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肝癌肝移植预后的关键:适应证的选择

我国是世界肝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1],肝癌治疗中手术切除仍是获得长期生存的最有效措施,但大部分肝癌病人就诊时已属晚期,多伴有严重的肝硬化,或呈多中心发生,能够胜任手术切除的不到10%[2].20世纪60年代肝移植的出现为肝癌治疗带来了新的思路.近年来,肝移植在我国发展迅速,技术日臻成熟,肝移植亦已成为治疗肝癌的一个重要手段.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05年12月,全国累计施行肝移植手术已近10 000例,其中肝癌肝移植约占40%左右[3].随着肝移植数量的增加及经验的积累,国内许多肝移植中心已从既往的一味追求肝移植的“数量”向“数量和质量”并举的方向转变,而肝癌肝移植的适应证问题也逐渐成为争论的焦点.     

肝癌病人血浆和癌组织中血栓调节蛋白的检测

目的　检测肝癌病人血浆和肝癌组织中血栓调节蛋白 (TM )的表达 ,探讨TM与肝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方法　用酶联免疫吸附夹心法检测 45例肝癌和 6例肝良性占位病人手术前后的血浆TM水平 ;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肝癌及肝良性占位组织中的TM蛋白表达水平。结果　术前肝癌组血浆TM水平 ( 10 .2± 5 .7)ng/mL明显高于肝良性占位组 ( 6.1± 2 .2 )ng/mL和正常人对照组 ( 5 .7± 1.0 )ng/mL ,P <0 .0 5 ;术前TM血浆水平肝癌伴门静脉癌栓组 ( 6.9± 4.5 )ng/mL和多发肝癌结节组 ( 8.1± 4.6)ng/mL明显低于无门静脉癌栓组( 11.4± 5 .6)ng/mL和单发肝癌结节组 ( 11.5± 5 .9)ng/mL ,P <0 .0 5 ;40例肝癌病人肝癌切除术前TM水平( 10 .8± 5 .3 )ng/mL与肝癌切除术后 ( 7.6± 4.2 )ng/mL相比差异显著 ,P <0 .0 5。肝良性占位组术前与术后相比差异无显著性 ,P >0 .0 5。肝癌组织中TM蛋白表达阳性的病人术前血浆TM水平明显高于TM表达阴性者 ,P <0 .0 5 ;而术后血浆TM水平两者则无显著性差异 ,P >0 .0 5。结论　肝癌病人血浆中TM水平升高 ,TM水平的高低与门静脉癌栓的形成有关     

CCR1趋化因子受体在人肝癌组织中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目的了解CCRl趋化因子受体在人肝癌组织中表达分布情况，探讨其表达水平与临床病理特性的关系。方法采用RT-PCR、免疫组化、Western blot技术检测45例肝癌组织及相应癌旁肝组织CCRl趋化因子受体表达及分布情况，并分析其表达水平与临床病理特性的关系。结果RT-PCR、Western blot在肝癌组织及相应癌旁肝组织中均可以检测到CCR1趋化因子受体mRNA及蛋白，肝癌组织表达水平高于癌旁肝组织。免疫组化显示CCR1趋化因子受体主要表达于肝癌细胞膜。CCR1mRNA表达水平与病人性别、年龄、血清AFP水平、肿瘤大小、分期无明显相关性，而与肿瘤是否有包膜（t=2．305，P〈0．05）、门静脉浸润显著相关（t=3．004，P〈0．01）。无门静脉浸润的肝癌组织中，47．4％免疫组化染色强度为＋＋～＋＋＋，而有门静脉浸润的肝癌组织中，80．8％染色强度为＋＋～＋＋＋，两者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意义（X^2=5．511，P〈0．05）。结论肝癌细胞表达CCR1趋化因子受体，其表达水平与肝癌侵袭性尤其是门静脉浸润相关，有望成为判断肝癌侵袭性及预后的指标。     

天花粉蛋白对荷人肝癌裸小鼠的抑癌作用

目的 探讨天花粉蛋白(trichosanthin,TCS)对荷人肝癌裸小鼠的抑癌作用。方法 采用人肝癌原位移植模型。将24只裸小鼠分为TCSⅠ组、TCSⅡ组、TCSⅢ组和对照组，TCS剂量分别为0．2mg／kg、0．4mg／kg、0．6mg／kg，对照组用生理盐水0．2ml／只腹腔注射，共10次。第21天称瘤重和裸小鼠体重，计算抑癌率。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瘤组织中Ki67的表达。结果 对照组、TCSⅠ组、TCSⅡ组和TCSⅢ组平均瘤重分别为0．99g、0．81g、0．22g和0．20g。用药组瘤重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TCSⅠ组、TCSⅡ组和TCSⅢ组抑癌率分别为18．18％、77．78％、79．80％。对照组、TCSⅠ组、TCSⅡ组和TCSⅢ组平均鼠重增加为2．22g、1．22g、0．28g、一2．37g。用药组与对照组鼠重变化有显著性差异(P＜0．05)。对照组、TCSⅠ组、TCSⅡ组和TCSⅢ组Ki67蛋白阳性表达百分率分别为31．33％、29．92％、10．25％和9．67％。TCSⅠ组Ki67百分率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TCSⅡ组和TCSⅢ组Ki67百分率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 TCS对荷人肝癌裸小鼠的移植瘤有明显的抑癌作用。TCS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可能是其抑癌的机制之一。     

肝细胞癌综合治疗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第5位常见的恶性肿瘤，各种方法治疗后的总体5年生存率仅为7％左右．全世界每年由于肝细胞癌所致的死亡人数可达60万。既往肝癌疗效极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早期诊断困难，随着对肝癌高危人群的筛选，CT、MRI及PET等影像技术的提高，目前已能精确诊断并定位0．5cm左右的早期肝癌。而肿瘤生物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肝癌的发生、发展、转移和复发的分子机制有了新的理解。因此，近年肝癌的诊断及治疗有了很大提高，对传统的治疗手段不断也有新的认识．基于生物学研究的进步而发展的生物治疗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逆行法肝切除术在肝癌手术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逆行法肝切除术的切除率及其安全性。方法1994年6月至2005年12月同一手术组共切除难切性肝癌574例,其中用逆行法切除543例（甲组）,用传统方法切除31例（乙组）作为对照。结果两组均无围手术期死亡,甲组术中失血量和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均明显低于乙组（P〈0.01）。结论难切性肝癌行逆行肝切除术可明显提高切除率和安全性。     

结直肠癌肝转移的外科手术治疗

目的评价手术治疗对结直肠癌肝转移病人生存率的影响。方法回顾分析2000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收治的363例结直肠癌肝转移病人，其中91例为手术病例，评价手术治疗对生存率的影响。结果160例同时性肝转移病人中手术切除肝转移灶22例（13．8％），203例延时性肝转移病人中手术切除肝转移灶69例（34．0％），两者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同时性肝转移组手术死亡率（4．5％，1／22）高于延时性肝转移组（2．8％，2／69），两者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以2005年6月31日为随访终点，91例病人随访率100％，手术病人中同时性肝转移组1、3、5年生存率和中位生存时间与延时性肝转移组相似（P〉0．05），但术后复发率较高（36．4％vs21．7％，P=0．03）。363例病人中有36例具有手术指征而未手术病例，其1、3、5年生存率分别为47．9％、5．34％和0，明显低于91例手术病例（80．5％、33．0％和22．7％），（P=0．0034）。应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所有91例手术病人影响生存的因素进行多因素风险分析，得出手术切缘达1cm（β=-0．8351，P=0．0363）和复发后再次手术（β=-0．9428，P=0．0411）是生存的保护性因素，而术后复发（β=0．6471，P=0．0226）是生存的危险因素。结论手术治疗是结直肠癌肝转移的首选治疗措施，可以明显提高病人的术后生存。     

分子吸附再循环系统在肝移植前的应用

迄今为止，肝移植仍然是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方法，但因供者来源匮乏，多数患者在等待移植的过程中死亡。新近出现的分子吸附再循环系统（MARS）可有效清除蛋白结合毒素和水溶性毒素，缓解毒血症状，为患者赢得治疗时间，实现肝移植前后的平稳过渡。我们有14例慢性肝功能衰竭患者在肝移植术前应用MARS治疗，现报告如下。     

逆行肝切除治疗难切性肝癌244例报道

目的　逆行肝切除是治疗难切性肝癌的有效方法 ,本文报道了 2 44例临床经验。方法　常规肝切除方法切除困难的 2 44例巨大、显露困难或下腔静脉受累的肝癌采用逆行切肝法结合血管外科技术予以切除 (A组 ) ,同期临床特征类似的 31例肝癌采用常规切肝法切除 ,作为对照 (B组 )。结果　两组均无手术死亡 ,A组与B组相比 ,术中出血量较少 ( 12 90± 998ml比 2 2 86± 136 3ml)、术后胸水发生率 ( 2 6 /2 44比 10 /31)、腹水发生率 ( 72 /2 44比 19/31)、中度到重度黄疸率 ( 14 /2 44比 5 /31)、手术区积液率 ( 17/2 44比 7/31)、膈下感染率 ( 3/2 44比 1/31)、胆漏发生率 ( 2 /2 44比 1/31)、切口感染率 ( 3/2 44比 1/31)以及ALT恢复时间 ( 13.8± 5 .1天比 18.9± 8.9天 )均较低 ,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 .0 1)。结论　对于难切性肝癌而言 ,逆行肝切除是安全有效的手术方法。     

肝细胞癌复发转移的现代干预策略

近年来，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显著提高了肝细胞癌（简称肝癌）的疗效。对严格选择的病例，根治性的肝癌切除及肝脏移植术后5年生存率可达70％左右。但即使如此，术后超过70％的患者将发生肿瘤复发或远处转移，高达90％以上的肝癌术后死亡因素与肿瘤转移复发有关。由此可见，肝癌的复发转移是阻碍肝癌患者获得远期生存的重要因素，深入探讨复发转移的机制并寻找干预策略是肝癌诊疗领域的重要课题。