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身免疫性肝病与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肝移植预后差异配对分析

目的分析自身免疫性肝病(AILD)与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肝移植的预后差异及预后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2年1月至2017年1月行肝移植的75例受者临床资料。将受者分为AILD组(25例)和病毒性肝炎肝硬化组(50例)。观察受者的术中情况,包括器官热缺血时间、冷缺血时间、手术时间、无肝期、输血量;观察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包括重度急性肾损伤(AKI)、感染、急性排斥反应、胆道相关并发症、血管相关并发症、移植后糖尿病(PTDM);观察出院后随访情况。分析肝移植受者预后的影响因素。结果 AILD组与病毒性肝炎肝硬化组的器官热缺血时间、冷缺血时间、手术时间、无肝期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AILD组受者术后急性排斥发生率高于病毒性肝炎肝硬化组受者(P0.05),术后重度AKI发生率低于病毒性肝炎肝硬化组受者(P0.05)。AILD组术后1、3、5年生存率分别为92%、87%、87%,病毒性肝炎肝硬化组术后1、3、5年生存率88%、88%、88%,两组受者累积生存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重度AKI、感染、胆道相关并发症等5个指标是受者预后的影响因素(均为P0.05)。结论 AILD组和病毒性肝炎肝硬化组受者移植术后总体生存预后无明显差异,年龄、MELD评分、重度AKI、感染、胆道相关并发症是影响肝移植预后风险因素。     

肝移植术后新发自身免疫性肝炎一例

正肝移植已成为目前治疗终末期肝病最有效的方法,其远期并发症包括急慢性排斥反应、原发病复发、肝炎复发、肝纤维化和新发自身免疫性肝炎等,均会影响受者肝功能,甚至引起移植肝失功。1998年,Kerkar等[1]报道第1例儿童肝移植术后新发自身免疫性肝炎(autoimmune hepatitis,AIH),也被称为浆细胞肝炎、肝移植术后类自身免疫性肝炎等,原发疾病多为丙型肝炎[2-3]。本研究回顾性分     

肝活检在肝移植术后晚期并发症诊断中的意义

肝移植术后的晚期（手术后3个月以上）并发症是影响肝移植患者长期存活的主要原因。在日常诊断中，各中心已有自己的临床病理和实验室标准。常见的肝移植晚期并发症包括急性和慢性排斥反应、感染以及原发病的复发。肝移植后可能复发的肝脏疾病可分为5类：（1）感染性疾病，如病毒性肝炎；（2）免疫失调节疾病，如自身免疫性肝炎（AIH）、原发陛胆汁性肝硬化（PBC）、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SC）及重叠综合征（OS）；（3）原发性肝脏恶性肿瘤，     

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转移的免疫治疗

原发性肝癌(肝癌)是我国肝移植的主要适应证之一,但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后5年生存率不足50%,术后复发转移是影响受者长期生存的主要原因。目前,以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配体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代表的免疫治疗在中晚期肝癌治疗中取得显著疗效,但其在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转移受者中能否应用尚有较多争议,主要原因在于其在发挥作用的同时可能会引起急性排斥反应。本文总结了免疫治疗在肝癌肝移植术后复发转移受者中的应用进展,以期通过免疫治疗改善肝癌肝移植受者的生存率。     

防治肝移植术后病毒性肝炎复发的现状与展望

<正>肝移植术后病毒性肝炎的复发可导致移植物失功,影响受者长期存活率[1]。因此,预防复发及复发后进行有效的抗病毒治疗至关重要。近年来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戊型肝炎的治疗有了显著改善,现就肝移植术后抗病毒治疗进展及前景评述如下。1乙型病毒性肝炎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健康问题,每年约78万人死于急性或慢性HBV感染。肝移植是治疗乙肝相关性终末期肝病唯一有     

肝移植受者雷帕霉素靶蛋白抑制剂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2023版)

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最有效的方法。随着外科技术和免疫抑制药物的发展, 肝移植受者和移植物生存率已显著提高。根据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China Liver Transplant Registry, CLTR)数据, 2015至2021年我国共实施肝移植35 566例,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肝移植和活体肝移植受者术后1、3、5年生存率分别为83.7%、74.5%、68.9%和92.4%、89.3%、88.2%[1]。肝移植受者的长期存活和生存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术后中长期健康管理和免疫抑制方案。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可导致受者出现肾损伤、代谢性疾病和新发恶性肿瘤等严重并发症, 甚至增加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风险[2]。目前肝移植受者常用的免疫抑制方案以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alcineurin inhibition, CNI)为基础, 其中以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mycophenolate mofetil, MMF)+泼尼松方案最为普遍。但是CNI引起的肾脏毒性、神经毒性和促进肿瘤复发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受者预后, 近年来临床逐渐减少其用量并寻求替代药物。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单中心经验总结

目的探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器官捐献)供肝在临床肝移植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0月至2016年12月在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75例器官捐献肝移植的供、受者临床资料,对供者情况进行严格评估。总结肝移植受者的预后情况和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75例肝移植受者1年累积存活率为88%,3年累积存活率为78%。9例受者死亡原因分别为移植术后肝癌复发转移4例、移植物抗宿主病1例、重症肺部感染1例、乙型病毒性肝炎(乙肝)复发肝衰竭1例、术后多器官功能衰竭1例、上消化道大出血1例。13例肝移植受体发生胆道狭窄,其中1例自行缓解,1例行经皮经肝胆管引流术(PTBD)治愈,11例行内镜下逆行性胰胆管造影术(ERCP)胆道内支架置入治疗,5例治愈,2例转行胆肠吻合术治疗治愈,4例仍在临床观察中。结论器官捐献供肝应用在临床肝移植中可取得良好的效果。对供体进行严格评估、受者围手术期规范管理、使用无肾上腺皮质激素免疫抑制维持方案、及时有效地处理并发症、术后定期随访是保证器官捐献供肝肝移植成功和受者长期生存的重要措施。     

原发性肝癌肝切除术后复发患者的肝移植治疗

目的观察肝移植治疗原发性肝癌肝切除术后复发患者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11例原发性肝癌肝切除术后复发接受经典原位肝移植治疗的受者的临床资料,观察移植效果。结果在围手术期,1例术后发生移植肝功能不全和凝血功能障碍并发肾功能衰竭死亡;1例术后出现急性胰腺炎,给予生长抑素治疗10d缓解;2例发生急性排斥反应,行大剂量甲泼尼龙冲击治疗3d逆转。10例受者顺利出院。出院后,3例分别于术后第5个月、第7个月、第19个月死于肝癌复发,1、2年受者存活率分别为72．7％（8／11）和63．6％（7／11）,至今最长存活的1例已达4年余。获长期存活的受者肝癌肝切除术前原发病均为小肝癌,肝切除术后复发行肝移植时肝癌均符合Milan标准。结论小肝癌行肝癌肝切除术后应密切随访,如发现肝癌复发且符合Milan标准可考虑行肝移植治疗,患者仍有可能获较长时间生存。     

肝细胞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后生存及肿瘤复发临床分析

目的比较符合米兰标准和杭州标准的肝细胞肝癌(HCC)肝移植受者术后生存及肿瘤复发情况,分析移植术后生存和肿瘤复发影响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2014年2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符合米兰标准和杭州标准的119例HCC肝移植受者临床资料。符合米兰标准受者79例(米兰标准组),超出米兰标准但符合杭州标准者受者40例(杭州标准组)。所有受者肝移植术后均规律随访,收集受者性别、年龄和手术时间等临床资料。无瘤生存时间以受者移植术后发现肿瘤复发转移为观察终点,累积生存时间以受者移植术后死亡为观察终点。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组间累积生存率和无瘤生存率。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影响累积生存时间和无瘤生存时间的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截至2019年7月31日,119例受者术后中位随访时间为27个月(15～43个月),其中术后因肿瘤复发死亡11例复发转移27例。米兰标准组受者1、3和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8.7%、90.2%和90.2%,杭州标准组分别为97.2%、73.9%和73.9%,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0.219、1.598和1.598,P均>0.05)。米兰标准组受者1、3和5年累积无瘤生存率分别为90.3%、82.1%和68.6%,杭州标准组分别为81.6%、56.0%和56.0%,两组受者术后1年和5年累积无瘤生存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1.587和3.707,P均>0.05),3年累积无瘤生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543,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证实术前有无脉管癌栓是影响其累积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R＝0.159,P<0.05);术前有无脉管癌栓和病理分化类型是影响无瘤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R＝0.338和0.395,P均<0.05)。 结论符合杭州标准的HCC肝移植受者移植术后可获得较好的累积生存率及无瘤生存率,受者术前是否存在脉管癌栓及病理分化程度可以指导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预防。     

术前免疫治疗对肝移植受者预后的影响

目的探讨肝癌肝移植术前免疫治疗对移植受者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6月至2021年9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肝移植且术前接受过免疫治疗的19例肝癌受者的临床资料, 总结受者移植术前免疫治疗方案、不良反应, 以及术后排斥反应、肿瘤复发转移等并发症情况。根据受者术前肿瘤影像学检查和甲胎蛋白水平的变化, 通过mRECIST标准判断等待期间肿瘤是否稳定、进展或缓解。按肿瘤有无部分缓解, 将19例受者分为非缓解组(肿瘤稳定或进展)和缓解组(肿瘤部分缓解), 对比分析两组术后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移植术后受者生存率并绘制生存曲线, 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受者术后1年及2年无复发生存率和总体生存率。结果 19例肝癌肝移植受者术前接受免疫治疗联合靶向及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TACE)治疗后, 非缓解组13例中, 9例受者肿瘤稳定, 4例出现肿瘤进展;缓解组6例受者均出现肿瘤部分缓解。非缓解组中2例受者术后经肝穿刺活检病理检查证实发生急性排斥反应, 分别经糖皮质激素冲击+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治疗、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后好转。非缓解组13例中, 术后因感染性休克死亡2例...     

提高再次肝脏移植手术成功率的关键技术

目的总结再次肝移植的手术技术。方法回顾性分析2003年1月至2012年6月期间笔者所在医院行再次肝移植的6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经验。结果与笔者所在医院行首次肝移植的38例患者比较,62例再次肝移植患者的手术时间〔（12.7±3.5）h比（10.5±3.0）h〕、术中出血量（3 431 mL比2 211 mL）及术中红细胞输注量（3 229 mL比1 910 mL）均较长或高（P〈0.05）,而2组患者的术前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62例再次肝移植患者术后均获随访,随访时间为1～104个月,平均31个月。术后1个月内死亡20例,死亡原因包括严重肺部或腹腔感染13例,多脏器衰竭4例,肝动脉并发症2例,门静脉并发症1例。另因肿瘤复发于再次肝移植术后14～69个月（平均27个月）死亡8例。再次肝移植患者术后的1、2及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67.7%、59.7%及56.4%。存活的34例患者已存活3～104个月（平均49个月）,其中术后发生胆管狭窄5例,3例经胆道介入治疗后好转,另2例行第三次肝移植后好转;发生感染10例,均经抗感染和调整免疫抑制剂后治愈;发生轻度排斥反应2例,采用增加口服免疫抑制剂用量后缓解,均未使用激素冲击治疗;余17例患者术后均无并发症发生,生活质量良好。结论再次肝移植是治疗移植肝功能衰竭的有效方法,手术技术的提高有利于改善患者的预后。     

以西罗莫司为主的免疫抑制方案在肝细胞癌肝移植术后的应用

目的:评估西罗莫司为主的免疫抑制方案在肝细胞癌行肝移植术后应用的安全性及对术后肿瘤复发和生存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06年1月至2013年1月在本院肝移植中心因肝细胞癌行肝移植手术的64例病人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是否应用西罗莫司分为西罗莫司组和他克莫司组,比较两组移植术后急性排异、肝动脉栓塞、胆道并发症、切口并发症、代谢疾病、肿瘤复发和病人生存等情况。结果:两组在急性排异、肝动脉栓塞、胆道并发症和切口并发症的发生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西罗莫司组新发糖尿病的发生率显著低于他克莫司组,而高血脂的发生率则高于他克莫司组(P<0.05)。与他克莫司组比,西罗莫司组肿瘤1年复发率明显降低,累积生存率明显升高(P<0.05)。结论:肝细胞癌肝移植术后西罗莫司为主的免疫抑制方案并不增加移植术后急性排异、肝动脉栓塞、胆道并发症和切口并发症的发生率,且可延迟肿瘤的复发,提高病人的生存率。     

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患者肾移植术后的治疗和预后分析

目的总结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患者肾移植术后的治疗和预后,以探讨合理的治疗措施。方法HBV感染肾移植患者21例,术前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HBsAg)阳性和(或)HBV-DNA阳性。术后18例应用拉米夫定、3例应用恩替卡韦抗病毒治疗。随访3个月以上。3例肝肾联合移植的患者术后均使用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术后定期检测患者的肝功能,肝功能出现异常者及时应用护肝药物,必要时停用钙调磷酸酶抑制剂并对症处理,观察肾功能以及移植肾排斥反应、感染、预后等情况。结果术后随访3～75个月,中位时间17个月。21例中死亡5例,余均存活。12例(57%)术后出现不同程度的肝功能异常;经治疗恢复正常6例,好转3例,死亡3例。移植肾功能正常者13例,肾功能异常但未达到移植肾功能衰竭者6例,2例出现移植肾衰竭,重新恢复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术后4例共发生5例次移植肾急性排斥反应,经应用甲泼尼龙冲击治疗或抗胸腺细胞球蛋白治疗后逆转。术后出现感染6例,均伴有肝功能明显异常,经治疗后4例治愈,2例死亡。结论HBV感染患者肾移植术后预防性应用抗HBV药物是必要的和有效的;合理使用免疫抑制剂、应用护肝药物可改善患者的预后。     

再次肝移植62例临床分析

目的总结再次肝移植的临床经验,以提高治疗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笔者所在医院2003年1月至2012年6月期间行再次肝移植的6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计算不同移植间隔时间患者的生存率,并比较围手术期死亡组和围手术期存活组患者的术前检查结果。结果 62例再次肝移植患者的1、2和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67.7%、59.7%及56.4%,其中早期再次肝移植患者为38.5%、38.5%及30.8%,远期再次肝移植患者为75.5%、65.3%及63.3%。术后死亡28例,其中围手术期死亡20例（71.4%）,感染是患者围手术期死亡的主要原因,占65.0%（13/20）;余因多脏器衰竭死亡4例（20.0%）;因肝动脉并发症死亡2例（10.0%）;因门静脉并发症死亡1例（5.0%）。围手术期后死亡8例（28.6%）,均因肿瘤复发而死亡。围手术期死亡组患者的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26.95±9.28）分比（14.23±9.06）分〕、血肌酐（Cr）〔（157.3±88.0）μmol/L比（69.8±35.9）μmol/L〕、国际标准化比率（INR）〔1.676±0.744比1.124±0.286〕及总胆红素（TBiL）〔431.8μmol/L比248.2μmol/L〕均高于围手术期存活组（P〈0.05）;前者有12例（60.0%,12/20）患者的Cr值增高,后者有3例（7.1%,3/42）。生存的34例患者均获随访,随访时间3～104个月,平均49个月。随访期间,其生存状况均良好,肝功能正常,无肿瘤复发。结论再次肝移植是治疗移植肝功能衰竭的有效方法,选择合适的手术时机,制定合理的免疫抑制方案以降低围手术期感染率,均有利于提高再次肝移植患者的生存率。     

肝或肾移植术后受者再次行一期肝肾联合移植三例报告

目的 探讨肝或肾移植术后受者再次行一期肝肾联合移植的手术适应证、术后并发症及存活情况.方法 对2003年10月至2008年12月施行的3例肝或肾移植术后再次行一期肝肾联合移植的受者进行随访,并进行文献复习.对其围手术期死亡率、术后并发症及存活情况进行总结.结果 围手术期死亡率为33.3%(1/3).术后并发症:1例因腹腔出血术后第29天死于肺部感染、急性移植肾功能衰竭和多器官功能衰竭;3例患者均发生了肺部感染;无急性排斥反应发生.2例存活患者,从首次移植计算,已经分别存活56个月和228个月;从一期肝肾联合移植计算,已经分别存活40个月和48个月.结论 肝肾联合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肾疾病的有效方法.肝或肾移植术后受者再次行一期肝肾联合移植是可行的.     

肝脏移植治疗自身免疫性肝炎2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目的探讨肝脏移植治疗终末期自身免疫性肝炎(autoimmune hepatitis,AIH)的疗效。方法对2例AIH肝硬化患者行肝脏移植手术(1例行经典原位肝脏移植术,1例行背驮式肝脏移植术),其中1例患者术中同时行脾切除术。术后应用他克莫司+麦考酚吗乙酯+甲泼尼龙三联免疫抑制方案治疗。结果 2例手术顺利,行脾切除术的患者术后19 d肠系膜上静脉血栓形成,给予抗凝、溶栓等治疗1周后缓解。2例患者术后均未出现排斥反应及其它并发症,出院时肝功能恢复正常,抗核抗体(ANA)转阴。随访至投稿日,两例已分别健康存活68个月及20个月,没有复发表现。结论肝移植术可作为治疗终末期AIH的有效手段,并可获得良好的长期效果。     

肝移植治疗晚期肝泡状棘球蚴病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原位肝移植治疗晚期肝泡状棘球蚴病(HAE)的策略和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00年12月～2009年5月实施的6例晚期HAE患者原位肝移植的临床资料。移植前和移植后均给予口服阿苯达唑脂质体(15～20mg·kg-1·d-1)抗包虫治疗。结果 6例移植手术历时中位时间635.0min(490～760min),无肝期中位时间65.5min(44～90min),术中输注红细胞悬液中位数20.5u(9～40u)。除1例抢救性经典原位肝移植因严重的肝性脑病、肾功能衰竭和凝血功能障碍而于术后第1天死亡,余5例手术成功。术后随访时间中位数6.0个月(3～19个月)。3例患者分别于术后154d、98d和6个月因胆道铸型、胆源性脓毒血症和急性排斥反应而死亡。1例活体肝移植受者术后8个月因胆道狭窄行胆肠吻合术而治愈。另1例左肺有转移灶的患者病情稳定而未发现新发病灶。结论肝移植治疗晚期HAE术前应严格掌握手术适应证和手术时机,手术难点在于病灶的清除和肝后下腔静脉的重建,移植前后抗包虫药物和低剂量免疫抑制剂的使用是预防移植后泡状棘球蚴病复发和转移的重要手段。     

三联抗肿瘤疗法预防晚期原发性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临床研究

目的初步探讨联合应用西罗莫司、胸腺肽α-1(Tα-1)及槐耳颗粒在预防晚期原发性肝癌(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联合治疗组为2010年至2012年在解放军第309医院接受肝移植的12例晚期肝癌患者(符合杭州标准)。历史对照组为2002年至2006年在该院接受晚期肝癌肝移植术15例患者,其随访资料完整。术后1个月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调整免疫抑制剂的种类或剂量,应用他克莫司(FK506)联合吗替麦考酚酯(MMF),术后1个月逐渐撤出FK506,由西罗莫司替代;术中给予甲泼尼龙500 mg,术后小剂量甲泼尼龙治疗,1周停药,此时开始加用Tα-1及槐耳颗粒。Tα-1用法:先连续皮下注射10 d,每次1.6 mg,每日1次,以后每周2次。槐耳颗粒:每次20 g,每日3次。所有患者均予随访。收集患者术后随访资料,内容包括术后1年血清甲胎蛋白(AFP)变化,术后排斥反应发生情况,肿瘤复发情况及处理方式,生存时间。结果联合治疗组随访8～35个月,中位随访时间18个月,无失访、退组等情况,患者均存活;历史对照组中位随访时间14个月,直至所有患者死亡。联合治疗中2例术后出现肺部孤立性转移灶(单发)和2例术后出现肺部多发转移灶(多发),经γ刀治疗后治愈。历史对照组中术后6个月15例患者中7例复发,术后1年内15例患者全部复发,且全部出现肺部转移,单发6例,多发9例,均死于肿瘤多处转移。结论联合应用西罗莫司、Tα-1及槐耳颗粒在预防晚期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有显著疗效,能延缓肿瘤的复发,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     

原位肝移植治疗终末期自身免疫性肝病

目的 评价肝移植治疗终末期自身免疫性肝病的疗效并总结临床经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3年9月至2009年7月间因终末期自身免疫性肝病接受肝移植手术的11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8例为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2例为自身免疫性肝炎,1例为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平均年龄为(44.2±8.7)岁.手术方式均采用附加腔静脉整形的改良背驮式肝移植术.术后免疫抑制治疗采用他克莫司或环孢素A联合激素的二联免疫抑制方案,部分患者使用骁悉和熊去氧胆酸.结果 本组11例患者中2例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患者死亡,其中1例于术后第5天死于肺部感染和多器官功能衰竭,另1例于术后964 d死于脓毒症和移植肝失功.5例患者术后1个月内出现急性排斥反应,加强免疫抑制治疗后痊愈.9例患者生存良好并存活至今,随访期7～62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38个月.受体1年存活率为91%,3年存活率为82%,最长存活期5年.随访期间未发现复发病例.结论 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自身免疫性肝病的惟一有效手段,手术时机的正确把握和有效的免疫抑制治疗是减少肝移植术后并发症的关键.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liver transplantation for end-stage autoimmune liver disease (ESALD) and summarize the clinical experience of liver transplant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ESALD.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1 ESALD cases who underwent liver transplantation from September 2003 to July 2009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There were 2 males and 9 females ( median age, 44. 2 ± 8. 7years). The indication of liver transplantation was end stage of primary biliary cirrhrosis (8 cases),autoimmune hepatitis (2 cases), and primary sclerosing cholangitis ( 1 case). In all cases, modified piggyback liver transplantation with venacavaplasty was carried out. Postoperatively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including tacrolimus (or cyclosporine A) and prednisone, some patients were treated additionally with mycophenolate mofetil and ursodeoxycholic acid. Results Postoperatively 2patients of 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 died, one of lung infection and multiple organ failure on the 5th postoperative day, the other dying of sepsis and graft dysfunction on the 964th postoperative day. Five cases suffered from episodes of acute cellular rejection within 1 month after transplantation and was successfully reversed by strengthened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Nine patients recovered satisfactorily and with excellent life quality until now.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from 7 months to 62 months with the median follow-up time of 38 months. The recipient survival rate at 1 year and 3 years was 91% and 82% ,respectively. One patient has now survived for 5 years. No recurrent ALD case was found during follow up.Conclusions Orthotopic liver transplantation is an exclusive treatment for ESALD. Optimum operation timing and effective immunosuppressive treatment are very important for decreasing occurrence of complications.     

肝移植后代谢综合征及其防治的研究进展

肝移植（LT）被认为是终末期肝病、重型肝炎和晚期肝脏恶性肿瘤患者的唯一根治性选择。由于近几十年来围手术期护理、感染控制和免疫抑制药物的改善,肝移植受体的早期存活率取得了巨大进步,但移植后晚期（移植后5年以上）的存活率却没有提高,主要原因是恶性肿瘤和心血管并发症。代谢综合征（MS）即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和高血糖,在移植受者中被诊断为肝移植术后代谢综合征（LTMS）,影响肝移植受者长期生存。代谢综合征的许多方面都是可以改变的。这篇综述目的是总结目前关于LTMS及其相关组分的知识并探讨其防治与管理策略,旨在提供实用的循序渐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