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地区某三甲医院人体器官获取组织100例器官捐献经验总结

目的：概括及分析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 OPO）实现的100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案例并总结相关经验。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7月至2021年3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OPO办公室实现的全部100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案例资料，分析捐献者的年龄、性别、主要原发病、籍贯及捐献率、产出比、利用率等器官捐献数据。 结果：自2014年7月至2021年3月，中山医院OPO片区的每百万人口捐献率（PMP）分别为1.7（2014年）、4.1（2015年）、4.5（2016年）、8.6（2017年）、5.2（2018年）、3.1（2019年），5.9（2020年），与同期上海市的PMP数据基本持平。中山医院OPO共成功捐献肝脏88个（利用率96.6%）、肾脏200个（利用率93.5%）、心脏6个（利用率100%），总产出比1:2.94。捐献者平均年龄44.7岁；男性（80%）远多于女性；上海户籍人口占20%；平均住院天数6.1天。主要原发病构成比为脑出血48%，颅脑损伤44%，脑梗塞5%，缺血缺氧性脑病3%。本中心91%的器官捐献案例产生于各重症监护室。中山医院OPO片区上报潜在器官捐献者线索的转化率为32%，未转化案例中家属明确拒绝70%、病情未达标21%、患者死亡9%。 结论：随着上海城镇化逐步完成，人口的日益老龄化，以及国家对工作环境防护的改善和交通的治理，器官捐献者中的外伤性病因逐步减少，而内科性病因（如脑出血、脑梗塞、缺氧缺血性脑病等）则逐步增多，高龄捐献者也并不鲜见。如何提高本地居民的器官捐献意愿、提高潜在捐献者的转化率、提高捐献器官的产出比（多器官联合捐献），是OPO面对的现实课题和长期工作。ICU是器官捐献的主战场，提高临床一线的医务人员参与器官捐献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正确认识器官捐献者的病情，尽早开始器官维护的重症医学治疗，是器官移植成功的开始。     

肾移植术后早期移植肾动脉狭窄的诊断与治疗

目的总结肾移植术后早期发生移植肾动脉狭窄(TRAS)受者诊疗经验。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肾移植术后并发TRAS的16例受者(TRAS组)临床资料,并选取同期16例未发生TRAS的肾移植受者作为对照组。采用配对t检验比较两组受者介入治疗前年龄、等待移植时间、血清肌酐、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收缩压/舒张压、移植肾动脉峰值流速(PSV)和段间动脉阻力指数(RI),以及TRAS组治疗后与TRAS组治疗前、对照组治疗后血清肌酐、eGFR、收缩压/舒张压、移植肾动脉PSV、段间动脉RI的差异。采用χ²检验比较两组受者性别、供肾来源、透析方式、供肾侧别、供肾动脉吻合方式及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发生情况;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两组受者移植前糖尿病、高血压和急性排斥反应发生情况。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TRAS组受者中13例行球囊扩张,2例置入球扩支架。随访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除1例受者因慢性排斥反应行移植肾切除术外,余15例受者移植肾功能均稳定。两组受者年龄、性别、移植前糖尿病、移植前高血压、等待移植时间、供肾来源、透析方式、供肾侧别、供肾动脉吻合方式、移植前血清肌酐、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及急性排斥反应发生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介入治疗前,TRAS组受者平均血清肌酐、收缩压及移植肾动脉PSV分别为(5.6±3.5)mg/dL、(144±9)mmHg(1 mmHg＝0.133 kPa,下同)和(3.4±1.6)m/s,均高于对照组[(1.9±0.8)mg/dL、(130±19)mmHg和(1.3±0.5)m/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94、2.35和4.73,P均<0.05);TRAS组受者平均eGFR和段间动脉RI分别为(18±15)mL/min和0.5±0.1,均低于对照组[(49±20)mL/min和0.6±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4.84和－3.88,P均<0.05)。介入治疗后,TRAS组受者平均血清肌酐、收缩压、舒张压和移植肾动脉PSV分别为(3.2±1.5)mg/dL、(128±16)mmHg、(76±8)mmHg和(2.0±1.0)m/s,较治疗前均有所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63、4.40、3.72和3.03,P均<0.05),但平均血清肌酐高于仍高于对照组[(1.5±0.5)mg/d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93,P<0.05)。TRAS组受者平均eGFR和段间动脉RI分别为(26±13)mL/min和0.6±0.1,均高于治疗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4.65和－3.25,P均<0.05);但平均eGFR仍低于对照组[(58±17)mL/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75,P<0.05)。 结论对于肾移植术后怀疑发生TRAS的受者应先进行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检查,然后再根据血管动脉造影进行确诊。介入治疗可有效改善TRAS受者移植肾功能。     

全身淋巴照射联合ATG在致敏患者肾移植及逆转AMR中的应用

目的 探讨全身淋巴照射联合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TG)用于高致敏患者肾移植脱敏治疗及移植后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MR)治疗的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9-2011年间13例肾移植受者的资料,其中2例为术前致敏患者,均接受全身淋巴照射+血浆置换+低剂量静脉注射丙种球蛋白(IVIG)+ ATG的脱敏方案;11例为经移植肾穿刺病理检查诊断的AMR,7例接受全身淋巴照射+血浆置换+低剂量IVIG+ ATG的治疗方案,4例接受全身淋巴照射+MG+ ATG的治疗方案.结果 术前脱敏治疗2例均治疗成功,并接受活体供肾移植,术后随访1年未出现病理证实的急性排斥反应,术后B淋巴细胞数量呈持续抑制趋势,随访期间未超过脱敏治疗前水平,术后各时间点调节性T淋巴细胞(Treg细胞)百分率较脱敏治疗前明显升高.术后AMR患者中,10例治疗后排斥反应成功逆转,1例因治疗失败行移植肾切除.治疗成功的AMR患者外周血B淋巴细胞比例及绝对数呈持续抑制趋势,Treg细胞百分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治疗后1年行移植肾程序性活检均未发现AMR.结论 全身淋巴照射联合ATG用于高致敏患者的脱敏治疗及肾移植受者AMR治疗,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其机制可能与诱导Treg细胞的产生有关.     

肾移植术后勃起功能障碍的机制及危险因素分析

阴茎勃起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调控过程,它包括中枢神经系统的性唤起、外周神经系统的信号传递、阴茎海绵体血管舒张以及静脉被动闭塞引发充血等一系列过程。在分子水平上,勃起过程依赖于支配血管平滑肌的舒张神经和收缩神经的精确动态调控,各种化学信号比如性激素、NO、内皮素、PGE-1的相互作用等等。任何水平的、系统性或局灶性的、器质性或功能性的障碍都将导致勃起功能障碍（erectile dysfunction,ED）的发生,从而不能完成满意的性交行为。研究表明终末期肾病能够在多个环节上对勃起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诱发终末期肾病患者ED发生的病理生理机制包括：内分泌因素、血管因素、神经因素、心理因素、血液因素和药理学等因素[1]。肾移植作为治疗终末期肾病最有效的手段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随着移植技术的普及和成熟,接受肾移植治疗的终末期肾病患者数量逐年增长,然而肾移植对终末期肾病患者勃起功能的作用仍然存在疑问[2,3]。移植受者移植后ED涉及到多个因素,包括心理因素、神经因素、血管因素和内分泌因素等[4],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对肾移植术后ED的机制及危险因素进行简单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