叶酸与PE有关。结论 孕前和孕期均增补叶酸与PE发生风险降低有关,且孕前BMI可能影响增补叶酸与PE的关系,应对不同孕前BMI人群分别提出适宜的增补叶酸建议。     

沿着苏德隆教授开辟的学术道路深入开展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目的探讨围孕期增补叶酸与子代不良出生结局的关联。方法选取马鞍山市4家市级医疗卫生机构2008年10月至2010年10月孕期保健的孕妇建立孕妇队列。随访期间收集孕妇社会人口统计学资料、妊娠间隔、妊娠并发症、围孕期服用叶酸等情况。追踪随访分娩情况,包括新生儿体重、身长、出生头围、胸围等。共获得有效问卷和出生详细信息的活产单胎儿4448人,其中早90人,小于胎龄儿147人,低出生体重104人。数据使用Dunnett-t检验、x²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围孕期规范增补叶酸,或单纯孕早期增补叶酸其子代出生体重、身长、头围等体格指标明显好于未增补者;控制初次建卡孕龄、孕妇年龄、文化程度、户籍、家庭人均月收人、孕前BMI、孕周、孕次、产次、妊娠间隔、既往不良孕育史、妊娠合并症后,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规范增补叶酸是不良出生结局的保护因素,可降低小于胎龄儿、早产、低出生体重发生的风险,其RR值(95%CI)分别为0.45 ( 0.24~0.86),0.52(0.32~0.87),0.39(0.19~0.80 )。而单纯孕前增补、单纯孕早期增补和其他增补叶酸情况对早产、小于胎龄儿和低出生体重的发生率并无明显影响。结论围孕期增补叶酸是否规范,直接影响子代不良出生结局的发生。     

我国孕妇孕早、中期睡眠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我国孕妇孕早、中期睡眠质量和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为有针对性地提高孕妇睡眠质量和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选取中国孕产妇队列研究·协和（CPWCS）孕早、中期孕妇数据。问卷调查获取一般人口学特征、怀孕意向、健康相关行为、抑郁和睡眠质量信息。描述孕早期、孕中期睡眠质量并比较其在不同人群特征下的分布情况,logistic回归探究孕早、中期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调查3 618名孕妇,孕早、中期睡眠障碍发生率为28.2%和28.7%;13.0%的孕妇在孕早、中期持续存在睡眠障碍,15.2%的孕妇睡眠质量下降。睡眠质量差、入睡时间长、存在睡眠障碍、日间困倦是我国孕妇睡眠的主要问题。孕早期规律饮食（OR=0.75,95% CI：0.62~0.92）、孕期在业（OR=0.84,95% CI：0.71~0.99）是孕妇睡眠质量的保护因素;孕妇年龄≥ 30岁（OR=1.19,95% CI：1.03~1.37）、孕早期被动烟草暴露（OR=1.18,95% CI：1.02~1.36）、抑郁症状（OR=2.25,95% CI：1.95~2.61）是孕妇睡眠质量的危险因素。结论 我国孕妇孕早期、孕中期睡眠障碍发生率较高,部分孕妇存在孕早、中期睡眠质量下降或持续存在睡眠障碍的情况。关注高龄孕妇、鼓励孕妇规律饮食、减少被动吸烟,减轻抑郁症状可能有助于孕妇睡眠质量的提高。     

孕期应激生活事件暴露水平对儿童2~6岁内情绪与行为问题的影响

目的 研究母亲孕期应激生活事件暴露水平对儿童2~6岁内情绪与行为问题的影响。方法 上海亲子队列于2016-2018年招募待产孕妇建卡并随访,本研究纳入来自队列的2 524对母子,使用量表于孕早、晚期评估母亲应激生活事件暴露水平,儿童2~6岁内评估情绪与行为问题。使用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及广义估计方程分析孕期应激生活事件暴露水平对儿童2~6岁内情绪与行为问题发生风险的影响及作用关键期。结果 孕期应激生活事件暴露水平持续较低、仅孕早期较高、仅孕晚期较高、持续较高的母亲分别占61.8%、13.2%、13.2%和11.8%。儿童3~6岁的情绪症状、多动问题、同伴交往及困难总分异常检出率在持续较高组中最高。广义估计方程结果显示,与孕期应激生活事件暴露水平持续较低组相比,仅孕早期较高组的儿童2~6岁内品行问题（aOR=1.41,95%CI：1.07~1.87）异常发生风险显著增加,孕期应激生活事件暴露水平持续较高组的儿童情绪症状（aOR=1.41,95%CI：1.09~1.83）、同伴交往（aOR=1.46,95%CI：1.15~1.86）及困难总分（aOR=1.51,95%CI：1.17~1.93）异常发生风险均显著增加。结论 母亲孕期应激生活事件暴露增加儿童2~6岁内情绪与行为问题异常发生风险,孕早期可能是暴露关键期。     

孕前BMI和妊娠期糖尿病对儿童脂肪重积聚时相提前的独立和联合效应

目的 探讨孕前BMI、妊娠期糖尿病（GDM）与儿童脂肪重积聚（AR）时相提前的关联。方法 基于已经建立的马鞍山优生优育队列，本研究共纳入2 896对母子对，收集孕妇孕前身高、体重、24~28周GDM情况，在婴儿42天、3月龄、6月龄、9月龄以及1岁后每6个月进行1次随访，连续追踪随访至6岁，获得其身长/高、体重等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孕前BMI、GDM与儿童AR时相提前的关联强度，并通过相乘、相加模型分析孕前BMI及GDM对于儿童AR时相提前的发生是否存在交互作用。结果 母亲孕前体重不足、体重正常、超重和肥胖者分别占23.2%（672例）、66.4%（1 923例）、8.7%（251例）和1.7%（50例）；GDM患病率为12.4%。儿童AR年龄为（4.38±1.08）岁，AR时相提前的儿童占39.3%。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孕前超重（OR=1.67，95%CI：1.27~2.19）、肥胖（OR=3.05，95%CI：1.66~5.56）以及孕期患有GDM（OR=1.40，95%CI：1.11~1.76）是AR时相提前发生的危险因素，而孕前体重不足（OR=0.60，95%CI：0.49~0.73）是AR时相提前发生的保护因素。与仅孕前超重/肥胖或孕期患有GDM相比，孕前超重/肥胖与孕期患有GDM并存，AR时相提前的发生风险更高，OR值（95%CI）分别为2.03（1.20~3.44）、3.43（1.06~11.12）。相乘模型和相加模型分析显示，孕前BMI和孕期患有GDM对儿童AR时相提前无交互作用。结论 母亲孕前较高的BMI和孕期患有GDM是儿童AR时相提前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两者并存的风险更高，但无统计学交互作用。     

广西壮族孕妇血红蛋白水平变化及其对新生儿体重影响的分析

目的 探讨广西壮族孕妇血红蛋白（Hb）水平及其变化对新生儿体重的影响。方法 研究对象为2013年5月至2015年5月在平果县医院孕检并分娩的壮族孕妇。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孕期保健和妊娠结局的资料。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和非条件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分析。结果 壮族孕妇分娩的新生儿平均出生体重（3 135.92±435.84）g。经调整混杂因素后,孕早期Hb水平与新生儿体重呈正相关,Hb每增加1 g/dl,新生儿体重增加17.61（95%CI：0.60~34.67）g;孕晚期Hb水平与新生儿体重呈负相关,Hb每增加1 g/dl,新生儿体重减少19.61（95%CI：-37.53~-1.70）g。孕期Hb水平变化与新生儿体重呈负相关,孕期Hb每增加1 g/dl,新生儿体重减少32.63（95%CI：-48.93~-16.32）g。孕早期贫血组小于胎龄儿发生风险比非贫血组增加58%（OR=1.58,95%CI：1.08~2.32）;孕期Hb水平下降幅度的最高组比最低组小于胎龄儿发生风险增加87%（OR=1.87,95%CI：1.24~2.81）,并且随着孕期Hb水平下降幅度降低,小于胎龄儿发生风险逐渐升高。结论 广西壮族孕妇孕早期Hb水平与新生儿体重呈正相关,孕晚期及孕期Hb水平变化与新生儿体重呈负相关。孕早期贫血以及孕期Hb水平下降幅度过低是小于胎龄儿的危险因素。     

孕前体质指数和孕期增重与子痫前期及其临床亚型的关系

目的 探讨孕前BMI和孕期增重与子痫前期（PE）及其临床亚型的发生风险的关系。方法 选取2012年3月至2016年9月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分娩的孕妇,根据纳入排除标准,共纳入9 274例孕妇,901例PE孕妇作为病例组,8 373例非PE孕妇作为对照组。收集一般人口学特征、孕前身高和体重、孕期生活方式、生育史和疾病史等资料,计算孕前BMI及孕期增重。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孕前BMI和孕期增重与PE及其临床亚型的关系。结果 PE中早发型PE （EOPE）401例、晚发型PE （LOPE）500例,轻度PE （MPE）178例、重度PE （SPE）723例。PE孕妇和非PE孕妇在年龄、居住地、产次、妊娠期糖尿病及高血压家族史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调整以上因素后,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孕前BMI<18.5 kg/m²和孕期增重不足是PE的保护因素（OR=0.74,95%CI：0.56~0.98;OR=0.78,95%CI：0.62~0.99）,孕前BMI ≥ 24.0 kg/m²和孕期增重过多是PE的危险因素（OR=1.82,95%CI：1.54~2.14;OR=1.82,95%CI：1.54~2.15）。对PE临床亚型分析后结果显示,孕前BMI<18.5 kg/m²是EOPE和MPE的保护因素（OR=0.52,95%CI：0.32~0.83;OR=0.47,95%CI：0.23~0.97）,孕前BMI ≥ 24.0 kg/m²和孕期增重过多是PE临床亚型的危险因素。按孕前BMI分层后,孕前18.5 kg/m² ≤ BMI<24.0 kg/m²和孕前BMI ≥ 24.0 kg/m²的孕妇中孕期增重过多（OR=1.86,95%CI：1.51~2.30;OR=1.90,95%CI：1.39~2.60）均是PE的危险因素;孕前BMI ≥ 24.0 kg/m²的孕妇中孕期增重不足（OR=0.55,95%CI：0.34~0.89）是PE的保护因素。孕前BMI<18.5 kg/m²的孕妇中孕期增重过多（OR=4.05,95%CI：1.20~13.69）是EOPE的危险因素;孕前18.5 kg/m² ≤ BMI<24.0 kg/m²的孕妇中孕期增重过多是PE各临床亚型的危险因素;孕前BMI ≥ 24.0 kg/m²的孕妇中孕期增重不足是EOPE和MPE的保护因素（OR=0.39,95%CI：0.19~0.80;OR=0.29,95%CI：0.11~0.77）,孕期增重过多是EOPE、LOPE和SPE的危险因素（OR=1.60,95%CI：1.06~2.42;OR=2.20,95%CI：1.44~3.37;OR=2.28,95%CI：1.58~3.29）。结论 孕前BMI和孕期增重影响PE及其临床亚型的发生风险,且不同孕前BMI人群孕期增重对PE的影响有差异,提倡同时关注孕前BMI和孕期体重变化,从而减少PE发生。     

孕早期脂蛋白a水平与妊娠期糖尿病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目的 探讨孕早期脂蛋白a（Lpa）水平与妊娠期糖尿病（GDM）的关系。方法 以“母体关键营养素与子代特应性皮炎”队列中的445名孕12~14周孕妇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一般人口学特征,检测孕早期空腹糖脂代谢指标,随访孕24~28周口服糖耐量试验（OGTT）结果。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Lpa水平与GDM的关系,计算OR值及其95%CI。结果 孕中期GDM发病人数为78人（17.5%）。GDM孕妇孕早期Lpa水平［105.5 （92.0,122.0） mg/L］高于非GDM孕妇［97.0（87.0,109.0） m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pa每升高10 mg/L,GDM发生风险增加21%,OR值（95%CI）为1.21（1.08~1.36）,P<0.05;校正年龄、孕周等协变量后,关联仍有统计学意义,校正OR值（95%CI）为1.14（1.01~1.30）,P=0.03。结论 孕早期Lpa水平升高可能是GDM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维持正常Lpa水平可能有助于GDM早期预防、提高子代健康水平。     

孕妇孕晚期心理健康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目的 了解孕妇孕晚期焦虑、抑郁和孤独等心理健康现状,并探究其影响因素。方法 以中国孕产妇队列研究·协和项目中的575名孕妇为研究对象,在孕早期收集孕妇的一般人口学特征和妊娠信息,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焦虑自评量表和孤独感自评量表随访调查其孕晚期的心理健康状况,应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孕妇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结果 研究对象孕晚期抑郁的发生率为16.52%,焦虑的发生率为11.13%,孤独的发生率为26.26%。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孕妇相比,大专或本科（OR=0.418,95%CI：0.184~0.950）及硕士及以上（OR=0.116,95%CI：0.027~0.503）文化程度的孕妇,其出现孤独的可能性较低;家庭年收入（万元）较高的孕妇出现抑郁（≥20 vs. <10：OR=0.527,95%CI：0.279~0.998）、焦虑（10~20 vs. <10：OR=0.363,95%CI：0.180~0.731;≥20 vs.<10：OR=0.271,95%CI：0.132~0.554）及孤独（≥20 vs. <10：OR=0.477,95%CI：0.276~0.826）的可能性均较低。结论 孕妇的文化程度和家庭年收入对于孕晚期的心理健康状况有影响,医护人员应加强开展针对性的孕期心理指导,以改善孕妇孕期的心理健康情况。     

孕期增重及总增重与妊娠期糖尿病关系的队列研究

目的 探讨孕期增重及其总增重与妊娠期糖尿病（GDM）的关系。方法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于2013年3-9月选取成都市妇幼医疗机构产前门诊829名单胎健康孕妇作为基线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于首次纳入时收集孕妇孕前等基线资料,于孕第（12±1）、（28±1）、（36±1）周及分娩前分别收集孕妇锻炼习惯、膳食摄入情况等信息和测量孕妇体重,分娩后收集分娩孕周等分娩信息。GDM诊断按中国妊娠合并糖尿病防治指南（2014）,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孕早、中、晚期增重和孕期总增重与GDM的关系。结果 共682名孕妇纳入数据分析。控制生育年龄、孕前BMI、糖尿病家族史、高血压家族史、孕早期锻炼、产次、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及膳食能量等混杂因素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与孕早期增重适宜组相比,孕早期增重不足组和增重过多组GDM发生风险均增加（分别为OR=1.23,95% CI：0.63～2.38和OR=2.20,95% CI：1.12～4.35）;与孕中期增重适宜组相比,孕中期增重不足组和过多组GDM发生风险均降低（OR=0.47,95% CI：0.18～1.19和OR=0.78,95% CI：0.43～1.42）;与孕晚期增重适宜组相比,孕晚期增重不足组GDM发生风险增加（OR=1.48,95% CI：0.77～2.84）,增重过多组GDM发生风险降低（OR=0.53,95% CI：0.28～0.99）;与孕期总增重适宜组相比,总增重不足组GDM发生风险增加（OR=2.16,95% CI：1.04～4.46）,总增重过多组GDM发生风险降低（OR=0.74,95% CI：0.38～1.46）。结论 孕早期增重不足和过多均可能增加GDM发生风险,孕早期可能是影响GDM发生的关键时期,孕中晚期增重对GDM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母亲孕前体质指数和孕期体重增加及其交互作用对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影响

目的 研究孕妇孕前BMI和孕期增重对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影响及其交互作用。方法 应用队列研究方法,选取2014年1月至2015年3月在安徽省安庆市立医院住院分娩的孕妇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孕妇基本情况,并通过医院电子病历信息系统获取孕妇及新生儿信息。采用χ²检验、多分类logistic回归、相乘模型和相加模型分析孕妇孕前BMI、孕期增重及其交互作用与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关系。结果 共纳入单胎活产孕妇2 881例,其中小于胎龄儿359例（12.46%）,大于胎龄儿273例（9.48%）。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控制可能的混杂因素后,孕前体重过低（aRR=1.33,95%CI：1.02~1.73）与孕期增重不足（aRR=1.64,95%CI：1.23~2.19）可增加小于胎龄儿发生风险,孕前超重/肥胖（aRR=1.86,95%CI：1.33~2.60）与孕期增重过多（aRR=2.03,95%CI：1.49~2.78）可增加大于胎龄儿发生风险;交互作用分析显示,未发现二者对新生儿出生体重存在交互作用。结论 母亲孕前体重和孕期增重与新生儿出生体重相关,但未发现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     

围孕期患病及心理状态与婴儿出生缺陷的关系

目的 了解陕西省出生缺陷患病水平及其主要危险因素,分析母亲围孕期患病及其心理状态与出生缺陷患病的关系。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调查陕西省30个区（县）2010年1月至2013年11月怀孕且明确结局的育龄妇女及婴幼儿。采用多阶段复杂抽样logistic回归分析孕期患病及心理状态和出生缺陷的关系。结果 陕西省出生缺陷患病率为195.04/万。在29 121例调查对象中,围孕期患病者占51.1%,围孕期发生心理状态改变者占6.8%。控制混杂后,围孕期患感冒（OR=1.33,95% CI：1.10~1.61）、发热（OR=1.54,95% CI：1.09~2.16）、肝内胆汁淤积症（OR=32.77,95% CI：4.08~263.04）等疾病及存在情绪低落、烦躁易怒、焦虑等精神状态（OR=1.60,95% CI：1.19~2.15）及家庭关系不和（OR=2.07,95% CI：1.12~3.79）等心理因素与出生缺陷的发生有关。对各时期（孕前及孕早中晚期）患病分析发现：孕早期患感冒（OR=1.59,95% CI：1.28~1.98）、孕早期发热（OR=1.43,95% CI：1.48~4.00）、孕中期情绪不良（OR=1.52,95% CI：1.05~2.19）、孕晚期情绪不良（OR=1.63,95% CI：1.05~2.19）、孕晚期关系不和（OR=2.89,95% CI：1.16~7.20）与出生缺陷相关。对患病频率分析发现：4个时期只有1个时期患感冒（OR=1.24,95% CI：1.02~1.52）、有2个时期患感冒（OR=2.06,95% CI：1.30~3.26）、1个时期有发热（OR=1.49,95% CI：1.04~2.13）、1个时期存在情绪不良（OR=1.71,95% CI：1.19~2.45）、1个时期关系不和（OR=2.67,95% CI：1.32~5.39）与出生缺陷相关。结论 陕西省出生缺陷患病率处于较高水平,围孕期感冒、发热、情绪问题及关系不和可能增加出生缺陷的罹患风险。     

孕前超重、孕期过度增重与巨大儿发生风险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目的 探讨巨大儿发生与孕前超重、孕期过度增重的直接关联及关联强度。方法 2015年1月起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妇幼保健院建立孕妇队列,创建孕妇健康档案,收集孕期及分娩信息,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孕前体重、孕期增重、分娩体重、孕期健康状况及各种孕期并发症、分娩情况等,计算孕前BMI及孕期增重,收集新生儿出生体重,了解巨大儿发生与孕前超重、孕期过度增重之间的关系。结果 巨大儿发生率为6.6%（149/2 243）。不同孕前BMI组巨大儿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在控制了孕妇年龄、孕产史等因素后,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孕前BMI适宜的孕妇比,孕前BMI超重以及肥胖的孕妇生产巨大儿的风险均增加（OR=3.12,95%CI：1.35~7.22,P=0.008; OR=2.99,95%CI：1.17~7.63,P=0.022）。不同孕期增重组巨大儿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在控制了孕妇年龄、孕产史、孕期并发症等因素后,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孕期增重适宜的孕妇比,孕期增重不足的孕妇生产巨大儿的风险降低（OR=0.52,95%CI：0.30~0.90,P=0.019）。而孕期过度增重在调整了各种孕期指标后,与孕期增重适宜的孕妇比,巨大儿发生风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1.41,95%CI：0.96~2.09,P=0.084）。结论 孕前超重或肥胖是巨大儿发生的风险因素。     

陕西省新生儿体表先天畸形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陕西省新生儿体表先天畸形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通过问卷调查2010-2013年陕西省孕满28周且结局明确的育龄妇女及其生育子女的相关信息,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新生儿体表先天畸形的影响因素。结果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OR=21.76,95%CI：4.46～106.25）、不良孕产史（OR=11.88,95%CI：9.14～15.45）、家族出生缺陷史（OR=6.15,95%CI：2.66～14.23）、双胎（OR=5.74,95%CI：3.34～9.86）、母亲为工人（与其他职业比,OR=2.47,95%CI：1.30～4.68）或农民（与其他职业比,OR=1.91,95%CI：1.14～3.20）、产检<4次（与产检>7次者比,OR=1.84,95%CI：1.28～2.64）、职业危险暴露（OR=1.74,95%CI：1.26～2.42）、母亲来自关中地区（与陕北地区者比,OR=1.65,95%CI：1.20～2.28）、母亲居住农村（OR=1.75,95%CI：1.13～2.71）、围孕期使用药物（OR=1.64,95%CI：1.26～2.13）是体表先天畸形的危险因素,而母亲围孕期服用铁剂（OR=0.46,95%CI：0.21～0.99）是体表先天畸形的保护因素。结论 母亲来自关中地区、农村、农民或工人、不良孕产史、家族出生缺陷史、双胎、产检<4次、职业危险暴露、使用药物、妊娠期患肝内胆汁淤积症可能增加新生儿体表先天畸形的罹患风险。     

中国3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抑郁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调查了解我国社区≥60岁老年人抑郁情况,并探索其影响因素。方法 调查对象来自“老年期重点疾病预防和干预”项目,该项目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于2019年在辽宁、河南和广东3省16个县（区）共完成14 335名≥60岁老年人的抑郁筛查。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对象人口学特征、是否与家人居住、是否与邻居有交往、日常锻炼、认知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等信息,使用PHQ-9抑郁筛查量表评估老年人近半个月内的抑郁情况。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因素。结果 辽宁省、河南省、广东省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率为15.45%,3省分别为18.17%、18.87%、9.93%。不同地域间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率存在城乡差异,其中河南省为17.09% vs. 20.61%,广东省为7.99% vs. 11.0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老年女性抑郁症状检出率高于男性（OR=1.76,95%CI：1.58~1.96）,离异/分居（OR=2.08,95%CI：1.01~4.30）、认知功能异常（OR=1.78,95%CI：1.59~1.98）、基础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BADL）受损（OR=1.74,95%CI：1.23~2.46）、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IADL）受损（OR=2.23,95%CI：1.97~2.54）是老年人抑郁的危险因素（P<0.05）,且IADL受损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高于BADL受损（2.23 vs. 1.74）;≥80岁（OR=0.82,95%CI：0.68~0.99）、与家人居住（OR=0.67,95%CI：0.57~0.80）、与邻居有交往（OR=0.86,95%CI：0.76~0.98）、每周锻炼多次（OR=0.82,95%CI：0.69~0.96）、几乎每天锻炼（OR=0.63,95%CI：0.56~0.70）是老年人抑郁的保护因素（P<0.05）。结论 我国社区≥60岁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性别、婚姻状况、社会交往、体育锻炼、认知功能、ADL均是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因素,老年卫生保健部门应开展重点人群心理预防和干预工作。     

铊暴露与出生结局的关联研究

目的 研究铊暴露与出生结局关联的相关性。方法 以2013年5月至2014年9月在马鞍山市妇幼保健院纳入的3 236名孕妇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法检测孕妇外周血及新生儿脐血中的铊浓度,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研究铊暴露与出生结局关联的相关性。结果 孕妇孕早、中期外周血和新生儿脐血中铊浓度分别为61.7（50.8~77.0）、60.3（50.8~75.2）和38.5（33.6~44.1）ng/L。调整混杂因素后,孕早期外周血铊浓度与新生儿出生头围呈负相关（β=-0.41,95%CI：-0.76~-0.06）;脐血中铊浓度与新生儿出生身长呈负相关（β=-0.65,95%CI：-1.25~-0.05）;而孕中期外周血铊浓度与新生儿出生体重、身长、头围均无统计学关联（P>0.05）。性别差异分析显示：孕早期外周血铊浓度与女婴出生头围呈负相关（β=-0.53,95%CI：-1.05~-0.01）;脐血中铊浓度与女婴出生体重（β=-277.08,95%CI：-485.13~-69.03）、身长（β=-1.39,95%CI：-2.26~-0.53）呈负相关;孕早期和孕中期外周血及脐血中铊浓度与男婴出生体重、身长、头围均无统计学关联（P>0.05）。结论 铊暴露对新生儿出生结局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孕早期外周血铊浓度与女婴出生头围呈负相关,脐血中铊浓度与女婴出生体重、身长均呈负相关。     

西南3省妇女孕前体质指数和孕期增重对新生儿出生体重影响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目的 探讨孕妇孕前BMI、孕期增重对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影响。方法 以来自西南3省的5 395名孕妇为研究对象,根据WHO推荐的BMI分类标准将孕妇分为孕前低体重组、正常体重组、超重组以及肥胖组。按照美国医学研究院推荐的孕期增重标准定义各组孕妇孕期增重是否适宜。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孕前BMI和孕期增重与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关系。结果 调整相关混杂因素后,孕前BMI较低（OR=1.91,95% CI：1.47~2.50）是分娩小于胎龄儿（SGA）的危险因素,但可降低分娩大于胎龄儿（LGA）的风险（OR=0.55,95% CI：0.47~0.66）。孕期增重不足会使SGA的发生风险增加（OR=1.57,95% CI：1.21~2.03）,分娩LGA的风险降低（OR=0.48,95% CI：0.41~0.57）。孕前超重肥胖（OR=1.85,95% CI：1.58~2.17）以及孕期增重过多（OR=1.87,95% CI：1.67~2.11）与LGA的发生风险呈正相关。分层分析显示孕期增重不足仅会使孕前BMI较低和正常的孕妇分娩SGA的风险升高,对孕前超重肥胖的孕妇分娩SGA的风险没有影响。结论 孕前BMI和孕期增重是新生儿出生体重的重要影响因素,应加强孕妇健康教育、合理控制孕期增重。     

浙江省孕妇巨大儿相关知识的流行病学调查

目的 了解浙江省孕妇对巨大儿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及影响因素,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孕前、孕期保健指导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浙江省20个县(市、区)1 512名孕妇进行面对面调查,分析巨大儿知晓率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1 494份,巨大儿诊断标准的知晓率为40.7%(95%CI:38.2%~43.2%);巨大儿发生原因知晓率为55.0%(95%CI:52.4%~57.6%)、预防知识知晓率为62.4%(95%CI:59.9%~64.9%),两者均知晓的比例为49.0%(95%CI:46.4%~51.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孕晚期(OR=1.906,95%CI:1.128~3.221)、城市户籍(OR=1.335,95%CI:1.014~1.756)、教育程度为大专(OR=2.474,95%CI:1.635~3.744)和本科及以上(OR=2.072,95%CI:1.338~3.209)、参加孕期保健知识培训(OR=1.936,95%CI:1.509~2.484)和自学孕期保健知识(OR=2.065,95%CI:1.338~3.189)能够提高孕妇对巨大儿诊断标准和预防知识的知晓率。高龄孕妇(OR=2.103,95%CI:1.330~3.323)对巨大儿发生原因和预防知识知晓率高于低年龄者。结论 浙江省孕妇对巨大儿诊断标准的知晓率不到50%,应加强对育龄妇女的孕前、孕期宣传教育和保健指导,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多开展孕期保健知识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