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毒素刺激Kupffer细胞对肝星状细胞前胶原基因表达的影响

背景：肠源性内毒素血症对肝纤维化具有启动作用,肝星状细胞（HSC）活化是肝纤维化发生、发展的中心环节。目的：探讨内毒素刺激Kupffer细胞对HSC前胶原基因表达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方法：改良链酶蛋白酶、胶原酶原位灌流和密度梯度离心分离大鼠肝脏Kupffer细胞和HSC。以RNA斑点杂交检测脂多糖（LPS）、Kupffer细胞、LPS与Kupffer细胞共培养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对HSC前胶原mRNA表达的影响,放射免疫法检测LPS对Kupffer细胞和HSC产生TNF-α的影响,RNA印迹法检测LPS和TNF-α对Kupffer细胞和HSC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mRNA表达的影响结果：经低浓度（0.5、1、5μg/ml）LPS处理的Kupffer细胞培养上清可增加HSCⅠ、Ⅲ、Ⅳ型前胶原mRNA表达,经高浓度（10、15、20μg/ml）LPS处理的Kupffer细胞培养上清、单独LPS、未经处理的Kupffer细胞培养上清、单独TN-α均无此作用。Kupffer细胞培养上清中的TNF-α含量随LPS浓度梯度的增加而递增,HSC培养上清中的TNF-α含量则无明显变化。TNF-α不能增加HSC TGF-βmRNA表达,但能增加Kupffer细胞TGF-βmRNA表达;经LPS或TNF-α处理的Kupffer细胞培养上清能增加HSC TGF-βmRNA表达。结论：低浓度内毒素能上调HSC前胶原基因表达,该作用有赖于内毒素激活Kupffer细胞所产生的活性介质的参与。     

阿霉素脂质体的研究进展

阿霉素作为临床常用的蒽环类恶性肿瘤药物,其心脏毒性、骨髓抑制及消化道不良反应限制了临床应用。自从脂质体被发现,并作为抗肿瘤药物的有效载体后,取得了良好的抗肿瘤效果,并降低毒副作用。文章对阿霉素脂质体的应用优势和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大鼠实验性肝硬变腹水形成及其与肿瘤坏死因子α关系的研究

目的：研究大鼠实验性肝硬变晚期腹水形成与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及肠源性内毒素血症的关系，探讨肝硬变腹水形成的机理。方法：以大鼠为实验对象，分为正常对照组（ｎ＝８）、肝硬变对照组（ｎ＝１２）和肝硬变伴腹水组（ｎ＝１８）。实验组采用复合因子复制肝硬变动物模型。各组均测定腹主动脉血中ＴＮＦα和内毒素水平，肝硬变组还测定了腹水量。结果：随着肝硬变形成，大鼠血中ＴＮＦα水平增高，各组含量分别为９０８３±１０７１ｎｇ／ｍｌ和９５７７±１２７６ｎｇ／ｍｌ（肝硬变组和肝硬变伴腹水组）。相关分析表明，肝硬变组腹水量与血中ＴＮＦα成正相关（ｒ＝０８６，Ｐ＜００５），内毒素水平增高，并与ＴＮＦα的浓度成正相关（ｒ＝０７５，Ｐ＜００５）。结论：肝硬变腹水形成与血中ＴＮＦα升高有关，而ＴＮＦα的升高则源于肠源性内毒素血症的形成。     

暴发性肝衰竭大鼠肠系膜微循环变化与血浆内毒素水平的关系

采用硫代乙酰胺复制暴发性肝衰竭大鼠模型，观察暴发性肝衰竭时大鼠肠系膜微循环变化，同时测定了血浆内毒素水平。结果表明：暴发性肝衰竭时大鼠肠系膜微循环灌流量明显减少，血浆内毒素水平升高，两者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提示暴发性肝衰竭时多脏器功能衰竭与肠原性内毒素血症导致的微循环灌流量减少有关     

酒曲生物转化降解河豚毒素的初步研究

目的评价酒曲发酵液对河豚毒素（TTX）的转化降解作用,探讨微生物转化降解 TTX 使之由剧毒变为毒性减弱乃至无毒的可能性。方法用牛津杯抑菌法考察 TTX 初始浓度,用离子色谱法定量考察培养时间、酒曲投加量、温度、摇床转速等方面对河豚毒素转化效果的影响,确定最优转化条件。在最优转化条件下,用小鼠生物法进一步考察酒曲发酵液对河豚毒素的转化效果。结果在选择 TTX 初始浓度的抑菌实验中,发现100 mg/L以内的 TTX 浓度不会对酒曲中的微生物产生毒性和抗性;转化实验过程中,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TTX 的转化速率随之增加;酒曲投加量低于40 g 时,TTX 的平均降解速率与酒曲的投加量之间成正相关关系,但进一步增大酒曲投加量,对 TTX 平均转化速率的促进不明显;温度和摇床转速对 TTX 的微生物转化降解具有较大的影响,在30~35℃范围内,摇床转速为50 r/min 条件下,酒曲的转化降解能力最强;随着转化时间的延长,小鼠的死亡时间延长。结论酒曲发酵液对河豚毒素具有一定程度转化降解作用。     

抗肿瘤寡肽类药物研究进展

目前肿瘤已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的第二大杀手,各种抗肿瘤药物的研究和开发也因此成为医药生物研发领域的热点。抗肿瘤肽类药物因具有分子质量小、多存在内源性靶点、极易穿透肿瘤细胞、提高免疫应答、抑制肿瘤血管形成、抑制肿瘤生长和转移等特点,已成为肿瘤治疗研究的一个新热点。一般将10个以下氨基酸缩合而成的肽类称为寡肽,10个以上氨基酸缩合而成的肽类称为多肽。国外研究人员已筛选出数十种抗肿瘤寡肽类物质,并经实验证明可以有效抑制肿瘤生长或预防肿瘤的发生,中国也正致力于研发新的抗肿瘤寡肽类药物,     

放射诱导肿瘤血管生成及其机制研究进展

随着放疗新技术的出现及放射生物学观念的更新,放疗在肿瘤治疗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一系列研究证实放射线可激活细胞内多种信号转导通路,这些通路的激活可促进肿瘤血管生成,进而促进肿瘤复发转移[1-3].关于放射与肿瘤血管生成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以下就这方面的研究进展加以综述.     

新药临床试验过程中的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应用分支，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在建筑、IT、制造等行业已经得到深入广泛的应用。由于项目管理特别适用于投资巨大、关系复杂、时间和资源有限的一次性工作任务，新药研发过程也需要借助项目管理。新药研发是一项有逻辑、有步骤的复杂过程，从实验室研究到新药上市，要经过合成提取、生物筛选、药理、毒理等临床前研究、制剂处方及稳定性实验、生物利用度测试和放大实验等一系列过程，还需要经历人体临床试验、注册上市和售后监督等诸多复杂环节^[1]。在这样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中，能否进行有效的项目管理，对项目的成败起着关键作用。但项目管理在我国新药研发中，特别是在涉及人体用药安全的临床试验过程中尚未得到系统、成熟的应用，研究人员的项目管理思维和意识不强。因此，加强新药临床试验过程中项目管理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1 新药临床试验过程中应用项目管理的必要性 新药研发具有投入高和周期长的特点。在我国，一个新化学实体（new chemical entity，NCE）从发现先导化合物到获批新药证书，往往需投入上千万元资金，且这一过程往往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新药研发周期主要包括 4 个环节：①发现和甄别——药物基础研究和应用筛选，以确定目标临床试验药物； ②临床前研究——为确定药物疗效和安全性所进行的动物实验； ③临床研究与注册——药物人体安全性及疗效验证试验及资料整理报批注册； ④后续工作——新药申请复查和药物延伸研究^[2]。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和《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规定，药物临床试验研究阶段 NCE 临床研究项目需逐项进行 Ⅰ、Ⅱ、Ⅲ、Ⅵ 期共 4 期临床试验，从而进一步延长了创新药物的研发周期。由于药物临床研究涉及单位、人员较多，特别是为充分保护受试者利益，新药临床研究投入资金所占比重很大。在德国，临床试验经费约占整个新药开发经费的 92%^[3]     

肥大细胞在肝纤维化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与TNFα的关系

目的对肥大细胞在实验性肝纤维化过程中形态与功能变化进行动态观察并初步探讨其作用。方法通过组织化学、电镜技术、图像分析及免疫组织化学等方法对肥大细胞数量、组化性质及超微结构改变、肝纤维化程度进行动态观察，并对ＴＮＦα的分布进行定位研究。采用荧光生化测定肝脏组胺含量，酶联免疫法测定血浆ＴＮＦα浓度。结果随肝纤维化程度逐渐加重，各组肥大细胞数目和肝组织组胺浓度均逐渐增高，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增高显著（Ｐ＜００５），且二者均与血浆ＴＮＦα浓度变化正相关。结论肥大细胞在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其作用通过功能与结构变化而实现。     

肝纤维化大鼠血浆脯肽酶变化及其与肠源性内毒素血症的关系

参照Ｂｒｏｓｅｔ及Ｍｙａｒａ法测定大鼠肝纤维化过程中脯氨酸肽酶（ＰＬＤ）的动态变化，并探讨肠源性内毒素血症与其相互关系及其变化的临床意义。结果表明：肝纤维化发生发展过程中ＰＬＤ早期增高显著，并与内毒素水平变化相关。提示ＰＬＤ释放增多与内毒血症引起的肝损害有关，ＰＬＤ可作为肝纤维化标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