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我国财政卫生支出的不平等——基于回归的分解

用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对1997年至2009年各省市人均财政卫生支出的不平等状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区域间(东部-中部-西部)和省份之间人均卫生支出的不平等逐渐下降。文章采用差分GMM对各省市财政卫生支出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了估计,并采用基于回归的分解方法测算了相关影响因素对不平等的贡献程度。分解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卫生支出不平等状况降低的原因在于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初具成效、各地经济的增长、医疗设施状况的改善以及人口结构老龄化带来的卫生支出增加。     

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程度对卫生支出效率的影响： 基于面板数据的Tobit模型分析

目的:探讨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对于该地方卫生支出效率的影响。方法:运用我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DEA方法测度地方政府的卫生支出效率,设定面板数据Tobit模型,并通过固定效应方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结果: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对地方政府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过度分权不利于地方政府卫生支出效率的提高。结论:财政分权程度过高容易造成各级政府为经济增长而竞争,从而忽视了对公共卫生的供给效率,造成地方政府卫生支出效率较低。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人均财政卫生支出关系研究

财政收入分权反映地方政府的财权,支出分权则代表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在我国,财政支出分权远远大于财政收入分权,地方政府责任能力不匹配,目前尚没有研究关注二者对财政卫生支出的影响。中国1997-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表明:财政收入分权的增加会抑制当地人均政府卫生支出;而财政支出分权的增加则有利于政府卫生支出。所以有必要合理调整财政分权制度,安排与之匹配的政策,保证足够的卫生支出。     

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医疗卫生支出:WHO成员国的经验分析

基于世界卫生组织(WHO)成员国的经验,本文探讨了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医疗卫生支出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研究表明:世界各国医疗卫生水平存在极大的不平衡。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医疗卫生支出中政府支出比例趋于上升,而私人卫生支出比例趋于下降。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例逐步提高,而政府卫生支出占政府总支出比例也趋于提高,人口老龄化进程中政府在医疗卫生支出中将承担更重要的责任。而且,在政府卫生支出中,医疗保障支出比例趋于提高,并将成为政府卫生支出越来越重要的部分。当一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医疗卫生支出速度将会递增,经济发展和政府财政将承受越来越重的医疗支出负担。"未富先老"的中国面临着医疗卫生支出急剧增长的严峻挑战,这应该成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关注的议题。     

政府卫生支出的健康产出效应分析：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

目的:分析政府卫生支出对宏观健康水平的影响。方法:利用OECD国家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结果:政府卫生支出的健康产出弹性远大于私人卫生支出的健康产出弹性;我国政府卫生支出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结论:应加大政府卫生支出,通过政府卫生支出撬动医疗卫生服务供给。     

安徽省卫生总费用筹资来源测算结果分析

利用卫生总费用筹资来源法对安徽省卫生总费用进行测算。结果表明：1995－1998年间安徽省卫生总费用快速增长,且快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幅度,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所占比例逐年下降,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快于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增长率;城乡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比例逐年上升,城乡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增长明显快于人均收入和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增长。建议控制过快增长的卫生总费用,降低居民个人医疗费用负担,加大政府卫生投入,完善卫生总费用核算体系。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研究

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如何控制医疗费用、促进健康老龄化已经成为世界性难题。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机制,为医疗和养老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面板门槛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与城镇化水平有关。城镇化水平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城镇化水平低于第二个门槛值,人口老龄化显著地减少了医疗卫生支出;当城镇化水平高于第二个门槛值,人口老龄化对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机制发生改变,显著地增加了医疗卫生支出。因此,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增进老年人口的社会福祉是控制医疗费用、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关键。     

中国政府卫生支出的实证分析

首先分析了政府卫生支出对卫生总费用增长的贡献率,然后分析了政府卫生支出增长对财政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弹性。通过协整分析发现,中国政府卫生支出与财政支出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国家财政支出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政府卫生支出的增长,当年政府卫生支出几乎只受到去年和前年政府卫生支出的影响;它们之间也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影响关系,政府在财政支出的增减不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卫生支出费用的增减,反之亦然。     

政府干预、市场化对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门槛效应分析

目的研究政府干预、市场化对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影响的门槛效应。方法基于2008-2014年我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首先利用相对剥夺指数测算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作为因变量,然后以人均GDP、老龄化、城镇化、交通状况等变量作为自变量,分别以政府干预和市场化程度为门槛变量进行面板门槛回归。结果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存在省际差异,新医改后,卫生技术人员和医疗机构的配置均等化水平得到极大改善,而医疗机构床位配置均等化水平明显下降。门槛回归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超过4.50和9.08,政府干预分别对卫生技术人员和床位配置均等化起促进作用,市场化程度以8.58为界,政府干预对医疗机构配置均等化起倒U型的抑制作用。当财政卫生支出超过3.04%,市场化对卫生技术人员和床位配置均等化起促进作用,财政卫生支出以0.82%为界,市场化对医疗机构配置均等化起倒U型的抑制作用。结论为改善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政府需要加大财政卫生支出比重,同时重视卫生领域市场化程度的培育,并重视落后地区人才的培养与输送。     

人口老龄化对财政可持续性的非线性影响——基于卫生资源的门槛效应研究

利用2009—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系统GMM模型和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以及在不同卫生资源水平下的潜在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1)人口老龄化对财政可持续性具有显著削弱效应;(2)人口老龄化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削弱效应呈现非线性特征,卫生资源水平低于第一门槛值时该削弱效应相对较弱,高于第二门槛值时该削弱效应显著增强;(3)对2019年数据进一步分析发现,各省份卫生资源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其中19个省份的资源水平相对充裕,致使人口老龄化对财政可持续性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而7个省份的资源水平在财政可承受范围内仍有一定提升空间。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方面建立与积极老龄化相协调的财政制度体系,另一方面实施对卫生资源充裕省份提质增效、对卫生资源较少省份加大投入的针对性措施,从而构建可持续的医疗卫生服务制度。     

城镇化、老龄化及政府卫生支出对我国卫生总费用的影响研究

目的:分析我国城镇化、老龄化、政府卫生支出对我国卫生总费用的影响,并从我国整体、东部、中部和西部比较各因素影响程度的差异,为保障卫生总费用合理增长提供依据。方法:利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以人均GDP作为控制变量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并采用最小二乘法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从我国整体情况来看,人均GDP和人口老龄化对人均卫生总费用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18和0.40。人均GDP、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对东部地区人均卫生总费用的影响显著为正,回归系数分别为1.57、0.95和0.19,政府卫生支出的影响为负向。城镇化、人均GDP和人口老龄化对中部人均卫生总费用具有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1.26、0.94和0.30。政府卫生支出对西部地区人均卫生总费用的影响最大,回归系数为0.66。结论:我国人均卫生总费用受经济增长水平影响最大,城镇化水平在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大,老龄化在短期内对人均卫生总费用带来的影响相对较小,政府卫生支出对西部地区人均卫生总费用有较大影响。各省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具体分析,针对不同影响因素采取措施使卫生总费用合理增长。     

我国政府卫生支出的国际比较及对城乡居民医疗费用的影响

本文回顾了我国政府卫生支出的历史和现实状况。通过国际比较,认为我国政府卫生支出的总体水平较低,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财政支出占GDP比例太低。通过对我国政府卫生支出的结构的分析,发现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负担比例不协调,地方政府在卫生支出上存在明显差异,并且在城乡之间的分配不尽合理。本文测算了我国1998—2008年政府卫生支出与财政支出之间的弹性,实证分析发现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对于城乡居民医疗费用产生的影响不同,政府应加大对于农村地区的卫生投入。     

人口年龄增长对医疗费用的影响分析*

目的：分析人口年龄增长与医疗费用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为控制医疗费用、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2年、2014年、2016年及201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探究人口年龄变化对医疗费用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存在一个门槛值,使得当年龄跨越约49岁的门槛值时,人口年龄增长对总医疗费用影响的弹性系数变大,由2.372增至5.422;城镇居民年龄的弹性系数在跨越门槛值后约变为原来的3倍,由2.643增至7.617;农村居民年龄的弹性系数变化较小,由1.846增至2.485。结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化,卫生总费用将面临更大的增长压力。因此,应当结合当前老龄化背景的需求方向,加快医疗卫生健康体系内涵的扩充与整合。     

OECD国家卫生投入与健康产出: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的计量分析

目的:研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各成员国卫生投入与健康产出的关系,分析影响因素对健康产出的作用。方法:利用OECD国家1997—2016年的面板数据,通过从宏观层面建立动态面板数据,采用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政府卫生支出和每千人医生数对健康产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私人卫生支出对健康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经济发展对健康水平的直接影响不显著,教育水平对健康产出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卫生投入。结论:过度追求卫生投入的增长对健康水平的提高并不明显;经济增长不能直接作用于健康水平的提高,只有综合利用教育、卫生资源等才能显著提高健康水平。     

社会经济状况对区域卫生发展的影响

青岛市从1997年起开展区域卫生规划工作,将它纳入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对居民医疗需求进行调查,资料显示社会经济正在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居民个人财富积累增加,人口规模仍在扩大,老龄化问题日见突出。所有这些都将对全市卫生发展规划产生新的影响,提出新的要求。一、财政经济支出状况1．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卫生事业投入增加据统计,1996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7101974万元,五年来,年均增长12%;财政收入379674万元,年均增长5.28%;财政支出469569万元,年均增长11.42%;卫生事业费11004.9万元,年均增长9.26%。尽管卫生事业费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增长,但卫生事业的增长低于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支出的     

财政分权与公共卫生支出：来自我国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

目的:探讨财政分权对于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支出的影响。方法:通过运用我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设定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模型,并通过固定效应方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结果:财政分权度每增加1%将会导致公共卫生支出占比下降7.25%,而财政自给度和人均转移支付对公共卫生支出占比具有正向影响,它们可以减缓财政分权对公共卫生支出消极影响。结论:财政分权是造成我们国家目前公共卫生支出不足的重要制度性原因,而且财政分权重塑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各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忽视了对公共卫生的供给。     

财政分权视角下的公共卫生支出问题研究

目的:研究财政分权制度对公共卫生支出的影响。方法:利用2000-2013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制度对公共卫生支出的影响。结果:财政支出分权与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存在正相关关系,财政收入分权与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存在负相关关系,财政支出压力、政府竞争弱化了支出分权对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正向影响,强化了收入分权对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负向影响。结论:应当在不断完善政府主导的医疗卫生投入机制基础上,要更进一步地明确政府、社会与个人在医疗卫生投入中各自承担的角色和责任,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公共卫生等公共产品服务上来,让百姓更多分享发展带来的成果。     

卫生总费用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的经济计量检验

虽然诸多学者已经证实，在卫生总费用的组成中，政府预算和社会卫生支出比例在下降，居民个人支出在上升．但不等于对卫生总费用的影响关系也遵循该比例关系变化。通过协整检验、Granger影响关系和误差修正模型证实。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增长率、社会卫生支出增长率都是卫生总费用增长率变动的影响因素，且二者的短期弹性也比较高。因此，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应加大政府和社会对卫生的投入，做到事前由财政预防、事后由保险补偿，才能减轻居民个人卫生费用的负担。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政府卫生支出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分析我国政府卫生支出规模的影响因素.方法:利用1997-2009年各省市的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我国政府卫生支出进行分析.结果:各省市政府卫生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弹性估计,除海南省外,均保持了0.01以上的显著性水平;对财政支出的弹性估计,在0.1的水平下,8个省市具有显著性.结论:国内生产总值为我国政府卫生支出的主要影响因素.     

卫生防疫经费短缺的主要原因及对策

卫生防疫资金短缺,在我国已成为卫生防疫部门和单位共同的难题。卫生防疫作为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其经济性质为国家全额预算拨款,主要来源是政府部门下拨的卫生事业费。然而,就目前而言,由于财政经费紧张,国家下拨的卫生防疫事业费与当前卫生防疫机构所承担的防病任务成反比,即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和占卫生事业费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远远不能满足卫生防疫工作需要,与社会的进步和卫生事业的发展不相适应。以襄樊市近10年来卫生事业费和卫生防疫事业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例,卫生事业费支出1986年为2511.5万元,占6.89 ％;1990年为3561.5万元,占5.78％;1994年为4695.3万元,占5.15％。卫生防疫经费支出占卫生事业费支出的比例是:1986年为263.0万元,占10.47％;1990年为353.7万元,占9.93％;1994年为433.0万元,占9.22％。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两项费用的绝对数虽然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