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伴焦虑症状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抑郁症患者伴焦虑症状的发生情况,并从社会心理因素方面分析抑郁症伴焦虑症状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rating scale,HAMA)、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生活事件量表(life event scale,LES)、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TCSQ)、社会支持问卷(social support scale,SSS)对729例抑郁症患者进行评估,根据HAMA得分将患者分为不伴焦虑症状组(HAMA7分)和伴焦虑症状组(HAMA14分),比较两组社会心理因素,并分析抑郁症伴焦虑症状的影响因素。结果抑郁症患者中焦虑症状(HAMA14分)的发生率为58.85%(429/729),16.32%(119/729)肯定不伴焦虑症状(HAMA7分)。伴焦虑症状组神经质、精神质、负性生活事件、消极应对方式的得分高于不伴焦虑症状组(P0.001);外倾性的得分低于不伴焦虑症状组(P=0.010)。抑郁程度(OR=9.255,95%CI:4.726~18.127)、神经质(OR=1.595,95%CI:1.197~2.125)、负性生活事件(OR=1.009,95%CI:1.001~1.017)、消极应对方式(OR=1.046,95%CI:1.013~1.080)均是抑郁症患者伴焦虑症状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抑郁症患者焦虑症状的发生率高。抑郁症状严重、高神经质水平、经历更多负性生活事件、倾向于采用消极应对方式的抑郁症患者更有可能伴焦虑症状。     

难治性抑郁症患者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难治性抑郁症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将100例符合难治性抑郁症诊断标准的抑郁症患者与同期的非难治性抑郁症患者进行1∶1配比病例对照研究,采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人格诊断问卷(PDQ-4)、艾森克人格问卷(EPQ)、社会支持量表以及生活事件量表对入组的抑郁症患者进行调查和评定,应用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处理数据。结果: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难治性抑郁症的危险因素是:应激性生活事件(OR=3.725,95%CI:1.684～7.282),社会支持差(OR=4.257,95%CI:1.790～9.887),神经质(OR=4.124,95%CI:1.776～8.231),伴人格障碍(OR=4.875,95%CI:2.432～10.245),伴人格解体(OR=0.384,95%CI:0.156～0.898),伴强迫症状(OR=0.401,95%CI:0.219～0.976),1年内未及时治疗(OR=0.406,95%CI:0.206～0.844)。结论:具有应激性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差、伴人格障碍、神经质(EPQ-N量表分)、伴人格解体症状、伴强迫症状、1年内未及时治疗是难治性抑郁症的主要危险因素。     

酒依赖患者应对方式与家庭环境的关系

目的:探讨酒依赖患者应对方式与家庭环境的相关性。方法:对58例酒依赖患者(研究组)和60名无嗜酒史的当地市民(对照组)进行应对方式问卷(CSQ)和中文版的家庭环境量表(FES)调查,分析酒依赖患者应对方式与家庭环境因素的关系。结果:研究组CSQ中退避、幻想和自责因子分显著高于对照组(t=2.41,t=3.22,t=4.15;P0.05或P0.01);FES中亲密度、情感表达、娱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矛盾性和控制性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或P0.01)。研究组FES中亲密度、情感表达、独立性、成功性评分与CSQ解决问题评分呈正相关,情感表达评分与求助评分呈正相关,娱乐性评分与自责评分呈负相关(P0.05或P0.01)。结论:酒依赖患者应用不成熟的应对方式,不良家庭环境是其影响因素。     

认知行为治疗对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及社会功能的影响

目的:探讨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对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的影响及与社会功能改善的相关性。方法:69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分为5个团体小组,在药物维持治疗基础上施行团体认知行为治疗,1次/周,每次约1.5 h,疗程6个月。于治疗前、治疗后12和24周,分别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应对方式问卷(CSQ)和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进行评估,并比较治疗前后的变化及各评分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治疗后SDSS总分、CSQ的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得分显著下降;GSES总分、CSQ的解决问题、求助得分显著增高,治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0.789~3113.245,P0.01或P0.001);GSES评分显著增高(P0.01)。相关分析显示,SDSS与GSES呈负相关(r=-0.334,P0.01),与CSQ的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的应对方式呈正相关(r=0.079~0.388,P0.01);GSES与CSQ的幻想、退避的应对方式呈负相关(r=-0.154~-0.161,P0.05)。结论:团体认知行为训练可提高患者的自我效能感、改变应对方式,从而有效地改善患者的社会功能。     

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个性特征与应对方式

目的：探讨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个性特征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方法：运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及应对方式问卷（CSQ）对55例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研究组）和43名无酗酒史的健康人（对照组）进行问卷调查,并对其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结果：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的个性以精神质为显著特征;EPQ评分除内外向因子外其他维度如精神质（t=4.75,P〈0.001）、神经质（t=4.95,P〈0.001）以及掩饰程度（t=-2.47,P〈0.01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两组CSQ评分比较,研究组的应对方式不成熟,以退避（t=9.08,P=0.000）、幻想（t=10.33,P=0.000）和自责（t=8.74,P=0.000）评分较对照组显著增高。相关分析发现,研究组神经质与合理化（r=0.263,P〈0.05）、自责（r=0.298,P〈0.05）呈正相关;内外向与解决问题（r=0.532,P〈0.01）、求助（r=0.582,P〈0.01）呈显著正相关,精神质与解决问题（r=-0.270,P〈0.05）呈负相关。结论：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应对方式受其个性特征影响。     

团体归因治疗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照料者归因方式的影响

目的:探讨团体归因治疗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照料者归因方式的影响。方法:将6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照料者随机分为两组,干预组30人接受每周1次、每次60～90 min、共10次的团体归因治疗;对照组30人不予处理;团体归因治疗前后对两组进行归因方式自评问卷(ASQ)、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的评估和比较。结果:治疗前两组间ASQ、SDS及SA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干预组SDS及SAS评分显著降低并显著低于对照组(P均0.001);ASQ中正性事件得分及各因子得分显著提高且高于对照组,负性事件得分及各因子得分显著降低且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或P0.001);对照组治疗前后SDS及SAS、ASQ各因子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接受团体归因治疗可显著改善精神分裂症家庭照料者的归因方式,并减轻其抑郁和焦虑水平。     

新兵的应付方式、自尊水平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目的分析新兵的应付方式、自尊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为促进其心理健康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抽取陆军某部队2013夏秋入伍2~3周的421名新兵为研究对象,采用应付方式问卷(CSQ)、自尊量表(SES)、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其心理应付方式、自尊水平和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团体施测。结果 1独生子女新兵SES、解决问题因子评分低于非独生子女(t=-2.497,-2.445,P0.05),SCL-90总评分、自责与退避因子评分高于非独生子女(t=3.353,2.603,2.229,P0.05);城市新兵SCL-90总评分高于农村新兵(t=2.291,P0.05)。2新兵心理健康水平与解决问题、求助、自尊呈正相关(P0.05),与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呈负相关(P0.05);对心理健康水平影响大小依次是自责、自尊、幻想、解决问题、合理化因子。3解决问题、合理化、自责、幻想对心理健康产生直接影响(路径系数=-0.14,0.11,0.24,0.21),解决问题、合理化、自责通过自尊中介对心理健康产生间接影响(路径系数=0.35,0.17,0.36)。结论非独生子女与农村新兵心理健康水平较高,应付方式对新兵心理健康产生直接预测作用,自尊是应付方式与心理健康的中间变量。     

文化适应对流动儿童轻度违法的影响作用

目的了解流动儿童的文化适应对轻度违法,主要是品行障碍方面的影响作用,从实证的角度验证文化迁移的影响作用。方法通过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问卷等系列问卷调查和访谈法,对124名流动儿童适应文化变迁的心理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 1流动儿童和城市儿童在品行障碍问卷上的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7.54±2.64)vs.(1.01±0.45),t=54.33,P0.01];2与城市儿童比较,流动儿童有更高的集体主义(8.15±0.79,t=2.274,P0.01)和更低的个体主义(4.73±0.45,t=-17.31,P0.01);3在ASQ正性归因方式评分上,流动儿童低于城市儿童(P均0.01),在ASQ负性归因方式评分上,流动儿童高于城市儿童(P均0.01);4除负性情绪维度外,主观幸福感量表(SWS)各维度评分流动儿童均低于城市儿童(P均0.01)。结论文化适应不良会导致流动儿童没有发展出独立自我,滋生出更多的轻度违法行为,这与他们习惯于自我归咎的归因方式,有着更多的负性情绪和更少的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     

影响出国维和待命士兵应付方式的相关因素

目的 了解参加维和部队士兵在出国前的心理应付方式，探讨应激性心理障碍与应付方式的关系。方法 采用应付方式问卷量表（CSQ），艾森克（EPQ）个性问卷量表和生活事件量表，Zung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对维和待命士兵进行测评，分组进行对照分析。结果 年龄与“自责”、“幻想”因子呈负相关，文化程度与“求助”因子呈负相关，军龄与“解决问题”呈正相关，与“自责”呈负相关；正性事件分值与“求助”、“合理化”因子呈正相关，负性事件分值与“自责”、“退避”呈正相关，生活事件总值与“自责”、“退避”呈正相关。结论 士兵应付方式与年龄、军龄、文化程度、性格具有相关性，焦虑抑郁组应付方式和对照组有较大差异。在士兵中进行应付方式的教育和训练，有益于平战时的心理健康。     

父母教养方式对缓解期抑郁症患者归因方式的影响

目的: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对抑郁症缓解期归因方式的影响。方法: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和归因方式问卷对116例抑郁症患者治疗前后及112例正常志愿者进行测查。结果:对照分析显示抑郁症患者对负性事件的内在性及正性事件的持久性、整体性归因和总体指标具有相对稳定性。教养方式中父母温暖理解、母亲偏爱与正性事件整体性、持久性及总体指标成正相关,与负性事件内在性负相关;父母拒绝否认、惩罚严厉、过度干涉与正性事件整体性、持久性及总体指标负相关,与负性事件内在性正相关。父母教养方式对抑郁症患者负性事件的内在性归因,正性事件持久性、整体性归因及总体指标有较好的预测。结论:抑郁症患者在缓解期也存在负性归因,调节教养方式可改变归因。     

广泛性焦虑障碍和抑郁症患者归因方式的对照研究

目的:比较广泛性焦虑障碍和抑郁发作的归因方式差异。方法:评估广泛性焦虑障碍、抑郁发作患者、正常对照组各90例的归因方式,并比较其差异。结果:对负性事件的结果归因方式正常人倾向于外归因、不稳定性和特定性归因,抑郁发作患者对负性事件的归因方式倾向于内归因、持久性和全面性归因,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对负性事件的归因方式倾向于内归因、不稳定性和特定性归因(F=13.051,P=0.001;F=31.142,P=0.000;F=3.910,P=0.025);对正性事件的归因方式抑郁症患者倾向于外归因(F=3.898,P=0.023),广泛性焦虑障碍对正性事件的内归因、不稳定性和特定性归因和正常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502,P=0.226;t=1.481,P=0.230;t=0.999,P=0.371);归因方式中全面性和持久性、内在性相互关联(r=0.278,P0.05;r=0.301,P0.05),但持久性和全面性归因相关最明显(r=0.428,P0.01)。结论:归因方式可作为临床上鉴别诊断广泛性焦虑障碍和抑郁发作的心理学指标,其中内归因影响最大,持久性和全面性归因明显相关。     

强迫症病理心理机制危险因子研究

目的:应用心理解剖的方法探讨强迫症的危险因素。方法:选择60例强迫症患者作为强迫症组,另选取相匹配的健康人群60名作为对照组,对他们进行问卷调查。采用条件Logistic回归方程对结果进行分析。结果:有3个因素作为强迫症的重要危险因素保留在最后方程中,分别为童年创伤性经历(OR=2.001,95%CI=1.696~3.005),不当的养育方式(OR=1.024,95%CI=1.005~1.044),负性生活事件(OR=0.962,95%CI=0.934~0.992)。结论:强迫症是不同的危险因素同时存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精神分裂症患者述情障碍与应付方式的相关性

目的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述情障碍与应付方式特征及其相关性。方法本研究为单纯随机对照研究。将62例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诊断标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研究组,选取70名正常健康者为对照组。采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和应付方式问卷(CSQ)对两组进行测评。结果研究组TAS-20各项因子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或0.01),研究组CSQ的退避、幻想、自责因子评分高于对照组(P0.01),合理化和解决问题因子评分低于对照组(P0.01)。相关分析显示,研究组TAS-20的P1因子与CSQ的幻想、自责、合理化因子呈正相关(r=0.352~0.488,P0.05),与解决问题因子呈负相关(r=-0.327,P0.05);P2因子与CSQ的合理化因子呈正相关(r=0.256,P0.05),与解决问题因子呈负相关(r=-0.349,P0.05)。结论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述情障碍和消极的应付方式,且述情障碍与应付方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首发未用药抑郁症患者大五人格特征对照研究

目的探讨首发未服药抑郁症患者的大五人格特征。方法采用大五人格量表简化版(neuroticism extraversion openness five-factor inventory,NEO-FFI),对112例首发未服药抑郁症患者及99名性别、年龄、文化背景相匹配的正常对照进行大五人格特征评估,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评定患者的抑郁症状。结果患者组神经质维度得分高于对照组,而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及责任感维度得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示,抑郁症与高水平神经质(OR=1.106,95%CI:1.029~1.189)、低水平外向性(OR=0.809,95%CI:0.733~0.893)和宜人性(OR=0.870,95%CI:0.794~0.953)相关联(均P0.01)。线性回归分析示,HAMD评分仅与高水平神经质相关(B=0.121,P=0.003),发病年龄则与责任感维度得分相关(B=0.015,P=0.001)。结论本研究确认了抑郁症患者人格维度与正常对照有差异,高水平神经质维度是首发抑郁症患者的重要人格因素特征,低水平责任感则可能与抑郁症发病年龄早有关。     

围绝经期妇女罹患抑郁症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症的危险因素。方法:80例确诊为抑郁症的围绝经期女性患者(抑郁症组)和120例非抑郁症的围绝经期女性患者(对照组)进行艾森克人格量表(EPQ)、生活事件量表(LES)、社会支持量表(SSRS)的自评,同时检测两组血雌二醇激素(E2)及促卵泡刺激素(FSH)水平并进行比较。结果:抑郁症组血E2水平(t=-8.17,P=0.000)及SSRS主观支持得分(t=-3.44,P=0.001)低于对照组;血FSH水平(t=13.45,P=0.000)、LES总事件刺激分(t=5.42,P=0.00)、负性事件刺激分(t=7.97,P=0.000)、EPQ-N(神经质)分(t=8.32,P=0.000)、EPQ-P(精神质)分(t=3.84,P=0.00)高于对照组。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提示,血E2、FSH水平、LES负性事件评分、EPQ-N评分的回归系数β分别为-0.117、1.116、0.372、0.290(P0.01或P0.001)。结论:血E2、FSH水平、社会心理因素、负性事件刺激及神经质人格是围绝经期妇女罹患抑郁症的危险因素。     

女性癫痫患者焦虑、抑郁和失眠发病率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女性癫痫患者焦虑、抑郁和失眠的发病率和相关因素。方法收集428例成人女性癫痫患者的一般资料,并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进行测评,相关因素用逐步逻辑回归进行分析。结果女性癫痫患者并发焦虑、抑郁和失眠的发病率分别是38.7%,21.4%和28.6%。患病影响夫妻关系、患病影响恋爱关系、担心发作、担心影响生育和哺乳、羞耻感、起病年龄和发作频率均与焦虑相关(均P0.05)。患病影响夫妻关系、患病影响恋爱关系、起病年龄、病程和发作频率均与抑郁相关(均P0.05)。职业、性格、人际关系和雌二醇水平均与失眠相关(均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患病影响夫妻关系(OR=3.103,95%CI:1.097~4.686,P=0.008)、患病影响恋爱关系(OR=2.164,95%CI:0.873~3.752,P=0.005)和发作频率(OR=1.704,95%CI:0.680~2.586,P=0.015)是影响焦虑的独立影响因素。患病影响夫妻关系(OR=3.245,95%CI:1.536~5.108,P=0.003)、患病影响恋爱关系(OR=3.151,95%CI:2.135~5.018,P=0.006)、病程(OR=1.196,95%CI:0.828~2.654,P=0.035)和发作频率(OR=1.661,95%CI:1.033~4.326,P=0.014)是影响抑郁的独立影响因素。性格(OR=2.543,95%CI:1.237~4.686,P=0.003)和人际关系(OR=1.816,95%CI:0.905~3.593,P=0.017)是影响失眠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成人女性癫痫患者焦虑、抑郁和失眠发病率较高。焦虑和抑郁与家庭因素、生育、哺乳、羞耻感及癫痫发作有关,失眠与性格和人际关系有关。     

南京市三所综合大学新生自杀观念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南京3 所公立综合类大学大一新生自杀观念的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方 法 对南京市3 所公立综合类大学8 811 名大一新生发放问卷，包括一般资料（年龄、性别、父母离异、精 神病既往史、自杀既往史等）、艾森克人格量表神经质维度（EPQ-N）、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社会 支持评定量表（SSRS）的主观支持及支持利用度部分、贝克抑郁量表（BDI），通过Logistics 回归模型分析自 杀观念的影响因素。结果 8 811 名大一新生中，收回有效问卷8 770 份，有效回收率99.5%。其中无自 杀观念7 754人（88.4%），有自杀观念1 016人（11.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低龄（OR=0.913， 95%CI：0.876～0.952）、女性（OR=1.296，95%CI 1.093～1.535）、父母离异（OR=1.366，95%CI：1.034～1.804）、 精神病既往史（OR=1.957，95%CI：1.445～2.652）、自杀既往史（OR=4.827，95%CI：3.195～7.293）、抑郁 （OR=3.982 ，95%CI：3.384～4.685）、神经质评分高（OR=1.172，95%CI：1.142～1.202）、SSRS 主观社会支持 及社会支持利用程度低（OR=0.936，95%CI：0.916～0.955）、负性生活事件多（ALSEC 评分高，OR=1.020， 95%CI：1.013～1.027）是自杀观念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 0.05）。结论 大一新生自杀观念发生率较高， 其影响因素较多样且复杂，应从个体人口学特征、家庭、心理特质、社会等多角度预防、干预大一学生自 杀观念。     

脑梗死患者6个月死亡危险因素分析:南京市第一医院卒中登记

目的探讨脑梗死的临床特征及其6个月死亡预测因素,为早期干预提供依据。方法根据南京市第一医院卒中登记,前瞻性记录2004~2008年间连续收治的脑梗死患者,详细记录患者的临床资料。于发病90 d随访患者本人或家属,记录所有临床事件及其发生时间。采用mRS量表对患者预后进行评分。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各影响因素与卒中6个月死亡的关系。结果符合纳入标准脑梗死患者共计1833例,发病6个月时死亡283例,死亡率15.4%。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OR=1.028,95%CI:1.014~1.043)、心房纤颤(OR=2.000,95%CI:1.272~3.145)、脑卒中(OR=1.524,95%CI:1.000~2.321)、中重度神经功能缺损(OR=5.933,95%CI:4.126~8.530)、肾功能损伤(OR=1.987,95%CI:1.150~3.435)、肺部感染(OR=3.869,95%CI:2.727~5.489)、消化道出血(OR=3.859,95%CI:1.86~8.002)是脑梗死6个月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结论年龄、心房纤颤、脑卒中、中重度神经功能缺损、肾功能损伤、肺部感染、消化道出血是脑梗死6个月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精神分裂症患者应对方式、父母教养方式及防御方式的性别差异

目的: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应对方式、父母教养方式及防御方式的性别差异。方法:采用应付方式问卷(CSQ)、父母教养方式问卷(EBMU)及防御方式问卷(DSQ)对96例男性与75例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评估。结果:应付方式:男性患者使用幻想少于女性(F=2.77,P0.05),使用自责、退避多于女性(F=3.76,F=2.76;P均0.05)。父母教养方式:父亲对儿子采取拒绝否认大于女儿(F=4.82,P0.01);母亲对儿子采取拒绝否认小于女儿(F=2.87,P0.05)。防御方式:男性患者采用退缩、反作用形成、消耗倾向多于女性,采用幻想、躯体化、期望少于女性(P均0.05)。结论:不同性别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应对方式、父母教养方式及防御方式不同,心理干预应有性别针对性。     

精神科护士生活事件、应对方式及社会支持度的现况调查

目的 了解精神科护士心理健康状况.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铜陵市第三人民医院73名精神科护士,用生活事件量表(LES)、应对方式问卷(CSQ)、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调查1年内发生的各类生活事件、采取的应对方式以及获得的社会支持状况等.结果 精神科护士1年内负性生活事件发生的频度为70例次,平均强度为(41.70 ±49.39),正性生活事件23例次,平均强度(8.31 ±13.72),负性生活事件频度和强度均大于正性生活事件(x2=14.41,P＜0.01;t =5.04,P＜0.01);10年以内工龄的护士以工作、经济及学习等事件为主,10年以上工龄护士以健康为主;应对方式以“解决问题-求助型”为主(76.56％),多见于工龄10年以内的年轻人,“退避-自责型”及“合理化型”(23.44％),多见于中级以上职称及工龄10年以上人员;精神科护士主观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率达中度以上61例(95.31％),而客观支持中度以上51例(79.69％),支持主要来源于家人(46/51例,x2=23.67,P＜0.01),但支持利用度在中度以上的只有36例(56.25％),主要是主管护师以上及工龄10年以上的人员(19/31例,x2=3.83,P＜0.05).结论 精神科护士负性生活事件发生的频度和强度均大于正性生活事件,年轻护士以工作、经济及学习等事件为主,主管护师以上以健康为主;年轻护士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但社会支持利用度不高,主管护师社会支持利用度较高,但多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